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额捐赠：超越一次性投入
导读
Foreword
今天的文章继续聚焦大额捐赠（Big bets）。本文通过聚焦"一亩基金"（One Acre Fund）这个实例，阐释了大额捐赠如何助力项目规模化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本文还揭示了大额捐赠后期可能遭遇的资金断层问题，以及组织在追求持续增长时资源与影响力增长不同步的困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四项建议，以指导捐赠者和实践者更有效地发挥这一筹款机制的潜力。这些建议不仅扩展了当前的议题讨论，也为慈善领域更明智地使用大额捐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策略。
插图：iStock/William_Potter
走近社会创变者的咖啡闲谈和聚会，我们常会听到一个普遍的悲叹：与私营部门相比，社会部门的筹资渠道显得非常有限。从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再到私募股权和公共（股票）市场，私营部门的新兴企业拥有一条成熟的输送链，能够为最成功的企业注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因此，一般来说，拥有足够资源的企业最终会共同满足其所在行业的市场需求。
在社会领域，由于缺少与私募股权和公开市场直接对应的渠道，当社会正向变化的需求得到接近一半的满足时，便已经算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以我们的组织“一亩基金”（One Acre Fund）为例，我们为超过400万非洲小农提供了资金、物资和培训，帮助他们增加食物生产、种植更多树木，并提高收入。但即便如此，这些需求的总量仍然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服务能力：非洲6100万小农在保障食品安全、就业（尤其是对女性）和土地管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所有相关方加起来，也只有27%的短期农业融资需求、1%的长期农业融资需求和0.5%的小农气候适应融资需求得到了满足。在其他领域中，规模最大、经验最丰富的社会创变者——如关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视力障碍问题的VisionSpring、致力于帮助印度失学女童的Educate Girls以及在非洲提供优质社区健康服务的Last Mile Health——也报告称，他们所能满足的总需求不到30%，而他们自己的组织和联盟所贡献的部分更是不足10%。
如果有更多资源参与进来，社会领域就能共同实现更大的社会变化目标，因此，我们对于近十年来大额捐赠慈善事业的迅猛发展感到非常振奋。根据布利吉斯潘（Bridgespan）的大额捐赠数据库统计， 2020 年美国有 125 个捐赠者对社会变化项目认捐超过 2500 万美元，而在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18。同样，在接受调查的约 200 个大型慈善合作组织（这是大额捐赠的常见形式）中，有一半以上是在 2010 年之后成立的。然而，尽管大额捐赠的数量在增长，由于起始基数非常之低，实际上只有少数“准备好接受大额捐赠”的组织（“big bet ready” organizations）真正得到了这样的资助。对于那些如一亩基金般幸运的少数组织而言，缺少类似于“公开市场”这样的后续资金支持，也就意味着没有其他捐赠者准备好接过下一重要阶段的接力棒。
借由我们在一亩基金吸纳和执行大额慈善捐赠过程中学到的经验教训，我们向捐赠者和实践者各提出了两项建设性的行动，旨在确保大额捐赠慈善事业能够在未来催生更为深远的社会正向变化：
1.捐赠者应适应“投入”战略（commitment strategies）
投身于大额捐赠慈善事业的实践者怀有宏大的抱负：他们不仅仅要扩大自己的直接服务范围，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善整个生态系统，以解决问题根源并使整个市场受益。研究发现，社会变化项目需要数十年才能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我们需要那些愿意为漫长征途做好准备的大额捐赠者。当然，沿途的“影响力检查点”（impact checkpoints）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检查点看作是退出点，那将对推动社会正向变化项目造成沉重的打击。在私营部门投资中，许多传奇投资者都提倡蓝筹股（译者注：blue chip stocks，又称绩优股、权值股，指在某一行业中处于重要支配地位、业绩优良、交易活跃、公司知名度高、市值大、营收获利稳定、每年固定分配股利、红利优厚、市场认同度高的大公司的股票）的“买入并持有”策略（“buy-and-hold” strategies，指投资者在确定资产配置比例后形成某个投资组合，并在一定的持有期间内不改变资产配置状态）；同样，在社会变化领域，我们也需要这样一种长远和坚持的心态。
