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未来教育指数观以及深圳的15%

华为作为投创领域的案例，即不是投资项目而是以人作为投资标的，由此网罗世界各地的人才为华为工作。这就用钱砸出人的创新欲望，此应为任正非的中国式人力资源汇聚实践。

能联储Energy Linked Bank以人才培养价值率（未来教育指数、未来人才指数）作为大学教育质量和价值标准，应用于对中国大学的未来教育和未来人才评价体系，则是基于未来的教育转型和人才需求的系统指引。

什么是“未来人才”？只有华为及任正非这样走在创新前沿的企业和企业家，方有明确和真切的体会。

华为对未来教育指数的定义，基础教育占据核心权重，之所以如此重视，可能与华为如此高价网罗人才有感触：科学家不能因生活所累，但更需要精神层面的生活美学需求，华为解决了前者，但解决不了后者。因为后者，并不是有钱或砸钱就能解决的，坊间有云：凡是花钱就可以办到的事儿，那就不是事儿。

在任正非通过媒体喊话“国际人才个税高”仅4天时间，深圳市即以“深圳速度”就3月已公布的财政部、税务总局有关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开宣布具体执行优惠方案，即“在境外人才引进政策方面，来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短缺人才也将享受15%的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

5月25日，2019未来论坛深圳技术峰会在深圳蛇口举行，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在会上如是表示，以此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研究学者来到深圳、扎根深圳。

深圳与华为同样属于不差钱的“单位”，华为就是以“不差钱”砸出一个华为的人才竞争力，深圳的“不差钱”可以砸出华为式深圳吗？

任正非和深圳市政府界定的人才，是“国际人才”。任正非继续其“雷锋”精神即早期在华为基本法里不让雷锋吃亏，雷锋，就是奉献；雷锋精神，仍然需要足够的物质刺激。这一前后悖逆，在华为得到淋漓尽致的效果：一个个充满狼性的雷锋，构成了华为的组织文化。

国际人才有两层标准，即外国人；中国留学海归。任正非的狼性雷锋人才观认为，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但是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深圳所宣布的境外引进的短缺人才将享受15%个税优惠，通过真金白银让“雷锋”得到真切的好处。

任正非精于“雷锋狼性”之道：“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实施措施是什么？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是否要在大湾区有工作？换一个地方就不行，这个政策有什么用？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还是科学家吗？我们要创造一些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很显然，任正非并不完全赞同深圳国际人才个税政策。因为仅以华为以及跨国公司而言，全球性业务导致员工在世界各地出差、流动，如果离境30天就重新计算，或一定要在大湾区工作，那么华为等跨国企业的紧缺人才，部分仍无法享受这一税收优惠政策。

任正非此谓，针对3月16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两部门发布《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称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给予补贴，并对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该《通知》规定，将居民个人的时间判定标准由境内居住满一年调整为满183天，放宽了外籍人员来华工作的免税条件。将免税条件由构成居民纳税人不满五年，放宽到连续不满六年；在任一年度中，只要有一次离境超过30天的，就重新计算连续居住年限；在境内停留的当天不足24小时的，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连续居住“满六年”的年限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2019年之前的年限不再纳入计算范围。

“未来工业”对人才的需求，并非单纯以“国际人才”所界定，基于“未来工业”的“未来人才”培养和测评，需要对未来工业的业态及其产品流程等具有深刻理解。“未来工业”本身就是全球化的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包括人才的自由流动或迁徙。吸引人才，并不仅仅以个税优惠等为核心竞争力。

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每个国家不同，如日本最高一档的税率为40%，美国最高档为35%，英国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为20%，俄罗斯则实行13%的单一税率。

中国个人所得税率最高为45%，以月薪超过80000元的部分按照45%征收计算，如果扣除社保10万月薪，最终个税接近3万元，拿到手只有7万元。所以，深圳对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实行15%的税收优惠，包括如数百万的奖励补贴、解决子女入学及配偶工作、住房补贴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此强化对人才的吸引力。

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职院士总量41名，累计认定高层次人才12611人，较北京、上海等城市存在较大差距。比如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才特别是跟研发产生链相关的复合型人才缺乏，能同时提供产业应用核心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研发团队不足。以副市长王立新言，深圳科技创新仍存在高端顶尖人才紧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创新平台缺乏等问题和薄弱环节，制约了可持续创新发展。

无论是华为还是深圳，给人感觉都是“不差钱”给砸出来的“创新”！深圳或者华为，都是花钱买“创新”，假如没有钱这一“优势”，深圳或者华为，还是深圳或者华为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深圳的人，首先是奔着自由和开放去的。如同三四十年代国统区到延安一样，并不是因为延安可以给他们多少钱、多少优惠和好处，吸引过来的。

这一点，不知任正非及华为、深圳等，是否想过。

而这些，才是真正解释“钱学森之问”，为什么迟迟没有答案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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