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陈传兴论“画室”｜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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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传兴    责编 | 钱塘祠炒板栗的莫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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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但丁，恩格斯在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称之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新诗承载了新时代的形式欲力，以先锋的姿态爆破旧世界的诗歌秩序，在中世纪提前预告了新时代的现代性。激进现代主义观念的开端。本文中“陈传兴把恩格斯的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从诸多本译本序言中打捞出来，因为这序言在等待但丁诗人重生于新时代。作者将一个共产主义时刻引向诗学：语言政治革命及其对多重异质语言的重新沟通。”亲历1868年革命的波德莱尔，精神扰乱后的思想转变，穿透 “何谓浪漫主义”，进一步迫近浪漫主义美学及其背后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陈试图在文章中大胆设问：波德莱尔的美学批评与马克思的历史文本是否存在任何共时性关系？二者都不同程度被1848年革命的创伤后遗波及，马克思异于波德莱尔，不曾直接参与革命，何以革命也对其造成精神动荡？以文本的形式远距离参与。但日后成为政治思想转捩点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对当下正在发生革命产生影响。《共产党宣言》与历史现场有异时性——文本发声时间延迟于文本诞生时。马、恩二人都在不同的时间场合里提及《共产党宣言》并不与历史事件同时发生，如何祛除文本之崇拜求证？陈借由游走在不同时间、译本的序言构成的圆形场域所发散的思考回映正文主体，悬置文本本身，揭示其中的时间性差异。“不平等的世界里，母语经验平等地赋予每人创制共同的诗性世界的潜能。诗人，革命家，都将穿越美学、政治的双重边缘而重新诞生。”（《先锋的时间异构》）本文摘自《新美术》（2021.4），院外将分为八次推送，感谢作者与杂志的授权。

G. Maigret

1863｜陈传兴论“画室”｜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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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留下关于1848年革命的经历感想零碎片段，随意写成在标题“mon Coeur mis à nu”[剖心]，纸片，杂混遗稿未被整理。没明确写作时间，依内容可能在雾月政变后，波德莱尔1855年说过的未成稿之自传片段，和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大致同时。十来段潦草断句，感性快速即笔，没任何意象企图，诗意或随笔反思；那是肉体具足的自我独白，临场见证的激情，如标题所指，赤裸直接、没修饰。从“1848年我的迷醉”开始，结束在“1848年会那么有魅力，是凭藉它过度的可笑[ridicule]”。诙谐、嘲讽、自我解嘲、浪漫主义的美学修辞，波德莱尔自嘲、自我告解，一代人的轻忽，盲目乌托邦幻想，各种西班牙城堡，最后却迎来拿破仑三世：“政变时我的狂怒。擦身而过多少次枪击，又迎来一个波拿巴！无耻！”波德莱尔直言这个革名的狂热迷醉，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理念，更多是虚无的报复，和破坏的乐趣，动物性的本能：“报复的喜好。摧毁的‘天然’愉悦，文学的迷醉；阅读的回忆。5月15日——还是破坏的喜好，合法性的喜好，如果所有‘天然’的皆合法。六月的恐怖。人民的疯狂，和布尔乔亚的疯狂，对于罪恶的自然爱好。”[1]

群众暴力的死亡欲力，破坏社会契约的秩序，反启蒙、反理性，自然、天然动物本性直接表现。波德莱尔所描绘的1848革命事件，是原始蛮荒重现摧毁城市文明秩序，集体无意识的奔涌。无意识精神机制的回溯到无时间性的梦，疯狂，死亡。逆流回到精神、历史黑夜。波德莱尔的1848不停留在回忆，记忆大革命的过去时间，而是揭露更深层精神危机，启蒙，理性秩序被原始本能摧毁、破坏。

