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搞了5000年农业，怎么就比不过美国200多年的农业？
农业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不可替代的战略需求，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尤其重要。对于美国等农耕机械化的国家来说，农业为其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中国与美国农业的差距真的很大吗？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数据比较少，用的是旧数据，但不影响基本观点），中国的18亿亩耕地产值为3864.48亿美元，亩均农业产值214.7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约2.58亿人，人均农业产值为0.15万美元/人。
美国耕地有29.7亿亩，耕地产值为1846.99亿美元，亩均农业产值62.2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205.6万人，人均农业产值8.98万美元/人。
美国的农民严格意义上叫农场主，可以理解为我们从前的地主。他们掌握着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土地。除日常使用大型的农耕机械外，农场主在水果、烟草、蔬菜等作物的育苗、移栽、采收环节上依然需要雇佣的大量季节性劳工。这些劳工一般都是按天收费，相当于我们的散工。全美大约有400万名农场劳工，如果把这些人都算上，美国人均农业产值就不过3-4万美元/人。美国的农业优势在于高补贴、高度机械化、高度规模化，这样就形成了成本低廉、高效，农民高收益农业机制，为世界粮食市场输出能呼风唤雨的低价粮。
逆天的农业，孕育过中国灿烂的文明
人类最初以家庭为单位活动，通过狩猎采集的方式生存，无需花费过多的时间用于生产。狩猎采集生活无法支撑大量的人口，需要根据动植物分布的改变去迁徙。随着人类发现了可种植的食用植物，并有意识的进行种植活动（农业），才逐渐在大江大河旁定居下来。
古代的新月地带（两河流域及埃及，属于文明的第一梯队）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分布着野生的小麦等可食用植物以及山羊等可驯化动物，人类通过选择性育种和培养，诞生了最初的农业和家畜饲养。农业的发展，积累了剩余物质，人类有了财富和私有制的概念。为维持农田，人类需要修建水坝等公共工程，需要社会组织和动员、劳动分工，阶级，乃至国家，文明逐一出现。
古中国、古希腊、古代印度，是文明的第二个梯队，起步比第一梯队晚了大约1000年左右。中华文明自诞生后，在很长时间，都是全球GDP最高、文明程度最高的那个地区。理由也很朴素，就是中国人口多。
农业从来不是什么低技术的行业，农业技术世代相传，要想提高产量，就要从光、热、水、肥几个维度改善植物的生长环境。
为了农田里的庄稼长得更好，中国的农民发明了垄耕种植法。垄耕种植顾名思义，就是将庄稼成排种植在垄上，垄与垄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我们的祖先很聪明，在公元前就懂了这种种植方法的诸多好处。首先这样可以保证每株庄稼独立成长，互不干扰，而且农民在给庄稼除草和间苗是在垄和垄之间行走，不会踩伤到庄稼；其次，庄稼之间便于通风，不会腐烂；再有这样便于灌溉。当然，最绝的是，垄和沟在两季种植之间是互换的，每季庄稼收获完毕，要将田重新耕一遍，这时垄就变成了沟，沟就变成了垄，这样田地虽然每季都在种庄稼，但每一垄土地实际上是轮流修耕，可以保证地力。
欧洲人在17世纪以前，还要靠天吃饭。在教堂的庆典上，人们唱着这一类的圣歌“我们辛勤地耕种土地，我们抛洒最好的种子，上帝万能啊，请给禾苗施肥浇水吧。”每到秋天收获的季节，如果丰收了，农民们不仅要载歌载舞庆祝，还要特别感谢上帝给他们风调雨顺的一年。
据吴慧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以及闵宗殿先生论文《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研究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平均亩产53公斤，汉代平均亩产63公斤，魏晋时期平均亩产达到90公斤，唐朝平均亩产138公斤，宋朝平均亩产225公斤，明朝平均亩产333公斤，清朝平均亩产278公斤。古时的一亩很小，春秋至汉，三亩半约等于现在一亩。以一个人一年至少要消耗140公斤粮食计算，中国古代一亩田养活2-3人是不成问题的。
看一个国家文明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调动的能源多少。在农耕时代，人来所能调动的能源除了人力，主要就是畜力。畜力被释放得越多，使用效率越高，换回的植物能就越多，农业就越发达。
农耕时代，强劲输出的畜力源自马和牛。在欧洲，耕牛较少，无论是耕种还是运输，都要靠马。中国人发明了可深翻土地的犁，所以我们用牛耕种，用马运输。且牛的饲料成本远低于马，耕牛的动力也更强劲，所以古代中国农业的单位产出成本更低，比欧洲农业也更发达。粮食是经济基础，水利则是农业命脉。没有水利作支撑，农业收成无从谈起。所以，圣王治世必先治水，中国历朝历代都会不约而同兴修水利。
