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兴 杨富学 | 秦州粟特米氏墓志铭新探

摘要：秦州米氏墓志铭现藏偃师市张海书法艺术博物馆，出土地应在河北正定。志文言米国故长史稟那天宝初入唐朝贡，获得优厚待遇，滞留不归，后入籍秦州，乃粟特人华化之一重要途径；志文所见贞元初（785）上谷叛乱，实乃建中三年（782）朱滔与田悦、王武俊、李纳等联合发动的“四镇之乱”之余绪；秦州米氏很有先见之明，在上谷叛乱发生之前即由上谷迁往博陵，使家族得免战争荼毒；秦州米氏作为入华粟特人稟那之女，嫁于长沙罗公为妻，罗公任职东宫，为“太子右赞善大夫”，为正五品上。罗公与米氏所生五子当中有三人入朝为官，其中两名在义武军中任职。米氏虽为昭武九姓胡，但崇信佛教，是一位虔诚的佛弟子。这些资料对于入华粟特人的活动区域、宗教信仰与汉化问题的研究，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米氏墓志铭；粟特；秦州;上谷叛乱

河南省偃师市张海书法艺术博物馆藏有唐代墓志一方（图1），志石边长69厘米，青石质，首题“唐故朝议郎试太子右赞善大夫长沙罗公夫人秦州米氏墓志铭并序”，志文行书，满行27字，共28行，共726字。墓志出土地点不详，但从上引志文所载墓主生前的活动区域与死后归葬地判断，应出自今河北正定顺平县一带。志文内容丰富，尤其指出墓主之先出自西域米国，这对研究粟特人入华和汉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志文与拓片虽已公刊，[1]  但刊布者仅着眼书法，未就志文所反映的史实及其学术价值做任何研究。兹后，王庆昱撰文探讨了米国国王遣使来华的经过及其路线、米氏与吐火罗关系等问题，[2]  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看法，足资参考，但对墓志所彰显的其他问题未予深究。有鉴于此，特撰此文，就其中被忽略或存在争议的几个问题略申己意，冀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图1：秦州米氏墓志铭

一、米国贤王入朝事小考

秦州米氏墓志铭第5—7行有言：

西域米国故长史，贵号稟那，天宝初，远从贤王来朝上国。玄宗奇之，俾有司厚礼，每事加等，因遂愿留不归。[3]

米国为中亚昭武九姓国之一，大体应相当于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Pyanjikent），从汉晋以来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交往，其国的使者和商人就穿梭在丝绸之路上。《新唐书·西域传》载：

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4]

高宗显庆年间，唐朝平定西域，原来臣服于西突厥、大食的中亚属国，也尽为中国所有，唐朝还在这些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府州。[5]  其中在米国故地设立了南謐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而禀那的米国长史之职，亦显然是受唐制影响之产物。自显庆三年（658）以后，米国对唐朝贡不绝，至盛唐时期，米国与唐朝的关系更加密切，自玄宗开元六年（718）始入贡于唐至代宗大历七年（772）十二月，米国共贡唐10次，不能不谓频繁。[6]

虽然史书未明确记载稟那的这次朝贡活动，但透过墓志，结合相关的其他史料记载可以推测：米国国君选任了老成持重的旧臣禀那作为使者随行出使唐朝，玄宗封米国国君为恭顺王，封其母为可敦郡夫人。稟那入朝以后，“玄宗奇之，俾有司厚礼，每事加等”。但何以奇之？史料未备，不得而知。以理度之，或因其才识过人，或因他善于乐舞。由于待遇优厚，稟那最终“因遂愿留不归”。由是以观，“稟那入朝”堪充粟特（九姓胡）因使入华并长居中国的典型案例之一。

二、志文所见贞元初上谷叛乱

秦州米氏墓志铭第13—14行有如下话头：

贞元初，家在上谷，默睹时变，审识危兆，寻约诸子徙居博陵。既遂计而上谷叛，其洞幽鉴微，避地就福也如此。昔括母免于坐累，严母归而扫墓，虽先见其咎而不克，早图其吉，今古相并。[7]

志文中所述“上谷”与“博陵”均为河东重镇，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定州博陵郡，上。本高阳郡，天宝元年更名……有义武军，建中四年置。”[8] 《唐会要》卷78亦曰：“易州上谷郡，上。有高阳军。高阳军，本瀛州，开元二十年移在易州。”[9]  说明两地都有驻军，驻军数量见于《通典》：“高阳军上谷郡城内，管兵六千人。”[10]  推而论之，那么，高阳军管兵数量应该与义武军大体相侔。

