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被传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的清华教授究竟做了些什么？[@裸嘢李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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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公民侃大山

1957年，一位清华教授被传言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由此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他就是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徐璋本1955年刚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国，就在1957年就被捕入狱，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徐璋本是湖南长沙人，1931年9月，他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比他高一届的钱学森说：“在交通大学时，我就知道他是学究，不问政治。以致他在交大毕业后居然到一个特务电台中去做工程师。我知道了之后曾劝他不要做下去，但我以后出国，下文不知。”

1938年，徐璋本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并于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国了。同期在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还有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等人。徐璋本回国后，先在湖南大学物理系任教，1947年转到江南大学理工学院任教。

徐璋本在江南大学任教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回到母校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专门教授高等电磁理论。交大学生陈太一评价徐璋本讲授的长波理论，“非常透彻”。

1949年之前，徐璋本再次赴美国；先在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后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经常和钱学森等中国留学生在一起。在1954年前后，徐璋本经常参加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和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1954年8月5日，徐璋本还和他人联合给艾森豪威尔写公开信，要求总统下令撤销禁止中国学生回国的命令。

1955年5月，徐璋本和俞启忠、王明贞夫妇等15人同船回国。徐璋本在回国之前曾受到钱学森委托，让其向中央政府传达希望回国的意愿。

1955年，徐璋本回国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物理理论教研组，此时的徐璋本在科学研究上适逢其时，但是，在1957年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徐璋本的一次发言却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的来源与我们的领导思想有关系”；并且解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随后接着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思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理想就是教条主义。”

到此，徐璋本的发言似乎还带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意味。但是，紧接着的发言就直接指向马列主义。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不仅如此，徐璋本还在其他场合提出诸多不可思议的观点：“杜勒斯也是为了人民”、“老蒋不代表帝国主义”、“弱者不是反革命”、“地主只是小猫”。这些言论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而他的这些言论也很快编入各类内部材料，或上报中央，或成为学习和批判的材料。

相对于言论而言，真正令徐璋本陷入牢狱之灾的其实是他在1957年公开组建“劳动党”的行为。并且，还曾传言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在1957年7月8日他向社会公布《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以及一份具有政治纲领性质的《劳动党发起宣言》，并且还要“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更多精彩请加微信54446700，注明读者。

徐璋本在《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中，首先阐述一个基本概念：“人类的体力和脑力的劳动创造了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是创造了人类特有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和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区别开来。”随后又指出：“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同时也创造了艺术、文学、音乐、绘画和人类整个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每个时期和地区的政治和文化都是有以往历史的结果和反映，同时也包含着以后演变的因素。一切因素都建筑在人类劳动果实上。”

其次，谈了人的两种本能：自私利己和互助利他。他说：“自私利己和互助利他。自私本能的过分发展和没有限制便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剥削现象和制度的最后根源，一切罪恶的最后根源。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着理想的共产主义永无止境的迈进途中，限制自私利己的本能和发展互助利他的本能，便是人类道德和法律不断改进和厘定的最高标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态便是建筑在这个标准上面的。”

最后，还指出之所以要成立劳动党的目的。他说：“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对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以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

而在《劳动党发起宣言》中，明确声称：“为着实现人类劳动的神圣价值；为着使劳动果实不带来剥削和被剥削现象；为着使人类劳动所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获得最广泛公平最有效的使用；为着使这些劳动果实不受人类两种生物矛盾本能──利己和利他，爱和恨──的支配，继续在前进的社会中产生矛盾；为着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及和平共处；为着使人类社会向着共同的理想的大同公有公享社会顺利地和平地迈进；为着使人类劳动在社会的持久的和平及繁荣中发挥其最高价值；因此发起组织劳动党宣言。”随后，徐璋本就党的宗旨、党的纲领和党的组织作了详细论述。

首先，对于党的宗旨，他提出要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公享社会。其次，在党的纲领中，他提出两个部分，分别为：关于世界各国和国际的十二条，关于国内的二十条。其中有两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特别显眼，分别是第十七条：本党主张宪法和一切社会法律中不能加入“主义”“革命”“反主义”“反革命”等字眼条文；第二十九条：本党同意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对执政共产党之施政方针，保留随人随时随事加以研究检讨和争论，并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加以更改和否定之自由。最后，在党的组织中列出十二条，并在其中一条提出：“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对本党业务之进行给与物质上和道义上的帮助。”

徐璋本的行为，很快引起妻子王锡琼的忧虑。她在劝说无果之后，向钱学森和王明贞寻求帮助。钱学森后来回忆：“我对他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劝他不要搞，说他不懂政治，不要乱来，他当时不同意，一定要搞劳动党，我也就离开他了，后几天听说他以反革命而为公安部扑去。”

