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葛启航 | 元代“畏兀人”塔塔统阿族出达靼说
内容摘要：最早教蒙古人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的著名畏兀儿学者塔塔统阿，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元史•塔塔统阿》传所见“塔塔统阿，畏兀人也”的记载，断言其为畏兀儿人。实际上塔塔统阿名字中的“塔塔”，很可能即达靼（Tatar）的异译，以族名为姓氏。塔塔统阿先为乃蛮部太阳汗之王傅，1204年在成吉思汗灭乃蛮部后被俘，受成吉思汗之命教诸皇子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并创制回鹘式蒙古文。观其名号、生平活动与语言文字能力，可以推测，塔塔统阿当是一位居住在高昌回鹘境内的达靼人，因长期居住于畏兀儿地区，已经完全畏兀儿了。这一身份对他成为蒙古文化和畏兀儿文化的沟通者，起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塔塔统阿；畏兀儿；鞑靼；蒙古；乃蛮部
塔塔统阿是蒙古文字的创制者，名著史册。他以回鹘文字母创制蒙古文，对新兴的蒙古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蒙古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命塔塔统阿妻为其子哈剌察儿之乳母，“塔塔统阿召诸子谕之曰：‘上以汝母鞠育太子，赐予甚厚，汝等岂宜有之，当先供太子用，有余则可分受。’”至大三年（1310年），元武宗“赠（塔塔统阿）中奉大夫，追封雁门郡公”。[1] 由上可窥见塔塔统阿及其家人在蒙古国上层所拥有的重要地位。
《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塔塔统阿被位处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首领太阳汗尊之为王傅。1204年，蒙古部首领成吉思汗灭乃蛮部。在乃蛮部败亡时候，身为太傅的塔塔统阿怀印逃走，为蒙古军队俘虏，归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其教诸皇子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一般认为此即畏兀儿蒙古文创作之始，如萧启庆言：“根据现有记载，最先把畏兀儿字母介绍给蒙古人的功臣是畏兀儿人塔塔统阿。”[2]罗贤佑亦曰：“此事在成吉思汗煌煌生涯中，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情节，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却衍生出对于汗国发生巨大作用的结果。”[3]
关于塔塔统阿的族属，既然《元史•塔塔统阿传》言其为畏兀人，学界多从之。笔者关注这一问题有年，总觉得其间不乏蹊跷，首先，塔塔统阿既为畏兀人，何以被乃蛮部尊为王傅？其次，以回鹘文制作蒙古文，是不是应兼通二语？再次，“塔塔”源自蒙古语族语言，而“统阿”却出自突厥语族语言，何以如此？故而对塔塔统阿为畏兀儿人之说颇有疑问。
对塔塔统阿名字最早做出解释的法国学者伯希和，他认为“其名尚未能完全复原，可是后半只能是突厥语之Tonga（英雄）。所可异者，十三世纪的载籍，并无他书著录此名，亦无隐喻他的历史者，他得名好像在受追赠的封号之时（1308年），或者他的名声因此遂重”。[4] 伯氏已指出该名后半部“统阿”即突厥语Tonga（英雄）的意思，而对前半部分的“塔塔”却未置一词。近年中国学者张锡彤、张广达父子在汉译俄国学者巴托尔德的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时候，亦从伯希和之说，认为塔塔统阿的名字尚未能正常还原为畏兀儿语，但名字的后半部分为突厥语Tonga，即英雄。[5]
笔者认为，塔塔统阿名字中的“塔塔”很可能是Tatar，即达靼的意思。从史书言其为畏兀儿人看，塔塔统阿很可能是居于高昌回鹘境内的已完全回鹘化的达靼人。虞集《道园类稿》卷八《唐山集》之长序有如下记载：
序中的“达达儿国公”，陈得芝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陈氏已尝试将文中记载的达达儿国公和塔塔统阿勘同为一人。达达儿国公的姓氏“达达儿”无疑可还原成Tatar。果如是，则塔塔统阿名字应该还原为Tatar Tonga，即达靼英雄的意思。推而论之，塔塔统阿就应该是达靼人而非畏兀儿。
《元史•塔塔统阿传》称塔塔统阿系成吉思汗攻破乃蛮部时候俘虏的畏兀儿人，此处言其“自北庭事太祖”，不无矛盾之处。笔者疑文中的“北庭”并不是指北庭（别失八里）之地（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而应该是对元代畏兀儿地区的泛称。
元代北庭是畏兀儿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8] 故而元人常以“北庭”泛称畏兀儿地区，如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2《贡举策》曾经提及“北庭族属，邻于近似而均视蒙古，乘坚驱良，并列通显”。[9] 此处“北庭族属”当指畏兀儿人而言。再如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记载，元代畏兀儿名臣阿里海牙少时“求读北庭书，一月而尽其师学。甚为舅氏习拉带达拉寒所异”。[10] 这里将畏兀儿文称作“北庭书”。[11] 《元史》卷202《释老传•必兰纳识里传》记载：“其后又有必兰纳识理者，初名只剌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12] “感木鲁”即哈密，[13] 其前亦冠以“北庭”二字，“北庭”自然不可再视作某地的确指，只能看做元人对畏兀儿地区的泛称。《佛祖历代通载》卷22《舍蓝蓝传》记载：“师讳舍蓝蓝，高昌人，其地隶北庭。其地好佛，故为苾刍者多”。[14] 是为元人用“北庭”代称畏兀儿地区又一个证据。