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古希腊，再到古罗马，经济比较发达。因为他们占据了地利，风平浪静的地中海是国家的内海。神州大地上有很多条东西大河，但彼此之间没有连接，不同流域的文明难以融合。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造运河。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目的并不仅是为炀帝“喜在东南” 的轻率之举，而是国家的统治者意识到国家统一的战略需求。原来只有东西水路联系的中国，还需要有南北联系的水路交通保证。如果说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铁骑而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是为加强中国内地物流而铺就的通途。前者围城设塞以御外，后者修渠通水以均内。
中国的“男耕女织”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顶峰之作，是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在土地上精耕细作，构筑起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
追赶现代农业
欧洲的面积虽有中国中原地区的三倍多，但一直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美洲带来高产的土豆后，欧洲的粮食问题才解决，人口激增。
中国农业竞争力是在近代落后的。不过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棉花，大豆和玉米，刨除长途运输、仓储、和贸易环节的加价销售等成本后，价格还比我们的便宜一大截呢?答案是，他们是现代农业模式，我们还停留在家庭作坊式农业生产，成本和价格自然高出好几倍。
民谚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过去的工是指手工业，现在我们指代的是制造业。二战前夕中国的工业实力孱弱，有限的工厂大多数为纺织工业，而重工业几乎为零，小到铁钉，大到飞机、坦克、战舰基本依赖进口。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既无力保障国家安全，又无法支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法则下，中国自然饱受欺凌，即便是国家主权，也时常被列强肆意践踏。
要变成工业国，就必须进行原始积累。新中国缺乏工业品和其他工业国开展贸易，就只能用农产品和工业国交换工业品和工业技术。为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业建设的原始积累，国家实行了苦农政策。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硬着头皮出口粮食，甚至拿农产品偿还苏联的债务。按照当时的粮食产量和人口规模，中国本不至于闹饥荒。粮食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粮食提前划拨出来，到国际市场上换工业品和工业技术。
那时候的国家总方针，是要生产更多的粮食。用吃不完的粮食，换成国家财政盈余，再全力发展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为了让农民生产粮食，国家制定户口政策，禁止农民向城市随意迁徙。古代，农业的人头税都是国家税源的大头，农民一旦开始大规模逃户逃税，国家财政立马崩溃，紧接着就会发生朝代更替。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对各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相对平等的政策。此后苏联不断强势，想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要求小弟听从老大哥的安排，做苏联的附属。
波兰和匈牙利等反对，立刻被攻打；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不乐意，立刻被孤立；而苏联要和中国建设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甚至还要租借海军港口……我们刚独立，当然就拒绝了，苏联就对中国翻脸，从亲密走向怨恨，走向对抗，甚至走向战争威胁。
中国受到美苏两霸的联手封锁和威胁，国防压力空前。为支援国家的国防建设，我们就把更多的粮食，转化成更大规模的国家财政盈余，大跃进的决策和运动就应运而生。按照当时中国的国力和生产力，对抗美苏两霸，是明知不可而为之。
