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虹 杨富学 | 敦煌文献所见沙州与周边回鹘的商品贸易
回鹘人素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史料记载“[回鹘]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其人]尤能别珍宝，番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1] 回鹘商人往来于东西之间，在中西方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促进了丝绸之路经济的繁荣。为了经商获利，回鹘商人的足迹遍布各地，史载“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2]，并常以朝贡之便进入内地经商，《宋史》云：“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不归。”[3] 尤其是位于丝绸之路咽喉要地的甘州回鹘，占据地利之便，以朝贡、互市的形式沟通中西贸易，促进了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在敦煌文献中，能够反映甘州、西州、伊州回鹘与沙州之间商品贸易往来的文献颇多，主要以借贷契约为主，本文拟以这些史料为基础，结合其它文献，综合考察回鹘与周边商品贸易往来的情况以及地区间经济的互补性。
在敦煌文献中，契约文书所占的比例不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贷文书，而借贷文书中绝大部分为归义军派往周边政权充使时，使团成员由于个人的经济实力有限，转而向他人借贷物品，作为运输工具和贸易商品之用。出使返回则以棉织品或毛织品等归还利头、物价和雇价。关于这些借贷文书所蕴含的信息，将以列表形式展示如下：
文献编号及题名 | 出使时间 | 充使人 | 身份 | 出使地 | 借贷 物品 | 数量 | 用途 | 归还物 | 数量 |
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张修造僱驼契》 | 923 | 张修造 | 商人 | 西州 | 父駞 | 壹头 | 运输工具 | 官布 | 十六疋 |
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张修造僱驼契》 | 923 | 张修造 | 商人 | 西州 | 父駞 | 壹头 | 运输工具 | 官布 | 十个 |
P.4638V0（13）《丙申年正月马军武达儿状》 | 934 | 武达儿弟 | 管马军 | 西州 | |||||
S.4504V（7）《乙未年三月七日押衙就弘子贷生绢契》 | 935 | 就弘子 | 押衙 | 西州 | 生绢 | 一疋 | 交易物品 | 立机细緤、官布 | 各一疋 |
S.4504V（8）《乙未年正月一日灵图寺僧善友贷生绢契》 | 935 | 善友 | 灵图寺僧人 | 西州 | 生绢 | 一疋 | 交易物品 | ||
P.3453《辛丑年十月廿五日贾彦昌向龙兴寺借绢帛契》 | 941 | 贾彦昌 | 押衙 | 西州 | 生绢 帛絁绵绫 | 壹疋 壹疋 | 交易物品 | 立机 | 两疋 |
P.2652V《丙午年洪润乡百姓宋虫□僱驼契》 | 946 | 宋虫□ | 百姓 | 西州 | 駇驼 | 一头 | 运输工具 | 生绢 | 一疋 |
P.3472《徐留通返还绢三匹半于鄧上座契》 | 948 | 徐留通 | 兵马使 | 西州 | 绢 | 叁疋半 | 交易物品 | ||
P.3051V0《丙辰年三月廿三日三界寺僧法宝借券》 | 956 | 法宝 | 三界寺僧人 | 西州 | 黄丝生绢 | 壹疋 | 交易物品 | 立机 | 壹疋 |
P.3501V（11）《戊午年康员进贷生绢契》 | 958 | 康员进 | 兵马使 | 西州 | 生绢 | 壹疋 | 交易物品 | 麦 | 肆头 |
P.3156P4《庚寅年十月一日已后破历》 | 990 | 住儿 | 商人 | 西州 | |||||
P.2737（4）《癸巳年驼官马善昌状并判凭四件》 | 993 | 令狐愿德 | 先都头 | 西州 | |||||
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王勺勺敦贷绢契》 | 923 | 王勺勺敦 | 不明 | 伊州 | 生绢 | 壹疋 | 交易物品 | 白氈 | 一领 |
P.2504P2《辛亥年押衙康幸全贷生绢契》 | 951 | 康幸全 | 押衙 | 伊州 | 白丝生绢 | 壹疋 | 交易物品 | 鎶鑑 | 一个 |
S.1403《某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队头程住儿雇驴契》 | 不明 | 程住儿 | 队头 | 甘州 | 驴 | 一头 | 运输工具 | 羊皮 | 九张 |
S.4901V《押衙张万千贷织物契抄》 | 不明 | 张万千 | 押衙 | 甘州 | 织物 | 一疋 | 交易物品 | 麦粟 | 五石 |
Дx.01322《孔安信借毯契》 | 不明 | 孔安信 | 不明 | 甘州 | 白细毯 | 叁疋 | 交易物品 | 绢 | 壹疋 |
P.4638V0（13）《丙申年正月马军武达儿状》 | 935 | 武达儿 | 马军 | 甘州 | |||||
