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不应成为魔鬼向人类索命的绞索
本文作者/书生
在整个宇宙发展的历史上，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仅仅只能算是在母体孕育的胚胎。而相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当今时代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用了一百年，而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只用了二十年。人类已不少于六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近三十年来开发出来的知识、技术、信息的总量与前五千九百七十年的总量相等。过去需要二百年才能开发的技术，现在仅用一年的时间，并且这个时间还在迅速缩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发展进步的步伐迈得更大，并越来越明确地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之一。而这种推动力的产生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却并不都是向正确的方向推动，有时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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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种比较普遍的发展脉络图，公元前6～前4世纪乃至更远的历史时期，中国、印度和希腊这三个文明中心首先产生了哲学理性和科学文化，并形成了一个思想自由和学术繁荣的时代。
在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希腊传统的科学文化在西方停滞不前，而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则在东方日益繁荣，由于阿拉伯世界在东西方科学交流中卓越的桥梁作用，最终在欧洲引发了现代科学革命。
在这2000年间，随着建筑、纺织、舟车、水排、风车、历法和医药的发明和改进，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和宗教对宇宙起源的独断还激发了科学探索的好奇心，文字、逻辑、计算和实验的发明推进了理性的发展，特别是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以及地球和太阳系的发现，引发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
此后，意大利由于文艺复兴而成为现代科学革命的发源地，达·芬奇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先驱，而伽里略则被视为现代科学之父。接下去由于清教运动的宗教改革使科学中心转移到了英国，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光学》成了现代科学形成的标志。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的解放力使得法国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并通过科学教育为培根的科学理想的实现开辟了道路。而德国则是靠哲学革命而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20世纪的最重要的科学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在这里被创立。最后，美国以其技术创新活动攫取了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今天。
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复兴复活了古希腊科学，在理论思维和工匠实践的相互作用中，演变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范式。牛顿科学思想和洛克哲学思想的传播，导致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使18世纪成为“技术机械化和人类理性化”的伟大世纪，并且为19世纪科学技术的惊人发展创造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条件。
由于热力学、电磁场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的建立，不仅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都进人了理论科学的时期，而且源于实验室和科学原理的技术形成了主导技术群。煤炭、石油和电作为主要能源，钢铁、水泥、塑料、纤维和橡胶作为基本材料，热机、电机、车床作为骨干机械支撑着工业文明。特别是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机械钟和空气泵等发明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技术手段，使人类认识深入到原子、细胞和银河系，发现了电磁波和物种的起源。
进入20世纪，科学内部实验和理论的矛盾以及理论内部的逻辑不协调引发了一场物理学革命，并导致量子论和相对论这两大理论的诞生。这场革命不仅为20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高技术”还导致新经济形态的形成。能量之原子性的发现、运动之光速极限的发现、信息比特的发现、遗传基因的发现和数学结构的发现，作为新的研究纲领开辟了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新纪元。在新研究纲领指导下完成的物质结构的夸克模型、宇宙演化的大爆炸模型、地壳运动的板块模型、核酸结构的双螺旋模型和认知活动的图灵计算模型等，在不同层次上刷新了人类认识自然系统的科学图象。而量子化学、固体能带论、受激辐射理论、质能等当定律、反馈控制原理等诸多具体自然现象科学理论，不仅丰富和加深了人类对种种自然现象的理解，而且为火箭发动机、核反应堆、电子计算机、激光器和生物芯片等划时代的关键技术发明提供了科学原理。