波德莱尔借1848革命历史光学装置，更鲜明投映他和浪漫主义，最初的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亲近谱系关系。这正是他不自主的会在残酷虚无的革命暴力片段间，插入“文学的迷醉，阅读的回忆“，那不是回忆的场景，更像是德国浪漫主义起源于两个革命废墟，康德摧毁理性至上的思想哥白尼革命，以及之后启蒙的理想更进一步在大革命的政治实践中被否定。19世纪的开端就从浪漫主义美学革命和观念唯心论哲学系统构建开始。波德莱尔的“monCoeur mis à nu”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片断书写的预设概念和企图；但毫无可疑，1848作为波德莱尔一生唯一最直接参与政治运动，实践某种政治狂热激情，这在当年8月他写给蒲鲁东两封信中的急切口吻，用词仍可嗅得到6月血腥镇压的恐惧余波震荡。1848之后，波德莱尔全身投入《恶之花》诗集创作和美术评论。他不仅放弃现实世界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他不再尝试1846年所曾操作的系统思想探讨，没有“何谓浪漫主义”那种诉诸概念认识的野心。他进行诗的革命书写，恶的奥菲主义美学提倡。变装掩饰的浪漫主义美学和其后面的德国唯心观念论哲学论述，则以碎片的浪漫主义片刻之姿态出现。《恶之花》的美学批判性，其浪漫主义式的暗影礼赞，和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暗影与幽灵是否有任何共时性，甚至谱系亲近性，广义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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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udelaire, Charles. Mon Cœur mis à nu.(OC,I,P) 679-680.Baudelaire/ Paris. editions paris- musées/Quai Voltaire, 1994, Paris, p. 98。波德莱尔经历 1848 年 6 月的血腥镇压后，政 治立场倾向左翼社会主义，他甚至不惜扮演告 密者的角色，写信警告蒲鲁东，1848 年 8 月 22 日，下一次示威游行时会被暗杀，一个真实的阴谋。信中，他直言自己并没有确切证据， “但是我的良知和智慧，让我作为一个依照我的信念的最佳告密者。”（pp. 151-152）

狂热的波德莱尔，深信下一次的起义，将是合法的社会主义。这个革命信念，其实，短暂并未具有任何坚定的信仰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处于迷醉，狂热的革命漩涡中。同一年，收信者不明，日期不定的书信，波德莱尔却以自己是否是极端自由主义者 [ultra-liberal] 自我辩解：“你说我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你认为这可能会侮辱我。我应感谢你而尽力回答。依然，更仔细检验这个可耻的名称。我翻阅字典，找到这字词的第一个意义：‘喜爱赠与、给予的人’。”[qui aime à donner](pp.155-156) 

波德莱尔接着以哲学诡辩逻辑论证，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将这称谓回赠给对方，他才是真正 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比起波德莱尔本人；结论， 波德莱尔认为这称呼不仅没侮辱他，甚至是一 种赞誉，“依照这字词最美价值那大半部分。” 波德莱尔随后又逐一回辩，从隐喻修辞，或是学者专家意见等等。归纳结论，波德莱尔反问对方：“你是否听过所谓极端自由主义者，只存活在混乱失序和败坏道德者间？若真有这种人，我会第一个高喊逐出教门。但我却到处遇见这类人，我看到接近你的这些人，他们用无玷的鲜血颜色染红，但他们只是拿来作为中阻隔开他和其他控诉者。” 

波德莱尔隐晦反讽所谓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保守、畏惧失序、坚持道德，正义之名围绕政府去守卫所谓自由主义价值，市民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反讽对方“给我作为公民所能具有的最美头衔。” 

诗人与革命，波德莱尔从中反转认识，临近历史性，19世纪后半叶的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法国的现代性开端。诗的美学革命告密者，也许这可以说明他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甚至所谓任何一种政治实践、理念，所采取反讽、嘲弄、诡辩的态度，平衡他强大的诗境界的开拓、航行与迷失。1848-1851，第二共和到第二帝国僭政，决定法国想象场域的破坏性创生源起，以否定性作为谱系脉络起源。 

Baudelaire, Charles. Correspondance I, 1832-1860. Gallimard, 1973,1848, 8 月 21 或 22, pp.151-152 (a P.J. Proudhon); 1848(？), pp.155-156。

Rue Tirechape, de la rue de Rivoli｜Charles Marville｜1853-1870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书中用很诗意的方式陈述1848年事件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位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带着1848年永远烙印在他整个灵魂里，形成他性格经历，抛弃了他自己的阶级，也被他自己阶级所抛弃。从此，他能接近和信任，只有同样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和稍微远一点的无产阶级群众。[2]

