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会回来了
时间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顾城相继离世,北岛远赴国外,芒克改行画画,才貌双全的易知难,点燃了手里的烟……
他们是从同一年代走来的同路人,这种情谊不可替代,让人眼眶温热。
80年代的人们在新旧嬗替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一部宏大的叙事,时间缝隙中的清白脸庞,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
玻璃晴朗,橘子辉煌。老去的不再年轻,远去的不会回来。
那个时代,结束了。
文 | 北方女王
来源 | 最人物
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与诗意迸发的年代。
那是一个作家堪称“流量”、受人尊重的时代,涌现了北岛、莫言、冯骥才(点击可查看)、路遥(点击可查看)、史铁生(点击可查看)等一批著名作家。
字句在历史的墙壁上不由分说地存在着,无处不在,又一言不发。
北岛
北岛住在什刹海的三不老胡同1号,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冯骥才住在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他们的家不过几站公交车的距离。
那时,一壶酒就可以让三两好友聊一整夜,他们有着高山流水般的默契与单纯。
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如果有人淘到了一本新的国外诗集,蹬着自行车就聚到了一起,坐在路灯下的马路边,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聊诗歌。
以北岛、海子、顾城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们,在激情澎湃的时代,将自己的生命与理想无所保留地投进了诗歌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句子,见证着80年代初文学青年掀起的热潮。
那年,顾城开始学习画画,写诗也日渐进入社会性作品的阶段。
期间,他回到北京做过锯木工,在《北京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过作品。
1977年,顾城在《蒲公英》上发表诗歌,引起剧烈反响,之后与江河、北岛、舒婷、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
顾城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写作的人是敏感的。
在顾城写下孩童般纯真的诗句时,远在安徽怀宁县的海子,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
那年,他才19岁。
如此年轻便成为大学老师,这样的身份直接等同于那个年代的“成功人士”,然而海子偏偏喜欢写诗。
在学校,他是出了名的固执,从不参加活动与会议,独来独往。
海子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浓烈的孤独、明亮的真实,海子是一个过于纯粹的诗人。
在政法大学,他的工资被扣到所剩无几,还要挤出钱来给老家的父母与弟弟。
物质的贫瘠与精神的丰富,反复拉扯着敏感脆弱的海子,他逼仄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床与收录机。
这个热烈而悲凉的天才诗人,最终选择在冰冷的铁轨上告终生命。
海子
没人知道,当火车的轰鸣声渐行渐近时,他的脑海中呈现了怎样的画面。
自杀那年,海子才25岁,他最后的遗言非常简短: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将自己的生命停留在25岁的路口,顾城则在1993年,与妻子谢烨发生冲突,用斧头砍向妻子,顾城随后上吊于树上自杀。
那年,他37岁。
当顾城举起斧头的时候,任何落在他身上的诗意都已经不再重要,他只剩下一个身份——屠夫。
顾城与妻子谢烨
1986年12月,为了庆祝《星星》创刊30周年,诗人们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
北岛、顾城、谢烨、舒婷……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们纷纷前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聚齐,也是最后一次。
人们的脸上闪烁着真诚的笑容,人像摄影师肖全摁下快门,那一张张动人的脸得以留存。
1986年星星诗会,由左到右:舒婷、北岛、谢烨、顾城、李刚、傅天琳
“肖全,我认识你那么久了,你还没给我拍过一张照片。”讲这话的人,是易知难。
1990年,成都。肖全在易知难的琴房给杂志写崔健的解说词,一回头,看见易知难倚靠着钢琴在抽烟,神情忧伤,不一会儿眼睛里就满是泪水。
肖全并没有与她交流,也不知她的悲伤从何而来,只是将那个瞬间拍了下来。
易知难 1990年5月 肖全摄
后来的她销声匿迹,人们都在找她,反复试图寻找易知难的消息。
面对想要打探自己平静生活的外界,她只说了四个字:“今昔何惜。”
人们所追逐的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易知难,如今她已经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松开了紧皱的眉,一切都过去了。
肖全与易知难
除了易知难,肖全镜头下还有一个著名女人——三毛(点击可查看),那个为了爱情远赴撒哈拉沙漠的女子。
1990年9月,三毛从西藏回到成都呆了几天,肖全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成都老巷子拍了这个自己仰慕许久的传奇女作家。
拍完照后,她随性地说了句:“咱坐三轮车回去吧。”
三毛是个极度浪漫的人,她曾说:“很多年以后,如果你偶尔想起了消失的我,我也偶然想起了你,我们去看星星。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好像铃铛一样。”
1991年1月4日,肖全拍完三毛4个月后,三毛自杀了。
她没有留下遗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的生命永远留在了48岁。
经历过人生种种境况,才知道生活的卑鄙与残暴,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重重迷雾中,纷纷觉醒,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朦胧派诗人莫属北岛。
对痛苦格外敏感的北岛,也许受其父亲影响最大。
北岛的父亲赵济年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茅盾、张恨水、鲁迅的书粉,可见其读书种类之杂。
北岛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成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父亲是他文学记忆的起点。
年轻时的北岛与父亲
1969年,北岛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城建公司当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过着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
1970年春天,当北岛和几个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有位朋友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给他强烈的震撼,随后他开始写诗。
北岛
在正式写诗前,他独自到海边生活了一段时间,因而之后他的诗中充满灯塔、岛屿、船只的意象。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1980年秋天,史铁生肾衰竭初发,他在轮椅上已经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
