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里前行的广州十三行

在100多年前的广州，有这样一个商人群体：他们被西方认为是18~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手中掌握的财富连政府都要眼红，以至要勒令他们代缴战争赔款———这就是被称为帝国商行的“广州十三行”。

提起闭关锁国，我们往往想到的是清朝。其实，明朝时已经有端倪，并开始大规模实施海禁，洪武七年，也就是说1374年，明朝当局就下令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宁波）、广东广州三处市舶司。到后来，发展成为海禁政策，规定人民不但“片板不许入海”，甚至民船造得稍大一些就是违法。清朝不仅继承了海禁的做法，还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沿海地区经济一落千丈，倭寇横行。

禁海和通商并不矛盾，只是不允许私人行商罢了。清廷法令规定，外商船只不能直接驶入广州城，想居留广州（非广州城内）只能在冬季贸易区。远航周期太漫长，广州冬季贸易季结束后，洋商一般会选择在澳门度过剩下的日子。

在清政府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流程极其混乱，遇到大量船只到来，经常手忙脚乱，将洋船堵在港外。广州珠江岸边便冒出了大量的牙行，他们用“搬砖”的方式，帮助外商货物集散。1685年清政府再度开海贸易，分别在广州、厦门、定海(属宁波)、上海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

西方商船到中国南岸通商，抵达的第一站是澳门。在澳门引水后一路往上至宽阔的珠江入海口行驶到虎门。虎门是广州城第一道抵御外敌的军事防线，海峡两边均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过虎门海峡后，洋商船只需在广州城下游约12英里处的黄埔下锚，卸货到更小的“官印船”运送至广州。普通的洋商船员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黄埔锚地度过，偶尔有一两日可以去广州十三行游玩，洋商上岸的活动均受到监管。

纵然有诸多的限制，但西方市场对中国茶叶、瓷器、丝绸以及漆器等需求持续爆增，仍给贸易双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十三行给广州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1754年，到港海外商船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海外商船增至83艘，税银达110万两。鸦片战争前，每年有超过200艘海外商船到达广州，税银突破180万两。西关地区成为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大清帝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核心区。当然，广州十三行行商也从广州“一口通商”及垄断贸易的“公行制度”中获益，得以积累大量财富。

广州十三行

十三行在地理上可分为中国行号与外国商馆两个区域。中国街区有一组宽敞的中式建筑，里面有很多房间和庭院，这是行商公所。1728年，广州、宁波分别设立商总，商总由各行商推荐，经海关监督批准，负责对外贸易、议定货价，还负责对外商进行管理，及时向官府通报其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

在十地街区内紧邻中国行号的是各国商馆，这里是供洋人经商、居住的地方。一开始，西方的商馆还是中式风格的建筑，1743年，一场由西边而来的大火席卷了十三行，商馆建筑开始西化。

十三行中的八家是依据早期入驻广州的国家命名的，包括丹麦行、西班牙行、法兰西行、美洲行、帝国行、瑞典行、英国行以及荷兰行，其他五家是小溪行、丰泰行(啾啾行)、隆顺行(老英国行)、宝顺行、章官行(明官行)。

行商的数目是一直变动的，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了这个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具有代表性的是潘、卢、伍、叶行商家族，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最为显赫。

潘氏家族创始人是潘绍光。潘家三代以经营丝、茶为主，财雄势大，数十年中，潘氏家族受到华商绅士拥戴，连续被选任为十三行首领，潘家在珠江南岸有一豪宅，金碧辉煌，古玩、珠翠琳琅满目。潘绍光的孙子潘正炜，被誉为能诗能文能画的“三绝清才”。当年，英军勒索广州当局缴交赎城费，潘正炜捐白银64万两。鸦片战争期间，在英军即将进入广州，面临城毁国亡的紧急关头，潘正炜又带动捐资28万两白银，联合十三行富商，购买战舰一艘，作为海上防御之用。

伍氏家族发迹稍迟于潘家，创始人伍秉鉴。先是卖茶叶给洋人，而后卖丝绸瓷器。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伍家的怡和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都说乾隆时期是封建王朝最后的繁华，不过广州十三行出力不少。乾隆二十二年起，广州十三行每年上缴40%的关税。广东官员进呈皇帝的紫檀木、象牙、珐琅、 鼻烟 、钟表 、仪器 、玻璃器 、金银器、毛织品、宠物······里的所有洋货，皆源自广州十三行。

保商制度

1750年，清朝廷下令将“船钞”及“规礼”全部改由“官府选择的殷实富户承保”缴纳，广州十三行的“保商制度”开始形成。所谓的保商，就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宜，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事工人杂役。有了保商制度，行商与外商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但毕竟商人就是商人，中外商人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双方一旦有矛盾，行商们就陷入被动局面。有清一代，不少行商由于官府和外商的双重夹击，最终导致破产、家破人亡。当然，也有行商左右逢源，一方面深得官府信任，另一方面与洋商关系亲密，赚到盆满钵满。

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王星号”船员与沿岸的居民爆发冲突，烧毁了一座海关楼，并导致一名村民在冲突中重伤不治死亡，中英双方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西公审大会。虽然最后并没有找出有主要犯罪行为的嫌疑人，但作为“海王星号”担保人的中国行商“茂官”仍上缴了相当大一部分的罚款。

鸦片战争与十三行

中国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外来货物。而西洋人对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又充满狂热。常年循环之下，欧洲银元在中国只进不出。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便弄出了鸦片这种东西。

中国的硬通货白银大量流失，迫使清朝政府不断加大对鸦片的打击力度。1839年林则徐奉皇帝口谕赴广州销烟，为中止鸦片交易和让西方人交出所有的剩余鸦片，切断了黄埔和广州的交通，并在十三行集结了官兵封锁了所有出入口，广场前的珠江上也集结了大量的中国战船防止西方人走水路逃走，时间达两个月之久。

英国人交出了20283箱鸦片，封锁才解除。6月3日起，虎门销烟开始，林则徐以每天1000箱左右的速度销毁鸦片，时间持续了整整3周。期间鸦片先是被机器捣碎，再与盐和石灰一起冲入挖好的沟渠，最后将鸦片废渣冲入珠江。

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兵船围攻广州城，守城将军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抵抗，于是令行商前往调停。在城外，行商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讨价还价。英方限广州方面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两白银的赔款为条件。结果奕山逼迫十三行商人出资200万两，其中以伍氏家庭出资最多，计110万两。由于是地方上自筹款项，奕山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便隐瞒了他乞降讲和的透过表面上看。签订《南京条约》后，由于“广东之富扬名于天下”，又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首当其冲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道光帝决定让十三行商人就地筹款作战争赔款，此举令不少行商纷纷破产。

《南京条约》中规定，要求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广州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百余年时光戛然而止。第二年7月，广州成为五口通商中最先开放的口岸。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炮轰广州城。12月14日深夜，痛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民众，在广州十三行被英军占领后，趁着夜色纵火焚烧英法美等国商馆，史称“西关大火”。英军被迫撤回停泊珠江江面的军舰上。广州十三行商馆自此结束了它曲折的历史，也为广州十三行曾经的辉煌划上句号。

一百多年的对外贸易，让广东无论在思想、科技、文化上都领先全国，成为革命浪潮的发源地，近代新思想的启蒙地。而那些想要继续从商的广东商人，细数了余下的家产北上，成为上海开埠的第一代先行者。

鸡蛋由外打开是食物，由内打开则是生命。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时，清政府还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荣光之中，自绝于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广州十三行无法改变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但至少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也算是一种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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