“上谷”与“博陵”在《旧唐书·地理志二》均有记载：

定州上，后汉中山国。后魏置安州，寻改为定州……天宝元年，改为博陵郡。乾元元年，复为定州。[11]

易州中，隋上谷郡……天宝元年，改为上谷郡，复隋旧名。乾元元年，复为易州。[12]

揆诸文献，从武德七年（624）将定州改为都督府以来，其下辖州郡当中没有博陵，直到天宝元年（742）将定州改为博陵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定州，此名在唐代建制中再未变化。是知，“博陵”与“定州”应为平行的更替建置，不存在隶属关系。易州名称变化和定州类似，武德四年将上谷郡改作易州，天宝元年复隋旧名，改为上谷郡，乾元元年复为易州，则“上谷”和“易州”为平行的更替关系。依此推断，德宗贞元初在以上二州改名之后，据《旧唐书》应该称“易州”“定州”才是，不应有“上谷”“博陵”之名。但志文中明确指出“贞元初（785），家在上谷”，“寻约诸子徙居博陵”，可见官方虽然将两地更名，但民间还是习惯旧称，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印证。活动于德宗时期（779－805年在位）的权德舆，在《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义武军序》中称：“司徒延德王握兵符相印，专征于博陵、上谷之地，理下建都府，以雄山东。”[13]  说明在定州改博陵、易州改上谷半个世纪后，时人还有称定州、易州为博陵、上谷的习惯。

志文所述“上谷叛”或许与“四镇之乱”存在一定联系。建中三年（782）底，朱滔自称冀王，魏博田悦称魏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四镇歃血为盟，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叛乱。《旧唐书·德宗纪上》曰：“建中四年六月，马燧、李怀光、李抱真、李芃屯魏县，李晟屯易定，李勉、陈少游、哥舒曜屯怀、汝间，神策诸军皆临贼境。”[14] 易州上谷郡地处北境，情势自然吃紧。兴元元年（784），“张孝忠以易州归国，诏以孝忠为义武节度使，以易、定、沧三州隶之”。[15]  易州毗邻幽州，剑拔弩张之势在所难免，“上谷叛”的发生与米氏的外迁均与这一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有学者将“上谷叛”理解为背叛粟特，如王庆昱博士即言：

“安史之乱”后，成德军聚集了大量的安史旧将和胡族，成德镇成为河北藩镇中接纳胡人最多的一个藩镇。因而张孝忠投降朝廷，自然就与出身粟特人的米氏一家的立场截然相反。故其墓志对张孝忠投降朝廷用一个“叛”字来表述，而米氏一家对其的反抗就是从易州迁徙到定州。[16]

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于理难通。墓志明言是因为米氏“审识危兆”才决定“徙居博陵”，而后才有“上谷叛”。这一决定使米氏家族免于战争荼毒，其意明显在于颂扬米氏夫人有“洞幽鉴微，避地就福”的先见之明。墓志用的“大唐”年号，志主身份被称作“唐故朝议郎试太子右赞善大夫长沙罗公夫人”，在此情况下，墓志撰写者对张孝忠投降朝廷之举应予赞扬才符合常理，怎么会用一个“叛”字来表述呢？米氏反抗张孝忠，岂不是站在唐朝的对立面吗？职是之故，笔者不敢苟同王氏的见解，应将这里的“上谷叛”理解为“四镇之乱”的余绪，变乱导致了米氏一家向正定境内的迁移。 

三、秦州米氏之婚姻 

唐初入华粟特人多以聚落形式存在，如唐代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即建立在粟特聚落的基础之上，就其位置言，恰好就处在敦煌城东一里处的祆祠所在地，这里又称安城，也是粟特民众的精神信仰中心。[17]  唐代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一带设六胡州，即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和契州，以安置降服唐朝的外来移民，其中就有大量粟特人。[18]  粟特人多内部通婚，间或与其他民族通婚，由于唐朝政府对外来人口娶汉地女子有限制，使其与汉族通婚较少。在唐后期，粟特人之间的通婚减少，而与汉族之间的通婚逐渐频繁。[19]  如洛阳龙门唐代定远将军，曾为安国大首领的安菩，其夫人为何氏，当是昭武九姓之何国人。二者同属九姓胡。[20]

