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人工智能与第六次军事革命

导 语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战略、技术和作战模式等领域的不断推进，第六次军事革命浪潮——即人工智能军事革命(AI-RMA)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那么，前五次军事革命浪潮各阶段具体内容包括哪些方面？第六次军事革命浪潮真的会对军事事务带来颠覆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迈克尔-拉斯卡(Michael Raska)在《第六次新军事变革浪潮：一场颠覆性变革？》(The sixth RMA wave：Disruption in Military Affairs?)一文中给出了答案。本文原载于泰勒-弗朗西斯学术出版集团(Routlege Tayor&Francis Group)出版的《战略研究杂志》，现将文章主要内容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 报告封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军事革命的概念、过程和争论共经历了五次信息技术-军事革命(IT-RMA)浪潮。但是，前五次概念超出了特定年代的技术水平、预算资源和能力范畴，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那么，新兴技术在军事革命中是如何有效应对21世纪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呢？为了探讨这些争论，有必要回顾前五次信息技术与新军事变革(IT-RMA)的概念，揭示它们存在的客观弊端，同时突显第六次AI-RMA浪潮在军事事务中的影响力。

01

 第一次军事革命浪潮：

电子战与军事技术革命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联的军事战略家在军事技术革命(MTR)的概念下讨论第一代军事革命理论。正如迪马-阿达姆斯基(Dima Adamsky)指出，这场讨论聚焦两个方面：

（1）科学进步对未来军事行动方向和性质的影响。（2）回应西方的理论和技术创新。事实上，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苏联有关专家强调，美国在精确制导弹药、先进的C3I系统、电子战和计算机模拟方面的优势，从全球战略上损害了苏联的基本战略、方法和发动战争的样式。1984年，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要求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事务中采用“新思维”。陆军上将马赫穆特-阿克梅托维奇-加里耶夫(Makhmut Akhmetovich Gareev)以及元帅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V·Ogarkov)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从进化的视角对MTR的概念进行抽象化。如Gareev认为，新的技术创新（如信息处理技术）使得新型武器实现了革命性发展。后来，Ogarkov在专著上发表文章，探讨新兴技术对苏联战争方式、手段的影响。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系统、天基系统和自动检测系统将集成在一个英文直接含义为“网络之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即由若干个已经建成的计算机网络连接在一起而形成的更大的计算机网络中，并且能够以更远的距离、精度、杀伤力和速度几乎同时接触整个目标阵列。在此背景下，苏联当时的军事思想集中于发展两个相互关联的作战概念：（1）侦察-打击复合体(Reconnaissance-Strike  Complexes，RSC)。（2）作战机动群(Operational Manoeuvre Groups，OMG)。上述概念都体现了苏联对军事战争样式的改造，即机动部队使用先进的武器技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以高精确度和杀伤力摧毁一系列目标。但从1980年初，苏联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加之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缺乏技术手段和财政支持，致使第一次军事革命浪潮发展缓慢。

▲  苏联机械化步兵排

02

第二次军事革命浪潮：

 美军对概念的适应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侦察-打击综合体和作战机动群作战概念的出现，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发布了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NIE)，掌握了苏联武器在其技术、人力和资源受限的状况下，难以推动军事向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但是，当时美方低估了MTR的战略意义，一些人还认为，MTR只是“宣传上的夸张”。但在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的领导下，美国净评估办公室(the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ONA)开始扩大其研究范围。但是，净评估办公室关于苏联的MTR概念的报告局限在技术层面，而忽视了组织和人类驱动的重要性。MTR术语演变成了新军事变革(RMA)的概念——“将新技术应用到军事系统中，在创新作战概念和组织的驱动下，改变了军事行动的性质和行为。”报告认为，军事效能和战斗潜力将会显著提高。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推动军事革命研究反映了四个关键主题：

（1）技术对军事效能贡献的历史评估；（2）军事创新的来源和性质；（3）信息革命带来的变化过程的解读；（4）军事革命对于军事组织的长短期后果相关的政策影响。在各种争论中，出现了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s，MR)和新军事变革(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RMAs)两个术语。新军事变革意味着在社会、国家和军事组织准备和发动战争的方式和手段上的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军事范式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军事革命的争论将美国政策制定者分为了两大阵营：（1）一种是将新军事变革作为后冷战时代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来看待；（2）另一种是新军事变革视为一种组织原则或工具，用以塑造和决定未来政策的收购计划，资源分配和官僚关系。西方战略思想对军事革命的早期适应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更广泛地寻求一种新的战略范式，以反映世界秩序向冷战后时代潜在的地缘政治转变；二是认识到新兴信息技术在未来战争中的潜力。然而，当时美国和欧洲新军事变革研究的成果并不全面，只是提供有限政策的选择。

