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危机：我们的经验、教训与收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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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学会（ID:Qiangguoxuehui）
香港危机是“危”也是“机”。不光对未来香港的发展转型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的政府与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后，所应学习和牢记的重要一课。
一、教训
经济上
1．过于严格的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在形式上和法理上坚持“一国”，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刻板的坚持“两制”。香港经济的根子问题长期没得到重视。我们维护香港繁荣，更多是盯着香港经济增长的数据型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深层矛盾。港英时代经济结构的延续，使香港经济高度卡特尔化，顶层人群和几大家族占据了太多的财富和发展机会，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大家族对经济的垄断。逐利是资本的本意，资本也许并不希望香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但客观上底层民众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福祉被日益压缩，增长中所获得的太少。
2．大陆为了稳定香港发展，积极注入内地资本，同时发挥香港金融开放优势，为大陆发展融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双赢的，但大陆进入香港的资源大都是金融、贸易上的，其他领域的较少，这种结构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早已两极化的经济结构：金融、地产占据了几乎所有经济分量，其他领域没有得到更多发展。除了专业高级人才，如金融家、律师、医生等，其他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旧徘徊，青年毕业生的工资多年没有上涨，相对于房价、物价甚至在下降。自由行促进了香港旅游和商品零售的发展，但给普通本地百姓带来的收入相对于有限。加之习惯理念不同，港地普通民众间矛盾在加深。
3．香港作为过去封闭的中国内地的代理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开放不断衰落。在任何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兴衰轮替非常正常。在一国内部，靠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可以自发调节地区差异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美国底特律、德国鲁尔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人才和资本迁移到其他地区即可。但香港作为“两制”地区，由于两地居民在教育、心态、语言上没有完全统一，我们也没有专门为普通香港民众考虑过长期经济融入计划（改革开放以后，对西藏地区的经济融入就非常成功，由经济融入带动文化和心态融入）。香港空间狭小，新一代居民本可进入内地，分享大陆发展成果。但事实上反倒是拥有资源、名气、技术和更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阶层在大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普通百姓蜷缩在本地狭小空间内，大陆被视为香港富人发财的地方，还抢走了本地工作机会，矛盾更加突出。
4．在两制以及不要管太细的思想引导下，我们没有主动协助和引导港府对经济金融政策进行必要调整，适应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97年危机开始，香港错过了数次调整结构的机会，为今天埋下了深层隐患。
经济畸形，并非一日之寒。从港英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府都固执的在坚持原教旨主义式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日益两极化寡头化。当主要发达地区，都已开始用政府有形的手来监管市场失灵时，香港依旧将陈旧的观念奉为圭臬。而内地只是在香港遇到极大危机时才进行帮助，对于其发展并无更多指导。2000年初特区政府曾提出，调整香港经济结构，发展类似硅谷的数字科技，同时大力扩展公租房、增加土地供应、平抑房价，然而当时许多购房者担心自己的损失而上街、甚至自杀抗议，改革只能搁浅。如果当时支持了经济调整，香港今天或有其他可能性。
香港的经济政策，依旧延续着过去的“自由放任”为主的原则。当前全世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所有发达地区现在都认识到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强力监管。放任市场必定带来巨大的危机和动荡。因循守旧，以资本利益为第一，奉行完全市场自主、少监管和低税收，市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似乎市场一切都是对的，政府管多了就是错的。大鳄在香港汇市兴风作浪；港股里仙股、老千股妖风起舞，港交所却不愿主动作为。
97年中央帮助香港保汇率，港府干预汇市的前夜，时任财政司长竟痛哭流涕，认为自己成了离经叛道的罪人。以当今全球普遍接受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原则来看，实在幼稚可笑。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历过97和08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由放任，主动审慎监管。而香港因为内地的维护，安然躲过，虽然稳定，但也使其失去了主动加强调整的动力。大资本自恃内地会保香港，在港继续自行其道。正是这种以资本和市场为第一的政策导向，令香港成了全球资本和富人的乐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政治上：
5．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失衡。殖民时代的经济结构延续，造成香港经济高度垄断集中化，而回归时，被英国设计了极度自由的政府治理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匹配。香港经济垄断、政治分散，成了香港一步一步走上动乱的必然路径。这也是当今其他很多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走向衰落，越右倾民粹化的重要原因。
殖民时代香港政经权力完全集中在英国统治者和他们的少数代理人手中，但集中经济和集中政治是匹配的。但回归后，英殖民者设计的所谓"自由"政治制度，为当前乱局埋下“毒丸”。强财阀、弱政府，松散的“民主”，使特区政府夹在资本和基层民众间，对任何一方都难有权威。
6．底层民意没有被及时倾听。政治学的一条原重要则是：当政者必须保持不断接触倾听基层意见。因为基层的不满，往往代表着最大多人数的不满。基层不满长期不决，将变成街头政治，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是大多数动乱的肇始。
这条内地施政的最基本原则，在香港却没有被足够贯彻。从很早开始，香港的动荡的信号就一再显现，从2000年代抗议港府经济和地产政策，到后来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再到“占中”动乱……为何百姓和青年要闹，为何外来势力一煽就动，而我们自己试图拨乱反正却很难？对于其中深层的原因我们没有深刻讨论，也没有强力的本地领导牵头持续改进和调整。对早先民意中合理的部分没有认真对待，使得民生诉求政治化、民粹化，转性为排外运动甚至“独立”，为敌奸坏特分子劫持民意敞开了大门。一拖再拖，同时没有在持续几多年的系列事件后有效总结研究，令香港深陷今日的暴乱漩涡。
7．自限于“两制”表述，“一国”问题被“国际”化。“两制”原意在于保持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基本生活方式。而根据《基本法》，“两制”从不意味着我们对香港事务不能管。“一国两制”根本前提是“一国”，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是其他一切涉港事务的最大分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最根本的法律准则框架下进行。香港的一切事务都是中国内政，包括经济、社会生活事物。除非香港发生了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灾难性事件，否则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任何问题都无权置喙。
小平同志说，对香港管的不要太细，但从没说过“高度自治”就意味着香港一切大小事都只能是港人的问题。中央不是只有在出现巨大问题的时候才有权干预的。在发展、稳定与民生这些大事，以及其他任何关乎香港大局的领域，中央都是香港的领导者，都有合法的管辖权。
承认香港属于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那就和其他地方一样，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是领导中国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执政党，这当然包括香港地区和人民。
小平同志曾精准预言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8．香港教育极大失灵。教育是思想和身份认知的基石。回归以来，鉴于高度自治承诺，我们对香港没进行彻底去殖民化教育，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语言和思维进不去，光是军队进去是不够的。香港的教育系统仅仅是去掉了女王头像，其他内容一概照搬过去教会学校和港英教育系统，对西方亦步亦趋。因其教育语言依旧为粤语和英语，97后的青年人没有熟练掌握普通话、接受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甚至不如台湾省、和外国的新加坡、马来华人。港岛通识教育错误百出、荒谬不已，令回归后的许多港青从小自我认知错乱。而作为发达经济体，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大部分青年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香港本地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甚至不足20%，远远低于其他类似经济体和大陆。大部分家庭觉得生活艰难，不如早日工作。因此，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更容易被洗脑。
香港教协，以及一部分大、中、小学教师，已经成为了煽动学生闹事罢课的主力。成为了乱港的一个主要群体。语言、教育不统一使香港成为乱中华文明的断层线地区。他们会对大陆产生“我们”和“他们”不同的“他者”认知。大部分香港学生因为思想根子和语言的差异，无法融入整个中国的发展和就业。讲国语的台湾青年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时，很多选择来大陆发展，因其语言和文化认同还属于中华，而香港教育体系下出来的学生，几乎无法融入，蜷缩在港岛发展机遇越来越少。因此，回归后一代港青反而成为动乱主力。
重要启示
9.香港的动乱教育了内地全国民众，充分表明，在中国的文化和土地上实施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可行的。它将更可能助推（或无力制约）私人大资本利益，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动荡，在推高效率和资本收益的同时，拉大贫富差距，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和普惠。
10.这次事件直观的教育了全国人民，在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政治，不能搞全盘西化。分立和扯皮的政治模式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强力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社会和经济秩序何其脆弱。正如小平同志说，“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而且即便在香港，港英时代没给他们搞纯西方政治制度，当下更是不能搞。硬要搞就会乱，要循序渐进。
11.香港动乱充分表明，西方司法制度对结束社会动乱和惩治犯罪分子乏力。外籍法官偏袒暴乱分子，重罪轻判，使警方无法开展工作，让众多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等民众寒心。港人治港，最终却由外国人审判和裁定，荒唐至极。这都直观的向我们表明，西方的司法制度，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和双重标准，在权力分割的扯皮下，司法正义得不到伸张。亚洲重视的赏善罚恶、官法如炉民众价值观被漠视，即便在日本、韩国、马来、新加坡等学习西方制度为主的地方，其司法制度也与英美有很大不同，更兼顾亚洲文化。因此西方的司法制度不适合当前的亚洲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如近期，美国法庭对的章莹颖案的判决，如发生在东亚必定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和不满。
13.动乱也充分向全体国人展示，中国统一独立是多么重要。一旦中国发生分裂内斗，乱局的成本将由所有老百姓承担；让我们亲眼看到，一旦中国乱起来，西方的干预和侵犯将是赤裸裸的，只有虚弱和动乱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让很多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人认清了其真实面孔，从来就只有国家的利益，而不存在所谓国际民主道义。
