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国慈善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何显著特征？| 行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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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下篇《中国慈善概览》的概要，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公域合力”（ID：cpaltd）。

文章从慈善文化、活动领域、受益对象、行为主体、实施方式、资源及其动员、系统结构和空间格局八个方面，概述了中国慈善的显著特征：

（1）在慈善文化方面，就主导成分而言，可以用“中体西用”来概括当下中国大陆慈善文化的基本结构；

（2）在活动领域方面，中国慈善长期、持续、重点关注的领域为满足生存性需求的领域，但近十年来满足发展性需求的领域受到的社会关注程度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冷热不均”成为当今中国慈善活动领域的显著特征；

（3）在受益对象方面，过去十年，中国慈善的受益人群丰富多样且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投入持续增加、对慈善体系的关注和投入增加；

（4）在行为主体方面，中国慈善的行动主体高度多样化，且各种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5）在实施方式方面，互联网革命不仅改变了慈善行动主体的构成，改变了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改变了慈善系统的基础设施，从而改变了慈善的实施方式；

（6）在资源及其动员方面，中国慈善的募款方式发展迅速，但整体来看水平不高，甚至出现了拜金主义盛行等现象；

（7）在系统结构方面，中国慈善系统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发挥着不同作用的组织结构；

（8）在空间格局方面，中国慈善的区域差异逐渐显现，而由于地区间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的长期存在，这种差异格局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所著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出版的第十本报告，旨在回顾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变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关心、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实务者、捐方和社会公众，提供一幅概要性全景图和未来发展趋势判断。

过去十年，

中国慈善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何显著特征？

本文是《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下篇《中国慈善概览》的概要，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公域合力”（ID：cpaltd）；编发时，对部分长段落进行了划分。

01

慈善文化

大文化的格局直接影响慈善文化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慈善文化格局与大文化格局同步，经历了由“一元”而“二元”再“三元”的演变。当下中国大陆，中华传统慈善文化、资本主义慈善文化、毛泽东时代慈善文化并存，而且三者的碰撞、融合一直在进行之中。

经验研究表明，当今中国大陆的慈善文化，由儒家慈善文化要素和西方现代慈善文化要素构成，其中，关于慈善基础理念（人性论、本体论、价值观等）的要素，几乎全部来自儒家慈善文化，而关于慈善基本策略和慈善行为准则（初次分配、再分配、民间慈善等）的要素，主要来自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也即是说，当下中国大陆的慈善文化，其“体”主要来自儒家慈善文化，也吸收了自由主义的一些要素；其“用”主要来自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同时儒家慈善文化之用基本保留下来了。就“体”“用”的主导成分而言，可以用“中体西用”来概括当下中国大陆慈善文化的基本结构。

当代中国的慈善文化取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之“用”属于自然而然的选择。这是因为，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之“用”，符合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要求，符合当下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会被现代中国所接受。当代中国的慈善文化取儒家慈善文化之“体”亦不足为怪。这是因为，儒家慈善文化之“体”能够与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之“用”在逻辑上顺畅地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儒家慈善文化之“体”与资本主义慈善之“用”没有不可克服的冲突。上述分析启示我们，取儒家慈善文化之“体”和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之“用”，是构建现代中国慈善文化的可行途径。或者说，儒家慈善文化有可能在保守自家传统之“体”的前提下，通过吸纳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之“用”，从而实现自我的创造性转化，形成现代中国的慈善文化。

本书还用文化动力学框架，对当下中国的慈善文化格局进行了理论解释。中国现在的慈善文化格局，不是三种完整的慈善文化原型的并立，而是来自三种慈善文化原型的要素的组合，经过三四十年来的不断取舍与磨合，被保留下来的要素初步整合成为一个“有机体系的雏形”。也就是说，“当下存在的慈善文化”并不是一个“冷拼盘”，而是新的主导阶级创造出来的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的“新慈善文化”。

02

 活动领域

（一）二维矩阵中的分布

本书采用两个维度对慈善活动领域进行分类：

一是“个体性—群体性”维度，反映受益对象的特点。“个体性”强调受益对象是“个人”，可以是熟人，也可以是陌生人；“群体性”强调受益对象是“群体”，可以是确定的一群人，也可以是“不确定的多数”，乃至全人类。

