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启蒙运动，是怎样变out的？

小炒注：进步与落后，皆由失势决定。

请先阅读上篇：驱赶上帝的启蒙运动，如何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
启蒙运动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开端。上篇我们讲清楚了启蒙运动的理论体系，接下里我们写它的实践和结局。本篇讲述两个问题：1、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指导；2、启蒙思想的盛极而衰。一
向民主的第二次冲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加尔文教建立日内瓦神权共和国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首次尝试（一个神权国家，怎么就成了西方民主的基石？），其最大成果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不足之处便是充满了保守成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欧资产阶级再次向自由民主发起冲击。宗教改革是本体论革命，将研究对象从上帝转移到人；启蒙运动是认识论革命，将研究方法从上帝启示转移到个人理性。启蒙运动比宗教改革更加深入，向民主的冲击也更加直接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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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理论关系
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有一条根本：要用人的理性思维取代神的意志，人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思维能力，去认识自然、解释自然。它不仅否定了宗教权威，而且否定了政治权威，没有任何权威能够取代和限制人本身去探寻自然，这种取代和限制是没有理性依据的。在自然神论里，世间只有一种存在是完全自由的，那就是大自然或者上帝。只有在我们能够自由发展本身固有能力时，我们才能发现自然、了解上帝，才能接近自由。一个人受到外在影响或束缚，他的理性就处于奴役状态，就无法去认识自然和接近上帝。自然神论的理性与自由划上了等号。毫无疑问，这种宣扬“自我”的思想内核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1784年

启蒙运动与自由民主的这种关系，使得社会形势一旦需要，便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实现民主呼吁的无缝对接。

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商业最繁荣的国家，并较早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但是到了斯宾诺莎时期，商人寡头控制政府，荷兰离民主愈行愈远，大陆理性主义旗手斯宾诺莎便接手荷兰资产阶级的舆论先锋。他将理性的逻辑推理应用到伦理学领域，以几何学和各种公理公式阐述“自由”和“民主”，最早提出“政治的目的是自由”，如果一个人的存在和行动被他人所决定，就会导致不自由和强制。斯宾诺莎认为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思想和言论自由，民主制是最优越的，在民主政体中，人人能表达意见。

1000荷兰盾的斯宾诺莎肖像

洛克是经验主义的理论建立者，在17世纪80年代，也就是光荣革命前夕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专制统治的鼎盛时期，洛克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洛克认为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上都是平等和自由的，一个人被奴役是不理性的。据此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权力制衡下的三权分立”的实施原则。他的理论被写进1689年《权利法案》。经过英荷战争、法荷战争，荷兰一蹶不振。自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以来，法国越来越重视殖民扩张（英法两国的分道扬镳，专制与宪政的财政解读）。整个18世纪，法国的外贸总额与英国旗鼓相当，与世纪初相比，法国无论是殖民地出口，还是殖民地进口，都增加了10倍有余。称之为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而法国是欧洲专制程度最高的国家，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冲突最为尖锐。在荷兰衰落、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启蒙运动的政治倡导在法国得以全盛。法国也顺势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政治指导中心，形成了人尽皆知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三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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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进击，启蒙三巨头

在很多人印象里，启蒙运动就是“法国启蒙运动”，这是不对的，高潮的法国启蒙运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收和借鉴了英国、荷兰的启蒙主义思想，在哲学理论上它并无创新，其成果是政治理论的突破性，而核心指向是限制王权。孟德斯鸠是自然神论者，他的理论创举在于赋予法治以理性的光芒。自然神论认为上帝以理性的自然法则创造了这个完美的世界，孟德斯鸠将这个“自然法则”抽象为“自然法”的概念，这是上帝的“法律”，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在自然法的基础上，万物都有自己的法，物质有物质的法，动物有动物的法，神灵有神灵的法，人类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法，这就是“人为法”。人为法必须遵循自然法的原则，只适用于人类社会。人之所以需要法律，正如自然界需要法律一样，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是法律让这个世界如此完美而和谐地存在着。人能通过理性思维去认识上帝的自然法，也应该将这套充满理性的法律应用到人类社会中，这样才能合乎上帝的旨意。“法律就是合乎上帝的人类理性”,这一耀古烁今的观点，赋予了法律以合乎自然和人性理性的精神，任何人都要按照法律来行事，这是资产阶级政治观的经典表述。人类理性，也是孟德斯鸠法治区分于古希腊和中国法家的关键所在，它蕴含了深厚的理论体系和核心的价值观。孟德斯鸠提出人为法，根本目的是为了限制法国的无上君权。在洛克的行政、立法和外交的三权分立基础上，孟德斯鸠提出建立政治法、民法和国际法，以法律去约束权力滥用，并最早提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现代分权原则。孟德斯鸠是现代西方法治和三权分立的鼻祖，但是在政体的选择上他又有保守性。他极力反对没有法治的专制政体，却不赞同全民法治的共和，而是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精英心态，孟德斯鸠是大贵族，对平民的理性能力十分怀疑，也极力回避选举这一话题，这十分符合法国当时深严的等级体制这一国情。他的保守性，要等到卢梭来打破。伏尔泰在1726年流亡英国，在那里成为一名自然神论者和君主立宪的推崇者，后来继承了孟德斯鸠的法治理论。应该说，在启蒙理论上，伏尔泰并无多大创新，他的最大功绩在于，像一名斗士一样极大传播了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思想。伏尔泰的一生都在笔耕不辍地创作，创造了18世纪数量最为庞大的书信集，他当过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老师，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保持通信，其思想影响到整个欧洲。伏尔泰的不足与孟德斯鸠相同，他主张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君主按照哲学家的意见（法治）来治理国家，这种开明专制的政治理论，比孟德斯鸠还要保守，这也是18-19世纪欧洲兴起开明专制的思想渊源。