S.4884《辛未年四月二日押衙梁保德贷斜褐契》 | 971 | 梁保德 | 押衙 | 甘州 | 斜褐 | 壹拾肆段 | 交易物品 | 生绢 | 壹疋 |
P.3579《雍熙五年十一月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 | 985 | 吴保住 | 百姓 | 甘州 |
一、使团的商业贸易功能：
从以上借贷文书来看，沙州常派使团前往西州、甘州与伊州回鹘，其中，伊州虽在西州统治之下，但却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回鹘政权。借贷文书直接反应出使团的功能，不仅肩负着一定的政治使命，也兼具商品贸易的经济功能。沙州使团在兵马使、押衙、都头、队头等官员带领下出使周边地区，使团成员包括贫苦百姓、商人、僧人等，他们是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随同前往。普通百姓随团出使，主要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也可以说是为生计所迫，这是迫使他们不辞远途前往西州、甘州的源动力。敦煌文献中有关百姓随同出使的记录有P.2652V《丙午年洪润乡百姓宋虫□僱驼契》，该契约是敦煌洪润乡百姓宋虫□出使西州时，因家贫缺乏交通工具，于是向同乡百姓借八岁駇驼一头，约定以生绢壹疋归还驼利；另有S.4489《雍熙二年六月慈惠乡百姓张再通乞判分割祖产诉状》记载百姓张再通充使甘州前，被其兄张富通卖给了贾丑子，得绢六疋，出使归来后，便为自己赎身了。
当时，两地的使团往来多因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盗匪横行的现状而困难重重，但丰厚的利益使得这些贫苦百姓甘冒生命危险往来其间。据P.3579《雍熙五年十一月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所载，敦煌神沙乡贫苦百姓吴保住随使团奉使甘州，路遇匪徒，使团被劫至伊州，后来被来到伊州的沙州使团安都知与押衙曹闰成赎回，回程路上，粮尽马乏，于是与居住在伊州到沙州之间的达怛部落氾达怛进行交易，卖了一头老牛，才得以回乡。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出使周边政权进行商业贸易的利益到底有多丰厚，才能促使他们不辞劳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出行呢？据P.2652V《丙午年洪润乡百姓宋虫□僱驼契》中宋虫□僱驼充使，“正月至七月便须填还”，宋虫□如此确信于七月便能归还，说明对此行的获利信心十足；另据S.4489《雍熙二年六月慈惠乡百姓张再通乞判分割祖产诉状》，张再通充使甘州归来后便有能力“收赎本身”。由此可知，政权间的商贸往来获利甚丰，而这些往来其间牟利之人，不仅丰富了市场的商品种类，同时也促进了各地间经济的互补。
经济利益可以说是使团绝大多数成员出使周边的主要动因。例如，北图殷字41号的两份借契中皆有记载的张修造，其人应该原是一名手工业者，从两份借贷契约内容来看，他既是借贷人，同时也是出借人。第一份借契《癸未年张修造僱驼契》所记，癸未年（923）四月十五日张修造曾在出使西州之前，向押衙王通通雇五岁父驼壹头，雇价为官布十六疋，七月十五日再向押衙贾延德雇六岁父驼壹头，雇价官布拾个；第二份借契《癸未年四月十五日沈延庆贷布契》载，沈延庆曾因“欠阙緤布”而向张修造贷緤布，以羊皮为利头。综合以上两份借契，从张修造所需要交通工具数量、还利物以及借出物可见，张修造的身份应该是一名频繁往来于敦煌与西州之间，以从事绢与棉布生意为主的商人。据敦煌文献记载，如张修造一样，在敦煌与西州之间行商之人不在少数，如P.3156P4《庚寅年十月一日已后破历》所载的住儿：
住儿将敦煌土物骆駞等运往西州，又自西州贩回各类緤，緤是为西州特产，一种典型的棉织物。
使团中还有一些僧人随同出使，僧人作为使者往来政权之间，不仅有结欢通好的政治目的，而且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有商业贸易目的。[4]例如，S.4504V（8）《乙未年正月一日灵图寺僧善友贷生绢契》所载，灵图寺僧人善友于乙未年（935）正月壹日，在充使西州之前，向押衙全子贷生绢壹疋；P.3051V0《丙辰年三月廿三日三界寺僧法宝借券》，丙辰年（956）三月，三界寺僧法宝西州充使前，向同寺法律戒德处贷黄丝生绢壹疋。以上信息足以反映，僧人的出使也兼有贸易目的。
其实，不止是百姓、商人和僧人，甚至使头出使周边时，也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当然他们的政治使命才是其出使的主要原因。这些使头既有归义军兵马使、押衙、马军，也有官职比较低微的队头，他们出使之时，也会向他人借贷交易物品及运输工具，例如，以押衙身份出使周边的案例有S.4504V（7）《乙未年三月七日押衙就弘子贷生绢契》押衙就弘子出使西州时，从押衙阎全子处贷生绢壹疋；P.3453《辛丑年十月廿五日贾彦昌向龙兴寺借绢帛契》押衙贾彦昌出使西州前，于龙兴寺上座心善处贷生绢壹疋；P.2504P2《辛亥年押衙康幸全贷生绢契》押衙康幸全于伊州充使，向郭顺子贷白丝生绢壹疋；S.4901V《押衙张万千贷织物契抄》押衙张万千于甘州充使前贷织物；S.4884《辛未年四月二日押衙梁保德贷斜褐契》押衙梁保德往于甘州前，向穆盈通贷斜褐。除了押衙，还有兵马使康员进与徐留通、马军武达儿兄弟、先都头令狐愿德以及队头程住儿的借贷契约，都能够反映这些以政治使命为主的使头出使周边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