二是“生存性—发展性”维度，反映慈善需求的特点。生存性需求主要指维持生存的基础条件，发展性需求主要指更高层次的人类需求。

当前中国大陆慈善面对的需求，既有个体性需求，又有群体性需求，既有生存性需求，又有发展性需求。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时期，扶贫、济困、救灾等排在慈善清单的前列，心理健康、自我价值实现等不会被视为问题和“正当”需求。但今日温饱已不足为患，高层次的需求自然而然产生，公民对生活的期望值普遍提升，而且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社交、自我实现等多层次需求同时在发展。

（二）高关注度活动领域

本书从各个领域慈善组织的数量分布、社会捐赠数额，以及公众话题讨论量，来衡量慈善活动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各个分析视角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

其一，中国慈善长期、持续、重点关注的领域为满足生存性需求的领域。十年间，教育、医疗卫生、农村与扶贫、应急救灾等领域始终是慈善领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这种状况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它们是紧迫的、长期存在的社会需求，得到了国家与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和支持。在国家政策的动员与引领下，各类社会资源会相应地向这些领域倾斜。

其二，近十年来满足发展性需求的领域受到的社会关注程度显著提高。呈现上升趋势较为明显的有文化、体育、环保等领域。满足发展性需求的各类慈善活动领域的兴起，既与慈善受助对象的需求变化紧密相关，也受到政府公共服务挤出效应的影响。

（三）低关注度活动领域

从中国大陆慈善系统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一些活动领域愈发“热闹”，增长迅速，已经形成规模；另一些活动领域却相对“冷清”，甚至持续走下坡路，以至于近些年鲜少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些被忽视或不被重视的活动领域，可以分两大类：一是不符合政策导向或是不受政府待见的领域；二是小众的、特殊的、个性化的、新兴的领域。

（四）总述

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大陆的慈善需求不断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性需求被提上议事日程，慈善供给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四十年来，慈善的活动领域不断拓展，覆盖到越来越多的对象的越来越多的需求。与此同时，活动领域不断深化、细化。慈善需求在升级，行动主体的能力也在提升，专业化与分工也在同步推进，专业慈善组织不断发现新需求，定义新问题，探索和挖掘出更深、更细的“子领域”。早期的慈善行动局限于回应全局性的、紧迫的、刚性的生存性需求，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小众的、弹性的、多元而异质的发展性需求。

慈善领域的“注意力”调整具有深刻的必然性。客观上政府难以面面俱到地满足众多群体的五花八门的需求，而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还会压制一些正当的需求。市场也不可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因此，只能由慈善部门对这些新兴需求作出回应。而公众对社会问题和需求的认知水平的提升，也使得以满足发展性需求为目标的慈善行动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认可与支持。

当今中国慈善的活动领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冷热不均”。政治性因素导致的“冷门”显而易见，无须赘述，也无法描述。可以预见，只要现行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不发生实质性变化，目前慈善活动领域的“冷热分布格局”就会维持下去。

03

受益对象

什么样的人应该得到帮助？哪些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此类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社会的价值观、社会分化的程度、社会冲突的烈度、各阶层力量对比关系，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的政治意愿和财政能力，还与慈善系统的能力密切相关。

本书将慈善的受益对象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包括个体、群体、全人类；第二类，生态环境，包括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与动物；第三类，慈善体系，包括慈善行业、慈善组织、慈善从业人员、志愿者。

过去十年，中国慈善的受益对象呈现出了明显的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心胸、抱负、视野、能力的全面发展。

其一，受益人群丰富多样，囊括了困难家庭成员、学生、教师、大病与疑难病患者、残疾人、灾民、见义勇为者、警察、婴幼儿、儿童、青年、妇女、社区居民、老年人、外来务工者、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农村居民、志愿者、第三部门从业者、同性恋群体、少数族裔、宗教人士、服刑人员、艾滋感染者、企业经营者、文化工作者、党政干部、侨眷、境外人员等多元群体。受益人群也在不断扩大，诸如服刑人员、同性恋、抑郁症患者等特殊的、小众的群体也被纳入受益者的范围。但是，首要的受益人群还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政府引导的慈善侧重于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其二，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投入持续增加。随着空气、水、土地等污染的加重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生态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的重视。