▲  美国中央情报局徽标

03

 第三次军事革命浪潮：

信息战与IT-RMA技术浪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新军事变革受到了美国国防规划和战略研究领域制定者的巨大欢迎。对军事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历史的分析被大量运用在不同政策方面的研究。即如何通过降低成本的方式利用新技术提高军事效能。例如，新军事变革如何影响国防规划和管理？在组织中实施军事革命需要哪些关键变革？1996年，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William Owens)提出将“系统之系统”(the System-of-Systems approach)方法作为新军事变革总体作战的构想。这个方法侧重于将现有的跨军种平台和系统——尤其是指挥、控制、计算机、通信和信息(command, control,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C4I)系统与情报、监视和侦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ISR)系统连接成一个可互相操作的网络。通过将不同的C4I体系结构和ISR信息系统联网，使军队获得新的态势感知能力——“主导战场信息”(Dominant Battlespace Knowledge，DBK)。

值得注意的是，在 Owens被任命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之前，美军普遍缺乏对新军事变革重要性的认知，而是将其视为现有军事技术发展的延续。然而，Owens希望通过预测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和操作服务来反驳以上观点。同时，他确定了一套新的采购优先事项，要求美军以军事技术为手段，加快对军事革命的体制适应。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发布的《联合愿景2010》(the Joint Vision 2010)为Owens提供了一个模板，旨在促进其系统的概念转化为联合作战框架。因此，在冷战后时代的新战略背景下，信息革命将是一种全新的方法。

▲ 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海军上将William Owens

04

 第四次军事革命浪潮：

数字化战争和国防转型

21世纪初，军事技术依旧是新军事变革争论的焦点，但随着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如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恐怖主义和不对称战争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尤其在“9·11”恐怖袭击后，国防改革成为了主流浪潮。这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国防规划、组织力量结构和作战行为，达到重组美国及其盟国军队的目的。正如理查德-毕津格(Richard Bitzinger)在《美国军事转型:对亚太地区的影响》(Transforming the US Military: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一文中指出，“美国武装力量的转型最初被认为是未来战争方式的根本转变。”2001年10月，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成立了军队转型办公室(the Office of Force Transformation，OFT)，由海军中将阿瑟-K-塞布罗斯基(Arthur K. Cebrowski)领导，负责协调美国各军种转型愿景、计划和项目的实施。例如，2003年的转型规划指南(Transformation Planning Guidance ，TPG)将国防转型定义为“通过新概念、能力、民众和组织利用国家优势，弥补国家存在的弱点，以维持美国战略地位。”

在作战层面，美军主要围绕两个关键概念——网络中心战(Network-Centric Warfare，NCW)和基于效果的作战(Effects-Based Operations， EBOs)的试验和实施。这两个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新兴的军事技术，以获得新的“信息优势”和精确的火力打击能力。然而，也有人质疑其有效性、可靠性和适用性。尤其是经过8年的发展，EBOs概念因其复杂的术语和零散的模型一度成为被反对的焦点。批评者认为，EBOs不可能在一个具有无限变量的动态环境中实施——EBOs永远无法准确预测复杂系统（即政治系统）。2008年，由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领导的联合部队司令部(the Joint Forces Command，JFCOM)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声明放弃这一概念。现在看来，尽管那个时代的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国防转型和作战目标只是部分实现。

05

第五次军事革命浪潮：

 混合战争和现代化+

2000年以后，国防转型为重大军事变革描绘了一种多样化的愿景，它超越了当时的技术、财政和组织资源。正如Bitzinger在《美国军事转型：对亚太地区的影响》(Transforming the US Military: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文章所指出的，“美国军方面临的挑战是将转型愿景转化为一套可靠而有效的能力、战略和组织。”

然而，最重要的是国防转型受到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作战要求的挑战。这两场冲突使美军在资源、优先事项方面，重点从追求广泛的军事变革理念转向了打击那些使用低技术军事手段的叛乱分子。并且这项技术在当时根本没有开发出来，加之全球反恐战争的持续，资金也无法获得。总的来说，正如彼得-东布罗夫斯基(Peter Dombrowski)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军事体制内国防转型愿景、计划和项目背后的制度化，更多地反映了一种渐进的变化或趋向“现代化+”模式,同时，IT-RMA的实施失败削弱了它在军事概念发展和国防规划过程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美国、北约军队中。例如，2000年中期以来，在以色列国防军的系统作战设计，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应用到武力（即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使用中。当时，许多欧洲、北约国家也面临着一系列组织、技术和预算方面的困境。