二、商业贸易产品：
1.与西州回鹘的贸易产品：
表格信息显示，沙州使团出使西州前，主要借贷物品以生绢、帛絁绵绫、黄丝生绢为主的丝织品。例如S.4504V（7）《乙未年三月七日押衙就弘子贷生绢契》押衙就弘子的借贷物是生绢；S.4504V（8）《乙未年正月一日灵图寺僧善友贷生绢契》灵图寺僧人善友向他人借贷生绢；P.3453《辛丑年十月廿五日贾彦昌向龙兴寺借绢帛契》押衙贾彦昌的借贷物亦是生绢与帛絁绵绫，“絁”所指亦为绢，而“绵绫”为何，徐铮解释“这种绵绫织物它的经纬线应该均采用绵线，绵绫所谓‘绵线’是指将次下等的茧中无法缫丝的丝纤维抽出，采用纺纱的方法纺成的可供织造的纱线。”[5] 敦煌的丝织品应该有自产也有进口，其中，产自敦煌的丝织品当是归义军内宅司所生产。[6] 而自外地输入的，应该来自于阗。据S.4359V（2）《奉送盈尚书诗三首》“开于阗，绵绫家家总满”的诗句，其意思就是说当敦煌与于阗往来通畅以后，于阗的绵绫这样的丝绸就会大量涌入敦煌。当然，丝织品不仅是敦煌与西州的贸易产品，更是敦煌输出其它地区，包括伊州与甘州等地的主要产品。可见，西州回鹘对敦煌的丝织品的需求量很大，极有可能其地无法生产丝织品所致。这些借贷文书反映出，使团成员出使西州归来，用以偿还利头的物品有立机緤、官布和麦等，立机緤与官布都是棉布的一种，在敦煌的流通和使用十分广泛，而西州正是主要的棉花产地，棉织物的产量巨大，因此用来归还借贷物利息的棉织物就是从西州交易得回的物品。由此可见，西州与敦煌之间的商业贸易就是棉布与丝绸贸易。
2.与伊州回鹘的贸易产品：
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王勺勺敦贷绢契》，癸未年王勺勺敦出使伊州时，间向押衙沈弘礼贷生绢一疋，以白毡一领作为利头；P.2504P2《辛亥年押衙康幸全贷生绢契》中，押衙康幸全于伊州充使，向郭顺子贷白丝生绢壹疋，以鎶鑑壹箇归还利头。王勺勺敦以白毡作为出使伊州归来后偿还利头之物，白毡是一种羊毛制品，应该是伊州特产。伊州与敦煌交易的物品除了毛制品外，还有金属制品，例如P.2504P2《辛亥年押衙康幸全贷生绢契》中以鎶鑑为利头，鎶鉴是一种带柄铜镜。因此，敦煌与伊州之间，主要是丝织品与金属制品、毛织物的交易。
3.与甘州回鹘的贸易产品：
据文献记载，褐等毛织物是沙州向甘州输出的主要产品。S.4884《辛未年四月二日押衙梁保德贷斜褐契》所载，押衙梁保德前往甘州充使之前，向穆盈通贷了壹拾肆段斜褐前往贸易。褐到底为何物，有棉布与毛织品两种说法。[7] 笔者赞同后说，褐应该为一种毛织物，而斜褐应该是其品种之一。据文献记载，甘州自产“斜褐”，但为何还要自沙州引进，又为何不引进沙州的丝织品，究其原因，大概与甘州主要从事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有关。这一点从S.1403《某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队头程住儿雇驴契》中可以看出，程住儿出使甘州前，于僧人福性处雇驴一头作为交通工具，契约承诺以羊皮九张作为还价，可见甘州的畜牧业是比较发达的。又据Дx.01322《孔安信借毯契》所载，孔安信在出使甘州之前，向他人借贷物品为白细毯，白细毯应该是一种品质优良的毛织物。
以敦煌文献为主，结合其它史书记载，通过对来往于敦煌与各回鹘政权的使团所携带的物品，回鹘政权派往中央王朝的使团所贡之物，以及一些各地往来信件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西州、甘州与伊州回鹘的产品输出情况。
关于西州回鹘的贸易产品，主要包括“许多种类的农作物，其中小麦占有特殊地位；多种水果，主要是葡萄和甜瓜；还有棉花。”[8] 考察西州回鹘主要的输出产品，除了宋人王延德的《高昌行记》、吐鲁番文书之外，敦煌文献中也有大量相关记载。
西州最主要的输出产品是以安西緤、西州布、官布等为主的棉织物。西州地区有着悠久的棉花种植历史，甚至比内地还早。晚唐五代西州棉布的产量相当高，纺织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棉织物成为西州的主要输出商品，同时也具有货币职能[9]。在敦煌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得知，棉布在敦煌地区的使用量大、范围广，棉布不仅是商品，更兼具通用货币的功能，但此时的敦煌地区无论是在文献还是考古发掘中，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敦煌已开始种植棉花，因此棉织品大量依靠自西州进口。据P.3985《癸巳年七月廿五日谨录人送路物色名目》记有“安西緤一疋”[10]；P.3156《庚寅年十月一日已后破历》中住儿自西州带回的物品中，也有“官家土物安西緤壹疋”；另S.6417V《年代不详（10世纪前期）孔员信三子为遗产纠纷上司徒状（稿）》中孔员信的遗产中有“安西緤二丈”；[11] P.2992V（3）《归义军节度使致甘州回鹘顺化可汗状》中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送与甘州回鹘顺化可汗的礼物有“……上好燕（胭）脂、表玉境（镜）壹团重捌斤、白绵绫伍疋、安西緤两疋、立机细緤拾捌疋、官布陆拾疋”，其中也有安西緤。安西緤在敦煌文献中频繁出现，它是一种出产于西州的棉布，曹议金能作为礼物送于甘州回鹘顺化可汗，可见，与其它同类产品相比它属于质地优良的棉布。同时，也可以说明当时西州的棉纺织技术也是相当先进的。P.2706《年代不明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记载有“西州布壹丈贰尺”[12]，这里的“西州布”，说明此布亦产于西州，然是否就是“安西緤”，尚待考证。又据S.1284《西州释昌富上灵图寺陈和尚状》中，西州僧人昌富托人带给沙州灵图寺陈和尚西州特产“紫草壹㪷，细布二角，干枣一袋子”，其中，这细布当也是产自西州的棉布。
