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危机与法国的“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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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主义危机与法国的“激情”岁月

原创然珂华声社 20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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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华声社

编辑｜瑶瑶琪

资本主义陷危机

巴黎发生半世纪最严重骚乱，凯旋门成为战场。全球化在西方遇上强大逆流，法国这场由燃油税触发的“黄背心运动”，突显城乡和阶级矛盾，以及普罗大众对精英巨富的愤怒。

欧美民粹主义方兴未艾，背后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普罗大众未能分享经济成果，贫富悬殊变本加厉，全球化面临愈来愈大挑战，资本主义已届改革之秋。就连《经济学人》也表示要展开“新资本主义革命”。

法国经济有三大死结，包括政府开支过大、劳工成本太高、核心竞争力不足。马克龙自称政策非左非右，寻求削减政府开支、改革劳动市场等，大方向没有错，可是他的多项政策，诸如推动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削减公司税收，改革了法国的财产税，减轻了富人的税收负担等，均属亲商亲富右倾政策，愈来愈多法国人觉得马克龙是富人总统，代表精英阶层利益，中间路线不过是政治包装。抗议者们认为马克龙的政策是不公平的，只对富人有利。

马克龙经此一役，管治威信不易恢复，加上德国默克尔民心渐失，放弃寻求连任，法德能否继续发挥欧洲定海神针作用，向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说不，需要密切留意。

近期美国民主党有人提倡参考德国经验，要企业负起更大社会责任，与员工分享财富，包括立法规定大企业董事局必须有四成代表由员工选出，至于政府则会考虑向企业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创新发展。这种带有社团主义色彩的改革路线会否成为主流，仍待观察，然而不少美国人显然意识到，资本主义已届改革之秋。

法国的“激情岁月”

这次参加黄背心运动的人，左中右都有。黄背心运动的参与人数虽然在减少，但迅速蔓延到了荷兰、比利时等国，而且，暴力倾向也趋于剧烈。

今次巴黎骚乱的画面，令人想起半世纪前法国“五月风暴”火烧股票交易所一幕。这两场社会运动，本质其实有显著分别。法国“五月风暴”由左翼牵头争取改革，相比之下，“黄背心运动”没有明显领头人，主要靠社交网络动员，参与巴黎骚乱的，既有极右亦有极左分子。

“1968年5月10日，法国。潘鸣啸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巴黎革命，当时的他信仰马克思主义，迷恋法国古典哲学、萨特和印度宗教、毛泽东，渴望把戴高乐赶走，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实现直接民主。他跟着学生占领了巴黎的剧院，接着让女朋友站在自己的肩上，将悬挂着的法国国旗拿了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部分。3天后，过百万法国人走上了街头，整个巴黎处于瘫痪状态，街上没有汽车和警察，潘鸣啸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巴黎大街小巷，感觉这里已然是解放区……”

2012年，中国的《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早已过了耳顺之年的潘鸣啸，上面那段文字，便是该周刊对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期潘鸣啸“造反生涯”的一段描写。

潘鸣啸是个地道的法国人，法文名字是Michel Bonnin。法国68运动失败后，他便开始向往东方的“革命圣地”——中国。进不了中国大陆，他就来到了离中国大陆最近的香港。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知青的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他在中国成了名人，被昔日的中国知青们知心地称为“老潘”。后来，“老潘”成了西方为数不多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

“老潘”经常说：“我也是老三届。”

丹尼•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有个绰号——“红丹（Danny the Red）”，红，既是他头发的颜色，也是他的政治理念的颜色。

1968年，他是巴黎第十大学（又称巴黎南泰尔大学）的大学生。法国68运动最初便在这座大学中爆发。3月22日，该校学生们为了要求男学生自由进出女学生宿舍，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而红丹便是“带头捣乱”的学生“头头”之一。

进入5月，由于当局的判断失误和应对失当，这场初衷仅为“两性宿舍进出自由”的活动，居然升级为一场波及全国、学生和工人联手、几乎让整个经济停摆、几乎颠覆了由二战英雄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的造反运动，最盛之时，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居然有1100万工人罢工，当局甚至一度担心法国发生内战或革命，而造反者则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类似1936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

5月3日之后，“红丹”与其他“头头”一起，迅速成为规模扩大的街头运动的公共面孔。而焦头烂额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气愤地发现，“红丹”虽然在法国出生、长大，但他其实是一个持有德国护照的犹太人，于是，“红丹”被驱逐到德国。不料，他后来又偷渡回法国，当政府想再次驱逐他时，他已经被大学生们保护起来了，保护者当时齐声呐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是法国各类左派和有着左翼思想的青年人的狂欢之月。

在1968年“五月风暴”游行队伍中，很多人举着马、列、毛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最醒目的则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横幅；在巴黎街头向警方扔路石的许多大学生的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圣地”是中国。

然而，这场几乎颠覆戴高乐政府的运动，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不算“红丹”领导的“性自由”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它短得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名称，“五月风暴”是那些误以为世界红色革命即将始于法国而爆发的中国人的叫法，法国人只给了它一个平平淡淡的年月称呼：1968年5月。

5月底，这场左派的狂欢开始遭遇法国社会中所谓“沉默多数”的反弹。据称，时任总理蓬皮杜说服了戴高乐提前举行议会大选。5月30日，戴高乐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不久后，80万公民走上街头，举行“反造反”的游行，支持戴高乐。

进入6月，左派示威逐渐减少，占领工厂的工人也逐渐撤出，各政党也忙着准备选举。6月底，选举结果揭晓，戴高乐大获全胜，他的政党在议会中赢得了比“五月风暴”前更多的议席。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危机因此基本解除。

谈到法国政府用提前举行大选的方法解决这一危机，学生“头头”“红丹”后来也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

有趣的是，当年的造反派“红丹”，成了今天的建制派“绿丹”：如今他是欧洲议会代表绿党的议员，担任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之党团共同主席。

半个世纪之后，“1968年5月”在法国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分裂的话题。但如今成为“绿丹”的丹尼•科恩-邦迪，却对年年被人请去谈“五月风暴”感到厌倦。

他说：“忘掉1968年5月吧。那已经结束了。今天的社会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当我们自称反权威时，我们当时反对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

现在的他，支持市场经济，支持欧洲一体化，甚至不遗余力地为欧盟鼓吹和辩护，他批评英国退欧政客的最直率的“名言”是：英国可以在欧盟之内发挥连接欧美的桥梁作用，英国如果退出欧盟，那就不是“桥梁”，而是美国大门口的“擦脚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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