▲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场景

06

 第六次军事革命浪潮：

智能化战争时代的战略竞争

从2010年初开始，关于战争将在人工智能驱动下发生“颠覆性”变革的观点逐渐流行。人工智能军事革命有以下三个关键驱动力：

（1）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大国之间为争夺政治、经济和军事技术优势而展开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2）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不同技术领域融合以及网络与人工智能融合所带来的军事技术创新；（3）新兴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主武器和人工智能系统在战争中的应用。诚然，过去的IT-RMA浪潮在主要武器平台和系统的发展中使用了一些军民两用技术，但当前的AI-RMA浪潮作为军事创新理念，在商业技术规模和影响方面有所不同。人工智能军事革命浪潮体现在“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t)的不同方式上，这种方式嵌入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这种竞争既受到经济相互依赖的制约，也同时面临军事战略挑战。尽管美国有关专家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军事战略发展和军事技术革新给予高度关注，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高层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可能是其竞争对手。例如，2009年7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要求相关专家就如何保持“美国在全球公共领域保持行动自由”的可行性进行研讨。最初的尝试之一是开发空海一体战(the Air-Sea Battle，ASB)概念，关于此概念的设想引起了各国高度的关注，2015年2月，美国国防部将ASB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Joint Concept or Access and Manoeuvre in the Global Commons，JAM-GC)。后来，它发展为不同的跨军种“多域作战”概念——陆、海、空、网络和空间领域以及电磁频谱的联合作战。并且，对ASB概念的争论引发了对新战略、组织和作战概念的更广泛的探索，这些新战略、组织和作战概念将利用诸如人工智能系统和自主武器等新兴技术，并确保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优势。例如，2014年，美国国防部启动了国防创新计划(the Defence Innovation Initiative，DII)，作为一项全面战略，主要是从商业部门到军事部门加强合作，以加速融入新兴的颠覆性技术。DII需要“确定第三次抵消战略，在未来几十年将竞争优势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在前国防副部长罗伯特·沃克的领导下，第三次抵消战略(The Third Offset Strategy，3O)发展起来，然后将不同的4IR技术运用到美国军方。它遵循了冷战期间的第一次抵消战略（旨在对抗苏联数量上的军事优势——通过发展核武器和运载手段），和第二抵消战略（即常规军事能力质的飞跃）。而“第三次抵消战略”旨在扩大美国在与中俄战略竞争中军事技术的优势。目前，美军正在试验具有自主功能的指挥控制和武器系统，同时重新思考如何利用商业部门带来的技术创新。包括在各种人机类型的合作中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和自主武器——即人工智能支持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指挥控制网络、空间和电子战系统、网络能力、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等。这些技术将逐渐投入到未来战争实验和能力发展项目中，包括美国国防部DARPA的马赛克战争、陆军未来司令部、空军作战集成能力、海军研究办公室和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包括3D打印、纳米技术、太空和类太空能力、人工智能和无人机，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国的AI-RMA浪潮，也反映在一些先进的小国和中等国家的国防创新领域里，如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还发展4IR技术，该技术不仅能够帮助其提高国防能力，而且还能提高其经济竞争力、政治影响力。新加坡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与全球领先的国防工业企业的战略合作，积极研发人工智能系统，包括为其本国空军战斗机机队提供数据分析服务、为陆军提供战场仪器分析系统、用于浅海水雷探测的自主水下机器人、开发无人值守的观察站等，在当前的AI-RMA浪潮中，如何与商业科技生态系统部门互动，同时在国防创新领域中运用新技术，已成为典型特征。

▲  人工智能如何颠覆未来战争

结 语

自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军事技术革命”概念以来，信息技术军事革命争论历经了五次浪潮。在美国军事现代化战略背景下，最初的五次军事革命浪潮主要集中于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现有的常规武器系统和组织力量结构中，以实现军事效能的“量级”变化，但问题在于前五次浪潮都超过了当时可用的技术、组织和预算能力。相反，第六次人工智能军事革命浪潮并不仅仅反映了“现代化+”浪潮的延续，它更标志着战争中真正的颠覆性转变——在新的或不同的工具（技术）、实践（理论和作战概念）的框架下形成新的组织力量结构。虽然AI-RMA浪潮可能会对某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不对称的影响，但它的技术覆盖范围和持续的战略竞争足够广泛，需要重新思考武器研发、国防预算程序，国防承包商以及作战领域的联盟和战略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AI-RMA反映了新的战略挑战，特别是在自动化和自主系统的部署和人机协作，进而引发了关于未来的军事预算优先事项、AI治理和伦理等新的问题和争论。最终，AI-RMA研究的结果暴露了当前使用武力的局限性，这为国际军事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风险。

THE  END

文字 | 李伦、陈曦、龙坤（国防科技大学）

图片 | 来源于原报告和网络

编辑 | 郭思淼

审阅 | 张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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