北图殷字41号记载，商人张修造在前往西州充使时，曾向他人借交通工具，承诺返回之日以“官布”偿还，说明“官布”是张修造自西州交易买卖得来之物。S.4504《乙未年就弘子等贷生绢契》押衙就弘子出使西州之前，向他人贷生绢壹疋，立契称以官布、立机緤各一疋还纳。由此可见，“官布”是西州主要输出的棉织物之一。
除了以上提及的“安西緤”、“西州布”、“官布”之外，敦煌广泛使用的各类緤也大多来自西州。据P.3453《辛丑年十月廿五日贾彦昌向龙兴寺借绢帛契》，押衙贾彦昌出使西州前，于龙兴寺上座心善处贷生绢壹疋，承诺以立机两疋还利；P.3051V《丙辰年三月廿三日三界寺僧法宝借券》，三界寺僧法宝西州充使前，向同寺法律戒德处贷黄丝生绢，立契以立机还利。可见他们从西州出使归还后，带回来的就是产自西州的立机緤。緤作为一种棉布，其品种繁多，不止有立机，据敦煌文献P.3156《庚寅年十月一日已后破历》中记载，住儿自西州回来以后，带回的緤种类很多：
住儿是来往于敦煌与西州之间的贩布商人，这些名目繁多的粗、细緤应该都是产自西州。
据《册府元龟》载后晋开运二年（945）“二月，回鹘可汗进玉团、狮子、玉鞍、硇砂、红盐、野驼峰、安西白氎、腽肭脐、大鹏砂、羚羊角、牦牛尾、貂鼠等物。”[14] 其中，安西白氎说明其产自西州，氎是一种细棉布。关于西州产白氎，宋人王延德的《高昌行记》中也有高昌其地“出貂鼠、白氎、绣文花蕊布”[15]，白氎能作为贡品，可见此棉布质地优良，在内地颇受欢迎。
丝织品。《册府元龟》有载，后晋天福三年（938）三月“可汗回鹘王仁美进野马、独峰驼、玉辔头、大雕砂、硇砂、腽肭脐、金刚钻、羚羊角、白貂鼠皮、安西丝、白氎布、牦牛尾、野驼峰等物。”[16] 其中的安西丝已经表明了这种丝织品的产地，来自西州，据《新疆风物志》记载，新疆也出生丝，用于织绸。
毛织物。S.6452（2）《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是为太平兴国七年（981）沙州某寺与西州使头的交易记录，沙州某寺从西州使头那里买了不少褐，“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面玖秤，还，西州使头边买褐用。（壬午年正月）九日，面两秤，还，连面壹㪷，西州使头边买褐用……（壬午年正月）十日，面肆秤，还，于西州使头边买褐用。”褐是一种粗毛织物，常见有昌褐、绯褐、粗褐、细褐、斜褐、直褐、土褐、番褐等，褐在敦煌地区的使用非常广泛，不亚于棉布。既用作制褐袋，又可以用作制衣。据P.3638《辛未年（911）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的物品中就有“大捌硕褐袋壹口，朱神德陆硕褐袋壹口”[17]，P.3631《辛亥年（951?）正月二十九日善因愿通等柒人将物色折债抄录》也有“善因褐袋壹口，折麦粟肆硕”[18]。褐还用作制衣，P.2567V《癸酉年（793）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有“帛氈褐衫一领”[19]，P.3047《吐蕃佔领敦煌时期孙公子等施入历》有张五妻施舍寺庙“褐衫一领”，武进相施“褐衫一领”[20] 等。据敦煌文献中记载，不仅本地有褐袋匠，而且褐的使用量非常大。尽管如此，褐的大量需求仍然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从“番褐”就可以看出，敦煌尚有外地进口而来的褐布。据S.6452（2）《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沙州某寺需要从西州使头处买褐，可见，西州也是褐的产地之一。《宋史》有云：“师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21] 罽就是一种毛织品，因其地寒冷，而毛织物抗寒能力好，所以其人皆以此制衣而着，说明西州盛产毛织物。
硇砂。据S.8444《唐为甘州回鹘贡品回赐物品簿》载，甘州向唐朝进贡物品中有“【石+冈】砂”，即硇砂。硇砂，别名戎砂、赤砂、北庭砂，是一种可以入药的矿物质，还可以用来鞣制皮革。据文献记载，硇砂的产地在西州，《宋史》引王延德《高昌行记》记载“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尝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鞵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22] 《高昌行记》中所记的北廷北山，就是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唐代诗人岑参的《经火山》说的也是此山，只有这样的地质条件，才能产硇砂，因此可以确定，西州的硇砂曾经由丝绸之路，输入中原。