14.处置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外宣工作的重要性。过去宣传工作中重内宣。对外宣传工作无论在资源支持、技术方法和研究上，与对内相差甚远。令我们在面对境外的恶意和虚假宣传时，疲于招架，没有主动权。在香港，观点理性的《大公报》、《文汇报》几乎属于小众。而大陆主流新闻媒体在港也鲜有本地受众。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无论新老媒体都更少。而在国外和网络舆论阵地上，我们也只有几个大型央媒依靠自己的脸书、YouTube和推特的账号发布消息，但影响力非常有限，动辄被淹没在反对者社交媒体的声音大海中。
凡大乱后必有大治。无论是香港还是全中国，此次事件都能让我们收获许多宝贵的东西，香港也将凤凰涅槃，继续走向辉煌。
延伸阅读——
郑永年：殖民地教育在
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侠客岛（ID：xiake_island）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在任何一个理性、法治的社会，行为都是要负责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可能趋于激进化，但是如果“鼓动激进”这件事不用负责，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事情就很麻烦。 香港就是如此。鼓动激进、破坏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持有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有退路，可以出国、退出香港。也正是这帮人，挟持了大部分理性人。
侠客岛：如何判断这次外部势力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郑永年：香港国际化程度这么高，又是前殖民地，外国势力当然广泛存在。外国势力肯定要干预香港发展的。同样可以比较前殖民地新加坡。新加坡也国际化，但是外国势力在这里活动，就要遵守新加坡法律。
香港的问题关键恰恰在此：国际势力在香港不仅不用负责任，不受香港法律的约束，相反，可以左右香港司法、影响香港司法。 这是非常严重的制度错位。大陆尊重一国两制，香港的司法权不在大陆手里；那，在香港人手里嘛？当然也没有。所以才有警队抓人、法官放人的局面反复出现。
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司法体系经过了改造，代表现代新加坡的利益；香港呢？代表谁的利益？
法治的确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核心话语，但它掌握在外国人、掌握在香港既得利益者手里。当年港英当局可以在发生暴动后抓人，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行？就是制度错位了。
侠客岛：您反复所言的香港“主体”到底是指什么？
郑永年：把港澳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清楚。澳门也是既得利益轮流执政，但这个既得利益是负责的。香港的既得利益也很明确，但制度安排不是这样。
香港的既得利益不用负责任，光落好处，包括他们控制下的媒体。为什么首任特首的公屋计划被反对？因为如果公共住房起来了就影响地产价格。
我觉得，香港的既得利益、香港的贫富分化，光从土地这一块，就能看出新加坡和香港的分别。
新加坡土地公有，80%的人住在公屋里，所以在新加坡，国家就是既得利益。国家的好处可以分给你；但香港的是私人的，私人的好处不会分给你。 内地有“主体”在，香港没有主体。
香港的政治改革要重新设计，不是“民主派”说的“双普选”就能立即决问题。现在局势下，“双普选”可能更有利于外国利益，或者变成台湾那样不死不活的样子。这就是本质。
2014年的时候，既然可以阶段性推进普选，为什么泛民直接否决了政改方案？不仅是他们要求表面上的“一步到位”，更多是利益考量。没有治港主体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 因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研究香港不要光看这些人说什么，喊什么口号，关键看他们的利益分布在哪里。你去看看，香港航空公司有多少的外国利益在里面？大家都为利益说话。
侠客岛：嗯，这次风波以来，内地的媒体自媒体挺多分析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是港媒谈的不多。当然，更直接的表现是认同问题，大量分离主义、港独的东西出来。
郑永年：基本上主体是97以后出生的那批人。以前我们说殖民地的教育，现在回头看，殖民地教育在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以前香港的“民主派”还反对港英，现在他们几乎把内地看成另一个港英当局了。这是个严重的认同问题。
老一辈香港人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有认同感；现在没有了，这是政治认同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认同、“逆向种族主义”，要跟中国切割开来。 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早期是为了争取更多人，认为港人还是认同香港利益的，也认同国家，不过观点不同罢了。现在看，这些人是否还称得上“港人”？
现在的港人不是原来的港人了。原来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既有对香港的认同、也有对中国的认同。现在我们大可以怀疑，如果没有对中国的认同，是否还有对香港的认同？ 因为这些人“可进可退”，就可能变成职业的破坏者。以前回归的时候，港英当局发了多少英国的护照？多少乱港头子拿着这样的护照？他们对香港的认同是虚假的，不是为了香港好起来，只是表面上喊着“捍卫香港”的口号。
侠客岛：有声音说香港已经变成中美贸易战博弈的棋子。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郑永年：这不可怕。第一，中国不会妥协。中国不会因为经贸损害自己的主权利益，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
第二，香港作为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符合中西方利益。西方、英国、美国会放弃香港的利益吗？不会的，赶都赶不走。这对中国有利，也对西方有利。
香港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央政府还是想维持一国两制，还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西方如果想在这里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不可能的，可能变成一国一制。西方如果聪明，还是会计算一下得失的。
第三，中国本身已经将变成最大市场，有能力消化香港的问题。即便是你西方走了，也可以。
侠客岛：您如何判断这场运动的收尾？
郑永年：从整体来说，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因为新加坡人很敏感，马来西亚不给喝水就麻烦。
这当然是玩笑说法。实际上，香港有很多制约，大部分人也知道自己跟内地分不开。但是少数激进的人利用了国际化的便利。
这些激进分子成不了大气候。特朗普也看着的，说自行解决就可以了。中国的利益就是要香港稳定，但香港对中国的整体利益没什么多大影响。对于香港人来说，这就是切身利益了。
任何的社会运动都有高潮、有低潮，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死磕派”。我个人觉得，香港的运动本身会趋向下行，就是辛苦了香港的警察。
所以香港老百姓，真正爱港的人应该有权利保护自己，让香港免遭破坏。地方的居民当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破坏我的利益，我难道就没有权利保护我的？讲不通的。大家都反对暴力，但是你用暴力破坏我的利益时候，我当然也有权利反对。
因此，要动员真正爱护香港的人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这帮人破坏自己的利益。天底下没有说你能暴力我不能暴力的道理。
大家大可以耐心一点。要让大家看清，真正爱港，就必须爱国，因为这才是看清了香港的利益在哪儿。现在香港人都被激进的人裹挟了。
港动乱是否到拐点
观察人士看法不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
持续了11周的香港反修例示威活动，这场动乱是否已经来到拐点，受访的大陆与香港观察人士莫衷一是，有者认为更大的风暴还在眼前，也有学者认为香港社会抗争将转为碎片化的滋扰行为。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正思香港总裁陈少波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香港可能会迎来更大的风暴，尤其是箭在弦上的9月罢课行动启动后。
他警告：“罢课动员的深度和广度超出想象，大学生、中学生、老师可能都参与，这会带来一些年轻人的心理和情绪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悲剧，让社会的气氛进一步紧张。”
陈少波也指出，主张继续“勇武”的团体本月16日仍在香港举行的“英美港盟、主权在民”集会，提出“揽炒”（指玉石俱焚、两败俱伤），让他对风波短期内平息感到悲观。
不过，较乐观态度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则认为，香港社会对暴力抗争和过激行为的反感声变大，“这场动乱应该会朝着结束的方向迈进”。
刘兆佳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北京近期接连在外交战线出手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插手香港事务，有可能采取反制行动以切断香港动乱的外部干涉力。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则认为，在反修例的群体内部，虽然没有人明确表明“割席”——即温和派和勇武派分道扬镳，但悄悄退出或不参与激进抗争活动的情况已经在发生，反映出不合作运动内部也有剧烈争议。
他因此相信：“香港社会法治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及理性的力量会复苏。”
不过，田飞龙也提醒，转变需要一定过程，香港未来几个星期仍可能继续发生示威、罢课等活动，但少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这样一个聚焦点，规模和凝聚力可能减弱，而是变成碎片化和散乱式的滋扰行为。
另一方面，受访学者也都指出，即便反修例风波得以平息，香港社会不断深化的族群撕裂，将为香港未来的治理以及北京的香港政策带来更大挑战。
刘兆佳说，特区政府未来必须推出各种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也可能对管理团队做改组，改变一些施政作风，跟各方面重新建立沟通。
从北京的角度，刘兆佳认为，中央会继续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寻找处理香港问题的方法，但为防止再出现外部势力和内部反对势力搅乱香港局面，必定会加强防卫国家安全。
田飞龙也指出，香港民众的诉求分为民生和民主两个层面，而北京的思路将是“先民生、后民主”。
他预见，北京下来的政策会是在寻找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方向上加紧工作，出台能惠及香港年轻人的政策并使其产生作用，中央也会用更强有力的力度支持和督促特区政府对社会民生的回应，以平复社会的愤怒。
田飞龙也说：“通过经济民生修复社会撕裂，凝聚香港与内地的信任……在国家安全问题得到一定制度性解决后，才考虑民主发展问题。”
西方国家如何处置暴力示威者？
绝不手软！
▣中国日报网
（视频来源：中国日报微信公众号）
近一段时间，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但一些西方政府和媒体却对香港警方依法、依规制止暴力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正义之举横加指责、肆意抹黑。
那么，在西方国家，当示威、集会活动中出现暴力行为时，警方是怎么处置的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不手软”。而且，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联邦政府）都会对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的行动给予支持。
电击枪、高压水枪、橡皮子弹一个不少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自称为全世界“自由灯塔”的美国，警察是怎么处置这些抗议者的吧。2011年9月，美国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上万名民众在华尔街金融区安营扎寨，以表达对美国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后来这场运动扩散到了美国全境。2011年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展开突击行动，“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进入抗议者的大本营祖科蒂公园，将他们驱散或抓走。
美国警察是这样对待“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的。据悉，在持续了数小时的清场过程中，警方使用了警棍、电击枪进行冲击，并配备了发射催泪弹的防暴枪，还照例配备了制式警用枪械。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对于一些拒绝离开的抗议者，警察则会暴力推搡，将他们粗暴地推到地上，或强行架走。最终，约200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2014年，美国非洲裔小伙迈克尔·布朗被白人警官射杀，引发抗议游行，警方最终派出装甲车、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平息骚乱。开始于去年11月的“黄背心”运动应持续了数个月，被称为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为应对这场全国性暴力示威，法国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警用装甲车、高速橡皮球发射器等来维持秩序。据介绍，其中，高速橡皮球发射器所发出的闪光球，体积相当于一个高尔夫球，不会穿透人的皮肤，但有足够冲力阻止人的进一步行动。
法国警方动用高压水枪驱散“黄背心”示威者。