尤其值得注意的元人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2《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的相关记载：
文中说扬珠布哈家族世居哈剌火州，关于其先祖镇守的锡勒沁城，因系清代四库馆臣妄改，故而复原困难，只可从读音相近的西域地名里找寻。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一书中对被四库馆臣妄改的元代译名尝试复原，将“锡勒沁”比定为鲁克尘（鲁克沁）。[16] 元代鲁克沁即汉代柳中，有元一代政治、经济地位甚高，更是被视作畏兀儿之佛教圣城，[17] 与墓志所谓“锡勒沁尤严险”地位相配。安部健夫认为，“锡勒沁”应即车尔成的音改，并据此推定高昌回鹘后期势力可能及于塔里木盆地南缘。[18] 刘迎胜先生认为安部健夫这一比定从地望看，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取信，并尝试将“锡勒沁”和处密城（Chomolkath）、唆里迷等地勘同，认为“其地究竟何在，尚未解决”。[19] 是知，锡勒沁之地应与北庭地区无关。总之，扬珠布哈家族活动与北庭地区无关，史文称他为北庭大族，显然北庭为概称。元代很多畏兀儿人被称为北庭人，都属于这种情况。职是之故，虞集《唐山诗》序称达达儿国公自北庭事太祖，此处“北庭”应系对畏兀儿地区的泛称，意指达达儿国公是畏兀儿人。这与《元史》本传所载他是成吉思汗攻破乃蛮部后俘虏的畏兀儿人相符合。
从史书称塔塔统阿为“畏兀人”看，应为回鹘化的达靼人，在乃蛮部任职。当时西域人在漠北各部任职和居住现象颇不少见，如成吉思汗手下名臣镇海原本是田姓畏兀儿人，迁居克烈部后改姓怯烈（克烈）。[20] 居于咸海以北的康里部人也有东迁进入漠北者，元代康里名臣不忽木祖海蓝伯曾在克烈部首领王罕手下为官。[21] 在1203年成吉思汗被克烈部击败，退到东面巴泐渚纳海子时候，曾经遇到从漠南汪古部来额尔古纳河流域贸易的回回商人阿三。[22] 巴托尔德认为阿三多半是后来蒙古军队西征花剌子模时，被术赤任为专使，派遣去锡尔河流域的昔格纳黑城（今哈萨克斯坦契伊利东南苏纳克—库尔干）劝降时候被杀的穆斯林哈桑—阿吉。[23] 以上数例，可见当时西域人迁居漠北并在漠北各部供职的不少。塔塔统阿亦应属于这种情况。
从塔塔统阿的经历看，也不难看出他很可能是达靼人。塔塔统阿供职于占据阿尔泰山两侧的乃蛮部。英国学者柔克义认为乃蛮部之名很可能是突厥语“光明”的意思。[24] 乃蛮部为突厥语族的说法为我国大多数学者信从。[25] 然也有人主张乃蛮部操的是蒙古语族语言。[26] 如乃蛮部部名“乃蛮”就有学者认为来源于蒙古语“八”的意思。对于这一问题，齐达拉图给予了颇有见地的解释：
质言之，乃蛮部有可能所操为蒙古语，也有可能是突厥语，若是后者，也是已经蒙古化的突厥语。在此情况下，塔塔统阿作为达靼人，和乃蛮部统治者对话无疑会方便许多。《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部大敭（按—即乃蛮部首领太阳汗）尊之为傅，章其金印及钱谷”。[28] 从塔塔统阿被乃蛮部首领太阳汗重用，甚至任命为王傅看，其所操语言应与乃蛮部相同或接近。乃蛮语若属于蒙古语族，与蒙古人语言一致自不必说，若属突厥语族，也已经蒙古化。这是塔塔统阿既能够服务于乃蛮人，又能服务于蒙古人的重要前提。后来成吉思汗破乃蛮部，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被俘虏后与成吉思汗有如下对话：
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教诸子以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看来，当时塔塔统阿对蒙古语已经十分熟悉。
总之，塔塔统阿很可能是达靼人，长期在高昌回鹘境内生活，回鹘化程度很深，既熟悉回鹘文化，又熟悉蒙古草原文化，这一身份无疑对他成为蒙古文化和畏兀儿文化的交流使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有关记载看，当时高昌回鹘境内分布着大量达靼人，并且以“达靼”作为名字或者名字一部分的人不少。塔塔统阿无疑属于这种情况。
早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境内就有大批达靼人分布。据突厥卢尼文《磨延啜碑》记载，在漠北回鹘汗国建立之初，就多次和跟八姓乌古斯联合起来的九姓达靼作战。[30] 当时九姓达靼分布在色楞格河中游以北，被回鹘征服后成为回鹘的附庸。当时分布在漠北的达靼人不在少数，如在回鹘牙帐附近就分布着达靼部落扎剌亦儿部[31]。贾耽《皇华四达记》记载了从中受降城北入回鹘牙帐的交通路线，其中提到唤作“达旦泊”的地名，王国维认为其地“疑似以达靼人所居得名”。[32] 王延德曾记载说：“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33]。这显然是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境内有大量达靼人的后世传闻。