21岁那年,史铁生提前起进入人生的暮秋——他的腿,不能走路了。
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躺着从医院出来,当时的他绝望到极点,差点要跟大夫打架。
两腿初废时,史铁生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
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他抬进院子,一见杨柳和风,他的决心即刻动摇。
路无法再用腿去走,只能用笔去找。
1981年,史铁生发表处女作《秋天的怀念》纪念去世的母亲,震惊文坛,他心想:如果母亲能再多活两年,就能看到了。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之后颇负盛名的《我与地坛》,承载着史铁生最后的自我救赎。
史铁生在地坛公园
他的一腔笑意下,尽是爱与真诚,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
史铁生经历人生转变时,当时还是牙医的余华(点击可查看)在忙着对付别人的牙齿。
无数个张开的嘴巴,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烦闷与无聊。后来,他在散文里写道: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开始写小说,1983年,余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喜欢上了他写的小说《星星》。
这次改稿回来后,余华如愿得到了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他梦寐以求了很久,因为可以喝茶、看报。
年轻时的余华
随后,受卡夫卡影响,26岁的余华完成了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文字锋利却不见血,让人直视其筋肉组织。
在80年代的文坛,总有人将余华与路遥的作品拿出来探讨一番。
这两位作家都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不同的是余华亲眼看见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路遥却没那么幸运。
他的创作之路,漫长而崎岖。
1979年,路遥告别妻儿,告别了西安,远赴延安甘泉县,开始创作给他带来更大自信的《人生》。
他在甘泉县招待所创作的经历,几近疯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与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
路遥的朋友去看他,只见房间烟雾弥漫,房门后的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摆着硬馒头,还有几块碎点心。
屋里的这个人,头发蓬乱,眼角通红。
艰苦写作中的路遥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路遥经过21天的苦熬,如同产妇分娩,十三万字的《人生》诞生了,小说描写了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曲折经历。
小说中的高加林、刘巧珍鲜活地走了出来,看似是爱情故事,但路遥要表达的是新时代对年轻心灵的冲击与产生的灵魂骚动。
路遥与陕西的老百姓在一起
这部小说在《收获》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路遥生活清贫,去北京领奖的路费凑不齐,他打电话给在铜川矿务局的弟弟王乐天,借了500元应急,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火车站。
彼时的路遥在文坛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存在,然而他依然想要往前走,“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
1985年秋天,身背使命感的路遥,在陈家山煤矿由会议室改造成的工作间里,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漫长创作之旅。
那几乎是玩命式的写作,在与老鼠为伴的艰苦环境里,他每天写上十几个小时,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
最终,《平凡的世界》一共三部终于完成,总字数超过100万字,这部小说耗尽了路遥所有的心血,这是他用命换来的。
当他划上全篇的句号时,索性把手中的那只圆珠笔扔到了窗外。
这个39岁的陕北大汉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放声大哭,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两鬓斑白,泪流满面。
六年的时间,这种苦行僧似的写作方式,已经让路遥的身体走向末路,他开始大口吐血。
路遥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去世。
那年,他才42岁。
路遥将自己的身躯与精神,永远留在了那片黄土地中。
他明白自己在生命与写作之间,选择了什么。
时间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卧轨自杀,北岛远赴国外,芒克改行画画……
这些有趣的人构成了80年代的中国文人群像,正因短暂,所以人们每当念及时,才会唏嘘感叹。
由左到右:顾城、舒婷、谢烨、北岛
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拥有不同的人生与命运。
这些作家诗人的悲欢离合恰是一代人的真实感受,关于青春,关于理想,关于生活。
“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再次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后,北岛哀叹不已。
他是一个归来的陌生人。
好友芒克彼时已不再写诗,画家是他的新身份,看过世态炎凉的芒克,回看那个遥远时代发生的种种,他的回答总是不携风也不带雨,平和妥帖。
芒克
1998年,史铁生的肾病愈发严重,最后恶化为尿毒症。
他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没有轰然倒下。同年,他的长篇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那年冬天,北岛回到国内,约了一帮昔日好友,前去探望史铁生。
史铁生与妻子陈希米
看见一群昔日好友,史铁生笑得很开心,他们围成一个圈,挤着坐在一起,聊慰回不去的美好年代,还有一起经历过的雨雪风霜。
那个房间很小,大家腿挨着腿坐着,有那么一瞬间,仿佛80年代的岁月又回来了。
可聊起各自近况,大家心知肚明: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北岛九岁那年的春天,曾跟随父亲前往北海公园游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阵阵寒意袭身而来。
父子二人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北岛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儿子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
北岛愣住了神,抬头望着父亲,很久没有缓过劲儿来。
多年之后,他写下那段著名的诗句: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左二为顾城,右一为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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