秦州米氏墓志铭第7—13行记载：

夫人即长史之季女也，质同洁玉，行等芳兰。幼备闺仪，长弘礼教。聆音合雅，秉操惟仁。内明道源，外达时要。瓌宝溢目，无挂于心。绮绣填室，非能悦志。喜愠得丧，不见于形言。庆叶齐陈，启凤凰之兆；体均秦晋，膺綵雁之请。是以出适罗氏，室家攸宜，琴瑟谐韵；繁祉斯著，钦柔族姻；端守静恭，式崇孝享，洎移天谢世，而年尚青春，髽首戚容，昼哭垂血。择邻诫嗣，高纵侔孟氏之规；誓节指舟，懿范并班家之美。诸孤成立，生涯转丰。[21]

志文记述的故女主为秦州米氏，其父稟那为西域米国故长史，天宝初随“贤王”朝贡，为玄宗所奇，遂终留居中国。墓主米氏是稟那之季女，“质同洁玉，行等芳兰；幼备闺仪，长弘礼教；聆音合雅，秉操惟仁；内明道源，外达时要。”长而出适于同是“西域名王贵种”的长沙罗氏为妻。之后，其家族居住在定州一带，贞元初（785）从上谷迁往博陵。她有子五人：长子名惟谦，地位最显，为“中大夫、试殿中监、上柱国”；第二子、三子在藩镇任军职，四子事佛，五子专经，可谓家道兴旺，安居乐业。夫人于“大唐贞元廿一年（805），岁在乙酉夏五月丁亥，遘疾遽至沉绵”，五日后“终于定府安乐里之私第”，终时“春秋六十有三”，据此推断夫人米氏大约出生于玄宗天宝初年（742）。“其年（贞元廿一年）秋八月廿四日庚申，迁祔于定府北平县西北卅里富乐之原”，与已故的罗公合葬。[22]

禀那在开元时期入朝，按入华粟特人居住习惯和婚俗，其选择定居的秦州应有粟特人聚落存在，其配偶很可能也是昭武九姓之一或其后裔。秦州米氏为米国故长史之季女，从世系上看其是“胡二代”，其配偶长沙罗公到底是何种族呢？罗姓的情况比较复杂，其有中原罗氏和胡人改姓两种，其中前者有豫章、齐郡、襄阳、河东、蜀郡等几支。

作为胡姓，其来源人言言殊。池田温认为吐火罗以国为姓，其居民多以“吐火罗”“罗”为姓，出自吐火罗势力圈的罗氏都是吐火罗等国家的“王”，其在这些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23]  吉田丰则在大夏语文献中找到了与罗姓有关的材料，[24]  荒川正晴将广义的“粟特商人”定义为来自粟特、吐火罗斯坦一带的商人。[25]

从正史史料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出，隋唐五代间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数量虽远不如粟特人为多，但数量也不在少数，他们不仅与昭武九姓经常出现在很多场合，而且与之通婚。[26]  就志文所载罗氏与米氏的通婚言，其例不孤，“入质于唐，长居中国”的回鹘摩尼教高僧米副使是回鹘化的粟特人，有“四息二女”，其中有一女即嫁于罗门为妻。[27]  米氏应为西域胡人，而且最大可能为米国（片治肯特）粟特人的后裔。两个胡人后裔组建家庭，繁衍子息，那么其家族和子嗣仍然保留了胡人血统，成为“杂胡”。

关于秦州米氏家族入华后的历官情况史料缺载，据志文看，其夫长沙罗公任职东宫，为“太子右赞善大夫”。据《旧唐书·职官志》，东宫官属除常见的“三师三少”等职外，“并设左右赞善大夫各五人，为正五品上。”[28]  罗公与米氏所生五子当中有三人入朝为官，其中两名在义武军中任职。这和中晚唐以来的风气有关，有很多胡人于军中任军职，河东诸镇尤甚。[29]  如在河北大名县发现了的米氏唐墓，墓主米文辨就在魏博镇军队任要职。而义武军中胡人后裔也不在少数，元和时期的“唐义武军节度易州高阳军马军都知兵马使，银光禄大夫兼监察御史”石默啜，就是义武军节度使浑镐手下的粟特胡人将领。[30] 