在这场持续数月的骚乱中，法国警方逮捕了上万人，判刑案例数千人。据不完全统计，2000名示威者在活动中受伤，至少20人被橡胶子弹击中后受重伤，包括失明、断肢或昏迷。2011年8月，英国伦敦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枪杀，并引发了示威活动。后来示威活动演变成骚乱。以年轻人为主的肇事者放火焚烧商店，打砸抢劫，破坏公共设施。这次骚乱甚至还蔓延到了伯明翰、利物浦等英国其他城市。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需要加大警力并且需要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让那些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卡梅伦还授权警方，首次在英伦本岛使用高压水枪，对暴动民众使用塑料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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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危机是“危”也是“机”。不光对未来香港的发展转型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的政府与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后，所应学习和牢记的重要一课。
一、教训
经济上
1．过于严格的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在形式上和法理上坚持“一国”，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刻板的坚持“两制”。香港经济的根子问题长期没得到重视。我们维护香港繁荣，更多是盯着香港经济增长的数据型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深层矛盾。港英时代经济结构的延续，使香港经济高度卡特尔化，顶层人群和几大家族占据了太多的财富和发展机会，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大家族对经济的垄断。逐利是资本的本意，资本也许并不希望香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但客观上底层民众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福祉被日益压缩，增长中所获得的太少。
2．大陆为了稳定香港发展，积极注入内地资本，同时发挥香港金融开放优势，为大陆发展融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双赢的，但大陆进入香港的资源大都是金融、贸易上的，其他领域的较少，这种结构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早已两极化的经济结构：金融、地产占据了几乎所有经济分量，其他领域没有得到更多发展。除了专业高级人才，如金融家、律师、医生等，其他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旧徘徊，青年毕业生的工资多年没有上涨，相对于房价、物价甚至在下降。自由行促进了香港旅游和商品零售的发展，但给普通本地百姓带来的收入相对于有限。加之习惯理念不同，港地普通民众间矛盾在加深。
3．香港作为过去封闭的中国内地的代理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开放不断衰落。在任何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兴衰轮替非常正常。在一国内部，靠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可以自发调节地区差异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美国底特律、德国鲁尔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人才和资本迁移到其他地区即可。但香港作为“两制”地区，由于两地居民在教育、心态、语言上没有完全统一，我们也没有专门为普通香港民众考虑过长期经济融入计划（改革开放以后，对西藏地区的经济融入就非常成功，由经济融入带动文化和心态融入）。香港空间狭小，新一代居民本可进入内地，分享大陆发展成果。但事实上反倒是拥有资源、名气、技术和更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阶层在大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普通百姓蜷缩在本地狭小空间内，大陆被视为香港富人发财的地方，还抢走了本地工作机会，矛盾更加突出。
4．在两制以及不要管太细的思想引导下，我们没有主动协助和引导港府对经济金融政策进行必要调整，适应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97年危机开始，香港错过了数次调整结构的机会，为今天埋下了深层隐患。
经济畸形，并非一日之寒。从港英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府都固执的在坚持原教旨主义式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日益两极化寡头化。当主要发达地区，都已开始用政府有形的手来监管市场失灵时，香港依旧将陈旧的观念奉为圭臬。而内地只是在香港遇到极大危机时才进行帮助，对于其发展并无更多指导。2000年初特区政府曾提出，调整香港经济结构，发展类似硅谷的数字科技，同时大力扩展公租房、增加土地供应、平抑房价，然而当时许多购房者担心自己的损失而上街、甚至自杀抗议，改革只能搁浅。如果当时支持了经济调整，香港今天或有其他可能性。
香港的经济政策，依旧延续着过去的“自由放任”为主的原则。当前全世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所有发达地区现在都认识到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强力监管。放任市场必定带来巨大的危机和动荡。因循守旧，以资本利益为第一，奉行完全市场自主、少监管和低税收，市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似乎市场一切都是对的，政府管多了就是错的。大鳄在香港汇市兴风作浪；港股里仙股、老千股妖风起舞，港交所却不愿主动作为。
97年中央帮助香港保汇率，港府干预汇市的前夜，时任财政司长竟痛哭流涕，认为自己成了离经叛道的罪人。以当今全球普遍接受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原则来看，实在幼稚可笑。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历过97和08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由放任，主动审慎监管。而香港因为内地的维护，安然躲过，虽然稳定，但也使其失去了主动加强调整的动力。大资本自恃内地会保香港，在港继续自行其道。正是这种以资本和市场为第一的政策导向，令香港成了全球资本和富人的乐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政治上：
5．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失衡。殖民时代的经济结构延续，造成香港经济高度垄断集中化，而回归时，被英国设计了极度自由的政府治理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匹配。香港经济垄断、政治分散，成了香港一步一步走上动乱的必然路径。这也是当今其他很多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走向衰落，越右倾民粹化的重要原因。
殖民时代香港政经权力完全集中在英国统治者和他们的少数代理人手中，但集中经济和集中政治是匹配的。但回归后，英殖民者设计的所谓"自由"政治制度，为当前乱局埋下“毒丸”。强财阀、弱政府，松散的“民主”，使特区政府夹在资本和基层民众间，对任何一方都难有权威。
6．底层民意没有被及时倾听。政治学的一条原重要则是：当政者必须保持不断接触倾听基层意见。因为基层的不满，往往代表着最大多人数的不满。基层不满长期不决，将变成街头政治，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是大多数动乱的肇始。
这条内地施政的最基本原则，在香港却没有被足够贯彻。从很早开始，香港的动荡的信号就一再显现，从2000年代抗议港府经济和地产政策，到后来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再到“占中”动乱……为何百姓和青年要闹，为何外来势力一煽就动，而我们自己试图拨乱反正却很难？对于其中深层的原因我们没有深刻讨论，也没有强力的本地领导牵头持续改进和调整。对早先民意中合理的部分没有认真对待，使得民生诉求政治化、民粹化，转性为排外运动甚至“独立”，为敌奸坏特分子劫持民意敞开了大门。一拖再拖，同时没有在持续几多年的系列事件后有效总结研究，令香港深陷今日的暴乱漩涡。
7．自限于“两制”表述，“一国”问题被“国际”化。“两制”原意在于保持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基本生活方式。而根据《基本法》，“两制”从不意味着我们对香港事务不能管。“一国两制”根本前提是“一国”，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是其他一切涉港事务的最大分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最根本的法律准则框架下进行。香港的一切事务都是中国内政，包括经济、社会生活事物。除非香港发生了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灾难性事件，否则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任何问题都无权置喙。
小平同志说，对香港管的不要太细，但从没说过“高度自治”就意味着香港一切大小事都只能是港人的问题。中央不是只有在出现巨大问题的时候才有权干预的。在发展、稳定与民生这些大事，以及其他任何关乎香港大局的领域，中央都是香港的领导者，都有合法的管辖权。
承认香港属于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那就和其他地方一样，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是领导中国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执政党，这当然包括香港地区和人民。
小平同志曾精准预言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8．香港教育极大失灵。教育是思想和身份认知的基石。回归以来，鉴于高度自治承诺，我们对香港没进行彻底去殖民化教育，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语言和思维进不去，光是军队进去是不够的。香港的教育系统仅仅是去掉了女王头像，其他内容一概照搬过去教会学校和港英教育系统，对西方亦步亦趋。因其教育语言依旧为粤语和英语，97后的青年人没有熟练掌握普通话、接受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甚至不如台湾省、和外国的新加坡、马来华人。港岛通识教育错误百出、荒谬不已，令回归后的许多港青从小自我认知错乱。而作为发达经济体，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大部分青年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香港本地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甚至不足20%，远远低于其他类似经济体和大陆。大部分家庭觉得生活艰难，不如早日工作。因此，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更容易被洗脑。
香港教协，以及一部分大、中、小学教师，已经成为了煽动学生闹事罢课的主力。成为了乱港的一个主要群体。语言、教育不统一使香港成为乱中华文明的断层线地区。他们会对大陆产生“我们”和“他们”不同的“他者”认知。大部分香港学生因为思想根子和语言的差异，无法融入整个中国的发展和就业。讲国语的台湾青年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时，很多选择来大陆发展，因其语言和文化认同还属于中华，而香港教育体系下出来的学生，几乎无法融入，蜷缩在港岛发展机遇越来越少。因此，回归后一代港青反而成为动乱主力。
重要启示
9.香港的动乱教育了内地全国民众，充分表明，在中国的文化和土地上实施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可行的。它将更可能助推（或无力制约）私人大资本利益，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动荡，在推高效率和资本收益的同时，拉大贫富差距，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和普惠。
10.这次事件直观的教育了全国人民，在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政治，不能搞全盘西化。分立和扯皮的政治模式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强力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社会和经济秩序何其脆弱。正如小平同志说，“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而且即便在香港，港英时代没给他们搞纯西方政治制度，当下更是不能搞。硬要搞就会乱，要循序渐进。
11.香港动乱充分表明，西方司法制度对结束社会动乱和惩治犯罪分子乏力。外籍法官偏袒暴乱分子，重罪轻判，使警方无法开展工作，让众多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等民众寒心。港人治港，最终却由外国人审判和裁定，荒唐至极。这都直观的向我们表明，西方的司法制度，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和双重标准，在权力分割的扯皮下，司法正义得不到伸张。亚洲重视的赏善罚恶、官法如炉民众价值观被漠视，即便在日本、韩国、马来、新加坡等学习西方制度为主的地方，其司法制度也与英美有很大不同，更兼顾亚洲文化。因此西方的司法制度不适合当前的亚洲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如近期，美国法庭对的章莹颖案的判决，如发生在东亚必定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和不满。
13.动乱也充分向全体国人展示，中国统一独立是多么重要。一旦中国发生分裂内斗，乱局的成本将由所有老百姓承担；让我们亲眼看到，一旦中国乱起来，西方的干预和侵犯将是赤裸裸的，只有虚弱和动乱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让很多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人认清了其真实面孔，从来就只有国家的利益，而不存在所谓国际民主道义。