瓜果。西州之地素来盛产瓜果，敦煌文献中就有西州瓜果传入敦煌的记载。据P.3672bis《都统大德致沙州宋僧政等书》称，西州回鹘的都统大德给沙州三位僧官宋僧政、索判官和梁校授的信中称，“今因履使薄礼土信西地瓤桃三课，同一袋子，各取一课”，“土信”当指土特产，而作为西州土特产的“瓤桃”到底为何物？根据森安孝夫的考证，所指系西州特产西瓜。[23] 西瓜源自南非，至于何时传入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即争论不断，诸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杭州水田坂良渚文化遗址、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墓等发掘报告称出土了西瓜种子，但均被一一否定，而所谓的西安西郊唐墓出土“唐三彩西瓜”，业已证明属于伪造。[24] 目前学界基本以《新五代史》附录五所记《胡峤陷虏记》记载为依据，认为西瓜最早传入内地当辽代。胡峤记曰：
胡峤本为后晋人，晋亡后，入辽为契丹宣武军节度使萧翰掌书记，时当947年。949年萧翰被杀后，胡峤继续在契丹留居，于后周太祖广顺三年（辽应历三年，953）逃归北周。一般认为，西瓜最初是由回鹘而东传入契丹的，乃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时从北庭所得。胡峤在947年被带到辽境，其描述的北行时间也以这一年或之后的某年为是，彼时辽朝和中亚、西亚之间尚未建立密切关系，因而其所谓的“西瓜”之“西”指新疆地区的可能性最大。[26] 从此卷可以窥见，能作为礼物的馈赠，说明西瓜在当时的西州是比较珍贵的，不会大量作为产品进入敦煌市场。
又据Дx.02822《蒙学字书》菓子部第五记载有“回纥苽”[27]，虽然“回纥苽”的具体来源并不确定，但根据西州、伊州等地盛产瓜果的情况来看，“回纥苽”出自西州、伊州的可能性极大，且极有可能是哈密瓜。西州之地不仅产瓜，而且产枣。据S.1284《西州释昌富上灵图寺陈和尚状》中，西州僧昌富给敦煌灵图寺陈和尚送去的礼品中，就有“干枣一袋子”，说明枣也是西州特产之一。津艺061E（77·5·4402⑤）V《信札》也载，“[回]鹘枣”被当作礼品送至沙州，反映了这种枣的产地在回鹘属地。[28]
除此之外，还有S.1284中西州昌富送给沙州陈和尚的紫草，紫草是一种喜寒凉、干燥环境生长的植物，新疆是其主产地之一，是一种有多种药用价值的草药，《本草纲目》也有记载。紫草根还可以作为染料使用，对于盛产棉布的西州的来说，紫草的用途应该相当广泛。如此看来，西州的环境是适宜紫草生长的，所以昌富也将紫草作为礼物赠予陈和尚。
伊州虽然处于西州统治之下，但敦煌文献中有不少两地来使的记载，可以说明伊州是相对独立的回鹘政权。伊州地近西州，物产与西州大致无二。
金属制品。据P.2504P2《辛亥年押衙康幸全贷生绢契》记载，押衙康幸全于伊州充使，向郭顺子贷白丝生绢壹疋，以重20两的“鎶鑑”一个来还利头。此处用来还利的“鎶鑑”，特指唐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系带柄铜镜。[29] 在敦煌文献中，关于“鎶鑑”的记载不止这一处，Ch.969-972《唐于阗某寺支出簿》载“出钱陆佰柒拾伍文，买鎶鑑一具，三百文”[30]；S.2899V《未年三月廿五日上座志心手下麦粟入破抄》“又还独厥鎶鑑，价粟肆硕伍㪷”[31]。可见鎶鑑这种常见的生活用品，同时也是当时主要的贸易物品，敦煌人需要自伊州购买，可见当时伊州的金属冶炼与制造工艺还是比较发达的。又据P.3774《丑年十二月僧龙藏析产牒》记载，“齐周差使向柔远送粮，却迴得生铁、熟铁二百斤已来，车钏七只，尽入家中使。”[32] 齐周曾于伊州下辖的柔远送粮，贩卖得生铁、熟铁回沙州。关于伊州其地盛产铁矿，《宋史》载“次历伊州……又有砺石，剖之得宾铁，谓之喫铁石。”[33] 当时伊州在西州统治之下，关于西州人善冶铁，史书载“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34] 宾铁制品也是回鹘的进贡物品之一，“咸平四年，可汗王禄胜遣使曹万通以玉勒名马、独峰无峰橐驼、宾铁宝剑、琉璃器来贡。”[35] 结合以上文献可知，伊州不仅铁矿含量丰富，而且金属冶炼工业比较发达，所以金属制品是其主要的输出产品之一。
毛织品。据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王勺勺敦贷绢契》，癸未年王勺勺敦出使伊州时，向押衙沈弘礼贷生绢一疋，以白毡一领作为利头。毡为兽毛制成品，有极好的抗寒性能。伊州有此产品输出，也说明伊州的毛制品工艺已有所发展。
棉织品。据S.4685《沙州李丑儿与弟李奴子家书》是一封沙州李丑儿寄给其弟伊州李奴子的家书，其中有“又嘱奴子姪女长喜荣亲，发遣緤叁两疋已来，便是奴子恩得”[36]，李奴子自伊州给家人捎来緤布，可见伊州之地也产緤布。
水果。据P.3714V《唐总章二年八月九月傅马坊牒案卷》记载，当年有驴十六头从伊州向沙州送葡萄酒。[37] 可见，无论是葡萄的种植还是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当时的伊州都是遥遥领先的。
从零星的敦煌借贷文献中可以看出，甘州对周边的输出产品，还是以畜牧产品为主。据S.1403《某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队头程住儿雇驴契》中，程住儿出使甘州前，于僧人福性处雇驴一头作为交通工具，立契为约以羊皮九张作为还价。羊皮应该是程住儿自甘州带回之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甘州畜牧经济的发达。
