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信教还是不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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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官方语），按理说他当然应该无条件地信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然而，毛泽东并非是天生的无神论者，且恰恰相反，他早年因受母亲的影响而笃信佛教。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虽然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接受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也仍然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以及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现代与传统的交汇，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斗争，必然会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导致他的宗教观存在复杂的矛盾性。
在20世纪初期，青年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实现了从一个佛教徒向无神论者的转变。然而，在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的严重对立与分化，这也是毛泽东宗教观的矛盾性的重要表现。向文梅指出：“20世纪初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世界观转变时期，对宗教的虔诚感情逐步地削弱，宗教信仰也随之淡薄，但对宗教理论的兴趣反而加强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对德国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进行大量批注，从中可以反映出他对佛教研究的心得，包括“无我”、“惟我”、“三世一时”和“一多兼容”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批注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相别’来说明宇宙及世界的千差万别，对于佛教所倡导的‘泯差别’持反对态度。”魏娜和朱方长认为：“青年毛泽东还深受谭嗣同‘灵魂说’的影响”，“在《祭母文》中说到‘躯壳虽隳，灵则万古’”，即是“承认性灵不灭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宗教观从表面上看是有复杂性和包容性，而实质上则是相互对立、难以统一的矛盾性。探究这种矛盾性的根源，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宗教有神论的矛盾性、对立性和斗争性的具体反映。由于毛泽东深受少年时期佛教认同的影响，经常运用佛教理论来认识和思考其他学派的哲学与宗教理论，喜欢借助不同学派的理论来彼此解释和阐明事理，这样形成的世界观必然会带着自相矛盾、杂糅并举的特征。然而，这种思想交锋带来的思辨乐趣与智识进步，又促使毛泽东阅读更多的书籍，接受更具差异化的思想。随着接触越来越多的宗教理论，毛泽东的宗教信仰反而越是淡薄，但对宗教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者，毛泽东始终对宗教理论和宗教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广泛结交宗教界人士，四处游览寺观庙堂等宗教建筑，尤其喜欢阅读宗教经典和研究宗教的文章著述。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回忆，毛泽东曾经阅读过佛教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及其相关研究著述，基督教的《圣经》也读过。“他不仅自己研究，还不止一次地提倡和号召学术界的同志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指出：“毛泽东曾一再自称他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同志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他真的会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从毛泽东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也能发现宗教对他的影响。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语录，而是古代文献、历史典故和佛典成语，诸如“觉悟”、“自觉觉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一相情愿”、“立地成佛”、“回头是岸”等。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晚年谈起迟迟不能结束“文革”的忧虑时，还引用了成都宝光寺的一幅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如果说毛泽东不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与认同，而仅仅只是为了批判和否定宗教，那么学习宗教典籍就不会成为他日常相伴的阅读爱好之一。从毛泽东的言行、著作和他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宗教思想与观念是有部分欣赏与认同的，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对国家政治的判断和考察。毛泽东认为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要加以认真研究和保护。他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实际上与佛教所提倡的理念非常相似，可以说是毛泽东借鉴佛教文化的结果。既然毛泽东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者，却对传统的宗教文化有着强烈的爱好与兴趣，这只能说明他的宗教观是多元化与矛盾性并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也是毛泽东宗教观的核心内容。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的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虽然毛泽东反复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但自中共建政以来的宗教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却不能让人满意。有海外学者指出，毛泽东的宗教观与具体的宗教政策差距很大，充满了矛盾性、模糊性和多变性。譬如秦家懿、孔汉思就指出：“中国的难题是如何既不丢弃中国固有的文化主体性和宝贵的文化传统又实现现代化。在漫长的努力中，一家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它击败了传统文化，以它为落伍、封建，是国家进步的障碍；同时又攻击基督教，称它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文化的走狗。”刘鸿怀则认为：“允许宗教活动是与一向仇视宗教信仰，无神的中共政权互相矛盾的，也许这正是十年文革所造成人民心灵空虚干枯的补救政策。”因此，毛泽东这种允许民众信教的做法，被认为是与无神论相矛盾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
事实上，宗教信仰自由一旦到了具体的操作层面就比较难以界定和把握，尤其是当政教冲突发生时，信仰自由往往就会被强权政治所压制甚至剥夺。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宗教信仰问题往往与政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相关联，如果处理不当，往往就会导致政教冲突和社会动荡。中国政府自1957年至1966年间实行对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的民主改革，但改革过程中一度出现了非常过激的做法，宗教问题一度被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混为一谈，宗教被当成反动的意识形态遭到批判，信教群众被视为落后群众。后来“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则更加残酷和严重，禁止、镇压和破坏正常宗教活动的行为极为普遍。历史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毛泽东宗教观的矛盾性导致了宗教政策与管理的错误性，从而给社会安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给宗教自由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与伤害。
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从本质上是反对和排斥宗教的，并认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宗教，但由于宗教属于思想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人信仰宗教，所以不得不采取了临时妥协和实用主义的做法，一方面提出要限制和消灭宗教，另一方面又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运用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方式，将宗教连同“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所谓“四旧”一起荡涤殆尽，以图早日实现马克思关于“宗教自然消亡”的预言目标。晚年毛泽东的这些所作所为，既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的具体反映，也是其自相矛盾的宗教观的最佳注脚。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宗教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大部分论述都是站在国家领导者的角度，从宗教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出发，以推行政令的形式来表达的，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的特征。因此，通过对毛泽东宗教观的分析研究，可以为我们解决当代宗教问题找寻思想根源，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前进。
原载于载于《东亚人文》2014年卷，原标题：尽在有神无神间：论毛泽东宗教观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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