结果，大跃进不出意外地失败。高层触动很大，党内出现了投降主义和投机主义集团。这才有了那场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大搞阶级斗争。为打破被美苏双打的局面，我们转向与美国和解，联手共同对付苏联。中美建交后，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十年就结束了，国防积累和工业积累算是基本完成。
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国防压力骤减，对粮食生产的要求就降低了。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从农业反哺工业和国防，转向了工业上的出口导向。我们不再需要压低农产品价格出口了，因为我们可以用工业品出口。
在第一个三十年，农民最苦。但再苦也是国家的主人，知道是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农民可以做国家副总理，国家是尊重和承认他们的付出的。可第二个三十年，农民依旧过得很苦？
英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时，资本家用羊吃人等圈地运动进行原始积累。80年代恶性通胀，农民兄弟异常艰难。单纯种地已很难负担几个孩子的生活费用。举个例子来说，在80年代初期，小学的学费，只有几块钱。到了80年代末期，一个小学生的学费暴涨了十几倍，到了几十块钱。到了90年代，又翻了好几倍，达到了一百多块。物价越来越贵，但是粮价并没有保持同步上涨，粮食只能解决一家人的口粮，但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婚姻，都无法解决。为了活下去，农民只能从土地走出来，到城里打工赚钱。他们在城里劳动，在城市生活，但没有城里的户口，也买不起城里的房子，被称作“农民工”……
中国培育出口导向型经济，工业品要获得国际竞争力，就要想方设法压低成本，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压低人力成本。这个现象，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低人权红利。简单说，就是我们少拿劳务报酬，去补贴西方消费者，东西便宜卖。农民一亩地一年的净收入才有多少，农闲的时候出来打工，农忙的时候还要回家务农。忙了一年，说不定老板跑了，还不一定能结到工钱。
国家这六十年的经济建设，建设者“最可爱的人”很多。但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农民兄弟才是第一功臣。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无法在城市里找到活的老年人。而农村里80年代、90年代一代，他们根本不懂怎么种地，也不愿意像祖辈一样泡在地里刨食。
中国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业模式，早晚会走到尽头。走农业现代化之路，让农民真的富起来，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土地私有化，搞兼并流转那条路，等于我们又回到大地主拼财力的时代，只肥了大资本家的利益，损害的将是全体国民的利益，不是白革命了。
保护国家利益，实现农业现代化，只能走国有化、集团化、专业化和集体化的农业路线，去提高“农业竞争力，走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这条路。
从事农业生产，无外乎四大要素，土地，水，人口，科技。在土地上，现代农业首先要求整理出大片整块的土地，以适应大型机器作业，要把条块分割的地界、田埂、溪流、荒地、田间路、边角地，全部平整建设成标准化的现代农业耕作用地。
中国有十八亿亩耕地，只要有足够的水和肥，我们可以成倍地唤醒休眠的土地。运河，沟渠这种水利工程，工程量太大，周期太长，我们应用特高压的思路，建设农业水网。学习和借鉴荷兰和以色列的水利技术，把生活用水网、农业用水网、工业用水网、污水处理网整合成一个超级智能水网，极大提升中国的水务能力和效益。从出口导向，面向大洋，到一带一路，双规并行。西部人口增加了，变富了，对中亚和西亚也能形成辐射效应。
之所以现代农业要归类于高科技公司，就是因为农业的产业链很长。种子培育、农机、肥料、设施，各种农业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如果可以吸纳农民就近工作和生活，那就不用辛苦地背井离乡，去城里租房子打工，过年抢火车票，挤着赶春运，让子女变成留守儿童。
中国要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可循环的，永续现代农业之路，无法依靠家庭作坊的农业个体户。土地建设，水务建设，农业教育都是国家级大工程，只有国家有能力，出面组织与建设这一切。
个人和家庭的力量是有限的，合作社和集体所有制才是大势所趋。只有老百姓的日子都好过了，大家才会把自己小家庭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大命运，休戚与共地紧密联系起来。升级成现代农业之后，中国国民的生存和健康才有了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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