早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达靼人就已经开始了往西方和南方的迁徙，如敦煌写本P. 2125是一份发生于猴年的大麦借贷的藏文契约文书。写作时间在828年前后。在文书上的七分签名中，有一份签名的名字是“KhergadIhacung”，[34] 这里的“Khergad”即九姓达靼克烈部。[35] 可见漠北回鹘后期已有达靼人南下迁入了当时吐蕃占领下的敦煌。当时达靼人还向西迁徙，一直到额尔齐斯河流域。哥疾宁王朝历史学家迦尔迪齐《纪闻花絮》(Zainu’l-axbār)一书记叙以额尔齐斯河流域为中心的寄蔑（Kimak）部的起源的时候，曾经提到达靼是寄蔑部落联盟起源的各部的重要组成部分。[36] 陈得芝认为这部分达靼人“有可能是流徙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达靼小部落，并非达靼本部”。[37] 德国学者马迦特（J.Maquart）甚至认为达靼人对寄蔑部落形成的关系最大，进而将寄蔑部看成属于蒙古系统。[38] 刘迎胜认为这部分成为寄蔑部一部分的达靼人西迁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时间“大约在回鹘西迁之前或以后”。[39]
笔者认为，如果迦尔迪齐所谓寄蔑部落起源与达靼有关之记载可信，那么，这部分达靼人西迁到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时间应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之前。理由如下：在820年代初前往漠北回鹘的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已有关于寄蔑部的诸多记载，称回鹘牙帐之左方为寄蔑之地，还提到由怛逻斯通往寄蔑的道路。[40] 9世纪大食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一书记叙了许多我国西北部和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族各部情况。在他记述九姓乌古斯国的时候，列举九姓乌古斯邻接各国的时候提到寄蔑（Kaymāk)。[41]《道里邦国志》记载的九姓乌古斯指的是漠北回鹘汗国，其材料当来自塔米姆•伊本•巴赫尔的游记。[42] 漠北回鹘汗国时期，西部疆域十分辽阔，根据记载，在回鹘汗国建立之初，疆域已经“东极室韦（今呼伦贝尔一带），西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43] 是见回鹘建国之初疆域西面已抵达阿尔泰山一带。
回鹘军队兵锋亦及于额尔齐斯河，如突厥卢尼文《磨延啜碑》第25~26行记载，在汗国初期一次和葛逻禄部战斗中，回鹘军队曾经渡过额尔齐斯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伯勒楚河（bolču）河源击败三姓葛逻禄。[44] 大约漠北回鹘汗国疆域西抵阿尔泰山及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故而和占据额尔齐斯河及其以西地区的寄蔑部接壤。上据塔米姆•伊本•巴赫尔游记和《道里邦国志》记载，可知寄蔑部无疑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已经形成并且成为漠北回鹘西邻。如果加尔迪齐的记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达靼人真的是构成寄蔑部起源的重要部族，那么他们西迁时间无疑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以前，甚至可能在8世纪。是见达靼人很早就开始从蒙古高原向西面和南面迁徙了。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大批部众西迁西域，建立高昌回鹘王国。从有关记载看，在高昌回鹘各个时期，境内都有大批达靼人分布，很可能有部分达靼人跟随回鹘人西迁至西域地区。成书于982~983年的《世界境域志》一书在九姓古斯（Toghuzghuz，即高昌回鹘）一章中称“达靼人也是九姓古斯的一种”。[45]这部分达靼人应该是跟随回鹘人西迁天山地区的达靼人[46]。武宗会昌二年（842年），黠戛斯使者向唐朝报告追击西迁回鹘情况，言：“[黠戛斯]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兼已得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47] 陆庆夫将“北庭”“达怛”间不点断，认为文中黠戛斯所获达怛部落来自安西、北庭一带，是840年以后随着回鹘西迁到那里的。[48] 似不甚妥。1124年辽亡，辽将耶律大石北走，占据漠北可敦城，以此为据点，之后又西征西域，于1130年途次高昌回鹘。这一时期可能也有部分达靼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从而分布于高昌回鹘境内。
除了跟随回鹘西迁分布于西域的达靼人，文书上也有高昌回鹘王国建立后达靼人来归的记载，如写成于930年前后的敦煌写本S.6551讲经文记述，当时高昌回鹘势力强大，四周各部归附的时候提到“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但，竟来归附，争献珠金”。[49] 这里的“异貌达但”，张广达、荣新江文没有点断，[50] 而华涛则点断为“异貌、达但”，并认为“异貌”可能是Yemak部的汉译。[51] 不管如何，有达靼归顺则是无疑的。从“竞来归附，争献珠宝”看，似乎这些部族刚刚归附高昌回鹘不久。