例如，在一亩基金，我们在2010年设定了一个十年愿景，目标是直接惠及100万农民。到了2020年，我们进一步设定了新的十年愿景，即通过与关键农业系统中的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的系统性变化模型，影响1000万农民。如果捐赠者决定以我们第一个十年目标的达成作为 “自然退出点”（natural exit point），那么他们将错过下一阶段更持久和更有效产生影响力的增长，也无法见证我们的合作方式在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发生根本转变。
在“后大额捐赠阶段”保持投入，能够为捐赠者带来极高的杠杆效应，从而实现每新增一笔投入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得益于实践者在发展过程中将多样化的资助者纳入其资金组合，即便捐赠金额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对任何单一捐赠者的依赖性也会逐渐降低。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实践者与其大额捐赠者能够建立持续且深入的伙伴关系，随着影响力的加速增长，捐赠者的支持也会与日俱增。
2.捐赠者应鼓励多方加入
与私营部门一样，组织的持续增长需要相应的资源增长来支持，尤其是那些影响力效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的组织（这本身就是它们准备好接受大额捐赠的重要指标）。在组织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应深思熟虑其相应的筹资组合（funding mix）。
在我们这一领域，许多人相信筹资组合会有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并期望受资助者能够从慈善资金中“毕业”——他们认为慈善资金的目的是磨炼和验证一种干预措施，使其具有高效的影响力和可复制性——然后转向其他重要的替代性筹资渠道，比如客户、捐助国政府或东道国政府。然而，尽管这一假设被广泛认可，实际上能够显著减少对私人慈善资助的依赖，逐步过渡到其他资金来源的组织（特别是对于那些致力于快速增长并持续关注极端贫困人口的实践者）却寥寥无几。对于那些日收入不足一美元的客户而言，支付通常在全球北方国家（Global North）获得补贴的产品和服务的完整费用，尤其是在他们首次接触这些服务时，往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一线工作的组织来说，资金紧张的东道国政府和紧缩预算的捐助国政府也难以及时大量注资。
这引出了两个关键的启示。首先，大额慈善捐赠者需要更加积极地与替代性筹资来源构建联系。许多捐赠者坦承，他们与公共部门的联系并不紧密，与这些官员似乎并不在相同的社交圈中活动。像一亩基金这样的大额捐赠实践者期望看到他们的资金合作伙伴主动寻求与国际援助机构的使命官员、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的公务员等建立联系，并理解他们的驱动因素和激励机制。我们需要更多地看到公私合作的资金伙伴关系，这不仅能够作为大额捐赠的补充，还是其后续发展的关键。
其次，大额捐赠慈善家不仅应将其他基金会和高净值人士视为大额捐赠的“共同资助者”（co-funders），还应将其视为“后续资助者”（follow-on funders）。鉴于近年来股市的上涨和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代际财富转移，这样做似乎非常合理。然而，这种转变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为仍有大量财富处于观望状态，尤其是那些有慈善捐赠倾向的财富持有者，如“捐赠承诺者”（Giving Pledgers）。如果现有捐赠者能够动员他们身边的资源，筹款的成功率将大幅提升。得益于过去十年在识别、审核和系统化具有高影响力的社会正向变化倡议方面的坚实努力（可搜索到的“大额捐赠准备就绪信息中心”包括Lever for Change的“Bold Solutions Network”和Focusing Philanthropy的策划活动），大额捐赠者可以帮助他们的高净值同行打消对已经能够进行社会正向变化的机会不存在的疑虑。
