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之技术与市场谁更重要

中美贸易战涉及到核心问题，其中至少有三个与我多少有些“渊源”：

一、技术与市场

二、中国企业海外合作

三、加工业≠制造业

随便提提，也就是给自己做个笔记，或许若干年后，或有记得过往发生过什么什么，聊备一些谈资。

一、技术与市场：有关“技术先于制度”或是“制度重于技术”之商榷

大概在2000年左右，看到南方周末发了一篇吴敬琏先生有关制度重于技术的文，具体写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是当时我还有个“长安街观察”的个人小网站，类似现在的博客，对吴先生有“左派幼稚病患者”之类的系列小文，一一批驳吴若干年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这个小网站后来关了，里面后天的文字也没有能力再取出；如同我前些年在和讯的博客或专栏，我在后台保留了我很多的资料或照片，现在同样也取不出来或消失不见，我一直在将这些地方作为个人资料“保管箱”的，认为应该比U盘更方便更保险的）。

看到南周吴敬琏先生的文，我就以“技术先于制度——与吴敬琏先生商榷”发给南周，南周编辑留了些我的核心观点予以刊发。接着，编辑也希望继续商榷下去，我就连续写了数篇小文后备。

发没发第二篇忘了，只是后来南周先是追第二篇稿子后接着悄无声息了。又看到吴先生发了篇向供给派倾斜之类的文，感觉逻辑破绽实在太多，又想“商榷商榷”，后来突感兴味索然：都已经就这样了，再“商榷”就有些攀附名人了。在我眼里，没有什么名人不名人的区别，我生下来被父母起名后，就是名人了。

吴先生那时似乎刚刚完成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课题，此课题与国资委的设立多少有些关系——一个号称某某市场的“供给”了一个国有经济高度集中的方案，想来也是也就也是了。

至于后来，我的其他后备小文在别的媒体陆续发了。与此同时，吴敬琏先生及其弟子们极快的时间以制度重于技术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当时我正主编一本管理类刊物，在地铁里看到这本书不好意思地嗤之以鼻了一下。再后来，我主编的那本刊物的顾问，其中有台湾一个曾经做过GE中层经理并以此成为著名管理学家，曾被吴先生吹捧和到处推荐------，此题不议。

写“技术先于制度”小文，大致就制度比较与吴敬琏所谓的“制度”或什么是制度相关。当时我刚写完有关《国家的陷阱——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缘起》的文稿以及《制度简史》不久，就制度分为合约型与家长所有制型二类，吴先生热衷于“供给”的即是后者，此大概是”制度重于技术“的”出处“。而我认为，吴所”供给“的”制度“是妨碍制度本身的，所谓制度比较，应从人类历史及自我治理型式出发，而不是什么东方西方不同文明框架下的生搬硬套，假如吴先生真的如同自己标榜的那样得到顾准先生的”真传“，就不会如是”逻辑“了。

家长所有制是一种高度集权性的“计划经济”，本身是妨碍或抑制生命个体的创新行为的，因为在一个家长所有制之“家庭”内部，生命个体即“家庭成员”的所有行为甚至意识，因为其本身没有主体资格而一切归为家长所有，“家庭成员”的个人行为具有冒犯和僭越的风险性，个体生命或“家庭成员”的任何“创新”，都需要得到家长的恩准，而创新行为则是家长所有型制度的“恩赐”。

当时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百科知识》里撰一小文，示例过这样的场景：假如一个人面对电脑屏专心工作，周围围了一帮人看着，这个人还能专心“创新”吗？此示例是我当时的局限，但核心主旨，就是在高度集中的“规模”压力之下，个体的创新行为根本难以表达甚至难以成立，而技术并非封闭的技艺，技术创新源于个体生命思想的开放环境：所以，一切以技术创新为轴心的“制度供给”，应以技术在线，没有技术作为人类组织变革引擎的所谓“制度供给”，皆是一种制度预设的“计划思想”行为。

我依循自身推演的逻辑，如今在中美贸易战之技术与市场谁更重要，或成为一种迷惑：所谓人类文明，是工具不断被替代、技术不断被迭代的思维模式演化过程。工具之从技艺到技术并最终被后者替代，是工业革命替代农耕文明之发韧：技术创造并控制市场，如同手机替代座机、微信等替代电报电话一样，技术改变或重塑了市场。没有技术驱动的制度变革，从本质上是对人的计划思想行为。

此回答了：中国市场与美国技术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企业海外合作：股权换油源计划

华为被美国封禁，使我不胜唏嘘的，不是华为的强大或虚弱，而是华为的“孤单”——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能够“威胁”美国的难道就是华为这么一家？那别的那么多号称多大多强的企业都哪儿去了？中国既然可以产生一家华为，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华为，同在一个体制框架内，为什么现在只有华为成为了“威胁”，而前面那个中兴可以忽略。

