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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发 | 重做上海人
我应该算是本乡本土的上海人了。
我们范姓家族是清朝末年从浦东召稼楼迁至上海虹镇老街范家宅的。这大致接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际，一直到1949年，也是海派文化形成的时期。
大家庭生活难免鸡争狗斗，日子过得还算丰衣足食。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从吴淞、宝山登陆，一路向西打来。那时还是上海外围的虹镇老街，首当其冲，遭到了炮火的重创，民房悉数毁灭，居民大多离散。日军将虹镇老街包括范家宅全都划入日海军势力范围：周边拉起了铁丝网，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挖掘壕沟。现和平公园假山里还埋有日军遗留的大量水银。
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四处飘散了。但我们这个范姓大家庭还是在上海的各个角落里生存了下来。
五十年代，我们合家跟随父亲去过西安、福州，虽然地域差距明显，但由于是生活在一群群外迁的上海人中间，所以才有条件将上海人的习惯顽强地保持下来。记得1957年在西安，当时大鸣大放搞得如火如荼，也无法阻挡周末在食堂举办的舞会。组织者是上海人，参加者大部分也是上海人。男士西装或毛料中山装，女士争奇斗艳的各色旗袍长裙，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烫起卷发、画上眉毛、涂上唇膏，脚登高跟鞋，让大西北黄土炕上的女人们惊讶又嫉妒，有的竟愤愤然道：“这些妖娘们都是资产阶级，统统打成右派分子才解气哩！”
那年，高剑琳、姚月红领衔的越剧团也从上海派到了西安，那一出出熟识的《碧玉簪》、《沉香扇》等，都给远离上海的上海人以惊喜和温馨。
1958年到了福州。新街口百货大楼顶层有露天茶座，大热天的夜晚几乎全给上海人包了。上海人到这里是满足一下久违的纳凉霄夜。可惜的是，赤豆汤不像上海那样沁人心脾的冰冻，而是滚烫滚烫的大煞了上海人的风景。同样，以越剧皇帝称号的尹桂芳的越剧团也长驻福州，解了上海人的心愿。上海的沪剧、滑稽戏也常来演出，丁是娥主演的《雷雨》竟然一票难求。业余时间，上海人也会排演越剧《楼台会》、《十八相送》。那时众多的香港片引得上海人疯狂。曾是上海人或曾在上海出名的电影明星夏梦、石慧、龚秋霞、陈思思等更是经常挂在上海人的嘴边上，在难懂的闽北方言包围之中的街巷里，还能时不时地听到“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歌声呢……
上海人对吃十分讲究。喜欢的炸猪排也原汁原味地带到了外地。那是特地从上海寄来了黄牌辣酱油，没有现成的面包粉，就将苏打饼干碾碎再拍打在一片片猪排上，炸出来的效果金黄脆香，沾上酸滋滋辣蓬蓬的辣酱油，那味道正像上海人说的“打耳光都不肯放的”！自己还裹正宗的上海菜肉大馄饨；用鸡蛋黄加熟油自制色拉酱，那黄澄澄的土豆色拉，俨然像上海“红房子”西餐馆里端出来的一般。
记得楼下当地福州人看得眼馋，也想做色拉，敲门问母亲：“拉萨是怎样做的？”
“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们上海人经常用土豆、苹果切成丁，上面拌了鸡蛋和油的那个菜。”
母亲恍然大悟：“哦，是色拉，哪里是拉萨啊？”
他们将“色拉”说成了“拉萨”，一时传为笑谈。
上海人在外地，穿戴打扮照样要顾及到上海人的体面。每家每户备有一只“烙铁”（在炉子上烧烫后熨衣服）可是不能少的。我长春的阿姨告诉我：她也是五十年代初去的长春第一汽车厂。那时居住的厨房是几家共用的，煤气也是一个厨房间里统算的。她的东北邻居每每看到上海人将“烙铁”放在煤气上烧，不知道是为了熨烫衣物，以为是烧块铁在白白浪费煤气，心里就窝火。你烧铁，我就拣块砖头放在煤气上烧，看谁烧得厉害！
对于生活，上海人总想翻出些新式样来。他们尊崇“有条件，要品位生活；没条件，创造条件，还是要生活品位”的宗旨。这就是有见识的上海人作派。不管风吹浪打，哪顾得说三道四，上海人就是要过上海人的生活。可惜，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你夺不走，也学不来。
于是，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屡屡在外地人眼里显得“另类”。
阔别上海卅载后重新回到了上海。那时上班在长寿路上的智慧广场，所以就借宿在石泉路的成功大厦里。上海历来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的梦。不曾想周围的一切让我大跌了眼镜。那是大热天。清早五点钟，楼下就有叫倒马桶、刷洗马桶的声响；半夜里，三五成群的人在露天乘凉，或坐板凳或躺草席，摇着扇子大声地说话。
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条石泉路。路边的民居开门就是人行道，每家的马桶痰盂都敞着大口斜靠在门边；吐痰擤鼻涕随处可见；蓬头垢面的女人抱只小狗倚着门楣对行人傻望着；脖子上挂着铁链般饰物的大男人却一身花睡衣在街上大摇大摆；更有甚者，一条躺椅横贯人行道，上面躺着赤膊的老爷子呼呼大睡，俨然不顾来往行人的不便。
