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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想像的他者｜波洛克的“女性主义干预艺术史”
伴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进行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始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诺克林 [Linda Nochlin] 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者，强调作为女性的社会条件与生活经历。为女性在艺术历史中的隐而不现和不能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力发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了以波洛克 [Griselda Pollock] 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者。从诺克林到波洛克，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经历近半个世纪之久，随之引起的争议仍褒贬不一。本文尝试抽离出这些争论来看两位女性主义艺术史的代表人物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各自所关切的问题：她们想要发出怎样的声音？她们又是以怎样的立场对正统的理论叙述框架发起挑战？只有先将这些问题理清楚，才能继续展开深入讨论。院外本次推送的内容为文章的第一、二节。
以“女大师”为题，并不是力图拯救那些被忽视被从历史中抹去的女性艺术家，借此恢复其声誉；亦不是将之与主流艺术史合并或仅仅成为其附属。波洛克与帕克认为女性在整个艺术历史中的存在与活动本身，就是对其进行历史研究的充分理由。[7]
通过对艺术中的意识形态作为对传统历史框架基础这一假设的质疑，她们延续了诺克林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我们对世间事物存有的普遍观念是被制约和被曲解的。[8] 波洛克与帕克在书中强调，艺术史的研究与评估方式并非中立，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并试图探究女性作为艺术家在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之上。波洛克认为她们并不是在书写一部女性艺术的历史，而是要对女性、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分析。
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波洛克与帕克在对女性主义艺术的研究中主张利用一种解构的方式。这使得其研究方法相异于之前所有对女性艺术家的研究（即趋向于复原女性的艺术与生活而欠缺清晰思想方法的研究）。她们要解构的主要文本即为以往艺术史叙述中对女性或女性艺术家形象的再现。
与此同时，福柯的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也对其影响颇深。继而她们认为即使女性有绘画的权力，但话语权却仍然被男性艺术家所掌握。在关于艺术家的描述中，“创造力”被全然的塑造成阳刚的特权，它导致的结果是，艺术家这个词自然而然指的是一个男人。这也正是历史上虽然有过那么多的女性艺术家，而女人在艺术史语言中依然没有地位的缘故。
艺术先于艺术史叙述而存在，但艺术史作为一个组织化的学科，它定义了什么是艺术，以及如何谈论艺术的方式。基于福柯的理论，她们将艺术史定义为一种话语，认为对艺术的研究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艺术史专家们参与制定的。[9] 因此，把女性艺术家重塑到艺术史的叙述之中就是再次肯定了它不可动摇的权威性。
波洛克在此使用“干预”一词是在有意与“女性主义艺术史”这样简单的定位作区分。她认为“女性艺术”、“女性主义艺术史”等命名，是将这些门类归于艺术史的次范畴之中。也即是说，女性主义对于女艺术家的关注与分析并不是处于艺术史的学科框架之中的。它试图完全打破以往对于艺术家的固有观念，并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理论，来反观女性在性差异的社会系统中是如何被建构和被再现的。
对诺克林来说，女人可以逃离阴柔模范典型的纯然社会障碍，然而原因只是为了要在一个性别中立的乌托邦中，加入男人的行列，并共同迈向未知的世界。事实上，诺克林强化了父权下将男人视为人性典范的概念，女人则为劣势的她者，唯有变得像男人一样才能获得自由这样的定义方式。个人主义、人文主义与自由意志论，指示出这些自由主义布尔乔亚论证的限制所在。正如这里所显示的，这些论证完全没有历史性。[11]
这里所说的“没有历史性”，是指诺克林并没有看到在歧视与社会规范之下隐藏的真实社会关系里的实际斗争。歧视与社会规范仅是病症，而非造成女艺术家在艺术历史中缺席的导因。因此，对其探究下去不可能为此找寻到合理解释。
再者，波洛克认为，艺术史是一个阳刚的论述，而艺术家的形象是中产阶级理想中阳刚气质的矛盾特性的主要体现。换句话说，在这种阳刚气质的论述中，女性艺术家固然是处于劣势地位的。诺克林没有对女性艺术家为何只有通过“男性化”才能获得艺术创作自由的问题提出质疑，是因为其论述仍在艺术史叙述的框架之中。
鉴于上述诺克林观点中的局限，波洛克提出了“女性主义干预艺术史”的行动。其一，“女性主义干预艺术史”是要从社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究女性与艺术历史的关系，及女性艺术生产的历史形式。从这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为女性主义对艺术史的批判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它揭示了布尔乔亚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将艺术看做是生产活动。但是，波洛克亦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接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成型的社会艺术史对性别分工[sexual divisions]的忽视与默认，被看做是该理论所产生的局限所在。同时，要警惕将女性主义干预艺术史的行动看做是社会艺术史的分支。倘若仅将女性主义艺术史归类为艺术史学科的分支，那么，它的批判性就会大大减弱。波洛克进一步强调，“女性主义艺术史应看待自己为妇女运动政治开创先机的一部分，而非只是一个新鲜的艺术史观点——目的只在于改善既存但不适当的艺术史”。[12]
其二，这并非“新艺术史”或在改善、更新一门学科，而是以视觉再现及其实践为质问场域，对文化史进行思考与重写。波洛克在《视线与差异》的英文版序言中，更加明确了女性主义干预艺术史的意义：
女性主义对艺术历史与文化史的干预不是某些权宜之计，亦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之物。它是对我们正在习得之物的重新定义。同时，女性主义的干预行动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目的在于，使我们对艺术创作与文化阐释的实践能够在更大范围的艺术人文领域中进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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