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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献】刘亚丁|禅宗的参悟与误读——禅宗文献在俄罗斯(三)

刘亚丁 中国俗文化研究 2021-09-19

刘亚丁(1959-),男,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俄国文学、世界汉学、中国民俗文化。


  摘要:本文首先考察俄罗斯汉学家和禅宗爱好者的对禅理的讨论。汉学家对中国禅宗史和禅籍有所研究,因而谈禅中的,此为汉学家之禅。也有一些俄罗斯不懂中文的俄罗斯文化人说禅,此为业余爱好者之禅。在俄罗斯,即使是业余爱好者谈禅,也有可观之处。其次,从两桩个案来看俄罗斯汉学家的禅宗的研究,马斯洛夫和古列维奇的禅宗研究堪称深刻有趣,不乏启发性,他们的禅籍翻译则各具特色。再次,俄罗斯的禅宗爱好者则以禅意来解读俄罗斯的经典作家的作品。鲍勒迪列夫认为,普希金的若干诗歌则具有清净的禅精神。库兹涅佐夫等学者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作出新解。这些同禅宗“即心即佛”之说相去不远。由此可以进而思考文化传播的源头和途径等问题。

关键词:禅宗  俄罗斯  研究 翻译 解读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文学经典中的禅意的考察。

也有俄罗斯的禅宗爱好者研究了俄罗斯诗人、学者和电影导演与禅宗的关系。这种研究大致可以算作“平行研究”,即禅宗并没有直接影响所讨论的俄罗斯诗人,只是研究者从这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中读出了禅意。在《禅宗文选》一书的第三部分“无边之禅”的第六部分为尼古拉·鲍勒迪列夫的三篇文章:《普希金与禅宗》、《瓦西里·罗扎诺夫之禅》和《安德列·塔尔科夫斯基之禅》。


尼古拉·鲍勒迪列夫《普希金与禅宗》,载《禅宗文选》


在《普希金与禅宗》一文里,鲍勒迪列夫先从宏观方面区别了基督教艺术家和禅宗艺术家:“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所有艺术家区分为基督教艺术家和禅宗艺术家(自然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而不完全是在理论和学术上)。基督教艺术无意识地(尽管无意识的程度是有区别的)起源于这样的信念:每个人的天性(意识)从根源上说都是肮脏的,有罪的(亚当式的原罪)。不管主观如何努力,即使有英雄式的行为,人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他根本上被抛出了世界性的清净和无罪的存在。禅宗艺术本能的信念与之相反:每个人的相信天性(意识)从根源上说是清净的,都能进入进入幸福的原初空寂。”[1]这与《六祖坛经》中“若言看净,人性本净”[2]之说颇相契合,可见鲍勒迪列夫对禅宗精神的理解并不偏差。

 鲍勒迪列夫认为,普希金的生活是由笑、愚弄和禅宗式的逗乐(«чаньского» зубоскальства)构成的。普希金的作品中没有宗教式的痛苦,没有与之相伴随的忧郁。鲍勒迪列夫对普希金的若干作品进行了分析。如普希金的《乌云》:

 

啊,暴风雨后残存的乌云!

你独自曳过了明亮的蓝天,

唯有你投下了忧郁的阴影,

唯有你使欢笑的日子不欢。

 

不久以前,你还遮满了苍穹,

闪电凶恶地缠住你的躯体;

于是你发出隐秘的雷声,

把雨水泻满了干涸的大地。

 

够了,躲开吧!时令已经改变了,

土地已经复苏!雷雨消失无踪:

你看那微风,轻轻舞弄着树梢,

正要把你逐出平静的天空。[3]

 

鲍勒迪列夫认为,这是聚散的轻柔,刹那前后(犹如生灭前后)同样的欣悦。这是存在的摇曳的、不住的、衡常冲动的微醺状态。[4]

 