14.处置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外宣工作的重要性。过去宣传工作中重内宣。对外宣传工作无论在资源支持、技术方法和研究上，与对内相差甚远。令我们在面对境外的恶意和虚假宣传时，疲于招架，没有主动权。在香港，观点理性的《大公报》、《文汇报》几乎属于小众。而大陆主流新闻媒体在港也鲜有本地受众。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无论新老媒体都更少。而在国外和网络舆论阵地上，我们也只有几个大型央媒依靠自己的脸书、YouTube和推特的账号发布消息，但影响力非常有限，动辄被淹没在反对者社交媒体的声音大海中。
凡大乱后必有大治。无论是香港还是全中国，此次事件都能让我们收获许多宝贵的东西，香港也将凤凰涅槃，继续走向辉煌。
延伸阅读——
郑永年：殖民地教育在
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侠客岛（ID：xiake_island）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在任何一个理性、法治的社会，行为都是要负责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可能趋于激进化，但是如果“鼓动激进”这件事不用负责，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事情就很麻烦。 香港就是如此。鼓动激进、破坏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持有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有退路，可以出国、退出香港。也正是这帮人，挟持了大部分理性人。
侠客岛：如何判断这次外部势力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郑永年：香港国际化程度这么高，又是前殖民地，外国势力当然广泛存在。外国势力肯定要干预香港发展的。同样可以比较前殖民地新加坡。新加坡也国际化，但是外国势力在这里活动，就要遵守新加坡法律。
香港的问题关键恰恰在此：国际势力在香港不仅不用负责任，不受香港法律的约束，相反，可以左右香港司法、影响香港司法。 这是非常严重的制度错位。大陆尊重一国两制，香港的司法权不在大陆手里；那，在香港人手里嘛？当然也没有。所以才有警队抓人、法官放人的局面反复出现。
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司法体系经过了改造，代表现代新加坡的利益；香港呢？代表谁的利益？
法治的确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核心话语，但它掌握在外国人、掌握在香港既得利益者手里。当年港英当局可以在发生暴动后抓人，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行？就是制度错位了。
侠客岛：您反复所言的香港“主体”到底是指什么？
郑永年：把港澳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清楚。澳门也是既得利益轮流执政，但这个既得利益是负责的。香港的既得利益也很明确，但制度安排不是这样。
香港的既得利益不用负责任，光落好处，包括他们控制下的媒体。为什么首任特首的公屋计划被反对？因为如果公共住房起来了就影响地产价格。
我觉得，香港的既得利益、香港的贫富分化，光从土地这一块，就能看出新加坡和香港的分别。
新加坡土地公有，80%的人住在公屋里，所以在新加坡，国家就是既得利益。国家的好处可以分给你；但香港的是私人的，私人的好处不会分给你。 内地有“主体”在，香港没有主体。
香港的政治改革要重新设计，不是“民主派”说的“双普选”就能立即决问题。现在局势下，“双普选”可能更有利于外国利益，或者变成台湾那样不死不活的样子。这就是本质。
2014年的时候，既然可以阶段性推进普选，为什么泛民直接否决了政改方案？不仅是他们要求表面上的“一步到位”，更多是利益考量。没有治港主体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 因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研究香港不要光看这些人说什么，喊什么口号，关键看他们的利益分布在哪里。你去看看，香港航空公司有多少的外国利益在里面？大家都为利益说话。
侠客岛：嗯，这次风波以来，内地的媒体自媒体挺多分析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是港媒谈的不多。当然，更直接的表现是认同问题，大量分离主义、港独的东西出来。
郑永年：基本上主体是97以后出生的那批人。以前我们说殖民地的教育，现在回头看，殖民地教育在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以前香港的“民主派”还反对港英，现在他们几乎把内地看成另一个港英当局了。这是个严重的认同问题。
老一辈香港人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有认同感；现在没有了，这是政治认同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认同、“逆向种族主义”，要跟中国切割开来。 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早期是为了争取更多人，认为港人还是认同香港利益的，也认同国家，不过观点不同罢了。现在看，这些人是否还称得上“港人”？
现在的港人不是原来的港人了。原来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既有对香港的认同、也有对中国的认同。现在我们大可以怀疑，如果没有对中国的认同，是否还有对香港的认同？ 因为这些人“可进可退”，就可能变成职业的破坏者。以前回归的时候，港英当局发了多少英国的护照？多少乱港头子拿着这样的护照？他们对香港的认同是虚假的，不是为了香港好起来，只是表面上喊着“捍卫香港”的口号。
侠客岛：有声音说香港已经变成中美贸易战博弈的棋子。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郑永年：这不可怕。第一，中国不会妥协。中国不会因为经贸损害自己的主权利益，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
第二，香港作为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符合中西方利益。西方、英国、美国会放弃香港的利益吗？不会的，赶都赶不走。这对中国有利，也对西方有利。
香港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央政府还是想维持一国两制，还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西方如果想在这里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不可能的，可能变成一国一制。西方如果聪明，还是会计算一下得失的。
第三，中国本身已经将变成最大市场，有能力消化香港的问题。即便是你西方走了，也可以。
侠客岛：您如何判断这场运动的收尾？
郑永年：从整体来说，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因为新加坡人很敏感，马来西亚不给喝水就麻烦。
这当然是玩笑说法。实际上，香港有很多制约，大部分人也知道自己跟内地分不开。但是少数激进的人利用了国际化的便利。
这些激进分子成不了大气候。特朗普也看着的，说自行解决就可以了。中国的利益就是要香港稳定，但香港对中国的整体利益没什么多大影响。对于香港人来说，这就是切身利益了。
任何的社会运动都有高潮、有低潮，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死磕派”。我个人觉得，香港的运动本身会趋向下行，就是辛苦了香港的警察。
所以香港老百姓，真正爱港的人应该有权利保护自己，让香港免遭破坏。地方的居民当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破坏我的利益，我难道就没有权利保护我的？讲不通的。大家都反对暴力，但是你用暴力破坏我的利益时候，我当然也有权利反对。
因此，要动员真正爱护香港的人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这帮人破坏自己的利益。天底下没有说你能暴力我不能暴力的道理。
大家大可以耐心一点。要让大家看清，真正爱港，就必须爱国，因为这才是看清了香港的利益在哪儿。现在香港人都被激进的人裹挟了。
港动乱是否到拐点
观察人士看法不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
持续了11周的香港反修例示威活动，这场动乱是否已经来到拐点，受访的大陆与香港观察人士莫衷一是，有者认为更大的风暴还在眼前，也有学者认为香港社会抗争将转为碎片化的滋扰行为。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正思香港总裁陈少波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香港可能会迎来更大的风暴，尤其是箭在弦上的9月罢课行动启动后。
他警告：“罢课动员的深度和广度超出想象，大学生、中学生、老师可能都参与，这会带来一些年轻人的心理和情绪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悲剧，让社会的气氛进一步紧张。”
陈少波也指出，主张继续“勇武”的团体本月16日仍在香港举行的“英美港盟、主权在民”集会，提出“揽炒”（指玉石俱焚、两败俱伤），让他对风波短期内平息感到悲观。
不过，较乐观态度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则认为，香港社会对暴力抗争和过激行为的反感声变大，“这场动乱应该会朝着结束的方向迈进”。
刘兆佳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北京近期接连在外交战线出手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插手香港事务，有可能采取反制行动以切断香港动乱的外部干涉力。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则认为，在反修例的群体内部，虽然没有人明确表明“割席”——即温和派和勇武派分道扬镳，但悄悄退出或不参与激进抗争活动的情况已经在发生，反映出不合作运动内部也有剧烈争议。
他因此相信：“香港社会法治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及理性的力量会复苏。”
不过，田飞龙也提醒，转变需要一定过程，香港未来几个星期仍可能继续发生示威、罢课等活动，但少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这样一个聚焦点，规模和凝聚力可能减弱，而是变成碎片化和散乱式的滋扰行为。
另一方面，受访学者也都指出，即便反修例风波得以平息，香港社会不断深化的族群撕裂，将为香港未来的治理以及北京的香港政策带来更大挑战。
刘兆佳说，特区政府未来必须推出各种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也可能对管理团队做改组，改变一些施政作风，跟各方面重新建立沟通。
从北京的角度，刘兆佳认为，中央会继续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寻找处理香港问题的方法，但为防止再出现外部势力和内部反对势力搅乱香港局面，必定会加强防卫国家安全。
田飞龙也指出，香港民众的诉求分为民生和民主两个层面，而北京的思路将是“先民生、后民主”。
他预见，北京下来的政策会是在寻找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方向上加紧工作，出台能惠及香港年轻人的政策并使其产生作用，中央也会用更强有力的力度支持和督促特区政府对社会民生的回应，以平复社会的愤怒。
田飞龙也说：“通过经济民生修复社会撕裂，凝聚香港与内地的信任……在国家安全问题得到一定制度性解决后，才考虑民主发展问题。”
西方国家如何处置暴力示威者？
绝不手软！
▣中国日报网
（视频来源：中国日报微信公众号）
近一段时间，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但一些西方政府和媒体却对香港警方依法、依规制止暴力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正义之举横加指责、肆意抹黑。
那么，在西方国家，当示威、集会活动中出现暴力行为时，警方是怎么处置的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不手软”。而且，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联邦政府）都会对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的行动给予支持。
电击枪、高压水枪、橡皮子弹一个不少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自称为全世界“自由灯塔”的美国，警察是怎么处置这些抗议者的吧。2011年9月，美国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上万名民众在华尔街金融区安营扎寨，以表达对美国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后来这场运动扩散到了美国全境。2011年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展开突击行动，“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进入抗议者的大本营祖科蒂公园，将他们驱散或抓走。
美国警察是这样对待“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的。据悉，在持续了数小时的清场过程中，警方使用了警棍、电击枪进行冲击，并配备了发射催泪弹的防暴枪，还照例配备了制式警用枪械。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对于一些拒绝离开的抗议者，警察则会暴力推搡，将他们粗暴地推到地上，或强行架走。最终，约200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2014年，美国非洲裔小伙迈克尔·布朗被白人警官射杀，引发抗议游行，警方最终派出装甲车、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平息骚乱。开始于去年11月的“黄背心”运动应持续了数个月，被称为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为应对这场全国性暴力示威，法国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警用装甲车、高速橡皮球发射器等来维持秩序。据介绍，其中，高速橡皮球发射器所发出的闪光球，体积相当于一个高尔夫球，不会穿透人的皮肤，但有足够冲力阻止人的进一步行动。