又据S.4120《某寺布褐绫绢破历》载“（癸亥年二月）斜褐两段、细褐贰仗（丈）肆尺于甘州使面上买鑺用。”沙州与甘州贸易，以褐易鑺，鑺属于戟或戈类的兵器之一，这种交易也反映了甘州金属冶炼与兵器制造业的发展。
毛织品。据统计，在史料记载的甘州回鹘向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其中有7次提到朝贡物品为？？？斜褐、葺褐、毛褐，有明确数量记载有1040疋。[38] 褐乃毛织物的一种，应该是畜物业经济发达的甘州特产之一。
敦煌文献S.8444《唐为甘州回鹘贡品回赐物品簿》是用来考察当时的甘州回鹘手工业发展的一件重要文献。
文献中有甘州回鹘向唐朝进贡物品（加黑部分）以及相对应的唐朝回赐物品。例如，贡波斯锦一匹以细锦两匹回赐；器仗壹副并枢木箭拾只，回赐以绢伍疋、细锦叁疋；象牙壹截以绢贰拾匹回赐等。由此可见，贡品与赐物之间是存在某种交易比率的，且这种比率应比市场价高出不少。
从文献可见，甘州进贡物品大体可分为土产与外来两类，例如波斯锦，这种丝织品的名称已经表明了它的产地；象牙，亦非甘州所产；玉腰带，甘州之地不产玉，应为于阗玉制；【石+冈】砂，即为硇砂，别名北庭砂，一种产自火山地带的矿物，可入药，新疆就是其产地之一，从别名及产生的地质环境来看，都不应该是甘州所产，而是产自西州，与其他非甘州产物品一样，是经由丝绸之路而输入的外来贸易物品。文献中的另外一些物品，其产地应在甘州，如器仗、木箭，器仗是武器的总称，也指棍棒类武器，作为进贡物品的器仗与木箭反映了甘州的冶铁业和兵器制造业应该是比较先进的；祁连山出产羚羊，所以在文献中记载的甘州回鹘的朝贡物品中，羚羊角也是常见之物；貂鼠皮，也是甘州朝贡物品中数量比较大的物品，史料有载的朝贡中，有6次有貂鼠皮，数量368张，也是甘州特产之一。[39] 而唐朝的回赐物则一般是锦、绢等各类丝织品，由是观之，这种朝贡关系的实质是以甘州回鹘为中介的一种中转贸易，甘州居于其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马、驼及畜牧产品是甘州的主要输出产品。根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书的记载，甘州回鹘向中央王朝的朝贡中，有35次朝贡物品中有马，有明确数量记载的有2803匹；有6次进贡物品中有牦牛尾，有明确数量记载的有208株；有10次朝贡物品中有驼，明确数量记载有601峰。[40] 由以上数据可见，畜牧产品是甘州最主要的输出产品，畜牧经济是甘州回鹘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甘州回鹘将品种优良的战马大量输送给中原王朝，这正是中原王朝迫切需要的，正因为如此，甘州也得到了大量丰厚的回赐。S.8444的进贡与回赐数据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甘州回鹘进贡马拾陆疋，得到了细锦贰拾疋、绢叁佰疋的回赐，贡与赐的差价在1：10的比例[41]。长兴三年（931）七月，回鹘向后唐所贡之马较劣，“飞龙使奏，回纥所卖马瘦弱，不堪估计。帝曰‘远夷交市，不可轻阻，可以中等估之。’”[42] 足以说明，中原王朝对甘州回鹘战马的依赖。
马是甘州最值得骄傲的输出产品之一，不仅大量用于朝贡，也用于结交周边。其中，灵州对于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贸易来说非常重要，史料称回鹘“路出灵州，交易于市”[43]。咸平四年（1001），西夏围困灵州，北宋朝廷内部对于灵州的弃守问题进行了一场辨论，最后终因北宋战马“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果放弃灵州，则“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44] 可见灵州是甘州战马输入中原的重要通道，不仅中原王朝不能弃之，更是甘州回鹘的朝贡必经之地。敦煌文献P.3931中几篇书仪对于灵州的重要性有所反映，正是有灵州在其中策划、周旋，才使得河西向中原的朝贡之路更加通畅。[45] P.3931《书仪》中第116-119行的《谢马书》载：“右伏蒙恩私，特此宠赐。远路既难于辞让，逸踶莫匪于权奇。收受之时，兢铭倍切。谨专修状陈谢。伏惟照察。谨状。”结合本卷120-124行的《别纸》、125-128行的《送谢物》，可知本文正是甘州回鹘朝贡东行经过灵武时，常将马作为礼物馈赠给灵武，因此灵武节度使韩洙以《谢马书》表达感谢之情，并回赠了“才非丽密、色异鲜华”之物，据推测应该是丝织品一类。此卷161-181行所记，“然则旅獒入贡，天马兴謌，国家稍藉其声光”此处“旅獒”原意为一种盛产于西戎的大犬，在这里代指甘州以特产入贡，“天马”则指甘州回鹘上贡的马匹。此卷301-305行提到的“名驹”所指皆同。
甘州回鹘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地，控制着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回鹘人自从在甘州定居以来，便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密切相关。在这里，回鹘人肩负着将西方贸易商品输入内地，再将内地的丝绸制品等销往西方的中转站，甚至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产、供、销体系[46]，而甘州回鹘在河西与中原地区的活动，同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甘州回鹘在频繁的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贸易中，将自产的马、驼等畜牧业产品输入内地，满足了中原王朝对品种优良的战马的需求；同时，他们还将来自阿拉伯、波斯、西域等地的产品，如波斯锦、香料、珊瑚、于阗玉制品、安西白氎、硇砂等等输入中原，再把中原贸易得来的丝绸、精美服饰、金银器、食器、药品等等运至河西走廊，辗转销往西域、波斯、阿拉伯、印度甚至欧洲。