3. 实践者应利用大额捐赠资金来提高筹款能力
虽然理想情况下，大额捐赠者会继续长期参与并吸引其他捐赠者同行，但实践者必须利用好已有的大额且具备灵活性的资助，投资于提升自身的筹款能力，从而吸引更多捐赠者支持他们的使命。在一亩基金，我们从“共同影响力”（Co-Impact）和“大胆计划”（Audacious Project）获得的大额捐赠要求我们在资助期间共同筹资，这激励我们在新的地域、渠道和主题领域加强我们的筹款能力。事实上，自从几年前获得这些大额捐赠以来，我们就开始与项目同步发展我们的筹款团队。其他大额捐赠者不仅应该鼓励，而且应该积极推动受资助者进行此类投资，通过能力建设支持，使非营利组织能够获得筹款价值链中的最佳资源以及接触在招募筹款人员、捐赠者研究、叙事等方面的专家。
4. 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实践者必须坚守阵地
除了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的捐赠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之外，大额捐赠通常都会明确资助有雄心的战略计划，这些计划在可行范围内最大化项目的增长，就像橡皮筋能够拉伸到极限程度一样。但正如迈克·泰森（Mike Tyson）的名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直到他们被打脸”（everyone has a plan until they get punched in the face）。尤其对于在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业务的大额捐赠实践者，过去几年中，他们受到的打击快速又猛烈：新冠病毒肆虐、通货膨胀、冲突和气候问题，更不用说真正系统性变化工作的固有复杂性了。机会之窗可能在瞬间打开又迅速关闭。有时，通过暂时放慢脚步，我们反而能够加速实现目标。
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实践者们必须拥有自主权，能够适时放慢发展步伐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确保他们组织的长期稳健，即便这可能涉及到围绕大额捐赠项目里程碑的艰难对话。在一亩基金，我们很感激我们的大额捐赠合作伙伴，因为在预测到新冠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对我们的运营产生负面影响后，他们鼓励我们立即重置里程碑，这有助于我们建立信任和透明的合作文化。遗憾的是，在我们与同行的谈话中发现，这可能只是个例外而非常态，这增加了组织在高压之下可能出现“橡皮筋断裂”的风险。
▍漫漫长路
社会创变者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机遇，大额捐赠能够助力他们在实现重大社会变化的征途上更进一步。我们期望这里提出的四项建议能够丰富并推动现有讨论——如凯文·斯塔尔（Kevin Starr）、塞西莉亚·康拉德（Cecilia Conrad）和Panorama Global等所贡献的见解——共同探讨如何最大化这一充满潜力的筹资机制的影响力。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认为现在正是大额慈善捐赠者与受资助者之间建立一个更加坚实且共同承担的契约的时机——从大额捐赠的起始阶段就直面如何在整个“长跑”中保持发展势头，以实现我们共同的社会正向变化目标。对于我们的领域来说，这事关重大：非洲6100万小农家庭面临长期饥饿问题；全球有8亿人缺少基本的阅读眼镜；印度有2800万女孩失学；以及100万非洲社区卫生工作者缺乏必要的薪水、技能和物资。毫无疑问，长期坚持的社会创变者至少应与三星、耐克、可口可乐等企业一样，有权利筹集到他们实现全部潜力所需的资金。
马修·福尔蒂是一亩基金（One Acre Fund）的执行理事，负责领导该组织在非洲以外地区的工作，并协助监督其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测量与评估的工作。在此之前，福尔蒂是布利吉斯潘集团的经理，该集团是一家为使命驱动型领导者和组织提供咨询的公司，支持设计绩效测量系统，以实现持续学习和改进。
克莱尔·麦吉尼斯是一亩基金的战略与合作经理，负责支持气候复原力与减缓、数字化转型以及测量与评估领域的战略方向和合作机会。此前，麦吉尼斯曾担任全球各类慈善机构的独立战略和评估顾问，以及 VisionSpring 的战略项目经理。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4年6月3日
原标题：Big Bets For The Long H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