马克思经历巨大的精神冲击，烙印创痕，不仅只限在知识思想层面改变，那是个人存在的危机，被放逐无法返乡的尤里西斯。主体性和世界的关系彻底翻转、否定，再重新定义，联结精神碎片。没有祖国家园，熊彼特从社会经验向度去看待马克思成为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传道人。有意或无意，熊彼特未明说地套用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分析小农阶级被剥夺生存必须的土地所有权成为流民，他们才开始接触，联合工人无产阶级。但不同于小农的被强制压迫改变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马克思所经历的转捩点，更近乎精神转换的自主选择，他并未曾参与1848任何活动，同时期德国柏林，或巴黎的2月、6月政变革命。亲身见证事件，像波德莱尔、米什莱的直接行动对感性生命冲撞情感造成理智的创伤记忆，临近历史开展的距离也不同。那么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自主意志选择何种视界[vision]超越经验条件限制之决定，而作出如此巨大转捩跳跃。自我主体性的死亡跳跃，面对政治社会危机，否定性如何操作自我裂解。那是否可以想象，马克思虽未临近现场，他用《共产党宣言》法译本抛进6月动荡的巴黎，话语与思维作为他的观念替身，幻想一个新时代可能降临，但短暂的希望很快破灭。马克思必然会反思，自己是否会落入他所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思想体系无法进入现实具体化为对象。

经验事件的检验，必然会让他自我思考介于直观和知性反思之间的不对称性所呈显的理性困惑，客观现实性之存在基础，《共产党宣言》是否欠缺什么必要条件，因而使之无法实体化、实践，当面对如此巨大的革命事变时。现实上，《共产党宣言》也从历史现场退位，沉寂消声在后台，多年后才重新浮现发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时隔多年后的不同语言译本前言中，一再重复谈到《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后被冷落遗忘的现象。而几乎一致的皆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足这原因，作为主要解释。完全忽略这个延迟时间性，非共时性所指出的历史性，本体论意义。若要想更清楚揭显这时间性差异，那么必须悬置《共产党宣言》内容之单纯政治经济论述之学理分析，单纯就泛文本性[paratextualité]不同序言版本语言译本之书写去看，借用翻译的语言文化空间差异和时间差距所产生的原文本收受扩散之不同折射光谱，交错比对，可以回避典范化、圣像文本化的遮蔽盲点。《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革命前夜，出版于革命发生时，1848年，其政治思想史的历史性，并不在于历史事件之同时性，而是思想观念、理念的转捩点，新共时性开展。熊彼特在上述书中，概括1848年在思想史上的分水岭重要性，社会主义从此告别先前的摸索未成年状态：

那么结束社会主义未成年期的巨大转折，事实上必然和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联在一起。倘若这种转折有可能确定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订在《共产党宣言》出版（1848年），或者定在第一国际的成立（1864年）。就是在那个时候，理论上的标准和政治上的标准，都可以严肃说是符合了。不是另一方面，这个成就只是总结了几个时期未成年期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成就以特殊方式使这些发展公式化，那种方式也许在实际上（肯定不是在逻辑上）是唯一可能的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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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50,1992)。中译：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朱泱译，第二十五章 ‘马克思面对的形势’，2003 年，台北左岸文化，第 359 页。

[3]同注 49，第 354 页。

1948年苏联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纪念邮票

熊彼特给予《共产党宣言》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认识论断裂位置和意义，而这只是理论场域和政治史；但实际的实践层面，却要等到1864年第一国际工人联盟成立，行动和知识共体在一个一致意识形态下才实现进入现实世界。熊彼特形容这是一个告别未成年期，不成熟的直觉性思想和行动阶段，生命周期变化。马克思的贡献在于综合，和系统化分歧的不同社会主义群体之思想论述，公式化。但实际上，介于1848《共产党宣言》出版和1864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经验性直接联结，也即是第一国际的行动纲领并非《共产党宣言》外，两者是各自独立的政治纲领；即使某些《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被转化改写以隐形文字形式融进第一国际的纲领，但因就很多现实条件限制，只是有限度采用以避免欧陆社会主义群体的排斥。如果不从政治实践之目的论角度去看这历史事件，纯就思想史角度去思考，《共产党宣言》是以何种方式、形式被参与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群体，欧陆和英国，看待（接受、批评、反对等等）。这个不透明，既存的历史文件思想作为不能陈述的基础前提必然会影响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过程和辩争。

第一国际的正式、公开成为政治团体，似乎和《共产党宣言》留存在隐密场域有必然关系，熊彼特所指的实际唯一可能的方式，但非逻辑。《共产党宣言》被接受、传播扩散的时间，仍要延迟、等待。这是一种奇特的思想认识论断裂效应未同步于实践操作，近似一种渐进曲线路径[asymptotic path]划过宣言的不同译本序言。每个语种和国家区域的序文接续回应。

