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分流是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改革方向？——来自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思考
众所周知，“德国制造”一直以来都是一块“金字招牌”，奔驰汽车、西门子电器、阿迪达斯运动装备等，都是深为国人所熟知的德国品牌。“德国制造”有如此大的声誉和品牌影响力，除了以严谨著称的德意志民族性格外，德国人还归功于他们形成于19世纪初的教育分流制度。
现行德国的教育体制中还延续着分流的传统。德国青少年进行分流比较早，在19到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的受教育儿童在10岁（四年级）就已经确定了之后分流的三个方向：一部分进入文科中学，这部分学生经过教育并且合格之后可以进入文科高中、大学进一步深造；一部分进入主体中学，这部分学生将来的方向是接受职业培训；剩下的学生进入实科中学，作为另外两条路径的过渡，实科中学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一部分经过考核合格进入文科高中，另一部分接受职业培训。直到今日，虽然分流的年龄、具体内容上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变革，但是分流制还是对于德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使得德国成为全世界文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经过职业培训的高质量产业工人则是德国制造业兴盛发达的中流砥柱。
从世界范围来看，按照教育体制，德国、奥地利、英国、瑞士等国家是采用分流制教育制度的典型国家，而美国、中国、加拿大等国家则被认为是采取非分流制的国家。然而考虑到现实原因，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教育竞争激烈，适龄人口中参加高考的比例过高，而普遍为广大学生和家长诟病的应试教育改革难以推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这种现状的影响。因此，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推行这种分流制不失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法，一方面可以缓解高考压力，促进素质教育的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大量的高级技能型人才，促进我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地区，教育分流或者成为分流已经开始试点推行，但是还未得到大范围推广。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教育分流在带来上述诸多利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可能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阶层不平等的再生产等。2018年3月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学心理学公报》（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的一篇论文针对学校筛选和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展开了研究。在研究中，来自瑞士的研究者假设评估者的分流决策会受到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进而更倾向于将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分配进较低阶层的教育流向中，而将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分配进高阶层的教育流向中；如果分流决策中这种差距某种程度上是制度带来的而不是个人偏见的结果的话，教育系统的功能会更多地表现为筛选性而不是教育性，从而使得分流决策中的社会阶级差距进一步拉大。研究者使用了三个实验进行验证。在实验一中，受试者被要求扮演教师，评价一部分学生适合被分配进高水平的流向或者低水平的教育流向。每个人会收到一本小册子，内容包括两种流向的未来可能成就、不同流向要求的分数、学生档案、成绩和课外活动自我陈述，以及以中立的形式呈现的学生社会经济地位信息和性别信息。之后受试者被要求在两种条件下（参照自己作为一个老师的观点，或认为其他老师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分别为每个学生案例对不同教育流向的匹配度打分。结果发现受试者的选择会受到被分配学生的社会地位的影响，即大多数人会认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出身的学生与低流向的教育分流更为匹配，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相对应的与高流向的教育分流更为匹配。考虑到可能由于受试者并非真正的教师，研究者又招募了70名真正的教师重复上述实验，结果发现与前次实验的结果一致。说明教育分流的评估者的行为会受到其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分配的结果。
那么这种主观因素或者说歧视倾向是个人态度方面的差异，还是受到体制的影响形成的呢？研究者在上述实验中通过增加指导语的方式操纵了学校的功能：教育和筛选，前者突出实现不同类型的学生可以接受同等的教育资源，后者突出“精英教育”的理念。结果发现当学校的教育理念更倾向于筛选性的精英化教育模式时，人们更倾向于在进行分流评估时将分流与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匹配，这一倾向会加剧阶层固化，说明学校的筛选机制会影响评估者（教师）的行为，进而对于社会阶层流动产生负面影响。
一直以来，教育被视作改变命运的“金钥匙”，古代便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说。我国现行的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通常被看作是“平民教育”，着重显示出每个人都有相对平等的可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无论是教育分流的国家还是贯彻平民教育的国家，都存在着教育中“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德国，进行分流的教育制度因较低阶层的学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被限制而屡遭不满，也一直在开放两种分流之间的通道，而我国尽管部分地区在进行教育分流的试点，但在执行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诸如有些学校过早“劝退”学生主要是为了提高升学率。教育分流的实践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执行中还需考虑诸多问题，如配套的职业教育机制是否完善，如何满足学生的需求，如该完善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如何避免体制和教师偏见对分流结果的消极影响等等。由此看来，未来教育改革还任重而道远——要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
参考文献：
郑也夫.(2012).德国教育与早分流之利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6), 6-15.
Batruch, A., Autin, F., Bataillard, F., & Butera, F. (2018). School Selection and the Social Class Divide: How Tracking Contributes to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doi:10.1177/0146167218791804. (OnlineFirst)
往期回顾：
原创内容 | 转载需授权
欢迎长按下图关注“人格与社会”
(公众号：personpsy)
更多资讯尽在“人格与社会”：
www.personpsy.org
（郭永玉教授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