其三，对慈善体系的关注和投入增加。以慈善从业人员、专业慈善组织、慈善行业为直接受益对象的项目，受到的关注、得到的投入都在逐年增加。

中国慈善的受益对象的界定与选择还将持续改变。受益人群的范围还会继续扩大，原来被忽视、被排斥的人群将不断被纳入其中。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将会越来越高，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物资以及公众的关注、参与和志愿服务投入其中。伴随着慈善行业的发展壮大，对慈善行业的投入也将随之加大，慈善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慈善组织专业能力建设、慈善行业从业人员待遇改善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04

行动主体

本书从三个维度对慈善行动主体进行分类，一为组织化程度，二为注册身份，三为注册地。

根据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将其分为“组织类主体”和“非组织类主体”。根据主体的“身份”，将其分为“民间主体”和“官方主体”。根据主体的“注册地”，将其分为“境内主体”与“境外主体”。“非组织化/组织化”体现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亦体现互联网革命的成果；“民间/官方”反映中国政治的独特影响；“境内/境外”显示全球化的现实。

中国慈善的行动主体已经高度多样化了，正式慈善组织、个体行动者、松散的群体、非正式网络、虚拟组织、联盟、平台、孵化器……不胜枚举。

慈善文化激励着行动主体投身慈善。多元化的慈善文化激励着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形形色色的行动主体，从各种各样的慈善文化中各取所需，为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

在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力量以及全球化的协力支持下，现代慈善的行动主体成为了当今中国慈善领域中最耀眼的行动主体。实力雄厚、强大有力的专业慈善组织是中国慈善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前现代慈善的行动主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显示了历史传承的力量。今日中国，传统型的行动主体极为活跃，数不胜数的业余的、兼职的、无偿的、非专门化、非组织化、非职业化的行动主体，从事着局部的、临时的、小规模的、去中介化的慈善活动。此类慈善行动，在中国大地上，从未退场，从未间断，时至今日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发生着，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参与其中，只是因为太平常了，太普通了，以至于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现代慈善理念、政府为了一己之便设立的法律和政策，也在有意无意地抹杀它们的存在和贡献。

经济与教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产阶级崛起、后物质主义文化兴起推动了后现代慈善的发展。如今后现代慈善主体，生气勃勃，方兴未艾。

活跃于中国大地的慈善行动主体的构成，深受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影响。受到国内政策调整的影响，境外行动主体的绝对作用和相对作用均大幅下降。这一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市场化、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中产阶级壮大、互联网革命、国际格局变化，改变了行动主体的构成，也改变各种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个体行动者相对于专业组织的作用上升了；小组织相对于大组织的作用上升了；虚拟组织相对于实体组织的作用上升了；民间行动者相对于官方行动者的作用在上升；本土行动主体相对于海外行动主体的作用上升了；互联网企业的权力上升了。

05

实施方式

为了满足受益者的需求，行动者要制定解决方案，汇集慈善资源，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慈善产品”或“慈善服务”送达受益人群。本节从慈善产品和慈善服务的“输送”入手考察实施方式。

根据“直接/中介”与“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两个维度对实施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区分为四种慈善实施方式：

（1）传统慈善，发生于实体空间的“直接”输送方式；（2）现代慈善，发生于实体空间的经由“中介”的输送方式：（3）互联网传统慈善，发生于虚拟空间的“直接”输送方式；（4）互联网现代慈善，发生于虚拟空间的经由“中介”的输送方式。

在慈善世界中，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并非互不搭界、相互分离的两个空间。实际上，许多慈善行动同时穿行于两个空间之中。慈善行动往往从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的互动中获益良多。

今日中国慈善的实施方式，既见证了现代化的威力，又见证了历史传承的力量。矗立在现代技术、经济、社会“地基”之上的，以专业化、组织化、中介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慈善实施方式稳居主导地位，而且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同时稳步扩张。

与之相伴的是现代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的数量和类型的增加、资源动员能力的强化、内部治理水平的提升、活动领域与受益对象的拓展、行业生态的成熟。与此同时，非专门化、非组织化、非中介化的传统慈善实施方式也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大行其道。互联网革命赋予传统慈善实施方式新的形式、活力、生机与空间。互联网使得传统慈善超越熟人圈子的局限，将散布于天南海北的陌生人纳入自己的资助范围。互联网提升了受助者的权力，以往消极被动的“被救助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获得积极的回应。