而且，徐璋本还拉清华大学的张维、王英杰、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加入劳动党和支持他的宣言。他还贴过小字报，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党”，并提出：“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之类的口号。

徐璋本的结果可想而知。8月19日的《新清华》发表题为《理论物理教研组连续开会批判徐璋本反动言行》。该文指出，正当全校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遭到全校一致声讨，彻底批判，从而陷入完全孤立的时候，徐璋本却突然暴跳出来，公然打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组织反革命政党——所谓“劳动党”，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还企图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发动拼死的斗争。

12月25日，这一天他在清华大学被逮捕，并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被判15年有期徒刑，在清华大礼堂公开宣布他的罪行。

1975年春天，国家发布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警宪特人员。徐璋本在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赦令在执行过程中，大概认为二级教授相当于县团级，就将徐璋本释放了。所以徐璋本是作为特赦人员被释放的，这样的结果显得有些吊诡。

以下内容是@裸嘢李 整理自百度徐璋本词条：

徐璋本（1911—1988），徐璋本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先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更多精彩请加微信54446700，注明读者。

徐璋本1957年成为右派（其右派言论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

被打为右派之后，被投入监狱，经历20年囚徒生活——徐璋本与钱学森先生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

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渡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徐璋本先生1979年被获平反，1988年去世。

徐璋本和钱学森（作者：谢泳）

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3、40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应该指出的是，钱学森的大学也是在交通大学读的。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

从徐璋本入狱前的经历看，他归国后基本上是从事教学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狱，是否能够介入以后的两弹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钱学森的私交确实很好。

《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 ，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钱学森如此荒谬地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是否与经济上接济徐璋本的家属而被迫检讨，感到的压力太大，急于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择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缘由就只有钱学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只能作为平反右派被后人评说，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无关。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一打三反”运动

认罪伏法活动是中国监狱独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要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右派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得社会地位。虽然以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天资聪慧，入狱十几年把马列斯毛的书读了个通透，狱中召开的认罪伏法的大会小会上，凡这等人登台演讲，无一例外，口若悬河、引证据典，舍我还谁的样子。如果扣除时空背景和认罪内容，单听演说中的形势分析和理论探讨部分，一定会认为是一位中央党校的职场教员在宣讲。笔者现在还记得听这种演讲时的感觉，那就是荒唐。在监狱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间话语系统的趋于空前的统一，这种话语系统的无差异性是一种创造，确实史无前例。而徐璋本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例外，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老先生登台演讲。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开上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独特的生存方式面临严峻的考验。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伏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调离曲周农场。但是，关于徐璋本先生的消息总不断传来。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文艺活动向来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风向标，事到终极势必反，政治气候的转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监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最后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的人物。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都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指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在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邯郸地区被集中的人员当中，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潜送日俘小组组长宋忆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邹震先生也被集中，邹震先生事后谈起此事说，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与他49年以前曾做过南京《益世报》的总编有关，因为靠级评估的话，一个《益世报》的总编总不会小于县团级。至于邹先生的入狱所谓何事，却不闻不问。怪事还有，前文提到的高级干部黄理文也因这个释放国民党人员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为黄先生捕前享有干部的级别无论如何是省军级，兑换成国民党的干部级别远远大于县团级。按照这种思维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同级兑换，也不会小于县团级，因而也属于被集中人员。这次莫名的赦免来得尽管很滑稽，还是应该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员的第一次被解放，虽然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设置是认定这些人曾经是有罪的。

1979年之后的徐璋本

到了1979年春季，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迁者与流者从千里万里之遥回到亲人的身边。我是其中最年轻的，27岁，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一切从头再来。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样的老人，当第二次解放降临的时候，20年的光阴已荒废和丢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与我回到北京。我们最后的来往书信，是为了一本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作者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德国科学家波恩。这本书在王府井大街的内部书店出售。我买下了这本书。徐璋本先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后，便写信托我帮他买一本。我再去内部书店为他购得并寄去此书。在收到我寄去的书后，徐璋本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顾量子力学诞生的过程和它对物理学的影响。其中谈到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以及构建大统一理论的哲学意义。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涅槃与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国的青年智者。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1940年，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想象，29岁的徐璋本已经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只能是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个没有民主和科学传统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那时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飞扬的神采和远大志向。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1957年的突变改变了一切，命运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而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对科学的追求，只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经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话音的南腔北调；还有那脸上总是略带着的微笑——这就是他留给我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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