达靼人归附高昌回鹘之事又见于北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回鹘文写本xj222-0661.9。该文书正反两面，每面各31行，虽属元代之物，但描述的却是10~11世纪之事，讲述了一个高昌回鹘王及其军队的军事行动。白玉冬、付马二位皆倾向于认定文书所反映的是高昌回鹘建立之初9世纪后期的事情。[52] 笔者则认为这件文书反映的史事应该是11世纪后期喀喇汗王朝已经蚕食了高昌回鹘西部龟兹及其以西地区的时代，关于这一点拟另文叙述，兹不赘。这件文书中也提到了达靼人归附高昌回鹘之事（第45~51行）：
由是以观，有大批原来处于辽朝统治下的达靼人脱离契丹而投奔高昌回鹘，被高昌回鹘统治者安置在仰吉八里（今新疆玛纳斯西）附近。高昌回鹘和漠北接壤，和漠北达靼关系密切。比如981~984年出使高昌回鹘的宋使王延德即经由漠北达靼而西行，可见当时漠北达靼地区和高昌回鹘存在的密切关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记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塔坦国遣使者唐特墨与高昌国使安骨卢贡.骨卢复道夏州还.特墨请道灵州，且言其国王欲观山川迂直，择便路入贡”，[54] 可见高昌回鹘还曾经和达靼一起朝贡北宋。一直到西辽时期还存在从漠北经过高昌回鹘的交通路线，如《元史》卷1《太祖本纪》记载，12世纪末，漠北克烈部首领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曾经投奔乃蛮部，乃蛮部首领亦难赤帮助他击败汪罕，尽夺汪罕部众与之，“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后于1196年返回漠北。可见当时高昌回鹘和漠北地区的密切关系，达靼人从漠北归附高昌回鹘，本不足为怪。
除了迁入高昌回鹘境内的达靼人，史书也有关于达靼人在高昌回鹘边界附近活动的许多记载。如乌特比《亚米尼史》、伊本•阿西尔《全史》都提到伊斯兰历408年（1017-1018年，一说在伊斯兰历403年）大批来自“秦”的游牧人入侵喀喇汗王朝，深入到距离八剌沙衮八日程的地方，然后退去，喀喇汗王朝君主托干汗阿赫马德率军追击三个月之久。这部分入侵者很可能是受辽军打击而进入喀喇汗王朝境内的阻卜（达靼）人。[55] 《辽史•耶律化哥传》记载，在辽圣宗开泰年间耶律化哥讨伐阻卜的时候，“化哥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这里的“翼只水”，当即今额尔齐斯河。古代蒙古语中许多词汇借自突厥语，凡是蒙古语中含有辅音-d-的，在蒙古语中往往变为-j-，故而“翼只水”一名是操蒙古语的契丹人或者阻卜人对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的称呼。[56] 可见在耶律化哥讨伐阻卜时期，曾有阻卜人屯于距离高昌回鹘北境不远的额尔齐斯河流域。这些活动在距离高昌回鹘边界不远的达靼人，无疑会有一些进入高昌回鹘境内。如前引《耶律化哥传》，耶律化哥击溃阻卜后，即“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白拔烈之地即蒙元时代的独山城，地在今新疆木垒附哈萨克自治县附近，[57] 很可能耶律化哥因追击阻卜，深入高昌回鹘境内。
敦煌文书P.3579《雍熙五年（988年）十一月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记载，雍熙二年（985）沙州百姓吴保住作为贸易使团的一员出使甘州，在途中被劫到伊州。后由隶属沙州使都安知班次的押衙曹闰成在伊州柔远县赎出。二人在返回沙州途中，“左于达怛边，买老牛一头”。[58] 这段记载说明从伊州到沙州一带分布有达怛部族。[59]
上举许多史料反映出高昌回鹘境内之大批达靼人状况，这些人有的以“达靼”为名，有的以“达靼”作为名字的组成部分，诚如葛玛丽所指出的那样，回鹘文书中的人名Tatar来源于民族名称[60]。比如吐鲁番出土回鹘文SUS2.49.1为土地买卖文书，第22行提到一个证人名叫Tatar。[61] 刘戈先生指出，该文书中的“tatar应即操蒙古语的部名Tatar，它是塔塔尔人（即达靼）在回鹘化过程中部名在人名上的残余”。[62] 值得注意的是，1209年，畏兀儿亦都护杀死西辽派遣于哈剌火州的少监，向成吉思汗表示归附，“为表明对哈剌契丹的敌对态度和对成吉思汗的驯顺，[亦都护]向成吉思汗派去了[由]名为合勒迷失—合塔、乌马儿•斡兀立、塔塔儿（Tātār）[的数人组成]的使团；成吉思汗抚慰了来使，并降旨让亦都护前来陛见”[63]。畏兀儿亦都护派遣去成吉思汗处的使者塔塔儿应系居住于畏兀儿境内的达靼人。可能畏兀儿人操突厥语，和操蒙古语者有别，而高昌回鹘境内达靼人的语言和蒙古语同为蒙古语族，差别不大，故亦都护择其为使，觐见成吉思汗。
以“Tatar”为名的达靼人在高昌回鹘境内亦不乏其例，德藏Mainz738回鹘文写本第5、6行就出现有人名“TatarTäŋrim”，[64] 俄藏回鹘文书SI Kr I 420第5行也有人名“TatarA(n)gsï(?)”。[65] 将Tatar置于名字前作为姓的现象，在汉文史料里也有反映，畏兀儿人哈飒不华在元武宗时期官拜院使，元人刘敏中撰《勅赐将作院使哈飒不华昭先碑铭》以记叙其先世，曰：
答答不花名字中的“答答”实乃Tatar之音译。若此推测不误，则其先祖应出自达靼，同样也是居于高昌回鹘境内的达靼人。从史书称其为畏兀人，以及从碑文看其后代名字中不再冠以“答答”诸因素看，大约他这支融入畏兀儿，完全回鹘化的达靼家族，已经忘却了原有的身份。
塔塔统阿的情况和答答不花如出一辙，也在名前冠有“Tatar”之谓，其名可还原为TatarTonga，即“达靼英雄”之意。从史书称他为“畏兀人”看，他是已经完全回鹘化的达靼人。