互联网革命，不仅改变了慈善行动主体的构成，改变了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改变了慈善系统的基础设施，从而改变了慈善的实施方式。互联网对实施方式的革命性影响，体现在慈善产品和服务的输送链条的各个环节，作用于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不仅助力现代慈善，也助力传统慈善。

展望未来，传统慈善实施方式将一如既往地延续，继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互联网将持续为它注入新的活力。随着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的逐步完善，互联网传统慈善亦将更加完善。现代慈善实施方式稳健发展趋势也将延续下去。互联网对于现代慈善的渗透会继续增强，互联网现代慈善的形式会更加多样，效率也会持续提升。而且，将有越来越多的现代和传统的行动主体采取线下线上联动的实施方式，以求获得更高的运行效率和更广泛的关注与支持。

06

资源及其动员

任何事业的开展和维续都离不开持久而稳定的资源支持，慈善亦不例外。慈善项目的施行、慈善组织的运转都有赖于各种有形、无形资源的支撑。

在“全民公益”时代，人人都是“潜在的”慈善资源提供者，但是慈善资源不会自动地汇集到慈善主体的手中，慈善主体必须积极主动地“动员”资源的所有者，使其献出自己的资源，投入慈善活动，以满足特定的慈善需求。

近三十年来，在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化、慈善文化普及、技术环境改善、公共政策推动以及国际交流等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慈善领域的资源总量稳步增长，而且类型日益丰富。无论是资金、物质、志愿者、专业人才等有形资源，还是慈善文化、专业知识、技能、渠道、关系等无形资源，竞相涌现，而且隐约浮现出追求各类资源合理匹配的良好态势。近十年来，来自境外的有形资源在减少，而理念、知识、方法、模式等无形资源仍在持续输入。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等专业能力也在积累，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与制度环境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有零星产出。

就资金动员而言，募款方式发展迅速，手段越来越丰富，能用的几乎都用了。整体来看，水平不高，往往只是用了点皮毛，甚至适得其反。营销导向的募款战略大行其道，一方面促进了捐款，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大捐方对慈善组织进而对整个慈善的影响力。拜金主义盛行，收入导向，罔顾初心，以募款数量为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组织成功评价标准。一些慈善组织堕落到“有奶就是娘，见钱就下跪”的境地。

在募款领域，同样见证了技术革命的威力。互联网带来了一场货真价实的“公募革命”。互联网改变了募捐基础设施，更确切地说，互联网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募捐基础设施，信息传递、资金支付的门槛和成本大幅降低，有力地降低了公募门槛和运行成本，个人和小机构也能够发起公募。公募的发起主体更为多元，募捐对象更为广泛，募捐过程更为便捷高效。小额捐款受到青睐，普通人成为募捐的对象，捐款民主化、平等化，“人人公益”成为可能，蔚然成风。

总的来看，明显的靠行政化动员相对削弱，社会化动员增强。中国慈善发展之初，官办慈善组织普遍利用行政化动员手段和行政性渠道进行筹款，并取得显著成效。随着社会性渠道越来越发达，加之政府自觉地减少直接参与慈善募捐活动，官办慈善组织逐渐相对地减少了对行政性渠道的依赖。但是，时至今日，行政性渠道仍在发挥作用，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之中，政府会授予官办慈善组织垄断公募的特权。可喜的是，社会性渠道愈益发达，民间慈善组织赖此为生，也是此类渠道的主要使用者。展望未来，政府直接募款是否会终止，官办慈善组织募款份额会不会越来越多，实在是难以判断。但是，民间的资源动员还会继续受制于法律与政策则是确定无疑的！

07

系统结构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中国慈善部门的整体结构已具雏形。

在慈善系统中，不仅存在大量微观层面的慈善主体，比如各种基金会、社团、社会服务机构、虚拟组织、非正式网络、个体行动者；还形成了一些中层的组织结构，比如联盟、伞型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平台、孵化器等组织形式。这些中层组织结构也是组织，不过是“组织的组织”或“组织的联合体”。比较而言，微观组织是将原子化的个人组织起来，而中层组织结构能够把分散的慈善行动主体联结起来。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中国慈善系统形成了整体性的宏观组织结构。宏观组织结构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整合整个慈善系统的组织架构，它将微观与中观层面的组织都纳入其中，使它们在慈善系统中各安其位、各尽其职。