法国警方动用高压水枪驱散“黄背心”示威者。
在这场持续数月的骚乱中，法国警方逮捕了上万人，判刑案例数千人。据不完全统计，2000名示威者在活动中受伤，至少20人被橡胶子弹击中后受重伤，包括失明、断肢或昏迷。2011年8月，英国伦敦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枪杀，并引发了示威活动。后来示威活动演变成骚乱。以年轻人为主的肇事者放火焚烧商店，打砸抢劫，破坏公共设施。这次骚乱甚至还蔓延到了伯明翰、利物浦等英国其他城市。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需要加大警力并且需要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让那些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卡梅伦还授权警方，首次在英伦本岛使用高压水枪，对暴动民众使用塑料子弹。
华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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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学会（ID:Qiangguoxuehui）
香港危机是“危”也是“机”。不光对未来香港的发展转型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的政府与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后，所应学习和牢记的重要一课。
一、教训
经济上
1．过于严格的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在形式上和法理上坚持“一国”，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刻板的坚持“两制”。香港经济的根子问题长期没得到重视。我们维护香港繁荣，更多是盯着香港经济增长的数据型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深层矛盾。港英时代经济结构的延续，使香港经济高度卡特尔化，顶层人群和几大家族占据了太多的财富和发展机会，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大家族对经济的垄断。逐利是资本的本意，资本也许并不希望香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但客观上底层民众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福祉被日益压缩，增长中所获得的太少。
2．大陆为了稳定香港发展，积极注入内地资本，同时发挥香港金融开放优势，为大陆发展融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双赢的，但大陆进入香港的资源大都是金融、贸易上的，其他领域的较少，这种结构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早已两极化的经济结构：金融、地产占据了几乎所有经济分量，其他领域没有得到更多发展。除了专业高级人才，如金融家、律师、医生等，其他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旧徘徊，青年毕业生的工资多年没有上涨，相对于房价、物价甚至在下降。自由行促进了香港旅游和商品零售的发展，但给普通本地百姓带来的收入相对于有限。加之习惯理念不同，港地普通民众间矛盾在加深。
3．香港作为过去封闭的中国内地的代理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开放不断衰落。在任何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兴衰轮替非常正常。在一国内部，靠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可以自发调节地区差异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美国底特律、德国鲁尔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人才和资本迁移到其他地区即可。但香港作为“两制”地区，由于两地居民在教育、心态、语言上没有完全统一，我们也没有专门为普通香港民众考虑过长期经济融入计划（改革开放以后，对西藏地区的经济融入就非常成功，由经济融入带动文化和心态融入）。香港空间狭小，新一代居民本可进入内地，分享大陆发展成果。但事实上反倒是拥有资源、名气、技术和更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阶层在大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普通百姓蜷缩在本地狭小空间内，大陆被视为香港富人发财的地方，还抢走了本地工作机会，矛盾更加突出。
4．在两制以及不要管太细的思想引导下，我们没有主动协助和引导港府对经济金融政策进行必要调整，适应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97年危机开始，香港错过了数次调整结构的机会，为今天埋下了深层隐患。
经济畸形，并非一日之寒。从港英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府都固执的在坚持原教旨主义式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日益两极化寡头化。当主要发达地区，都已开始用政府有形的手来监管市场失灵时，香港依旧将陈旧的观念奉为圭臬。而内地只是在香港遇到极大危机时才进行帮助，对于其发展并无更多指导。2000年初特区政府曾提出，调整香港经济结构，发展类似硅谷的数字科技，同时大力扩展公租房、增加土地供应、平抑房价，然而当时许多购房者担心自己的损失而上街、甚至自杀抗议，改革只能搁浅。如果当时支持了经济调整，香港今天或有其他可能性。
香港的经济政策，依旧延续着过去的“自由放任”为主的原则。当前全世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所有发达地区现在都认识到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强力监管。放任市场必定带来巨大的危机和动荡。因循守旧，以资本利益为第一，奉行完全市场自主、少监管和低税收，市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似乎市场一切都是对的，政府管多了就是错的。大鳄在香港汇市兴风作浪；港股里仙股、老千股妖风起舞，港交所却不愿主动作为。
97年中央帮助香港保汇率，港府干预汇市的前夜，时任财政司长竟痛哭流涕，认为自己成了离经叛道的罪人。以当今全球普遍接受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原则来看，实在幼稚可笑。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历过97和08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由放任，主动审慎监管。而香港因为内地的维护，安然躲过，虽然稳定，但也使其失去了主动加强调整的动力。大资本自恃内地会保香港，在港继续自行其道。正是这种以资本和市场为第一的政策导向，令香港成了全球资本和富人的乐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政治上：
5．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失衡。殖民时代的经济结构延续，造成香港经济高度垄断集中化，而回归时，被英国设计了极度自由的政府治理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匹配。香港经济垄断、政治分散，成了香港一步一步走上动乱的必然路径。这也是当今其他很多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走向衰落，越右倾民粹化的重要原因。
殖民时代香港政经权力完全集中在英国统治者和他们的少数代理人手中，但集中经济和集中政治是匹配的。但回归后，英殖民者设计的所谓"自由"政治制度，为当前乱局埋下“毒丸”。强财阀、弱政府，松散的“民主”，使特区政府夹在资本和基层民众间，对任何一方都难有权威。
6．底层民意没有被及时倾听。政治学的一条原重要则是：当政者必须保持不断接触倾听基层意见。因为基层的不满，往往代表着最大多人数的不满。基层不满长期不决，将变成街头政治，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是大多数动乱的肇始。
这条内地施政的最基本原则，在香港却没有被足够贯彻。从很早开始，香港的动荡的信号就一再显现，从2000年代抗议港府经济和地产政策，到后来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再到“占中”动乱……为何百姓和青年要闹，为何外来势力一煽就动，而我们自己试图拨乱反正却很难？对于其中深层的原因我们没有深刻讨论，也没有强力的本地领导牵头持续改进和调整。对早先民意中合理的部分没有认真对待，使得民生诉求政治化、民粹化，转性为排外运动甚至“独立”，为敌奸坏特分子劫持民意敞开了大门。一拖再拖，同时没有在持续几多年的系列事件后有效总结研究，令香港深陷今日的暴乱漩涡。
7．自限于“两制”表述，“一国”问题被“国际”化。“两制”原意在于保持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基本生活方式。而根据《基本法》，“两制”从不意味着我们对香港事务不能管。“一国两制”根本前提是“一国”，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是其他一切涉港事务的最大分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最根本的法律准则框架下进行。香港的一切事务都是中国内政，包括经济、社会生活事物。除非香港发生了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灾难性事件，否则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任何问题都无权置喙。
小平同志说，对香港管的不要太细，但从没说过“高度自治”就意味着香港一切大小事都只能是港人的问题。中央不是只有在出现巨大问题的时候才有权干预的。在发展、稳定与民生这些大事，以及其他任何关乎香港大局的领域，中央都是香港的领导者，都有合法的管辖权。
承认香港属于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那就和其他地方一样，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是领导中国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执政党，这当然包括香港地区和人民。
小平同志曾精准预言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8．香港教育极大失灵。教育是思想和身份认知的基石。回归以来，鉴于高度自治承诺，我们对香港没进行彻底去殖民化教育，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语言和思维进不去，光是军队进去是不够的。香港的教育系统仅仅是去掉了女王头像，其他内容一概照搬过去教会学校和港英教育系统，对西方亦步亦趋。因其教育语言依旧为粤语和英语，97后的青年人没有熟练掌握普通话、接受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甚至不如台湾省、和外国的新加坡、马来华人。港岛通识教育错误百出、荒谬不已，令回归后的许多港青从小自我认知错乱。而作为发达经济体，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大部分青年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香港本地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甚至不足20%，远远低于其他类似经济体和大陆。大部分家庭觉得生活艰难，不如早日工作。因此，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更容易被洗脑。
香港教协，以及一部分大、中、小学教师，已经成为了煽动学生闹事罢课的主力。成为了乱港的一个主要群体。语言、教育不统一使香港成为乱中华文明的断层线地区。他们会对大陆产生“我们”和“他们”不同的“他者”认知。大部分香港学生因为思想根子和语言的差异，无法融入整个中国的发展和就业。讲国语的台湾青年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时，很多选择来大陆发展，因其语言和文化认同还属于中华，而香港教育体系下出来的学生，几乎无法融入，蜷缩在港岛发展机遇越来越少。因此，回归后一代港青反而成为动乱主力。
重要启示
9.香港的动乱教育了内地全国民众，充分表明，在中国的文化和土地上实施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可行的。它将更可能助推（或无力制约）私人大资本利益，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动荡，在推高效率和资本收益的同时，拉大贫富差距，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和普惠。
10.这次事件直观的教育了全国人民，在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政治，不能搞全盘西化。分立和扯皮的政治模式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强力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社会和经济秩序何其脆弱。正如小平同志说，“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而且即便在香港，港英时代没给他们搞纯西方政治制度，当下更是不能搞。硬要搞就会乱，要循序渐进。
11.香港动乱充分表明，西方司法制度对结束社会动乱和惩治犯罪分子乏力。外籍法官偏袒暴乱分子，重罪轻判，使警方无法开展工作，让众多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等民众寒心。港人治港，最终却由外国人审判和裁定，荒唐至极。这都直观的向我们表明，西方的司法制度，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和双重标准，在权力分割的扯皮下，司法正义得不到伸张。亚洲重视的赏善罚恶、官法如炉民众价值观被漠视，即便在日本、韩国、马来、新加坡等学习西方制度为主的地方，其司法制度也与英美有很大不同，更兼顾亚洲文化。因此西方的司法制度不适合当前的亚洲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如近期，美国法庭对的章莹颖案的判决，如发生在东亚必定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和不满。