熊彼特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1]分析并批评《共产党宣言》由于党派意识型态影响造成曲解，脱离最初马克思思想论述之原旨，质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纲领。他借恩格斯为1888年英译本所写序言去归纳出四个主要历史盲点遮蔽收受《共产党宣言》的客观观看：（1）最初书写动机，马克思应伦敦《工人联盟》要求写出的行动纲领，并不存在所谓的党，或党纲。而所谓工人联盟，是由为数不多知识分子组织的秘密团体。（2）宣言只是名称取用宣传小册，当时只是折衷性为了和社会主义区隔，虽然那时有多种不同的共产主义团体组职，大都是直觉性粗糙、原始。但相对于社会主义属性倾向上层社会、布尔乔亚，共产主义是较近无产阶级、工人。（3）恩格斯强调宣言的核心思想来自马克思。（4）恩格斯虽谨守马克思的立场，不夸大宣言的社会史重要性，但他却过度强调第一国际重要性，因而造成自我错觉、自我矛盾的在序文中留下：宣言不仅“反映，在某种程度现代工人运动史”而且“是被几百万（工人）接受的共同纲领。熊彼特认为这是彻底站不住脚，违反经验事实，一方面1848之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同于马克思书写《宣言》当时的经济社会状态。另外，是否所有工人阶级皆能诠释并接受宣言中的理论片段，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之论述。熊彼特指出基本上当时构成第一国际，仍以知识分子居多，这阶段必然和工人阶级，以及工会之间都有不同层面的矛盾。宣言的思想、认识论成就并不代表它具有绝对真理，而又能在当时历史社会条件下说服几百万群众成为共同信仰。熊彼特强烈的批评这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党派意识主导；他说在当时的工人群众只会觉得这些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是知识精英强加在他们头上，而非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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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ociology andeconomis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7, no. 3, 1949, pp. 199-212.

The Undersigned Photographer as He Was Before 1848｜Louis Pierre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新美术》｜2021

未完待续｜

"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

20 世纪前30 年的先锋派运动激发了此后持续一个世纪的思想论辩。回看这场世纪对话，有必要先厘清先锋派艺术和通常所说的“现代主义艺术”究竟是何关系？是将先锋派置于连续性的历史中还是将它确立为一个历史断裂点？先锋派与艺术“体制”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本专题选择了几个关键节点上围绕“美学先锋派”理论之争的历史性文本，以期穿透“avant-garde”在20世纪艺术领域的使用、引发的主要问题与争论焦点，爆破出先锋派运动的思想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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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目录｜

先锋的时间异构——“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专题代序 / 周诗岩

1863 / 陈传兴

艺术、社会、美学 / [德]特奥多尔· W. 阿多诺，艾寇 译

先锋派困境 / [德]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 撰， [英]约翰·西蒙 英译，陈嘉莹 汉译

浪漫主义和先锋派 / [意 ]雷纳托·波焦利，田延 译

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选译 /[德]彼得·比格尔，赵千帆 译

先锋派与新先锋派——回答关于《先锋派理论》的一些批评 /[德]彼得·比格尔，杨娟娟 译

从政治转向美学？/[法]雅克·朗西埃，赵子龙 译

现代性再思考 /[法]雅克·朗西埃，周诗岩 译

相关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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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治理的政治？或者治理 ?

朗西埃明确了他所谓的政治和治理并不是两种生活模式，而是两种可感分配，切分感性空间的两种方式，而治理将相似性与差异性同一化。就此指出福柯对政治的思考是围绕着权力而建构的，并未对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加以区分，都只是发生在所谓的治理空间之中。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远比压迫性机器以及身体的规训等等的外延更大。这也正是他在访谈中所重申的，人们不可能从描绘着权力实践的某种关照中，从模式的生命治理的权力理念中，提取出作为特有政治主体化模式的生命政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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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社会、美学｜阿多诺 | 1970

它的标题已直截了当地勾连起阿多诺美学理论的三个重要面向：自律将艺术带向哪里，社会如何被穿透以及美学肩负何种任务。如中译注所言，《美学理论》非推进式文本，而是“不同部分同等分量的集合，这些片段以‘星丛’方式而非连续体方式产生观念”。三者并置又彼此关联，形成绕动在阿多诺头顶的永恒关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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