[1]《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48~3049页。
[2]萧启庆：《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年，第80页。
[3]罗贤佑：《畏兀儿文化与蒙古汗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第31页。
[4]P.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 T’ung Pao27, 1930, p. 33; [法]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7页。
[5] 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0页。
[6]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八《唐山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70页。
[7]陈得芝：《元代多元文化社会的言语文字二题》，《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8]安部健夫：《西ウィグル國史の研究》，京都：匯文堂書店，1955年，第301~315頁；[日]安部健夫著，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6~230页；陈高华：《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历史研究论文续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0~281页。
[9] [元]欧阳玄著，魏崇武、刘建立点校《欧阳玄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10] [元]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9，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851页；[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之三《丞相楚国武定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1页。
[11]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72页。
[12]《元史》卷202《释老传•必兰纳识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9~4520页。
[13]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31页。
[14]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舍蓝蓝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69页。
[15] [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2《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91页。
[16]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18《燕只不花传》，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第730页。
[17]杨富学、张田芳：《元代柳中佛教神圣地位的呈现与成因》，《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9~30页。
[18]安部健夫：《西ウィグル國史の研究》，京都：匯文堂書店，1955年，第504~505頁；安部健夫著，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8~369页。
[19]刘迎胜：《元代畏兀儿地名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第25页。
[20]丁国范：《镇海族源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期，1986年，第43~47页。
[21]《元史》卷130《不忽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63页。
[22]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校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94页。
[23]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Invas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1928, p. 414;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0页。
[24] W. W.Rockhill,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00, p.110.
