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文物、进深山，他用20年揭露了百年故宫的秘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新周刊 Author 罗屿
故宫对于祝勇来说，是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为了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他曾深入雁荡山寻找宋代以前的造纸方法。
他也曾翻阅故宫中的无数史料，只为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
一座600年的宫殿，承载了几千年的文明。
文 | 罗屿
来源 | 新周刊
多年前某个春日的黄昏，作家、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祝勇，第一次踏进位于紫禁城内廷外西路的慈宁花园。
荒草没过膝盖，香炉铜锈斑驳，它们似乎都彰显着这里的荒凉。
细看之下，草上浮动着一层粉白色的无名花，随风摇摆，如夕阳的流光。
祝勇抬头，看见花园周围的一些房屋已经残破，只有正中的临溪亭还算完好。
在一片荒草的海洋里，它如一条不沉的彩舟。
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这座园子大概已经300年没有男人进来了。”
有人把慈宁花园称作故宫里的“寡妇院”。
明清两代，每逢皇帝大薨，新皇帝不能与前朝妃嫔同居在东西六宫，那些升级为太后、太妃的先帝后妃，只能在紫禁城一隅过起近乎隐居的生活。
望着这座笼罩在夕阳余晖下的花园，祝勇忍不住想象它曾经的璀璨：也许同样是某个春日，临溪亭下的水面碧蓝，风从一座宫殿吹向另一座宫殿。
在慈宁花园，祝勇看到了一个更为原始的故宫。
在祝勇心里，故宫本身就是生长“隐秘”的地方，正如它的英文译名——The Forbidden City。
一个“隐秘”消失了，就会有更多“隐秘”浮现，就像日升月落，草长莺飞，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故宫对我，不只是一个写作区域，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在祝勇眼里，故宫的每扇门都指向历史，门后都藏着通向历史的秘径。
电影《末代皇帝》在紫禁城实地取景
祝勇隐隐有了写故宫“古物”的冲动。
然而故宫古物多达186万多件（套），祝勇曾开玩笑，一个人一天看5件，要全部看完，需要1000年。
虽然无论怎样书写都无法穷其万一，甚至无法覆盖故宫所藏古物的69个类别，但祝勇还是找到了一条破题的脉络。
商周青铜、秦俑汉简、唐彩宋瓷、明式家具、清代服饰……
他通过18篇文章串联了每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期望通过物质载体折射同时代的精神属性。
只是，起源于夏代的青铜器，一入商代，立刻花样翻新。
祝勇觉得，这和商代宽阔、野性、暴烈的气质相通。
比如商代那些专门制作酒器的氏族，会在青铜器上铸造饕餮纹——蟠龙纹、龙纹、犀纹、兔纹、蝉纹、蚕纹、龟纹、鱼纹、鸟纹、凤纹、象纹……
“如人的指纹，乍看差别甚微，其实个个不同。以至于今天几乎无法找到两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
四羊方尊，商代青铜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祝勇曾近距离观察故宫所藏秦俑，“看它们的每处细节，甚至可以与它们窃窃私语”。
在秦始皇那支泥制的军队里，除了有人，还有马。那些保持立姿、规规矩矩的秦战马俑，到了汉代忽然活跃起来。
在故宫所藏的一块“西汉猎虎纹画像砖”中，可见一匹骏马载着武士飞奔，四蹄飞腾。
“这些造型与丝绸之路这条欧亚大通道打通所带来的兴奋感、与大汉帝国的辽阔感相配。”祝勇说。
唐代艺术作品中的马，则多了一份端庄。
在祝勇看来，大唐帝国的沉稳与自信，正是“收敛于三彩马的肌肉骨骼里，又透过它们迷离的色彩抖落出来”。
祝勇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器物比唐三彩更能代表大唐热烈、奔放的性格。
当然，也没有什么器物能比汝窑瓷器更能代表北宋文人清丽、深邃的气质。
故宫藏有一件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今天的人们由此得知究竟何为“天青”色——宋徽宗最爱的颜色。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图/故宫博物院
故宫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地看。
祝勇在书中详述这段历史，或许源于一个写作者对文字及其载体最深的敬意。
他在某日“突发奇想”——出版自己那本关于故宫绘画的书时，可否专门造一批纸，只供此书使用？
但合作方兴趣寥寥，祝勇也理解，“毕竟造纸出书，已经超出了‘实用’这一标准”。
祝勇本人多年来对造纸情有独钟。
2002年，听说在雁荡山深处有个叫泽雅的地方仍保留着宋代以前的造纸方法，他便和友人一同前往探访。
“她们用一个长方形的木格状器物在缸里一捞，深黄的浆液就在上面附着成湿漉漉的纸页，之后她们把纸页放于纸垛上统一晒干。”
老旧的作坊、原始的操作手法以及周围连绵的青山涧水，让祝勇有种恍惚感。
“我似乎目睹了一千年以前的人们”，而用古法造成的纸，虽不够光滑洁白，却带有原始的粗粝感。
寻访造纸术的经历，只是祝勇在2002年辞去从事12年的出版社工作，开启十余年游历生活的一个片段。