孟德斯鸠与伏尔泰，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性”，一方面宣扬自由平等，另一方面藐视平民的权利，是资产阶级精英理论的最佳代言人。

卢梭比前两位走得更远，是启蒙运动的忠实代表。卢梭深信：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这一天赋权利，因此他极力呼吁人类社会中独立个体的政治自由，反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私有财产和代议制，而是主张所有公民都应该直接参与政府活动，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公民，不可转让，也不能被其他人代表。这是一种彻底的共和理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不是让人舍弃一部分权利来顾全大局，而是每个人都自愿履行政府职责，订约后每个人还是自由的，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这已经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了。

卢梭的理论是激进而大胆的，远远超出了社会现实，却根源于当时社会十分尖锐的矛盾。一个越不健康的社会，越容易出现激进理论。而对法国大革命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恰好就是卢梭。

“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卢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歌德

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分别代表了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和共和这三种不同的民主实现途径。当下最适合我们的不是卢梭，而是伏尔泰。

二
启蒙运动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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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死胡同

启蒙运动首先在理论上走入困境。

莱布尼茨将大陆理性主义带进了独断主义。因为理性主义是一种形而上的逻辑思考，只要第一原理是普遍必然的，那么结论就都是普遍必然。而这个第一原理是无法证伪的，因为它是抽象的人类理性，没有客观事情能证明它。比如现在的相对论，没人能判断真假，但如果有人怀疑，就会被嘲讽无知。知识与经验无关，也就是说客观的外在世界是无意义的，而知识是用来认识客观世界的，相当于说知识是不存在的。

休谟将英国经验主义带进了怀疑主义。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感觉经验，但我们并没有关于未来的经验。有可能两个事件只是刚好在同一时间段发生，而本身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比如，打一巴掌就会痛，打与痛有因果关系，但打与痛可能只是发生在同一时间段而本身毫无关联性，而且万一未来打一下不痛呢？休谟承认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怀疑我经验的可靠性和两个经验之间的逻辑必然性。这就是18世纪40年代的“休谟问题”，经验主义走向了不可知论。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动摇了第一因的知识来源，也动摇了最后因的知识指向，在理论和实践上到达了尽头。最后由“宅男”康德完成了二者的调和，重建哲学大厦，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

“康德哲学如同一个蓄水池，一切之前的水向它注入，一切之后的水从它流出。”

——日本学者安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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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矫枉过正

法国大革命是启蒙思想的应用实践，这场革命的爆发性和进步性毋庸置疑，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最大问题就是革命的反复性、破坏性以及结果的失望。

革命过程中，不断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军事独裁、王朝复辟、恐怖专政、假共和，法国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人们意识到人的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过度的理性会带来社会危害。在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中，学者认识到，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因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需要将人的这种主观能力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如同强调人性的文艺复兴造成享乐主义一样，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也造成了非理性的破坏。在此之后，热情洋溢的启蒙思想不再受到推崇，康德主张的“有限理性”得到普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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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自然神论

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掌权，启蒙运动建立的自然神论丧失反封建神学的进步意义，而沦为维护宗教的保守理论，自然神论不再有实践意义。从进步到保守，信仰不变，只是时代变了。

到了爱因斯坦，他用相对论解释了第一推动力的过程，彻底解答了牛顿的困惑，顺便将上帝从哲学的“太上皇”位置赶了下来，上帝连这份虚位也保不住了。自此，自然神论的理论意义也丧失。

从中世纪基督教，到16世纪的新教，再到17世纪的自然神论，西欧人在驱赶上帝的征途上节节胜利。随着自然神论的破产，上帝遁形，人类不再需要上帝的指导，上帝反而需要来抱人类的大腿。20世纪以来，就有不少的宗教人士抱科学的大腿来进行传教，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经研究发现，某某大科学家基督徒，其实就算是，信仰上帝跟信仰神学是两码事。

小结思想的本质是工具，关键在于用它的人想怎么使用它，而使用方法的背后，是利益的最终考量和全面博弈。经济发展带来新兴阶级和新的理念、思想，然后作用于政治领域。儒家可以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学说，也可以为康有为提供改革的舆论准备。而在政体的选择上，启蒙思想家都受到时代的影响，生活于英国内战时期的霍布斯支持君主专制，到了洛克和孟德斯鸠则支持君主立宪，卢梭倡导共和。尽管形式不同，但背后的精神内核惊人得一致：重视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当人们普遍呼吁改变现状时，作为社会有识之士的你，不是去拿镰刀斧头，而是首先考虑思想武器在哪。作为一名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你要思考的不是政府什么时候犯错，而是新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核在哪里？而政府要考虑的是，为你背书的信仰，有没有与时俱进？毕竟理论无对错，就看适不适合现在，能不能指导未来。18世纪先进的自然神论（启蒙思想），到了19世纪不也入坟了吗？—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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