由上文论述可以看出，对于归义军政权而言，与西州回鹘的关系基本以友好为主调，敦煌文献有所记载的两地之间的使者交往、经贸往来也比较频繁；但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大多时候关系比较微妙，甚至不时爆发战争，而战争的主要原因，正是甘州回鹘对丝绸之路要冲的扼控，阻断了沙州与中原王朝正常的交通往来。因此，打通河西老路，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成为归义军历任统治者皆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说，与甘州回鹘的交往是归义军政权最为珍视的外交关系，无论是战争还是和亲，其目的都一样，就是保障丝绸之路的通畅，这一点对于河西地区各个政权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实现了经济体之间的互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作者简介：路虹（1980- ），女，宁夏中卫人，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杨富学（1965- ），男，汉族，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1][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明道元年（1032）七月甲戌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2584页。
[3]《宋史》卷490《高昌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7页。
[4]冯培红、姚桂兰：《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7~458页。
[5]徐铮：《敦煌丝绸的品种类别》，赵丰主编《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6~57页。
[6]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商业贸易市场研究》，《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105~106页。
[7]关于褐的属性，刘进宝：《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棉花从西域传入内地的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27~40页，作者主张褐为棉布，属于官布；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种植棉花辨析——兼答刘进宝先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74~178页，作者认为褐属于毛织物。
[8]Peter Zieme, Zum Handel imuigurischen Reich von Qočo,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4, 1976, S.240. [德]茨默著，赵崇民、杨富学译《高昌回鹘王国的商业》，杨富学编《回鹘学译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25页。
[9]杨富学：《古代新疆实物货币——粗棉布》，《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第15~17页。
[1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9页。
[11]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99页。
[1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7页。
[1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88页。
[14]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23页。
[15]《宋史》卷490《高昌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1页。
[16]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24页。