13.动乱也充分向全体国人展示，中国统一独立是多么重要。一旦中国发生分裂内斗，乱局的成本将由所有老百姓承担；让我们亲眼看到，一旦中国乱起来，西方的干预和侵犯将是赤裸裸的，只有虚弱和动乱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让很多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人认清了其真实面孔，从来就只有国家的利益，而不存在所谓国际民主道义。
14.处置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外宣工作的重要性。过去宣传工作中重内宣。对外宣传工作无论在资源支持、技术方法和研究上，与对内相差甚远。令我们在面对境外的恶意和虚假宣传时，疲于招架，没有主动权。在香港，观点理性的《大公报》、《文汇报》几乎属于小众。而大陆主流新闻媒体在港也鲜有本地受众。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无论新老媒体都更少。而在国外和网络舆论阵地上，我们也只有几个大型央媒依靠自己的脸书、YouTube和推特的账号发布消息，但影响力非常有限，动辄被淹没在反对者社交媒体的声音大海中。
凡大乱后必有大治。无论是香港还是全中国，此次事件都能让我们收获许多宝贵的东西，香港也将凤凰涅槃，继续走向辉煌。
延伸阅读——
郑永年：殖民地教育在
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侠客岛（ID：xiake_island）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在任何一个理性、法治的社会，行为都是要负责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可能趋于激进化，但是如果“鼓动激进”这件事不用负责，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事情就很麻烦。 香港就是如此。鼓动激进、破坏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持有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有退路，可以出国、退出香港。也正是这帮人，挟持了大部分理性人。
侠客岛：如何判断这次外部势力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郑永年：香港国际化程度这么高，又是前殖民地，外国势力当然广泛存在。外国势力肯定要干预香港发展的。同样可以比较前殖民地新加坡。新加坡也国际化，但是外国势力在这里活动，就要遵守新加坡法律。
香港的问题关键恰恰在此：国际势力在香港不仅不用负责任，不受香港法律的约束，相反，可以左右香港司法、影响香港司法。 这是非常严重的制度错位。大陆尊重一国两制，香港的司法权不在大陆手里；那，在香港人手里嘛？当然也没有。所以才有警队抓人、法官放人的局面反复出现。
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司法体系经过了改造，代表现代新加坡的利益；香港呢？代表谁的利益？
法治的确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核心话语，但它掌握在外国人、掌握在香港既得利益者手里。当年港英当局可以在发生暴动后抓人，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行？就是制度错位了。
侠客岛：您反复所言的香港“主体”到底是指什么？
郑永年：把港澳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清楚。澳门也是既得利益轮流执政，但这个既得利益是负责的。香港的既得利益也很明确，但制度安排不是这样。
香港的既得利益不用负责任，光落好处，包括他们控制下的媒体。为什么首任特首的公屋计划被反对？因为如果公共住房起来了就影响地产价格。
我觉得，香港的既得利益、香港的贫富分化，光从土地这一块，就能看出新加坡和香港的分别。
新加坡土地公有，80%的人住在公屋里，所以在新加坡，国家就是既得利益。国家的好处可以分给你；但香港的是私人的，私人的好处不会分给你。 内地有“主体”在，香港没有主体。
香港的政治改革要重新设计，不是“民主派”说的“双普选”就能立即决问题。现在局势下，“双普选”可能更有利于外国利益，或者变成台湾那样不死不活的样子。这就是本质。
2014年的时候，既然可以阶段性推进普选，为什么泛民直接否决了政改方案？不仅是他们要求表面上的“一步到位”，更多是利益考量。没有治港主体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 因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研究香港不要光看这些人说什么，喊什么口号，关键看他们的利益分布在哪里。你去看看，香港航空公司有多少的外国利益在里面？大家都为利益说话。
侠客岛：嗯，这次风波以来，内地的媒体自媒体挺多分析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是港媒谈的不多。当然，更直接的表现是认同问题，大量分离主义、港独的东西出来。
郑永年：基本上主体是97以后出生的那批人。以前我们说殖民地的教育，现在回头看，殖民地教育在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以前香港的“民主派”还反对港英，现在他们几乎把内地看成另一个港英当局了。这是个严重的认同问题。
老一辈香港人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有认同感；现在没有了，这是政治认同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认同、“逆向种族主义”，要跟中国切割开来。 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早期是为了争取更多人，认为港人还是认同香港利益的，也认同国家，不过观点不同罢了。现在看，这些人是否还称得上“港人”？
现在的港人不是原来的港人了。原来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既有对香港的认同、也有对中国的认同。现在我们大可以怀疑，如果没有对中国的认同，是否还有对香港的认同？ 因为这些人“可进可退”，就可能变成职业的破坏者。以前回归的时候，港英当局发了多少英国的护照？多少乱港头子拿着这样的护照？他们对香港的认同是虚假的，不是为了香港好起来，只是表面上喊着“捍卫香港”的口号。
侠客岛：有声音说香港已经变成中美贸易战博弈的棋子。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郑永年：这不可怕。第一，中国不会妥协。中国不会因为经贸损害自己的主权利益，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
第二，香港作为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符合中西方利益。西方、英国、美国会放弃香港的利益吗？不会的，赶都赶不走。这对中国有利，也对西方有利。
香港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央政府还是想维持一国两制，还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西方如果想在这里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不可能的，可能变成一国一制。西方如果聪明，还是会计算一下得失的。
第三，中国本身已经将变成最大市场，有能力消化香港的问题。即便是你西方走了，也可以。
侠客岛：您如何判断这场运动的收尾？
郑永年：从整体来说，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因为新加坡人很敏感，马来西亚不给喝水就麻烦。
这当然是玩笑说法。实际上，香港有很多制约，大部分人也知道自己跟内地分不开。但是少数激进的人利用了国际化的便利。
这些激进分子成不了大气候。特朗普也看着的，说自行解决就可以了。中国的利益就是要香港稳定，但香港对中国的整体利益没什么多大影响。对于香港人来说，这就是切身利益了。
任何的社会运动都有高潮、有低潮，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死磕派”。我个人觉得，香港的运动本身会趋向下行，就是辛苦了香港的警察。
所以香港老百姓，真正爱港的人应该有权利保护自己，让香港免遭破坏。地方的居民当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破坏我的利益，我难道就没有权利保护我的？讲不通的。大家都反对暴力，但是你用暴力破坏我的利益时候，我当然也有权利反对。
因此，要动员真正爱护香港的人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这帮人破坏自己的利益。天底下没有说你能暴力我不能暴力的道理。
大家大可以耐心一点。要让大家看清，真正爱港，就必须爱国，因为这才是看清了香港的利益在哪儿。现在香港人都被激进的人裹挟了。
港动乱是否到拐点
观察人士看法不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
持续了11周的香港反修例示威活动，这场动乱是否已经来到拐点，受访的大陆与香港观察人士莫衷一是，有者认为更大的风暴还在眼前，也有学者认为香港社会抗争将转为碎片化的滋扰行为。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正思香港总裁陈少波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香港可能会迎来更大的风暴，尤其是箭在弦上的9月罢课行动启动后。
他警告：“罢课动员的深度和广度超出想象，大学生、中学生、老师可能都参与，这会带来一些年轻人的心理和情绪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悲剧，让社会的气氛进一步紧张。”
陈少波也指出，主张继续“勇武”的团体本月16日仍在香港举行的“英美港盟、主权在民”集会，提出“揽炒”（指玉石俱焚、两败俱伤），让他对风波短期内平息感到悲观。
不过，较乐观态度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则认为，香港社会对暴力抗争和过激行为的反感声变大，“这场动乱应该会朝着结束的方向迈进”。
刘兆佳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北京近期接连在外交战线出手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插手香港事务，有可能采取反制行动以切断香港动乱的外部干涉力。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则认为，在反修例的群体内部，虽然没有人明确表明“割席”——即温和派和勇武派分道扬镳，但悄悄退出或不参与激进抗争活动的情况已经在发生，反映出不合作运动内部也有剧烈争议。
他因此相信：“香港社会法治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及理性的力量会复苏。”
不过，田飞龙也提醒，转变需要一定过程，香港未来几个星期仍可能继续发生示威、罢课等活动，但少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这样一个聚焦点，规模和凝聚力可能减弱，而是变成碎片化和散乱式的滋扰行为。
另一方面，受访学者也都指出，即便反修例风波得以平息，香港社会不断深化的族群撕裂，将为香港未来的治理以及北京的香港政策带来更大挑战。
刘兆佳说，特区政府未来必须推出各种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也可能对管理团队做改组，改变一些施政作风，跟各方面重新建立沟通。
从北京的角度，刘兆佳认为，中央会继续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寻找处理香港问题的方法，但为防止再出现外部势力和内部反对势力搅乱香港局面，必定会加强防卫国家安全。
田飞龙也指出，香港民众的诉求分为民生和民主两个层面，而北京的思路将是“先民生、后民主”。
他预见，北京下来的政策会是在寻找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方向上加紧工作，出台能惠及香港年轻人的政策并使其产生作用，中央也会用更强有力的力度支持和督促特区政府对社会民生的回应，以平复社会的愤怒。
田飞龙也说：“通过经济民生修复社会撕裂，凝聚香港与内地的信任……在国家安全问题得到一定制度性解决后，才考虑民主发展问题。”
西方国家如何处置暴力示威者？
绝不手软！
▣中国日报网
（视频来源：中国日报微信公众号）
近一段时间，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但一些西方政府和媒体却对香港警方依法、依规制止暴力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正义之举横加指责、肆意抹黑。
那么，在西方国家，当示威、集会活动中出现暴力行为时，警方是怎么处置的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不手软”。而且，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联邦政府）都会对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的行动给予支持。
电击枪、高压水枪、橡皮子弹一个不少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自称为全世界“自由灯塔”的美国，警察是怎么处置这些抗议者的吧。2011年9月，美国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上万名民众在华尔街金融区安营扎寨，以表达对美国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后来这场运动扩散到了美国全境。2011年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展开突击行动，“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进入抗议者的大本营祖科蒂公园，将他们驱散或抓走。
美国警察是这样对待“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的。据悉，在持续了数小时的清场过程中，警方使用了警棍、电击枪进行冲击，并配备了发射催泪弹的防暴枪，还照例配备了制式警用枪械。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对于一些拒绝离开的抗议者，警察则会暴力推搡，将他们粗暴地推到地上，或强行架走。最终，约200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2014年，美国非洲裔小伙迈克尔·布朗被白人警官射杀，引发抗议游行，警方最终派出装甲车、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平息骚乱。开始于去年11月的“黄背心”运动应持续了数个月，被称为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为应对这场全国性暴力示威，法国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警用装甲车、高速橡皮球发射器等来维持秩序。据介绍，其中，高速橡皮球发射器所发出的闪光球，体积相当于一个高尔夫球，不会穿透人的皮肤，但有足够冲力阻止人的进一步行动。