近些年人们在议论着新技术革命问题，如果把1760年代以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的技术变革称作第一次技术革命，1870年代以来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技术变革为第二次技术革命，那么1980年代以来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技术变革为第三次技术革命。科学技术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了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科学实践的结论，善良的人们也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科学在实践方面是一把既可造福也可生祸的“双仞剑”。之所以成为“双仞剑”，起决定因素的是科学技术成果创造出来之后干什么用、怎么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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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多世纪，对人类构成伤害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发明创造，却并不为人所知地融会进了人类的行为和实践中。特别是上个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于人类非理性的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大量物种灭绝等问题，使人类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和创造力进行了反思，人类发展进步面临着两难选择。而解决这个两难选择，就必须把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全人类发展进步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并以此来考量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性质。但是，这些问题在理论上说起来容易，而在实践中却往往屈服于那些怀有卑鄙目的的民族、国家和集团的淫威之下。
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基因科学的发展。
从1860年至1870年奥地利学者孟德尔根据宛豆杂交实验提出遗传因子概念并总结出孟德尔遗传定律开始至今，许多民族和国家为基因科学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已经明确地看到：人类基因组包含着决定人类生、老、病、死以及精神、行为等活动的全部遗传信息。弄清全部基因的位置、结构和功能，将为人类征服多种疑难病症铺平道路。对科学家来说，“人类基因组计划”给他们带来的是对人类自身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人类战胜疾病的希望。而对于不惜血本投入大量资金让科学家研究基因组的政府和企业，更多的看到的是研究成功后所带来的市场垄断和超巨额利润。对于经济上的竞争，我们可以视作人类一种良性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一旦进入军事领域，则会给人类带来惨痛的灾难。
二战时期，希特勒就曾经组织大量科学家研究如何“制造”出最优秀的纯种雅利安人，以推行其种族主义，好在当时的科学水平没有使他们的阴谋得逞。但是，本来是抱着良好意愿开始的基因科学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似乎觉察出我们正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首先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基因歧视和“克隆人”的问题，谁是“基因贱民”？基因隐私受不受保护？谁有权利掌握人类基因？用人类基因谋利怎么办？最令人忧虑的则是把基因研究运用到了军事领域。
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糟糕。如同任何高新技术都很快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一样，当基因工程刚一问世，一些军事大国便置1972年各国缔结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不顾，竞相投入大量的经费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美国作家、科技记者查尔斯·皮勒在《基因战争》一书中透露，西方一些国家已制定了研制基因武器的计划，这些国家以研制疫苗为名进行着危险的传染病和微生物研究。人类第一个基因组草图完成以后，世界各国对生物和基因研究的关注再次升温，美、英、德、日等国纷纷加大了对基因工程的投资。
2001年9月4日，《纽约时报》网络版披露了一条惊人消息：据美国一些官员透露，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已经开始进行一项研究基因武器的秘密计划。据媒体报道，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里的研究人员已经研制了一些具有实战价值的基因武器。他们在普通酵母菌中接入一种在非洲和中东引起可怕的“裂谷热”细菌的基因，从而使酵母菌可以传播裂谷热病。另外，美国已完成了把具有抗四环素作用的大肠杆菌遗传基因与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色葡萄球菌的基因拼接，再把拼接的分子引入大肠杆菌中，培养出具有抗上述两种抗生素的新大肠杆菌。
据英国国防部透露，英国政府辖下的化学及生物防疫中心的科学家们正运用基因工程技术做深入研究，就基因杀人“虫”（Ｇｍｓｕｐｅｒｇｅｒｍｓ）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试验。虽然英国政府对于基因杀人“虫”的研究秘而不谈，但英国报章指政府秘密进行这项研究至少已有５年。
俄罗斯情报人员认为，世界上约有10至15个国家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基因与生物战计划，其中一些国家被怀疑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俄罗斯被认为拥有世界上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储备最大的国家之一，据前苏联细菌战研究部门叛逃者肯·阿利别克博士说，俄目前有4个从事基因类生物武器研究的主要试验室。俄罗斯也早就着手研究剧毒的眼镜蛇毒素基因与流感病毒基因的拼接，试图培育出具有眼镜蛇毒素的新流感病毒，它能使人既出现流感症状，又出现蛇毒中毒症状，导致患者瘫痪和死亡。
虽然在技术上还有许多难题，但基因武器一旦出现，其战略威力将比核武器还要大，因为拥有这种武器的人不必顾虑对自己及对地球整体环境的破坏。基因武器的使用者再也不必兴师动众，而只需在战前将基因病菌投入他国地域，或利用飞机、导弹等将带有致病基因的微生物投入他国地域，让病毒自然扩散、繁殖，就会使敌方人畜在短时间内患一种无法治疗的疾病，从而丧失战斗力。有人估算，用5000万美元建造一个基因武器库，其杀伤效能将远远超过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库。英格兰北部布拉德福德大学马尔科姆·丹多教授在《生物技术武器与人类》一书中说，只要用多个罐子把100公斤的炭疽芽胞散播在一个大城市，300万市民就会立即感染毙命。据称，美国曾利用细胞中的脱氧核糖核酸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种病毒的ＤＮＡ分离出来，再与另一种病毒的ＤＮＡ相结合，拼接成一种具有剧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用其万分之一毫克就能毒死100只猫；倘用其20克，就可以使全球60亿人死于一旦。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马尔科姆·丹多教授曾警告说：“人们可以寄希望于灭绝种族的特种基因武器永远不能成为现实，但如果以为造不出这种武器或者说不可能精确命中，那是愚蠢的。”