夜的幽暗笼罩着格鲁吉亚的山岗,

喧腾的阿拉瓜河在我前面。

我忧郁而轻快;我的哀愁是明亮的,

它充满了对你的思念。

啊,它充满了你,只有你……再没有什么

使我的相思痛苦或烦乱,

唉,我的心又在燃烧,又爱着了,

因为——它不可能不去爱恋。[5]

 

鲍勒迪列夫指出:“这是禅宗的典型。在这里忧郁恰恰是明亮的。‘再没有什么使我的相思痛苦或烦乱’。深在的纯洁静穆于人之天性始源的空寂感中。对普希金而言,关键的诗句‘它不可能不去爱恋’居于这首诗的顶端。为什么‘哀愁是明亮的’,为什么‘忧郁而轻快’,为什么相思不会演化成揪心的忧郁?因为,普希金的爱不属于他自己,普希金不羁绊于爱的对象。他的爱是没有边际的,系于他目光所及之处。因为禅宗诗人的心‘不可能不去爱恋’。”[6]鲍勒迪列夫对普希金此诗的解读,似与慧能所说的解脱香不无相似之处。《六祖坛经》云:“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7]从这里可以看出,鲍勒迪列夫多多少少从普希金的诗中读出了一些禅意。

在期刊文章中,也有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古典作家创作中的某些状态与禅宗的一些现象作了比较研究。符塞沃洛德·库兹涅佐夫和柳波芙·涅鲁舍娃在《©作家协会》杂志2005年第6期发表了《更名》一文,在该文的第二部分里,他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干作品中的癫痫病“灵感”同禅宗的“悟”进行了比较,进而得出了理解自我,恢复本心,就是成佛的认识。

库兹涅佐夫和涅鲁舍娃首先援引了格利蒙斯通(Э. В. Гримстоун)的说法:在悟的状态中,癫痫病体验同禅宗的神秘体验具有相似性。他们说格利蒙斯通的这个观点说启发了他们,使他们写下了此文。[8]在文章中,他们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对主人公梅希金公爵对癫痫病体验的感知:“后来,在他康复之后,他在思考着一瞬间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知道,这种高度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因而也是‘最高存在’的所有这些倏忽即逝的闪光,无非是一种病态罢了,是对人的常态的破坏,如果这是对的,那么这根本不是什么最高存在,恰恰相反,只能算作最等而下之的状态。然而话又说回来,他最后还是得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悖论:‘是病又怎样呢?’他终于认定,‘倘若结果本身,倘若康复之后回想起来并加以考察的这一瞬间的感觉,是一种高度和谐与美,而且给人以一种前所未有和始料所不及的充实、恰到好处与心平气和,而且与生命的最高综合体热烈而又虔诚地融合为一体的话,即使这紧张状态不正常,又有什么要紧呢?’……这些瞬间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非凡的加强(如果必须必须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状态的话,那就是自我意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直接的自我感觉。” [9]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患有癫痫病,他的长篇小说《白痴》的主人公梅希金公爵也有此疾,上面的引文即是梅希金公爵的内心自由间接引语。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指出了梅希金公爵在癫痫病等方面体现出的自传性特征。[10]库兹涅佐夫和涅鲁舍娃认为,不管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还是在梅希金公爵那里,癫痫病都不是一种负面的东西,而是值得付出一生的“生命的最高综合体”。这两位作者指出,他们的目标就是“把握这种癫痫病的状态同禅宗顿悟的真实相近程度”。[11]