这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合作一厢情愿以国有先导和主导的结果，国有企业在中国境外，视本国非国有企业歧视打压，在我曾经为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参与筹备、助推石油产业投资基金的“股权换油源计划”路线过程，感触至深直到我离开这个领域。后来，我以“股权换油源计划下一步：非直接能源合作”自己给自己收尾——“非直接能源合作”的模式，被实施到非洲；难道就没想过，这一模式的前提，是以非国有经济或官方背景才有效和有利吗？！

我是坚持中国市场应用标准对标世界上游或资源标准的，在对标过程实现合作价值共识标准：中国要尊重自己的市场，这种尊重体现于尽可能的自由竞争，建立合约型而非强制性的市场经济体制。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所有重要经济领域，皆悉数被国有垄断，国有已经成为信用背书，任何非国有经济，只有攀附其上，方可能或者成为自身发展和壮大的捷径。所谓经济学家们，纷纷“供给”的政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给侧”，现在又要进行对“供给侧”的改革了：国家行政意愿以强供给的政策作为工具，扶持和资助形形色色的“创新”行为，真到关键时候，才发现这些“创新”有几成是创新又有多少的“伪创新”？不然，是不是就可以一个华为倒下去，千万个华为站起来？

有关中国企业国际合作，特别是技术创新领域，CHIII汉诺威工业智造指数提出“基于、优化”应用策略，即充分尊重世界现代工业的数据积累（知识产权），然后通过对这一基础的尊重和对标交易，实现对优化技术的基础研发，最终谋取一致框架内的差异性竞争格局。

目前与华为对垒的不是美国政府或特朗普，而是二百余年世界现代工业横贯经典物理到量子力学的数据基础，比如芯片，最核心的刻录机只有荷兰一家公司，芯片就是物理效用应用到极致的产物，如果华为生产，即使什么都全自己做，就手机上用的芯片，技术积累的物理数据应用极限，一个手机芯片绝对不是现在这么微小，而可能需要一个行李箱那么大——我在《量子指数理论——人类如何重启未来》里，就物理能级从体积规模化与无线压缩实现能量聚变，称之为物理与量子的分界线。现代靠物理思维的大而全组织模式，早就被抛弃，比如像苹果这样的企业，自己已经没有工厂，而是通过物理数据的应用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自行采购、高度集成，此为CHIII定义的“未来工业”发展趋势。

一个具有“未来工业”特征的企业，无须采取“备胎”策略，因为企业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而“去备胎”化，一切以“基于未来技术”而非“基于未来市场”，只有底气不足的企业，才会采取备胎即先储存以备不时之需这样的农耕文明思维。“备胎即淘汰”，任正非先生此得意之举，多少有些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意思，这个属于国家战略，一个企业毕竟不是国家，内部组织再怎么“自洽”，也只是个经济单位。

三、加工业≠制造业：有关产业投资理论

我在1996年左右，较为深度涉及到“产业”时，提出基于产业战略价值布局的“项目上市”、并成为我1998年出版的《中国基金战略——体制、资本市场和基金模式》的部分内容，如今想到这部粗糙而不忍再读的拙作，算是我1996年之前为地方政府部门等进行咨询的实证结论。直到现在，中国尚未具备真正基于现实需求和未来应对的产业投资战略，所以导致现在遍地都是项目，但项目无法取证价值的一地鸡毛。

产业是战略，政策是依循战略路线的策略应用，无论国家特别是想成为巨头的企业，假如缺乏产业思维及其战略观，就只能永远处于无序混乱、急病乱投医、穷于应付日常事件的状态。

这么些年，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以及华为遭遇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华为之所以得以喘息，同样也是因为如此。

而稍微延展，这些年即使是现在，也在嚷嚷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等等，而且还将此作为特殊优势：有制造业吗？制造业的价值核心是什么？在一件产品里面，有多少零部件是自主技术？制造业由技术密集型构成，而定义何为“制造业”，是以其技术之部件部署的权重而作为标准的——这是我的产业投资理论应用模型之一。以此为标准，中国有多少“制造业”？

我将《产业投资理论》定义为新兴市场战略应用导引，在此领域倾注心力较多——以致于将宏观理论演化成为应用工具：崔氏指数Cui Value Index之系统化应用，即以产业投资安全、产业投资竞争力、政策风险指数，进行指标对应的数据项集合，作为产业价值标准及其评价评级功能设计形成。

最后，我仍然坚持：

技术增长无极限——技术先于制度：技术缔造市场。

中国对标世界现代工业——基于和优化：基于充分尊重现代工业数据的同时，进行应用技术主导的对标融合；基于未来工业为进行创新战略部署。

中国只有加工业而至少所谓的制造业非常不完整——安于加工业=制造业的价值误认，根本无助于对国家产业风险敞口的防御。

近期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