（一）三层组织结构

简言之，中国慈善系统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组织结构。微观层面的组织结构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它们构成了基础性的实体；中层结构将微观层面的构成要素组织起来，在慈善系统中发挥“局部的”组织功能；宏观组织结构将微观构成要素和中层组织结构整合起来，在慈善系统中发挥“全局性”的组织功能。

正是宏观与中层的组织结构使慈善部门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宏观组织结构是对整个慈善系统有影响的全局性的结构体系。在“全局性”的宏观组织结构中，联盟、伞型组织、枢纽型组织、平台等中层组织结构，发挥着“节点”、“支点”、“桥梁”、“纽带”的作用。它们一方面使众多微观组织聚合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联合体，另一方面搭建起微观组织与宏观结构之间的联系渠道。

不同类型的中层组织结构在整合对象和整合方式上有所差别，但其作为纽带和桥梁的本质特点并无二致。

大体说来，联盟是具有民主治理结构的会员制组织，如中国小额信贷联盟；伞型组织是拥有权力中心和隶属关系的会员制组织，一般没有民主治理结构，如古村之友；平台主要为组织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渠道和空间，如米公益平台；论坛可以视为以持续举办的大型会议的组委会的方式存在的组织，如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孵化器则通过提供资金支持、行政条件、能力建设等，培育和扶持初创期慈善组织的发展，如恩派。

这些组织对上遵循宏观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对下将不同类型的微观组织聚合在一起，上通下联，上传下达。在此基础上，宏观组织结构统筹全局，使中层和微观组织结构的行动协调一致，使慈善系统形成一个步调和谐、有机运转的实质系统。

（二）三种“组织化”力量

中国慈善系统的“组织化”还在“进行中”。大体说来，存在三种“组织化”力量：一为自然的，二为民间的，三为政府的。相应地，形成了三种“组织结构”，一为自然形成的分工与合作的结构，二为民间有意识建构的协作结构，三为政府塑造的统合结构。

其中，自然结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无意识的客观存在；民间和政府结构是主观建构的结果，这两种结构建立在自然结构的基础之上，亦不能违背自然结构。

在慈善系统发育初期，系统结构组织化程度不高，慈善主体主要以个体形式零散分布，此时主要是自然结构在发挥作用，组织个体之间的关系由自发的分工-合作逻辑支配。伴随慈善系统向更成熟、更高级阶段的发展，系统结构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民间和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参与“组织化”过程，通过建立各自的中观和宏观组织结构，对慈善系统的主体、资源、渠道等要素进行整合，以加强慈善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的适应性，建立并巩固稳定的内在秩序。

由此，塑造结构的主体以及形成的结构类型逐渐多元化，它们共同建构了中国慈善系统的结构及其秩序形态。

08

空间格局

（一）区域差异

中国慈善的区域差异逐渐显现，这种差异体现在慈善主体的种类和数量、资源规模、慈善行动、综合治理水平、慈善生态、区域慈善特色等方方面面。总的来说，组织化慈善的区域格局深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的直接影响，在中国则体现为东部与中西部、沿海与内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在慈善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非组织化慈善的区域格局，则还会受到慈善历史文化传统的持续深远影响。

（二）跨区慈善

正是区域慈善差异的普遍存在，促使了跨区域慈善的广泛发生。在中国，既存在慈善资源或慈善行动的净输出区域，也存在净输入区域。重大自然灾害与公共危机事件则会促使慈善资源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流向特定地区，从而影响着跨区慈善格局。由于地区间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的长期存在，在短中期内，慈善的区域差异状况、慈善资源的跨区流动格局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三）跨国慈善

从慈善的国际空间格局来看，近十年间，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有形资源的输入和输出方面，规模都不大。对外的慈善输出以有形资源为主，在无形资源方面，中国仍然是净输入国，对外输出极为有限。近年来，依托国有企业和政府外交机构，少量慈善组织和项目开始走出国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外交往的加深，以及中国慈善自身的不断成长，中国将有望更多地输出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这种输出既会是资金、物资、志愿服务方面的，也将是慈善文化与实践模式层面的。END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

Observation Report on the Third Sector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康晓光   冯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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