四、秦州米氏之崇佛 

秦州米氏“敬信空王，殷崇胜业。造幡铸像，施供写经，佛事良缘，精进不倦。怜贫济乏，物无不周。食不味荤羶，心不惜珍异”（秦州米氏墓志铭第16—17行），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

从宗教信仰来看，粟特人以信仰祆教为主，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出土北周安伽墓、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北周史君墓、河南安阳附近出土北齐粟特贵族墓石阙、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隋代虞弘墓（图2）等，反映的都为祆教崇拜内容。 

图2：虞弘墓祆教圣火坛与祭司[31]

拜火教之外，摩尼教在粟特人中亦非常流行，回鹘将摩尼教奉为国教，即为受粟特摩尼师影响所致。[32]

同时，粟特人也有信仰佛教者，《新唐书·西域传》：“尚浮屠法，祠祆神。”[33]  龙门石窟南市香行社等人造像记中，其香行社的社官安僧迖、录事史玄策及其它一些成员很可能是粟特人。[34]  最有力的证据是新近公刊的榆林碑刻艺术博物馆藏汉—粟特文合璧《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有言：

优婆姨姓安，凉州姑臧人也。自开元十七之岁，凡仙□□，□□，遂闻有普别两种仏法耳。虽闻有乘□灵身，唐称二周，俄经三载，后遇良友，方信一乘之妙理，启凡俗之迷心，誓毕三祇，尝闻正法。以开元廿四年二月廿五日，[遘疾]于群贤坊私第里也，春秋六十有一。[35]

粟特文部分经由毕波与英国学者辛威廉（Nicholas Sims-Williams）合力释读，其内容与汉文本基本一致。[36]  形式相近的同样用粟特文和汉文合璧题铭的还有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的北周史君墓，墓主同样来自凉州，只不过墓主的身份为萨保，[37]  属于拜火教。

通过对敦煌文书研究可以看到，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官当中有相当数量出身于敦煌粟特，吐蕃时期敦煌被占领后甚至有祆教信徒粟特人变为佛教寺户。[38]  这种改变其实不仅存在于河西边城，同时也发生于中原地区，诚入华粟特人汉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通过选择更大众的信仰来表达自己不想与汉民族对立的态度，在安史之乱之后的民族排斥情绪中，对巧妙地保持自己种属的相对独立是大有好处的，这可能是中晚唐以后很多入华胡人在信仰取舍上的选择。[39]  在这种背景下，秦州米氏“敬信空王，殷崇胜业”，不仅如此，她还造幡铸像，施供写经，结缘佛事，不食腥荤。由这些行为观之，她不仅敬信三宝，而且还持戒、布施，为虔诚佛弟子。受其影响，米氏有一子“童子出家，持佛戒，兼持法花经，明大演”，这完全是一个佛教徒家庭熏陶的结果。尤有进者，唐代入华传教的粟特僧侣僧伽大师，在中原被视作观音化身、泗州大圣，后被称为泗州文佛，成为中原佛教至尊。他既擅长粟特祈雨术，又精通西域幻术，还善于西域医药及占卜，凭借自己的神通救人，利益众生，故而赢得了佛教和摩尼教徒的爱戴和敬信，渐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僧伽大师信仰。[40]

与秦州米氏大体同时代而且同样来自米国的米继芬家族则敬信景教。米继芬卒于唐永贞元年（805），其祖任本国长史（与秦州米氏之父稟那官号相同），其父被“邀质京师，永通国好”。米继芬“承质子，身处禁军”，其夫人米氏，有二子，长子任军职，幼子住大秦寺。[41]  大秦寺者，即景教寺院也。

兼具佛教、景教二者混合特征的入华粟特米氏，则以2006年5月在洛阳发现的唐代景教石刻最为典型，八面体石灰岩棱柱之第五面第二行至第八面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一篇，尾题如下文字：

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检校茔及庄家人昌儿。故题记之。

其大和三年二月十六日壬寅迁举大事。[42]

三位大秦寺领导者中，两位俗姓米（法和玄应和玄庆），一位俗姓康，一方面说明洛阳有米姓景教徒存在，另一方面说明，因受到佛教的影响，粟特景教徒有俗姓和出家名号之别，体现了佛教和景教的融合。当然，就粟特宗教而言，佛教和景教并不占主流，占主流的仍然是拜火教和摩尼教。

