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灵活，中国民间社会在疫情中有闪光表现

Original Eva Woo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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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些运作时间相对较长的民间社会组织伸出了援手。考虑到大多数民间社会团体的组织结构模式，它们主要通过自己经营的项目而非捐款的方式提供帮助。

中国新出现的、迅速发展的民间社会部门在帮助个人、社区和政府组织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例如，民间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因在获得医疗物资捐赠并调配的同时又对操作过程保持高度透明而受到广泛好评；校友团体则因其跨国界的外联网络和成员间的信任，一度成为传递紧急捐款和救灾物资中最活跃、成果最为显著的角色。

在国内与此相关的慈善事业中，企业慈善占到了65%。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外，企业基金会还拥有丰富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可以根据企业所处的业务不同，提供不同的服务。

由于中国首先出现了COVID-19病毒的案例，因而拥有最充足的时间来应对危机。中国新出现的、迅速发展的民间社会部门在帮助个人、社区和政府组织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当其他处于疫情不同阶段的国家开始遇到类似的挑战时，各自的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从而避免走上弯路并且复制他们的成功经验？下文按趋势分类，展示了中国国内组织如何帮助保障医疗物资的供应、提供心理支持、保证人们获得准确信息、减少社交接触、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影响，以及推进其他重要的应急事业。

1传统基金会和捐赠平台的反应

在中国，一些运作时间相对较长的民间社会组织伸出了援手。考虑到大多数民间社会团体的组织结构模式，它们主要是通过自己经营的项目而非捐款的方式提供帮助。尽管他们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国际公益学院（CGPI）院长王振耀认为，社会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协调仍有待加强。

不过，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其中一个例子是，银杏基金会领导并资助了一个名为 "银杏伙伴在武汉 "的志愿者团体。这个团体在武汉这个疫情中心城市运行。其中一位银杏研究员郝南成立了一个居家患者援助小组。小组走访病人，帮他们联系医疗资源，并在医院不堪重负时为他们提供物资。还有银杏伙伴在武汉组织了另一个志愿者小组。这个小组为弱势群体提供交通工具，还收集数千台医用制氧机分送给医院和个人。基金会还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援小组，并建立了一个对外援助网站。该网站包括救助指南的多语言翻译版，以帮助其他国家迎接在疫情期间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挑战，如提供临终关怀和/或妊娠管理等。

一些借助创始人知名度的基金会包括韩红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李连杰的壹基金等基金会几乎是最积极参与到在武汉及全国各地动员医疗资源和志愿者的部署活动中的。其中，民间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筹集到的善款达数亿元。因为其在获得医疗物资捐赠并调配的同时又对他们的操作过程保持高度透明而受到广泛好评。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在武汉的国家支持的基金会因捐款和医疗物资管理不善而遭到了舆论的抨击。

为中国民间社会组织收集和分发捐款的平台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赠与亚洲（Give2Asia）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春苗基金会等中国民间组织合作，为一线救援和长期抗疫提供了帮助。

2非正式志愿者团体和新兴组织的反应

非正式志愿团体的人在抗击疫情和互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些团体自发组织的援助活动表现出了显著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但其中许多组织未能在当前的危机过后继续运营。它们担心在政府控制下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且缺乏长期的愿景来维持志愿者的团结是促使这些团体解散的原因。

在武汉的NCP生命支持网络团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该志愿者团体是由中国著名的救灾社会企业家郝南创办的。他在2008年四川地震期间组织民间社会援助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团体包括一个由全国各地400多名志愿者医护人员组成的在线诊所。他们为患者提供在线护理支持、自我保健指导、心理支持，以及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临终关怀。除此之外还包括孕妇互助小组和信息支持小组。该团队创建了多个活跃的微信聊天群，其中有志愿者在群里组织协作。

校友团体因其跨国界的外联网络和成员间的信任，一度成为传递紧急捐款和救灾物资中最活跃、成果最为显著的角色。武汉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是武汉大学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众多校友会之一。在1月和2月，该校友会向湖北90多家医院捐赠并运送了12批医疗物资。据统计，全国47所高校的校友组织为武汉市一线医院提供了重要物资和资金支持，共捐赠了2100多万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和1000多吨医疗物资，填补了武汉市一线医院的物资空白。