法国警方动用高压水枪驱散“黄背心”示威者。
在这场持续数月的骚乱中，法国警方逮捕了上万人，判刑案例数千人。据不完全统计，2000名示威者在活动中受伤，至少20人被橡胶子弹击中后受重伤，包括失明、断肢或昏迷。2011年8月，英国伦敦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枪杀，并引发了示威活动。后来示威活动演变成骚乱。以年轻人为主的肇事者放火焚烧商店，打砸抢劫，破坏公共设施。这次骚乱甚至还蔓延到了伯明翰、利物浦等英国其他城市。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需要加大警力并且需要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让那些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卡梅伦还授权警方，首次在英伦本岛使用高压水枪，对暴动民众使用塑料子弹。
▣强国学会（ID:Qiangguoxuehui）
香港危机是“危”也是“机”。不光对未来香港的发展转型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的政府与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后，所应学习和牢记的重要一课。
一、教训
经济上
1．过于严格的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在形式上和法理上坚持“一国”，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刻板的坚持“两制”。香港经济的根子问题长期没得到重视。我们维护香港繁荣，更多是盯着香港经济增长的数据型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深层矛盾。港英时代经济结构的延续，使香港经济高度卡特尔化，顶层人群和几大家族占据了太多的财富和发展机会，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大家族对经济的垄断。逐利是资本的本意，资本也许并不希望香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但客观上底层民众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福祉被日益压缩，增长中所获得的太少。
2．大陆为了稳定香港发展，积极注入内地资本，同时发挥香港金融开放优势，为大陆发展融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双赢的，但大陆进入香港的资源大都是金融、贸易上的，其他领域的较少，这种结构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早已两极化的经济结构：金融、地产占据了几乎所有经济分量，其他领域没有得到更多发展。除了专业高级人才，如金融家、律师、医生等，其他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旧徘徊，青年毕业生的工资多年没有上涨，相对于房价、物价甚至在下降。自由行促进了香港旅游和商品零售的发展，但给普通本地百姓带来的收入相对于有限。加之习惯理念不同，港地普通民众间矛盾在加深。
3．香港作为过去封闭的中国内地的代理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开放不断衰落。在任何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兴衰轮替非常正常。在一国内部，靠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可以自发调节地区差异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美国底特律、德国鲁尔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人才和资本迁移到其他地区即可。但香港作为“两制”地区，由于两地居民在教育、心态、语言上没有完全统一，我们也没有专门为普通香港民众考虑过长期经济融入计划（改革开放以后，对西藏地区的经济融入就非常成功，由经济融入带动文化和心态融入）。香港空间狭小，新一代居民本可进入内地，分享大陆发展成果。但事实上反倒是拥有资源、名气、技术和更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阶层在大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普通百姓蜷缩在本地狭小空间内，大陆被视为香港富人发财的地方，还抢走了本地工作机会，矛盾更加突出。
4．在两制以及不要管太细的思想引导下，我们没有主动协助和引导港府对经济金融政策进行必要调整，适应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97年危机开始，香港错过了数次调整结构的机会，为今天埋下了深层隐患。
经济畸形，并非一日之寒。从港英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府都固执的在坚持原教旨主义式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日益两极化寡头化。当主要发达地区，都已开始用政府有形的手来监管市场失灵时，香港依旧将陈旧的观念奉为圭臬。而内地只是在香港遇到极大危机时才进行帮助，对于其发展并无更多指导。2000年初特区政府曾提出，调整香港经济结构，发展类似硅谷的数字科技，同时大力扩展公租房、增加土地供应、平抑房价，然而当时许多购房者担心自己的损失而上街、甚至自杀抗议，改革只能搁浅。如果当时支持了经济调整，香港今天或有其他可能性。
香港的经济政策，依旧延续着过去的“自由放任”为主的原则。当前全世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所有发达地区现在都认识到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强力监管。放任市场必定带来巨大的危机和动荡。因循守旧，以资本利益为第一，奉行完全市场自主、少监管和低税收，市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似乎市场一切都是对的，政府管多了就是错的。大鳄在香港汇市兴风作浪；港股里仙股、老千股妖风起舞，港交所却不愿主动作为。
97年中央帮助香港保汇率，港府干预汇市的前夜，时任财政司长竟痛哭流涕，认为自己成了离经叛道的罪人。以当今全球普遍接受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原则来看，实在幼稚可笑。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历过97和08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由放任，主动审慎监管。而香港因为内地的维护，安然躲过，虽然稳定，但也使其失去了主动加强调整的动力。大资本自恃内地会保香港，在港继续自行其道。正是这种以资本和市场为第一的政策导向，令香港成了全球资本和富人的乐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政治上：
5．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失衡。殖民时代的经济结构延续，造成香港经济高度垄断集中化，而回归时，被英国设计了极度自由的政府治理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匹配。香港经济垄断、政治分散，成了香港一步一步走上动乱的必然路径。这也是当今其他很多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走向衰落，越右倾民粹化的重要原因。
殖民时代香港政经权力完全集中在英国统治者和他们的少数代理人手中，但集中经济和集中政治是匹配的。但回归后，英殖民者设计的所谓"自由"政治制度，为当前乱局埋下“毒丸”。强财阀、弱政府，松散的“民主”，使特区政府夹在资本和基层民众间，对任何一方都难有权威。
6．底层民意没有被及时倾听。政治学的一条原重要则是：当政者必须保持不断接触倾听基层意见。因为基层的不满，往往代表着最大多人数的不满。基层不满长期不决，将变成街头政治，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是大多数动乱的肇始。
这条内地施政的最基本原则，在香港却没有被足够贯彻。从很早开始，香港的动荡的信号就一再显现，从2000年代抗议港府经济和地产政策，到后来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再到“占中”动乱……为何百姓和青年要闹，为何外来势力一煽就动，而我们自己试图拨乱反正却很难？对于其中深层的原因我们没有深刻讨论，也没有强力的本地领导牵头持续改进和调整。对早先民意中合理的部分没有认真对待，使得民生诉求政治化、民粹化，转性为排外运动甚至“独立”，为敌奸坏特分子劫持民意敞开了大门。一拖再拖，同时没有在持续几多年的系列事件后有效总结研究，令香港深陷今日的暴乱漩涡。
7．自限于“两制”表述，“一国”问题被“国际”化。“两制”原意在于保持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基本生活方式。而根据《基本法》，“两制”从不意味着我们对香港事务不能管。“一国两制”根本前提是“一国”，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是其他一切涉港事务的最大分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最根本的法律准则框架下进行。香港的一切事务都是中国内政，包括经济、社会生活事物。除非香港发生了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灾难性事件，否则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任何问题都无权置喙。
小平同志说，对香港管的不要太细，但从没说过“高度自治”就意味着香港一切大小事都只能是港人的问题。中央不是只有在出现巨大问题的时候才有权干预的。在发展、稳定与民生这些大事，以及其他任何关乎香港大局的领域，中央都是香港的领导者，都有合法的管辖权。
承认香港属于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那就和其他地方一样，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是领导中国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执政党，这当然包括香港地区和人民。
小平同志曾精准预言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8．香港教育极大失灵。教育是思想和身份认知的基石。回归以来，鉴于高度自治承诺，我们对香港没进行彻底去殖民化教育，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语言和思维进不去，光是军队进去是不够的。香港的教育系统仅仅是去掉了女王头像，其他内容一概照搬过去教会学校和港英教育系统，对西方亦步亦趋。因其教育语言依旧为粤语和英语，97后的青年人没有熟练掌握普通话、接受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甚至不如台湾省、和外国的新加坡、马来华人。港岛通识教育错误百出、荒谬不已，令回归后的许多港青从小自我认知错乱。而作为发达经济体，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大部分青年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香港本地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甚至不足20%，远远低于其他类似经济体和大陆。大部分家庭觉得生活艰难，不如早日工作。因此，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更容易被洗脑。
香港教协，以及一部分大、中、小学教师，已经成为了煽动学生闹事罢课的主力。成为了乱港的一个主要群体。语言、教育不统一使香港成为乱中华文明的断层线地区。他们会对大陆产生“我们”和“他们”不同的“他者”认知。大部分香港学生因为思想根子和语言的差异，无法融入整个中国的发展和就业。讲国语的台湾青年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时，很多选择来大陆发展，因其语言和文化认同还属于中华，而香港教育体系下出来的学生，几乎无法融入，蜷缩在港岛发展机遇越来越少。因此，回归后一代港青反而成为动乱主力。
重要启示
9.香港的动乱教育了内地全国民众，充分表明，在中国的文化和土地上实施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可行的。它将更可能助推（或无力制约）私人大资本利益，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动荡，在推高效率和资本收益的同时，拉大贫富差距，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和普惠。
10.这次事件直观的教育了全国人民，在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政治，不能搞全盘西化。分立和扯皮的政治模式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强力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社会和经济秩序何其脆弱。正如小平同志说，“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而且即便在香港，港英时代没给他们搞纯西方政治制度，当下更是不能搞。硬要搞就会乱，要循序渐进。
11.香港动乱充分表明，西方司法制度对结束社会动乱和惩治犯罪分子乏力。外籍法官偏袒暴乱分子，重罪轻判，使警方无法开展工作，让众多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等民众寒心。港人治港，最终却由外国人审判和裁定，荒唐至极。这都直观的向我们表明，西方的司法制度，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和双重标准，在权力分割的扯皮下，司法正义得不到伸张。亚洲重视的赏善罚恶、官法如炉民众价值观被漠视，即便在日本、韩国、马来、新加坡等学习西方制度为主的地方，其司法制度也与英美有很大不同，更兼顾亚洲文化。因此西方的司法制度不适合当前的亚洲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如近期，美国法庭对的章莹颖案的判决，如发生在东亚必定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和不满。