秦州米氏夫人之子除了担任武职、弘扬佛法以外，另外还有一子“专经应孝廉”，专攻汉学，其虽两考未捷，但离“长鸣之望非远”，这一切“咸绍赞善之风，服勤夫人之教”，虽是夸赞之词，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罗公与其夫人对其子汉化的影响。

长沙罗公和秦州米氏组成的胡人家庭虽然通过“内部”通婚的形式保持了种族属性，但无论从其家族任职还是信仰选择上，都试图通过出仕任职，敬信佛法，甚至让其子孙参加科举等方式进入官僚和宗教系统，以此来弱化其与汉民族之间的差异。这也反映了在安史之乱之后的特殊环境中，胡人一方面通过婚姻强调其种属，另一方面又通过选择接受汉化试图融合到唐朝社会当中，这种矛盾而又统一状态正生动反映了入华胡人这一阶段的生存境遇。

五、志文中所见入华粟特人活动区域

秦州米氏墓志铭粗线条地勾勒出一个入华粟特人在华活动的轨迹与区域。借由前文提到的米国故长史禀那入朝事，可推断其沿着丝路东入中土，因受玄宗赏识而留居下来，在长安活动过，当无疑义。只是并未久居长安，而是居于秦州，这从“秦州米氏”之称谓可窥其一斑。秦州与关中毗邻，乃唐代丝绸之路由西域入关中的最后一站，曾先后在同一区域出土两具粟特人的围屏石榻，说明秦州应有粟特人聚居。[43]  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辩证》言“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44]  明代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卷79记载：“米姓出西域米国，又望出京兆、陇西、髙平”。[45]  似乎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秦州米氏”的族望在秦州是可信的。

秦州米氏出适于长沙罗公，这里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米氏与罗氏在长沙结婚并生活在长沙，然后先后迁居上谷和博陵；二是罗氏虽祖籍长沙但早已迁居上谷，秦州米氏与罗公在上谷成婚安家，之后又徙居博陵。但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都将其活动地共同指向长沙，这从侧面说明长沙有可能也有入华粟特人生活甚至会有胡人聚落存在。无独有偶，从近来发现的入华粟特人墓志可知，长沙就有粟特人定居于此并繁衍种族。粟特人后裔安度是“长沙人”，其祖上可能较早著籍于南方。[46]  同样著籍长沙的还有安思节，其“家世西土，后业东周，今为河南人也”。[47]  第三种可能是长沙乃罗公“冒认郡望”以掩盖其胡人身份。志文称罗氏为“西域名王贵种”或可证明这点。但无论是以上那种情况，也无论其早期生活在那个区域，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他们举家迁往了河北上谷一带。上谷原有高阳军，是安禄山旧部。贞元初，由于“四镇之乱”，罗公夫人秦州米氏又举家徙居定州博陵。

秦州米氏和长沙罗氏作为入华胡人，何以同迁河北一带呢？应与安禄山经营河朔藩镇有关。早在开元时期，营州一带就已经成为粟特人的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突厥部落中也有许多胡人不断南下到此。[48]  安史之乱以后，遭到战争荼毒的中原地区形成了一种排斥胡化、憎恨胡人的社会风潮，极大地影响到粟特胡人在中原的存在，为生存计，他们有的用改变姓氏、郡望的方法极力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征，有的则迁徙到安史旧将所建的河北三镇。[49]  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在排斥胡人的社会风潮里，中原的粟特人聚落和民族属性逐渐弱化，而在河北藩镇一带反而有所加强，此情此境，他们非但未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征，甚至在墓志当中强调其作为“西域名王贵种”的优越性。

六、结论

综上所述，该墓志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志文反映了一位“因使入华”的粟特人定居秦州建立家庭情形，通过对秦州米氏毕生在华的活动轨迹的特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入华粟特人活动区域的认识，通过对志文的分析探讨，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其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婚姻、宗教信仰等一些生活细节，及其家庭构成及其活动状况等，它应该是中晚唐以来入华粟特人在唐朝生活的一个缩影，这对进一步研究粟特人汉化，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以粟特人为代表的入华胡人的生存境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秦州米氏粟特墓志铭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天水出土石棺床的归属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新线索。 