[1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16页。
[1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27页。
[1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71页。
[2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76页。
[21]《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2页。
[22]《宋史》卷490《高昌传》，第14113页。
[23]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國──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東方学》第74辑，1987年，第63—64頁；森安孝夫著，陈俊谋译《敦煌与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及礼物》，《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第121—123页。关于“瓤桃”还有另一种说法，郑炳林先生认为从P.3672写于农历十一月来看，不会有新鲜的“瓤桃”，只能是桃脯之类。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0年，第76页（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8页）。其实，吐鲁番的西瓜可以保存到冬季，故有“怀抱火炉吃西瓜”之谓。
[24]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9—82页。
[25]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
[26]杨富学程嘉静：《西瓜由高昌回鹘入契丹路径问题考辨》，提交韩国顺天乡大学主办“人文丝绸之路-绿洲文明: 文明视野的东亚地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21年1月29日。
[27]图版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28]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29]朱笛：《敦煌写本“鎶鑑”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4期，第91页。
[3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92页。
[31]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13页。
[3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83页。
[33]《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1页。
[34]《宋史》卷490《高昌传》，第14113页。
[35]《宋史》卷490《高昌传》，第14115页。
[3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0页。
[3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17页。
[38]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00—101页。
[39]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00-101页。
[40]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第100-101页。
[41]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商业贸易市场研究》，《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108页。
[42]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728页。
[43]《宋史》卷270《段思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72页。
[44]何亮：《安边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7页。
[45]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总第24期，1995年，第89-102页；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72-288页。
[46]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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