1月下旬，中国的一批独立程序员和开发者走到了一起，成立了Wuhan2020。他们试图在对抗COVID-19的过程中精心打造一个有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他们从解决武汉市各医院严重的医疗供应短缺问题入手。怎么做呢？他们整合和确认了武汉及全国各地医院的口罩等医疗耗材供需信息。在3000名开发者和3000多名其他类型的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项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任务驱动的全球合作项目。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的志愿者吴雪(Xander)，在加利福利亚带领该小组与IBM合作，发起了一个在线编程马拉松---Hack for Wuhan，鼓励其他应对危机的有效数字化方案的出现。

另一个名为A2N的团队是由20多岁的资深网民成立的，他们希望在1月下旬爆发COVID-19疫情的同时，遏制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它的业务之后扩大到核查运往医院的医疗用品认证的正规性。该团队还提供了一些网站，以汇总有关该疾病的信息，并对其传播情况进行摸底。

高温青年社区（Blazing Youth Community）由中国东部主要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温州的青年企业家、海归学生、专业人士以及研究人员组成。该团队与温州国际联合协会密切合作，以帮助受COVID-19打击最严重的地方，并将援助范围扩大到从意大利到伊朗等十几个国家。

Bridge床位组（Bridge Bed Team）是一个位于中国的网络志愿者团体，在武汉疫情期间，他们专注于信息收集和分享。他们与“团结的人民永远不会被打败”（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vencido，简称EPU-JSV）合作。EPU-JSV是一个以西班牙的一首歌曲命名的研究全球草根团体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他们共同收集、分享关于COVID-19互助社区的信息，并在网络上分享。

3企业界的反应

在本次公共卫生危机中，企业也付出了不懈努力，在中国国内与此相关的慈善事业中，企业慈善占到了65%。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外，企业基金会还拥有丰富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可以根据企业所处的业务不同，提供不同的服务。

跟随比尔-盖茨的脚步，马云的基金会承诺会将1440万美元用于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工作。与此同时，由马云创立的、常被称为 "中国的亚马逊 "的阿里巴巴，也推出了新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比如国际医学专家交流平台（全球新冠肺炎实战共享平台）。阿里巴巴旗下的杂货配送平台盒马推出了 "共享员工计划"，起初是为了满足其自身对新服务人员的迫切需求，以处理暴涨的杂货配送订单。最终，它通过从餐饮连锁店、健身房和其他在疫情中挣扎着的公司借来的员工，掀起了中国零工经济的新潮流。

其他企业基金会也纷纷加入进来，采购急需的医疗用品。复星基金会是最早利用其全球医疗供应网络采购个人防护设备（PPE）和呼吸机的企业之一。这些设备被运往武汉的医院，最近又运往意大利、印度和纽约市的医疗机构。

字节跳动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作，捐赠了2800万美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为医务工作者及家属提供经济援助。

数字健康平台WeDoctor与互联网公司腾讯公司合作，推出了WeDoctor全球COVID-19平台，为6000万华人华侨和其他在国外寻求帮助的人提供实时支持。该平台提供手册、身心健康支持、中医咨询等服务。来自中国顶级医院的7000多名医生通过平台提供服务。

4未来的紧张态势和经验教训

中国的疫情触发了来自本国的大量援助，甚至已经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向外辐射输送。大量的援助行动，也为中国民间社会组织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们如何才能在一个可以调动国家巨大资源的、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下，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他们如何建立更好的基础设施来协调他们的工作？当科技公司与政府共享更多的数据时，他们如何帮助保护公民的隐私？而数字解决方案如何才能更以用户为中心，让一线志愿者提高工作效率？

随着在这场疫情中，以及疫情之后的几年里对这些问题答案的不断探索，他们一定会产生更多创新的解决方案，激励全球民间社会的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