[25]如周清澍：《汪古的族源》，《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刊》，呼和浩特：中国蒙古史学会编印，1979年，第200页；韩儒林：《蒙古氏族札记二则》，氏著《穹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53页；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年增刊第2期，第21页；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73页；巴哈提•依加汉：《读〈史集•部族志〉“乃蛮”条札记》，《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1990年，第117~118页。
[26]如黄时鉴：《元代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考》，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3年）》，呼和浩特，1986年，第1~5页；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氏著《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02页。
[27]齐达拉图：《十至十二世纪蒙古高原部族史探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88页。
[28]《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48页。
[29]《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48页。
[30]耿世民：《古突厥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197页。
[31]皮路思：《〈史集•部族志•扎剌亦儿传〉研究》，《蒙古史研究》第4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页；刘迎胜：《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9~31页；谢咏梅：《扎剌亦儿族源管见》，《元史论丛》第8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3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四《鞑靼考》，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39页。
[33] [宋]王明清：《挥塵录》卷之四《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34]Tsuguhito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Tokyo: Daizo Shuppan, 1995, p. 202; [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赵晓意校《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1~266页。
[35]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8~49页。
[36] A. P.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II (1982), 1983, pp. 120-121；[匈牙利]马尔丁奈兹著，杨富学、凯旋译《迦尔迪齐论突厥》，杨富学编著《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48~249页。
[37]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38]J.Marquat, 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 W. Bang und J. Marquart (hrs.), 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 Beilin,1914, S. 25-238.
[39]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40]V. Minorsky,Tamim ibn Bahr’s Journal to the Uyghurs, Bulletinof School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2, 1948, pp. 283-284.
[41]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郅溥浩校订《道里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4页。
[42]Etienne de la Vaissie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James Ward, Leiden, 2005, p. 313. note 84;[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43]《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5页。
[4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200页。
[45] V.Minorsky, Hudud al-‘Ālam. “The Regions of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 - 982 A.D., London, 1937, p. 94；佚名著，王治来译《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46]赵琦：《10世纪末九族达靼之构成——兼及九姓达靼、阻卜词义之蠡测》，《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99页。
[4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6会昌二年（842）冬十月条。
[48]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合刊，第15页。
[4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1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录文载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61页；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50]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24页。
[51]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52]白玉冬：《有关高昌回鹘的一篇回鹘文文献——xj 222-0661.9文书的历史学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第134~146页；付马：《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9号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西域文史》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5~162页。
[53]ZhangTieshan& Peter 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Acientiarum Hungaricae 64 (2), 2011, pp. 139, 143；张铁山、茨默著，白玉冬译《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篇备忘录》，杨富学编著《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92、295页。
[5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66页。
[55]华涛：《高昌回鹘和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第28页。
[56]刘迎胜：《辽与漠北诸部——胡思母山蕃与阻卜》，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4页。
[57]戴良佐：《独山城故址堪踏记》，《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1984年，第107~108页。
[58]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08页。
[59]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第13页。
[60]A. von Gabain, Das Leben im uigurische Königreich von Qočo (850-1250), Wiesbaden, 1973, S. 72; 冯•加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年）》，吐鲁番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第48页。
[61]山田信夫著，小田壽典、ペーター・ツィ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第2卷，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8页；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1~152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
[62]刘戈：《从回鹘文契约文书看13—14世纪高昌地区的民族或部落》，《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52页。
[63]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2页。
[64] P. Zieme, Materialien zum uighuri schen Onomasticon II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 Yılığı Belleten 1984, Ankara, 1987, S. 280.
[65] L.Tugusheva, Early Medieval Uighur Records from East Turkestan,Manuscripta Orient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Vol. 2, No.3, St. Petersburg-Helsinki,1996, p. 14.
[66] [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4《勅赐将作院使哈飒不华昭先碑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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