库兹涅佐夫和涅鲁舍娃把问题引入另一个层面来加以讨论,厘清涅槃与顿悟、心与天堂的关系。他们认为涅槃与顿悟,心与天堂是同一的。两位作者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东正教高僧佐西玛的话语来证实此判断。在“佐西玛长老生平自述”中,佐西玛长老以布道的语言说:“生活就是天堂,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天堂里,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知道这个,如果我们愿意知道,那么明天全世界都会成为天堂了。”[12]库兹涅佐夫和涅鲁舍娃认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天堂开启了忏悔的过程,这与禅宗观念是相近的。这两位作者引用了俄译本《六祖坛经》的若干文字:“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13];“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14]经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与《六祖坛经》的这些文字比较之后,两位作者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样来解释天堂和地狱的,将其视为心理现象。”他们认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来说,重要的不是窥见天堂,免堕地狱,而是明了自己的本性,达到对自我的充分确证。因此癫痫病就被当成了“自我意识的非凡的加强”、“高度直接的自我感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感受天堂就是直接认识自己之说,库兹涅佐夫和涅鲁舍娃表示认同,他们因此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禅宗诸师颇相契合:“这就跟禅师相近了。禅宗的中心思想就是——‘心’(未受污染的内在性质)。恢复本心(这个术语有时可以理解成“灵魂”)就是在内心成佛。”[15] 这两位俄罗斯作者如此理解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禅宗关系,应该说不算“出偏”:《六祖坛经》开宗明义:“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16],所说的大约译成俄文,就跟上面那段话的意思相去不遥。


马祖道一


可见,符塞沃洛德·库兹涅佐夫和柳波芙·涅鲁舍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作出新解:不管是《白痴》中的梅希金公爵以为癫痫病激发“高度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还是《卡拉马卓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认为心里里有天堂,这些都同禅宗的“即心即佛”观念是相通的。

在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维克多·佩列文的《夏伯阳与虚空》被称为是俄罗斯“第一部禅宗小说”。[17]这本小说已有郑体武先生的译本。对这本小说与禅宗的关系,国内学者郑永旺等已有论列,[18]在此不赘。


佩列文《夏伯阳与虚空》》


作为对以上三方面的述评小结,我们还可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文化(自然包括禅宗)在俄罗斯的传播,有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专家的传播,如汉学家对禅籍的翻译和研究;第二种是普通中国文化爱好者的接受和发挥,他们是通过学者专家的翻译、研究这个中介获得的。在第一种路径中比较接近中国文化的原貌,“耗散”较少。围绕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与中国文化原貌的关系,是有争论的。[19]在第二种路径中,因为是经过汉学家这一中介获得的,其“耗散”较多,而且国外中国文化爱好者自己的想象和创造成分更多。这种情形,不妨设想为投石与涟漪,假如中国文化是投石所落之处的,那么涟漪荡去,形成一个比一个更大圆圈形波纹。接近中心的圆形波纹,就是汉学家的翻译研究,更远的圆形波纹就是普通中国文化爱好者的接受。那么爱好者的接受是否就是彻底的歪曲呢?从上面叙及的俄罗斯的禅宗爱好者的情形看,倒也未必,中国文化的信息还是传导到了他们心里。

其次,文化传播是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禅宗在俄罗斯的传播,有两个来源:既有取自中国中土禅宗文献的俄文翻译,也有对日本的禅宗文献的俄文翻译。禅宗在宋朝时期,由中国僧人传到日本,于是在日本有了临济宗、曹洞宗的传人。后来禅宗在日本又同武士传统相结合。到了近代禅宗又由日本西传。铃木大拙在此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20]日本的禅宗书籍也北传俄罗斯,仅仅铃木大拙禅学的著作就有若干本被译成俄文,如《禅慧》(Наука Дзэн--ум  Дзэн)、《禅与剑》(Дзен и фехтование)、《禅与日本文化》(Дзэн и япо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在俄罗斯的禅爱好者(非汉学家)那里,中国禅与日本禅是不加区别的。如前述的尤里·兹维尔林《禅宗警句》那本书里,既有中土菩提达摩、临济玄义的语录,也有日本禅师白隠慧鶴、仙厓义梵的故事。所谓“竹密岂妨流水过,山高那阻野云飞”[21],文化的传播往往不会受阻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樊篱以及基于国家观念的文化分野。


铃木大拙《禅慧》俄译本



 本文以《禅宗文献在俄罗斯》为题目,曾发表于《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九辑,2014年,也曾以《禅宗文化在俄罗斯》为题发表于刘亚丁《龙影朦胧——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本文比较长,分三部分推出,本篇为第三部分。