上下班拥挤的公交车上，时常遇到为了一点鸡毛蒜皮而大动肝火的人。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我儿时对上海的美好印象。
有一次我外出回来见一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熨烫衬衫。我朝她身后望进去，饭桌前面一张床，饭桌后面一张床，只留出一个人走路的空间。后门口一部木梯接近90度的角度，直挺挺地伸向二楼。
我上前搭讪：“老阿奶，介热的天还烫衣裳啊？”
老阿奶回答我：“大儿子在大公司工作，衣裳穿出去总是要挺括体面些的哦。”
家里再寒碜，出外还是要体现上海人的光鲜来。我好奇地问：“这楼上楼下住几口人啊？”
“九口。”
“怎么有这么多人啊？”
老阿奶板着指头算给我听：“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插队落户带回来了老婆孩子三口；大女儿的孩子新疆来上海读书也住在这里；再加上我和老头子，不就是九口了？”
我望着这鸽子笼似的房子，不相信能够住下这么些人：“这房子总共有多少面积啊？”
“不算阁楼24点2平米，算阁楼27点34平米。”
诧异于老阿奶能够精明地算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字的同时，我也十分纠结：算阁楼勉强达到每人3平米，不算阁楼每人还不到3平米呢。
这段对话让我有了一种自责，直面了另一群上海人的生活，要比我刚从外地来的上海人还困难许多。
这就是上海区分出来的上只角与下只角里的生活困境。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不易。
是啊，在过去了的几十年的困难时期，上海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承担了工业化的重任，城市改造无从谈起。由此造成苏州河的臭黄浦江的黑，对上海人的身体与心灵的损伤，无疑是老上海人的一种默默奉献。直至新世纪初，上海尚有60万只马桶，这不是上海人的羞辱，这是上海人的窘迫，从风格上讲，也是上海人的胸怀。因为，这座城市把大量的资金送给了别的城市。
日后，不论清晨的倒马桶、半夜的乘风凉，还是街上的花睡衣、赤膊老爷子，甚至公交车上的叫骂，我都能够一一承受。
但内心仍然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心目中的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心目中的上海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心目中的上海男人更不应该是这样的。
父亲
时光退回到六十年前。
我的父亲可算是货真价实的上海男人，在他身上有着浓郁的“老克勒”味道。黑发锃亮，头势清爽，钻石牌发腊更是长年使用，偶而洒点香水，飘散着淡淡的清新。西装分春夏秋冬四季，颜色款式均有讲究，就连口袋巾的花色也讲究与领带的同中有异，那是为了让西装在协调搭配中又不失掉个性；那一双皮鞋也是分季节的，夏天是决不允许穿黑色或深色皮鞋的，一律浅色或白色皮鞋。配上凡立丁裤子、短袖香烟纱衫，在南京路“当当当”的有轨电车上，一手抓吊环，一手拿着折扇抵住香烟纱衫下摆的口袋，一是显示自身形象的潇洒，二是还可以防小偷，可谓一举两得。
上海“老克勒”并不是单单拿着奢华当品味。而是要让好衣服好皮鞋来规整你的行为，当你使用上了顶级物品，你就会珍惜它，坐姿走势都会讲究起来。有腔调的上海男人，他的品味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怎样使用物品的生活风格；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的“绅士”，只有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属于是哪个档次里的人。今天，有太多的人会将品味赞同于奢华，让苍白的一掷千金般消费来遮掩教养的匮乏。
出门体面是上海男人的习惯，勤奋和责任更是上海男人的优点。
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尚是祖母肚子里四个月的遗腹子，故从小没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上海人的英文多数是在社会上学的。父亲的几位识字不多的爷叔姑妈，与外国人打招呼满口都是洋泾浜英文。但父亲学英文却坚持走正轨的路。他在工作之余，坚持读夜校、参加培训班，练就了一口娴熟的英语。在上海自来水公司期间，工作中与英国管理人员相互之间用英语交流与沟通，从没出过差错。后来到香港去管理工厂，从上海带去满满一箱子书籍，都是厚厚的英文技术资料。吃饭、坐车都捧着看。在技术与管理上，他最怕被外国人说三道四的看不起。经他负责的项目，不但在技术与管理上运作良好，而且都有创新和改进。受到同仁的尊重。
