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上“利害关系”的认定｜北京行政裁判观察
裁判要旨
裁判文书
文书标题及案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一审原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种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
法定代表人刘建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源源，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0号楼426室。
负责人黄路生，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长春，男，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干部。
委托代理人吴华，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
法定代表人孙皓，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光奇，女，1987年5月20日出生，满族，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育种总监，住北京市平谷区。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中国农业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法定代表人孙其信，校长。
委托代理人桂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蓉，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记录
上诉人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种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大午公司）不服被上诉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行初8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案件基本情况
2019年4月28日，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农09）新品种证字第80号《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以下简称被诉《证书》），主要内容为：新品种（配套系）名称为京粉6号蛋鸡，培育单位为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都公司）和中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农业大学），该品种业经审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和《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和畜禽遗传资源鉴定办法》（以下简称《鉴定办法》），特发此证。
河北大午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的被诉《证书》。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被诉《证书》中载明培育单位为北京华都公司和农业大学，河北大午公司对此能否提出撤销之诉的核心在于其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而“利害关系”主要从是否存在一项权利、该权利是否属于上诉人的主观权利、该权利是否可能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等三个方面加以判断。首先，河北大午公司主张被诉《证书》与其已经获得的（农09）新品种证字第67号《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以下简称67号《证书》）不存在明显区别，进而导致其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但是否存在明显区别是专业技术判断问题，由于被诉《证书》颁发可能对上诉人经济利益产生的影响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际影响，河北大午公司也不能因此当然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次，《畜牧法》和《鉴定办法》中仅赋予“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畜禽新品种、配套系或者畜禽遗传资源提出异议的权利，此种异议权系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衡量赋予一般公众权益，异议人并不能由此获得提出复议和诉讼的特别救济权利，相关法律规范中也没有特别赋予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获得者在先权利，河北大午公司并不能获得公法意义上救济权利。最后，国家畜禽委员会从事的评定工作是一种专业技术类的评定，制度设计和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维护，对于个体权益所产生的影响也仅是一种反射利益，而非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实际影响。综上所述，河北大午公司与被诉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核发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对此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河北大午公司的起诉。
上诉人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上诉人与京粉6号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核发行为（以下简称：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上诉人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第一，应将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判断上诉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主要标准。第二，上诉人具有行政实体法规定且行政机关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尊重和保护的权益。所以，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第三，就案件的特殊性而言，人民法院也不应认定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一、撤销一审裁定；二、本案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不能过分扩大理解，认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利害关系，也不能过分限制理解，将“可能性”扩展到必须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其实体权利。对于“利害关系”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予以确定，首先，应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其次，在当事人确有法律可保护权益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该权益是否应当通过本案的行政诉讼来保护。因此，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河北大午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的被诉《证书》。经本院审查，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被诉《证书》中载明新品种（配套系）名称为京粉6号蛋鸡，培育单位为北京华都公司和农业大学。河北大午公司主张“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与其获得67号《证书》的“大午金凤蛋鸡配套系”高度一致，不符合《鉴定办法》第六条的规定，不应授予其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导致其经济利益损失。是否存在明显区别是专业技术判断问题，由于被诉《证书》颁发对河北大午公司经济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河北大午公司也不能因此当然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同时，《畜牧法》和《鉴定办法》中仅赋予“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畜禽新品种、配套系或者畜禽遗传资源提出异议的权利，但此种异议权系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衡量赋予一般公众权益，异议人并不能由此获得提出复议和诉讼的特别救济权利，相关法律规范中也没有特别赋予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获得者在先权利，河北大午公司并不能获得公法意义上的救济权利。国家畜禽委员会从事的评定工作是一种专业技术类的评定，制度设计和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维护，对于个体权益所产生的影响也仅是一种反射利益，而非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实际影响。
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河北大午公司与被诉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核发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据此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本院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文涛
审 判 员 王 伟
审 判 员 韩 勇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法官助理 宋 凯
法官助理 李 崇
书 记 员 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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