[1]Николай Болдырев.Пушкин и дзэн//Антология дзэн.Челябинск:Аркаим,2004,с.359.尼古拉·鲍勒迪列夫《普希金与禅宗》,载《禅宗文选》,车里亚宾斯克:阿尔卡伊姆出版社,2004年,第359页。

[2] 慧能《坛经》,郭朋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6页。

[3] 《普希金诗选》,查良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3页。

[4]Николай Болдырев. Пушкин и дзэн//Антология дзэн.Челябинск:Аркаим,2004,сc. 362-363.尼古拉·鲍勒迪列夫《普希金与禅宗》,载《禅宗文选》,车里亚宾斯克:阿尔卡伊姆出版社,2004年,第362-363页。

[5] 《普希金诗选》,查良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2页。

[6]Николай Болдырев. Пушкин и дзэн//Антология дзэн.Челябинск:Аркаим,2004,сc.363.尼古拉·鲍勒迪列夫《普希金与禅宗》,载《禅宗文选》,车里亚宾斯克:阿尔卡伊姆出版社,2004年,第363页。

[7] 慧能《坛经》,郭朋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0页。

[8] См.Всеволод Куцнецов и Любовь Нерушева. Исправление имён// ©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2005.№6.参见符塞沃洛德·库兹涅佐夫、柳波芙·涅鲁舍娃《更名》,载《©作家协会》,2005年第6期。

[9]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臧仲伦译。南京: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17—218页。 

[10] См.Карен Степанян.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ЭТО БУДЕТ, НО БУДЕТ ПОСЛЕ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Жизнь Иисуса" Д. Ф. Штрауса и Э. Ж. Ренана и роман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диот"//Вопросы z'weiлитературы.2003№4.参见卡连·斯捷潘年《文学史“这将是最后的目标……”斯特劳斯<基督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载《文学问题》,2003年,第4期。

[11]Всеволод Куцнецов и Любовь Нерушева. Исправление имён// ©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2005.№6.符塞沃洛德·库兹涅佐夫、柳波芙·涅鲁舍娃《更名》,载《©作家协会》,2005年第6期。

[12]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秦水、吴均燮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册,1981年,第432页。

[13] 慧能《坛经》,郭朋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4页。

[14] 慧能《坛经》,郭朋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0页。

[15]  Всеволод Куцнецов и Любовь Нерушева. Исправление имён// ©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2005.№6. 符塞沃洛德·库兹涅佐夫、柳波芙·涅鲁舍娃《更名》,载《©作家协会》,2005年第6期。

[16] 慧能《坛经》,郭朋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页。

[17]А. Генис.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умер. Статьи и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9,с.232.См.Н.Л.Лейдерман,М.Н.Липовецкий.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Книга 3.М.:УРСС,2001,с.65. А.格尼斯《伊凡·彼得罗威奇之死——文章与研究》,莫斯科:新文学评论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参见Н.Л.列伊德曼、М.Н.利波维茨基《当代俄罗斯文学史》,第三册,莫斯科:УРСС出版社,第65页。

[18] 参见郑永旺《<夏伯阳与虚空>的佛教元素解读》,载《俄罗斯文艺》,2008年2期;郑体武《译者序》,载《夏伯阳与虚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19] 参见周宁《汉学和“汉学主义”》,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朱政惠《学术史告诉我们什么——以美国汉学、中国学发展的研究为例》;严绍璗《我看汉学和“汉学主义”》;《海外汉学:从知识到立场——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后三篇均载《国际汉学》第二十五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

[20] Se.Michelle Bfrker.”Zen Buddhism” in J.Gordon Meltom, Martin Baumann,Religions of the World. Santa Barbara:ABC-CLIO, 2010.Volume Six,PP.3178-3180.

[21] 普济《五灯会元》,中册,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84年,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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