（照片由张海书法艺术博物馆提供，志此鸣谢！）

作者简介：刘复兴（1984- ），男，张家川人，汉族，天水市博物馆馆员，主要致力于甘肃石窟考古和宗教文化研究；杨富学（1965- ），男，汉族，河南邓州人，陇东学院特聘教授，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1]  退之：《唐罗公夫人米氏墓志铭》，《书法》2007第1期，第46—47页。其中，第5—6行“西域米国故长史贵号稟那”应作“西域米国故长史，贵号稟那”；第12—13行“择邻诫嗣，高纵侔孟氏之规；誓节指舟，懿范并斑家之美。”应作“择邻诫嗣，高纵侔孟氏之规；誓节指舟，懿范并班家之美。”以春秋时代“孟母”与东汉时代“班家”相对应。

[2]  王庆昱：《新见唐粟特人后裔〈米氏墓志〉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1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6—128页。

[3]  退之：《唐罗公夫人米氏墓志铭》，《书法》2007第1期，第46页；王庆昱：《新见唐粟特人后裔〈米氏墓志〉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1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4]《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7页。

[5]  刘统：《唐代羁縻州府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9—183页。

[6]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1—52页。

[7]  退之：《唐罗公夫人米氏墓志铭》，《书法》2007第1期，第46页；王庆昱：《新见唐粟特人后裔〈米氏墓志〉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1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8]《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18页。

[9]  [宋]王溥：《唐会要》卷78《诸使中》，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36页。

[10]  [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172《州郡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81页。

[11]《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北京：中华书局，975年，第1510页。

[12]《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北京：中华书局，975年，第1512页。

[13]  [唐]权德舆：《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义武军序》，《全唐文》卷49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015页。

[14]《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6页。

[1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1德宗兴元元年（784）五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433页。

[16]  王庆昱：《新见唐粟特人后裔〈米氏墓志〉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1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5页。

[17] Arthur Waley, Some References toIranian Temples in the Tun-huang Region,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北，1956年，pp.123-128; 池田溫：《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1，1965年，第77—78頁；池田温著，辛德勇译《8世纪中叶教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40页。

[18]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Vol. 41, nos. 4-5, 1952, pp. 317-356.

[19]  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第55—59页。

[20]  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10期，第39页。

[21]  退之：《唐罗公夫人米氏墓志铭》，《书法》2007第1期，第46页；王庆昱：《新见唐粟特人后裔〈米氏墓志〉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1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22]  退之：《唐罗公夫人米氏墓志铭》，《书法》2007第1期，第46页；王庆昱：《新见唐粟特人后裔〈米氏墓志〉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1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23] 池田溫：《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1，1965年，第61頁；池田温著，辛德勇译《8世纪中叶教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24] Yoshida Yutaka, Sino-Iranca，《西南アシア研究》第48期，1998年，pp.37-38.

[25] 荒川正晴：《唐帝國とのソグド人の交易》，《東洋史研究》第56卷第3號，1997年，第172、199頁。

[26]  陈长安吴树平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4页；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80页。

[27]  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80页；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28]《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7页。

[29]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263—265页。

[30]  孙继民、李伦、马小青：《新出唐米文辨墓志铭试释》，《文物》2004年第2期，第89—91页。

[31]  采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编著《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图版70。

[32]  杨富学：《回鹘改宗摩尼教问题再探》，《文史》2013年第1期（总102辑），第222—230页；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89—100页。

[33]《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3页。

[34]  刘景龙等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

[35]  李浩：《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提交“新见中古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第一次会议”（西安，2020年1月10—12日）论文。

[36]  毕波、辛威廉：《新发现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的初步释读与翻译》，提交“新见中古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第一次会议”（西安，2020年1月10—12日）论文。

[3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4—33页；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著，杨军凯著《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45—49页。

[38]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第151—156页。

[39]  王素：《序》，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长安高阳原新出隋唐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页。

[40] 杨富学、张田芳：《从粟特僧侣到中土至尊——僧伽大师信仰形成内在原因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第65—76页。

[41]  阎文儒：《唐米继芬墓志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154页；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2页。

[42]  张乃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66页；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年第6期，第34页；殷小平、林悟殊：《〈幢记〉若干问题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第274—275页。

[43]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3期，第46—54页；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5—167页；李宁民：《天水出土屏风石棺床再探讨》，《中原文物》2013年第3期，第91—92页。

[44] [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2006年，第368页。

[45]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46]  陈长安、吴树平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4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2—303页。

[4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85页；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2—303页。

[48]  高文文：《唐河北藩镇粟特后裔汉化研究——以墓志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12，第1—2页。

[49]  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罕到长安》，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页。

编按：本文原刊《石河子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91~97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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