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提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我觉得，这决不是空穴来风。2003年春天席卷全球的“非典”病毒给人的感觉就是针对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中国人，还有加拿大的华人。而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及世界其他民族基本上相安无事，死亡率很低甚至出现零死亡率。而与之相对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美国、丹麦、日本等一些国家的有关部门，以及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利用中国当时还未认识到基因资源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中国人的基因资源进行了举世震惊的巨大掠夺。它们利用中国人的这些ＤＮＡ，在它们具有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足以研究出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让中国60岁以上老人患老年痴呆症、让中国妇女患绝育症以及让中国军人在战场上熟睡三天三夜的各类基因武器。从基因武器发展的现状考虑，这种现象及忧虑都是完全有理由令人忐忑不安。
再以大家关注的转基因粮食来说，那些本身就失去了繁衍自身的能力、只能年年购买新的种子才能种植的转基因粮食，其内必有绝育之因，伴随以此为主要食物来源，同时出现不孕不育症与日俱增，你若说两者没关系，那是骗鬼！对此，按照中医理论自然很容易解释，一般人即使按照生活常识来判断，也能很容易地看到其中必有问题。两者必有因果！这是种族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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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武器还仅仅是生物武器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及东边的日本人，早已经把人类在生物研究上的成果运用到了军事和实际的战争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那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以及在战场上对中国抗日军民使用了大量的生物战剂，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也曾对中朝军民使用生物武器。虽然说联合国在1971年12月16日的大会上通过《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1975年3月26日生效。目前也已有百余国家政府批准或加入该公约。但是，一纸公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约束战争狂人的野心。生物武器发展上的竞赛仍很激烈，研究仍在继续，战场上也频频传来发现使用生物武器的消息。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军事武器不断升级的时代。一方面，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推动着人类的发展进步，而另一方面，这些武器装备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换代，大量运用于实战，严重地破坏着地球的生态、阻碍着人类的发展进步的步伐。我们在为新科技的产生和发展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我们还必须为这些技术迅速进入军事领域而忧心忡忡。
可以这样说，至今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科学技术成果，都与军事进行了联姻。即使人类近年来创造出来的科学成果，也已经被催生出放射性武器、气象武器、地震武器、环境武器、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动能拦截器、电炮武器、声波武器、计算机病毒武器等等新概念武器。虽然，新概念武器的研究和研制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些军事、经济实力较为强大的国家。除美国、俄罗斯外，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以色列、澳大利亚、瑞典、韩国等也分别有选择地开展了不同规模的研究工作。这些新概念武器有的还停留在计划书上、有的还在试验室，但是有的项目已接近初步具备实战部署和使用的能力，而有的项目正逐步投入到实战。
这些武器的出现和使用，仅想一想就会让我们冒冷汗。
除了心灵扭曲者，谁也不愿看到地球成为千创百孔的无人区。
如果说，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伴随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宁可返回到人类最原始的社会时期，那样，最起码可以保障人类不会毁灭。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必须在这种痛苦的容易引起灾难性后果的伴生状态中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曾有论调认为：是科技推动了武器的发展，武器的发展也刺激了科技的发展。这对看似必然的矛盾，好象无法拆分，只能让人类在这种对立的痛苦中煎熬，甚至祈祷武器制造者的良心发现，祈祷“上帝”的出现。
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难道一定要与武器的发展相伴相生吗？不，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遵循了一切的目的和实践过程都是围绕了人类的发展进步，并以是否危害人类的发展进步为基本的原则和标尺，尤其关键的是要确保科学技术始终掌握在对人类有责任感、足以信得过的人和族群手中，那样，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科技财富，才不会成为魔鬼向我们索命的绞索。
（根据授课提纲整理，图片采自网络）
主要参考文献
国防大学出版社：《美军高技术武器装备应用与发展》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璧：“五百年来的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
[英]李约瑟：“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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