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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tra平台:用技术将人与人联结起来|科技向善

SSIR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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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段伟文


科技向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其赋能作用改善人们的医疗健康状况,减少芸芸众生不必要的疾苦。在本文介绍的这个案例中,现代医院作为解决母亲、儿童和新生儿健康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并不能完全满足特定区域的需求;特别是在印度的欠发达地区,孕妇和年轻的母亲因缺乏相关医疗与预防护理资讯,而不得不面对本来可以避免的生命损失。


目睹这一严峻的现实,本文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和试验尝试,将医疗资讯的访问渠道与移动电话相结合,找到了一种充分发挥技术正向外部性解决社会问题的适用方案。在此案例中,不论是mMitra平台的命名,还是为城市贫民窟培养女性领导人(称为Sakhis或“朋友”),都不难看到伙伴关系、领导力和关怀——这些社会创新所推崇的弥足珍贵的观念——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简单来说,这一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有三:一是只要坚持科技向善的理念,总可以找到使问题得到缓解和逐步解决的办法;二是通过在地调研,反复尝试,总能够找到一种方式,较好的将技术与特定人群复杂细微的需求恰当地结合起来,为消除人的苦痛和增进其福祉找到适用的技术;三是创新的本质不仅在于将技术与人的需要连接起来,使技术成为人们生活和成长的有益伴侣,更在于用技术将人与人联结起来,使人们能够有效地从社会人群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帮助,给制度化安排下的脆弱人群以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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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SIR英文网站,首发于Impact India

议题编辑:林夕、姚森
学术顾问:段伟文作者:阿尔帕娜·赫格德医生(Dr. Aparna Hegde)翻译:齐菁博校对:曾欣、水静、林夕



我投身医学并成为了一名泌尿妇科医师。因为我希望在追求对科学研究的热爱的同时,为人们,尤其是为妇女服务。 但是,当我在孟买一家位于市中心的大型公立医院——锡安医院(Sion Hospital)工作期间,我并不觉得满意,主要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在医院,我们曾长时间供职于产前诊所,为一个接一个的孕妇诊断。 但是,无论我检查完多少人,门外永远会有更多的孕妇在等待。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我只能匆匆检查,甚至都不能注意到她们的脸。之后,同样是这些女人,会在怀孕的第九个月因并发症而回到医院。 我查看了她们的记录并看到了我的签名,才意识到我在她们的妊娠早期就与她们会过面了,但是这些妇女并没有按照建议去做,并返回医院例行检查。
 
患者数量大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更大的问题是,这些妇女缺少如何进行常规预防保健、如何保持健康、如何识别生病迹象等相关资讯,以及能够在她们的妊娠期和孩子婴儿时期与她们相伴的人。
 
我见证了太多妇女死于分娩。 可惜的是,如果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为她们提供了相关资讯,即便不是大多数,也会有许多人本可以活下来。 我们确实挽救了许多妇女的性命,这样做在理智上和情感上都令人欣慰。 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仅仅是将创可贴贴到枪伤上。 这是远远不够的。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印度的公共卫生系统处理母婴健康问题的方式:太多的资源密集型试点项目大量占用人力资本,因此无法扩大规模。 这导致的结果是,印度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每10分钟就有一名妇女死于分娩,每年有300,000多名婴儿没有活过他们生命的前24个小时。

 
01
医疗保健和技术的连接

尽管存在着上述惊人的统计数字,但印度也有着数量比厕所还多的移动电话。早在2008年,我就看到即使在孟买最贫穷的贫民窟中,妇女也可以使用手机(到2015年12月,印度全国的移动电话服务订购总数已超过10亿)。我开始考虑如何将医疗资讯访问渠道和移动电话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在2008年,我成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ARMMAN(Advancing Reduction i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of Mothers, Children and Neonates,促进母亲,儿童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的降低)。目的是创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本土NGO,该NGO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具有客观的成果和可衡量的影响力,并且从一开始就计划实现项目的规模化。我意识到只有通过使用技术才能实现有意义的规模化,因为这将有助于创建那些在所需资源上比较精简的项目,但又能在影响力的深度和规模化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如果我不能亲自与每个妇女建立联系,那么我至少可以通过技术与她建立联系。
 
2010年,我们推出了ARMMAN的第一个计划,即HERO项目(Helpline for Emergency Relief Operations,紧急救援行动热线)。HERO致力于提供有关孟买医院和血库中重症监护病房(ICU)病床和血型的实时信息。 我曾见过一些妇女在分娩过程中遭受失血的情况,因为她们为了找到空置的ICU床位和得以匹配的血型而在一家又一家不同的医院之间往来流转。 援助热线,网站,SMS(短信服务)和移动应用程序可将这些重要信息传递给患者和医生。
 
同时,我深入研究了一个专门为准妈妈们开发的技术程序,以解决她们在妊娠和婴儿期无法获得预防护理资讯的问题。 最初,我考虑过基于SMS(短信)的服务,但对它们的功效有所怀疑。 这种方法似乎维度过于单一了:妇女们,特别在其中许多是文盲的情况下,还能否自如地阅读和回复短信?
 