13.动乱也充分向全体国人展示，中国统一独立是多么重要。一旦中国发生分裂内斗，乱局的成本将由所有老百姓承担；让我们亲眼看到，一旦中国乱起来，西方的干预和侵犯将是赤裸裸的，只有虚弱和动乱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让很多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人认清了其真实面孔，从来就只有国家的利益，而不存在所谓国际民主道义。
14.处置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外宣工作的重要性。过去宣传工作中重内宣。对外宣传工作无论在资源支持、技术方法和研究上，与对内相差甚远。令我们在面对境外的恶意和虚假宣传时，疲于招架，没有主动权。在香港，观点理性的《大公报》、《文汇报》几乎属于小众。而大陆主流新闻媒体在港也鲜有本地受众。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无论新老媒体都更少。而在国外和网络舆论阵地上，我们也只有几个大型央媒依靠自己的脸书、YouTube和推特的账号发布消息，但影响力非常有限，动辄被淹没在反对者社交媒体的声音大海中。
凡大乱后必有大治。无论是香港还是全中国，此次事件都能让我们收获许多宝贵的东西，香港也将凤凰涅槃，继续走向辉煌。
延伸阅读——
郑永年：殖民地教育在
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侠客岛（ID：xiake_island）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在任何一个理性、法治的社会，行为都是要负责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可能趋于激进化，但是如果“鼓动激进”这件事不用负责，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事情就很麻烦。 香港就是如此。鼓动激进、破坏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持有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有退路，可以出国、退出香港。也正是这帮人，挟持了大部分理性人。
侠客岛：如何判断这次外部势力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郑永年：香港国际化程度这么高，又是前殖民地，外国势力当然广泛存在。外国势力肯定要干预香港发展的。同样可以比较前殖民地新加坡。新加坡也国际化，但是外国势力在这里活动，就要遵守新加坡法律。
香港的问题关键恰恰在此：国际势力在香港不仅不用负责任，不受香港法律的约束，相反，可以左右香港司法、影响香港司法。 这是非常严重的制度错位。大陆尊重一国两制，香港的司法权不在大陆手里；那，在香港人手里嘛？当然也没有。所以才有警队抓人、法官放人的局面反复出现。
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司法体系经过了改造，代表现代新加坡的利益；香港呢？代表谁的利益？
法治的确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核心话语，但它掌握在外国人、掌握在香港既得利益者手里。当年港英当局可以在发生暴动后抓人，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行？就是制度错位了。
侠客岛：您反复所言的香港“主体”到底是指什么？
郑永年：把港澳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清楚。澳门也是既得利益轮流执政，但这个既得利益是负责的。香港的既得利益也很明确，但制度安排不是这样。
香港的既得利益不用负责任，光落好处，包括他们控制下的媒体。为什么首任特首的公屋计划被反对？因为如果公共住房起来了就影响地产价格。
我觉得，香港的既得利益、香港的贫富分化，光从土地这一块，就能看出新加坡和香港的分别。
新加坡土地公有，80%的人住在公屋里，所以在新加坡，国家就是既得利益。国家的好处可以分给你；但香港的是私人的，私人的好处不会分给你。 内地有“主体”在，香港没有主体。
香港的政治改革要重新设计，不是“民主派”说的“双普选”就能立即决问题。现在局势下，“双普选”可能更有利于外国利益，或者变成台湾那样不死不活的样子。这就是本质。
2014年的时候，既然可以阶段性推进普选，为什么泛民直接否决了政改方案？不仅是他们要求表面上的“一步到位”，更多是利益考量。没有治港主体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 因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研究香港不要光看这些人说什么，喊什么口号，关键看他们的利益分布在哪里。你去看看，香港航空公司有多少的外国利益在里面？大家都为利益说话。
侠客岛：嗯，这次风波以来，内地的媒体自媒体挺多分析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是港媒谈的不多。当然，更直接的表现是认同问题，大量分离主义、港独的东西出来。
郑永年：基本上主体是97以后出生的那批人。以前我们说殖民地的教育，现在回头看，殖民地教育在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以前香港的“民主派”还反对港英，现在他们几乎把内地看成另一个港英当局了。这是个严重的认同问题。
老一辈香港人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有认同感；现在没有了，这是政治认同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认同、“逆向种族主义”，要跟中国切割开来。 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早期是为了争取更多人，认为港人还是认同香港利益的，也认同国家，不过观点不同罢了。现在看，这些人是否还称得上“港人”？
现在的港人不是原来的港人了。原来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既有对香港的认同、也有对中国的认同。现在我们大可以怀疑，如果没有对中国的认同，是否还有对香港的认同？ 因为这些人“可进可退”，就可能变成职业的破坏者。以前回归的时候，港英当局发了多少英国的护照？多少乱港头子拿着这样的护照？他们对香港的认同是虚假的，不是为了香港好起来，只是表面上喊着“捍卫香港”的口号。
侠客岛：有声音说香港已经变成中美贸易战博弈的棋子。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郑永年：这不可怕。第一，中国不会妥协。中国不会因为经贸损害自己的主权利益，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
第二，香港作为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符合中西方利益。西方、英国、美国会放弃香港的利益吗？不会的，赶都赶不走。这对中国有利，也对西方有利。
香港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央政府还是想维持一国两制，还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西方如果想在这里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不可能的，可能变成一国一制。西方如果聪明，还是会计算一下得失的。
第三，中国本身已经将变成最大市场，有能力消化香港的问题。即便是你西方走了，也可以。
侠客岛：您如何判断这场运动的收尾？
郑永年：从整体来说，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因为新加坡人很敏感，马来西亚不给喝水就麻烦。
这当然是玩笑说法。实际上，香港有很多制约，大部分人也知道自己跟内地分不开。但是少数激进的人利用了国际化的便利。
这些激进分子成不了大气候。特朗普也看着的，说自行解决就可以了。中国的利益就是要香港稳定，但香港对中国的整体利益没什么多大影响。对于香港人来说，这就是切身利益了。
任何的社会运动都有高潮、有低潮，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死磕派”。我个人觉得，香港的运动本身会趋向下行，就是辛苦了香港的警察。
所以香港老百姓，真正爱港的人应该有权利保护自己，让香港免遭破坏。地方的居民当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破坏我的利益，我难道就没有权利保护我的？讲不通的。大家都反对暴力，但是你用暴力破坏我的利益时候，我当然也有权利反对。
因此，要动员真正爱护香港的人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这帮人破坏自己的利益。天底下没有说你能暴力我不能暴力的道理。
大家大可以耐心一点。要让大家看清，真正爱港，就必须爱国，因为这才是看清了香港的利益在哪儿。现在香港人都被激进的人裹挟了。
港动乱是否到拐点
观察人士看法不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
持续了11周的香港反修例示威活动，这场动乱是否已经来到拐点，受访的大陆与香港观察人士莫衷一是，有者认为更大的风暴还在眼前，也有学者认为香港社会抗争将转为碎片化的滋扰行为。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正思香港总裁陈少波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香港可能会迎来更大的风暴，尤其是箭在弦上的9月罢课行动启动后。
他警告：“罢课动员的深度和广度超出想象，大学生、中学生、老师可能都参与，这会带来一些年轻人的心理和情绪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悲剧，让社会的气氛进一步紧张。”
陈少波也指出，主张继续“勇武”的团体本月16日仍在香港举行的“英美港盟、主权在民”集会，提出“揽炒”（指玉石俱焚、两败俱伤），让他对风波短期内平息感到悲观。
不过，较乐观态度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则认为，香港社会对暴力抗争和过激行为的反感声变大，“这场动乱应该会朝着结束的方向迈进”。
刘兆佳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北京近期接连在外交战线出手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插手香港事务，有可能采取反制行动以切断香港动乱的外部干涉力。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则认为，在反修例的群体内部，虽然没有人明确表明“割席”——即温和派和勇武派分道扬镳，但悄悄退出或不参与激进抗争活动的情况已经在发生，反映出不合作运动内部也有剧烈争议。
他因此相信：“香港社会法治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及理性的力量会复苏。”
不过，田飞龙也提醒，转变需要一定过程，香港未来几个星期仍可能继续发生示威、罢课等活动，但少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这样一个聚焦点，规模和凝聚力可能减弱，而是变成碎片化和散乱式的滋扰行为。
另一方面，受访学者也都指出，即便反修例风波得以平息，香港社会不断深化的族群撕裂，将为香港未来的治理以及北京的香港政策带来更大挑战。
刘兆佳说，特区政府未来必须推出各种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也可能对管理团队做改组，改变一些施政作风，跟各方面重新建立沟通。
从北京的角度，刘兆佳认为，中央会继续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寻找处理香港问题的方法，但为防止再出现外部势力和内部反对势力搅乱香港局面，必定会加强防卫国家安全。
田飞龙也指出，香港民众的诉求分为民生和民主两个层面，而北京的思路将是“先民生、后民主”。
他预见，北京下来的政策会是在寻找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方向上加紧工作，出台能惠及香港年轻人的政策并使其产生作用，中央也会用更强有力的力度支持和督促特区政府对社会民生的回应，以平复社会的愤怒。
田飞龙也说：“通过经济民生修复社会撕裂，凝聚香港与内地的信任……在国家安全问题得到一定制度性解决后，才考虑民主发展问题。”
西方国家如何处置暴力示威者？
绝不手软！
▣中国日报网
（视频来源：中国日报微信公众号）
近一段时间，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但一些西方政府和媒体却对香港警方依法、依规制止暴力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正义之举横加指责、肆意抹黑。那么，在西方国家，当示威、集会活动中出现暴力行为时，警方是怎么处置的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不手软”。而且，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联邦政府）都会对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的行动给予支持。
电击枪、高压水枪、橡皮子弹一个不少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自称为全世界“自由灯塔”的美国，警察是怎么处置这些抗议者的吧。2011年9月，美国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上万名民众在华尔街金融区安营扎寨，以表达对美国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后来这场运动扩散到了美国全境。2011年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展开突击行动，“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进入抗议者的大本营祖科蒂公园，将他们驱散或抓走。
法国警方动用高压水枪驱散“黄背心”示威者。
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需要加大警力并且需要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让那些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卡梅伦还授权警方，首次在英伦本岛使用高压水枪，对暴动民众使用塑料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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