“跑的都不是大城市，都是‘老少边穷’。”
他曾带着对隐居山野的宗族村落的好奇，从楠溪江下游一直走到上游；也曾几乎跑遍西藏西南部地区。
祝勇说，这样的游历虽风尘万里，但自己内心却越来越丰富。
而且那时他也不会想到，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他所有的行走、写作、思考，最终都会收进故宫的红墙里。
“故宫的建筑、古物及其背后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地看。这些年的见识，让我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去认识一座建筑，看待一件古物。”
就像乾隆花园的一处设计，可以追溯到《兰亭集序》；故宫雨花阁的制式，居然和相距万里的西藏阿里托林寺如出一辙。
祝勇一直记得第一次走进至今尚未对游人开放的雨花阁时的情景：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上面落满了灰尘。
他忍不住想，那些灰尘都是文物啊。
雨花阁 图/故宫博物院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祝勇保持旺盛创作力的一种途径。
前几年的一次赣州之行，就成为他书写苏东坡时破题的关键一步。
赣州有一条江叫做赣江，是当年政治生涯高开低走的苏东坡一路被贬，从中原到南方的唯一通路。
赣江上有十八滩，落差大、礁石多，素以凶险著称。
站在江边，见到江水在暗礁中奔涌，祝勇忽然体会到苏东坡当年的心境。
“也许只有抱着必死决心的人才能经过这十八滩。他的脚印、意志和所有故事的细节，至今仍蚀刻在赣江里”。
那一刻，祝勇觉得所有的历史脉络都被打通。
回到北京后，祝勇通过故宫所藏宋元明书画，开始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迹。
他描述苏东坡“是石，是竹，也是尘，是土，是他《寒食帖》所写的‘泥污燕支雪’”。
然而，最让祝勇动容的，是苏东坡乐于与自己的苦难周旋。
无论当多么小的官，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 他灭蝗，抗洪，修苏堤，救孤儿……被贬到黄州，几乎断了俸禄的他发现猪肉非常便宜，于是买来猪肉潜心研究烹饪方法，因而成就一道名菜“东坡肉”。 到了物资更为匮乏的惠州，他从屠户手里买没人要的羊脊骨，将其煮熟，用热酒淋一下，再撒上盐花，放到火上烧烤，用竹签慢慢挑着吃，这就是今天流行的羊羯子的吃法。
祝勇觉得，苏东坡最大的功力是可以“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把浩大沉重的悲剧化于无形”。
苏轼《寒食帖》局部
对祝勇来说，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也是他的灵感之源。
有时从武英殿旁经过，他会思考为何李自成登基那天没有选择太和殿。
走过隆宗门和乾清门之间那排不起眼的板房时，他会想威名四海的军机处为何会设在如此不起眼的地方。
祝勇也曾站在太和殿前坑洼不平的广场上，仰头看天空被四周的宫殿勾勒出起起伏伏的天际线。
那一刻他忽然畅想，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人像自己一样，在宫殿里蓦然驻足，仰头望天。
身处故宫的这些年，祝勇的心境改变很多。“我的心从年轻时的飞扬慢慢沉落下来，进入一种很静的状态。”
这种静，或许本身就是故宫自带的气场。
“就像已经过世的临摹大师冯忠莲，可以用18年时间临摹《清明上河图》。‘故宫人’的那种专注，对我是一种影响。”
而用600年时光打磨出的紫禁城，更让祝勇体会到，“这世上好的东西都不是立竿见影的”。
近距离接触故宫后，祝勇也越发体会到它的神秘。
他曾提到，“角楼有72条脊，所有的构件都在暗中保持着天衣无缝的联系。据说（上世纪）50年代大修的时候，工人们将它们拆下，就再也无法原样安装上去，那些构件的对应性荡然无存，人们最后不得不使用钉子强行安装”。
故宫角楼
古代工匠对大殿戗脊的设计同样让祝勇觉得精妙。
“黄昏时夕阳照在金色的戗脊上，那金色被衬得异常明亮。随着夜色加深，它会愈加明亮，直到黑夜把所有建筑吞没，变成一个黑色的剪影。”
祝勇不止一次在下班后的黄昏，沿着红墙，从英华殿、寿安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的西墙外，一路往北走。
往往还没走到武英殿和西华门，就会看到夕阳的余晖从三大殿金色的戗脊上退去。
不久后，“庄严的三大殿就如一个纵向排列的舰队，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接下来，整座宫殿，就成了夜的一部分”。
望着黑寂中庄重、浩大的宫殿，祝勇会忽然觉得，紫禁城似乎永远都有一些让自己无法看透的事物。
“那是一些在时间中消失的事物，是已然破损的时间，就像维纳斯的断臂，只存在于古代的时间里，今人永远无法修补。”
明知如此，祝勇仍愿意寻找蛛丝马迹，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
只是故宫的博大让他逐渐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更为谦卑。
他曾笑言，那些给自己挂牌“大师”的人只要到故宫，在王羲之、李白、米芾、赵孟頫作品前面一站，就会底气顿失。
“百年的宫殿、千年的文明，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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