为了找出与这些女性进行交流的最佳方式,我们进行了现场测试。锡安医院(Sion Hospital)对面就是达拉维(Dharavi),它是亚洲最大,最忙碌的贫民窟之一;在这里,我们与100位女性进行了交谈,以了解其中有多少女性对SMS(短信服务)感到满意。结果令人大跌眼镜:56%的女性不了解如何接收短信,62%的女性无法阅读短信,72%的女性无法发送短信。

因此,我们没有采取以短信与妇女进行医疗保健沟通的方式,而是组建了一个由在美国和印度的志愿者组成的小组,以建立一个基于语音的沟通系统。尽管是通过计算机,但这些每周一次或两次的简短电话,也给孕妇和新妈妈提供了有关怀孕各个阶段以及婴儿期的建议。当她们接听电话时,会有一个温柔动人的女声和她们打招呼。这个女声和接听者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有时甚至是同一地区的方言。因为像与朋友而不是医生通电话,我将平台命名为mMitra(mitra在印地语中意为“朋友”)。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妇女们收到我们的信息。 我们了解到,许多女性没有自己的手机。 她们使用丈夫或家人的电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她们每周登记电话号码,并记录她们每天可以被联系上的一个小时时间段。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会有其他挑战。例如,网络问题通常使手机无法进行通信。此外,我们知道,女性可能在某些天无法使用电话,或者可能因太忙而无法接听电话。 因此,我们会为每次通话连续三天在选定的时间段尝试拨打三次。
 
如果该女士仍未接听电话,她可以在方便时向我们的呼叫中心发送“未接电话”通知,系统会立即通过自动消息给她回电。 在怀胎九月和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生日期间,一个母亲总共会收到145个电话,单次通话时间为1.5到2分钟。

 
02充满个人关怀的技术

到2014年,我们在mMitra上有超过23,000名注册女性。到2016年,用户数已超过610,587,该计划已通过与政府医院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从孟买扩展到了纳西克,浦那,中央邦,哈里亚纳邦,拉贾斯坦邦,比哈尔邦,哈布利和德里。 与科学技术一样重要的,另一个使我们的计划成功的原因,是我们所提供的个人关怀。
 
我们不会在获得对方电话号码后一开始就贸然拨打给对方。 相反,我们在政府医院的产前诊所派驻了训练有素的卫生工作者。他们向初次来访的妇女介绍该计划,并为她们注册mMitra。但是,许多妇女直到怀孕晚期才去政府医院就诊。 为了解决这一时间缺口问题,我们与社区非政府组织合作,在每个城市贫民窟培养女性领导人(称为Sakhis或“朋友”)。通过这些女性,我们可以与其他女性接触,并在她们关键的妊娠中期之前将她们加入该计划。 我们已经在77家政府医院中建立了卫生工作者网络,与超过43个社区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印度城市的贫民窟中招募了超过5,853个Sakhis。
 
但是,另一个重大挑战仍然存在:为印度农村地区的妇女提供医疗保健。那里的医疗设施稀缺,交通缓慢且不及时。 这些妇女是日薪工作者,她们还时常需要一个同路人或配偶一起去附近的诊所,这会导致双方的日薪损失。结果是,大多数妇女喜欢在晚上去找当地的“医生”。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庸医”,他们只有很少或基本没有经过正规的医学培训。
 
为了阻止女性沦为“庸医”们的猎物,我们开发并测试了一种名为Arogya Sakhi的家庭护理系统。 为了提供这项服务,我们对社区中的妇女进行了培训,使其成为保健企业家(Health Entrepreneurs),提供家庭式产前和婴儿护理,包括一些基本诊断和治疗干预措施,而只象征性地收取一小部分费用。 这些保健企业家有移动应用程序的支持。该应用程序将指导她们完成整个护理过程,帮助识别高风险的体征和症状,并在患者需要转诊或更专业的咨询时发出警报。 我们的计划除了帮助我们尝试接触的女性之外,还获得了重要的附属效益:我们培训了166名女性保健企业家,她们得以增加自身的家庭收入。 每个Arogya Sakhi的月收入在1,500到3,000印度卢比(25至50美元)之间。
 
在印度一些拥有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地区,例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Nandurbar和拉贾斯坦邦的部分地区,我们还借助平板电脑和移动电话编码的应用程序来支持政府卫生工作者的工作,这些应用程序以数字化方式协调这些卫生工作者的活动,指导活动的进行,并就所需的护理和转诊提供直观、实时的情境化医疗指导。
 

03创新不只是一种技术手段

技术使我们能够将mMitra服务的费用大幅度降低,每个妇女在妊娠期和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年仅需要花费300印度卢比(5美元)。 其中包括了技术、语音呼叫的成本,也包括了协调程序的超过85名工作人员的人力成本。 作为医生,我们可以为这么多妇女提供每人300印度卢比的护理吗? 当然不能。 但是在过去的八年中,我得出的结论是,技术本身不是创新。 相反,创新在于运用该技术的方式。
 
如果我们单纯发送短信,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可能已经发送了远远超过当前的海量讯息。 但是这样做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吗?不太可能。我认为,规模化并非单指服务对象的数量,而是关系到她们所获得的护理质量,以及在广度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深度的永恒努力。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尤为如此。 






议题编辑:

林夕,关注社会创新和教育,MPA主修影响力投资,本职工作为美国教育科技公司MobLab国际市场负责人,曾任AI早期基金投资总监,数据教育公司联合创始人,Alchemist 斯坦福孵化器兼职小顾问。中美倒班无时差,爱好徒步露营、攀岩、网球、瑜伽,希望保持一颗初心,做现实的理想主义好青年;

姚森,《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编辑;


学术顾问: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科技伦理、信息与智能的哲学、伦理与社会研究等。现任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首席专家等。著有《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反思》、《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等;


作者:

阿尔帕娜·赫格德医生(Dr Aparna Hegde),ARMMAN的创始人。 她还是一名泌尿妇科医生,是新德里泌尿妇科学和盆腔健康中心(CUP)的创始人,也是《国际泌尿妇科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赫格德曾在斯坦福大学和佛罗里达克利夫兰诊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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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国家ICT工具对医疗卫生的改善效果的评估》

《大数据之后: “大指标”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大潮席卷非洲》《智能(自动化)技术赋能公民社会建设》《非营利组织需要评估其算法的道德标准》《用精益数据评估社会组织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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