五六十年代。父亲担任厂长，每天提早上班一个小时，6点半钟就到了厂区。将工厂里里外外巡视一遍：没关的路灯一盏盏的关掉；滴水的笼头都给关紧；发现门房间值夜的偷懒睡觉，都会一一叫醒予以批评。真正是爱厂如家。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家庭也是关爱有加。我的曾祖母去世时，父亲刚刚自立。但他自认是长孙，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将自己祖母的后事料理得象模象样，一口棺材就是楠木做的。
1949年春节刚过，报纸上每天在刊登解放军要过长江、攻打上海的消息。父亲在香港心急如焚，一家老小八口人的性命安危，全部落在父亲的肩头。他不听众人的劝说，也不顾上司的挽留，义无反顾地回到孤岛上海。他进门的第一句话：这下子好了，生生死死一家子就都在一起了。
父亲在孩子面前是个好家长，在孩子面前不打扑克不叉麻将，且从不打骂孩子。小姐姐那时读中学，体育课前滚翻后滚翻老不及格。父亲晚上回家就用好几床被褥铺在地板上，教小姐姐在被褥上练习，整整练了三宿才过关。
我们经常说父亲不该从香港回来，回来以后遭遇到了一波接一波的运动，让人难熬。
回到上海的父亲，为了想把家庭抚养得好一点，就与其他朋友一起合资办起了工厂。父亲懂技术会经营，自然生意红火。然而，三反五反开始了，莫名其妙的压力让父亲无法全身心地经营工厂，故将办了只有两年的工厂拱手交给了政府，自己响应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
此后，父亲老老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却不能换来生活的太平。
“四清”运动屡屡将父亲搞得血压升高数度晕厥。文革一开始，就给父亲套上一顶“资本家”的帽子；父亲曾老实地向组织交心，说去香港途中遇台风，在基隆港呆了一周。结果，历次运动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后来上纲上线说他有敌特嫌疑。厂长、校长以及总工程师职务全部不让他干，撵到厂区看大门。
父亲说：“亏得自己人缘好，几次上台遭批斗个别人要动粗，都是被大多数工人制止的；否则几顿恶打就可能丧命。”继而他严肃起来：“我这个人是要尊严的。如果遭受侮辱，也不用他们结束我的生命，我自己就会解决了自己的。”这话听了虽然痛心，但我们都了解父亲为人的尊严。
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有一次过四川路桥。父亲不知道那天为何下午一点半要戒严。他走到桥头出示证件，不料日本兵一看证件根本不是戒严时能够通行的，于是用铜板厚的封面朝父亲脸上一阵猛抽，又罚他站在太阳下晒了近一个钟头。这种怨气实难忍受，这种屈辱永生不忘。后来父亲寻到了一个机会，酣畅淋漓地渲泄了这股怨气。那是日本人请各界人士新春联欢。父亲借着酒意，掀翻了桌椅，撕碎了餐巾，又用上海话痛骂了日本人，在场的翻译根本不敢说实话。日本人大为不满，又不知道为了何事？几位好同事见日本人要发作，赶忙将父亲推上汽车送回了家。胆小的父亲自豪地说：“这是我人生中胆子最大的一次。”
可见，上海男人为了尊严也有壮烈反抗的一面。
谁又只会埋怨上海男人是“小男人”而不是“大丈夫”呢？
严尔纯先生
上海的文化人脉基本分了三个层面：老克勒文化、弄堂文化、棚户区文化。每个层面都有它对应的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但高文明必须是一个城市的标杆，要创造条件让低文明向高文明看齐。如此，才能提升上海这座城市的整体档次与品味。虽然极左政策让上海人每每夹着尾巴做人，但海派文化的精髓却没有泯灭。
十几年前，我认识了严尔纯和程乃珊夫妇。他们俩都出身于好人家，一个是资本家家庭，一个是金融家家庭；又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一个当过物理老师，一个当过英语老师、作家；都说着一口糯软正宗的上海闲话。所以，当徐俊将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改编成同名沪语话剧时，因演员说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不地道，特地请了严兄对演员进行上海话辅导，演员们一口纯正的上海话终为此剧增色添彩了。
严兄是家族中的宠儿。因为是三房合一子的缘故，深得祖父的喜爱。在他孩童时期，祖父就早早地将财产转到了他的名下，致使他廿来岁就遭到文革的批斗，在批斗中是全上海最为年轻的资本家。
严兄也是我心目中的老克勒。穿着得体、彬彬有礼，吃大菜品咖啡都十分在行。他待人温和、办事也仔细。比如我们外出活动，拍照时一般都是随心所欲，快门开启“啪拉啪拉”一张又一张。事后却少有印成照片交给他人的。而严兄则不然，只要是经过他的手拍的照片，不管一个人还是集体照，他都会分门别类地印好照片写好信封，碰到或转送，总会交到你的手中。我就接受过五、六回。他认为，只要替人家拍了，就要当一桩事体了结好。而这样的一位绅士型上海男人，在家里却是一位居家型保姆，买、汰、烧样样在行。而且对于脏活累活，照样一丝不苟。一般家庭的抽水马桶底部，是任何清洁工具抵达不到的地方，所以往往会有一层黄灰色的积垢。严兄则可以用自己的手伸进马桶底部，将别人嫌脏不愿清除的积垢一扫而空。
严兄可谓是程乃珊生活事业的守护神。尤其是近些年，程乃珊眼疾加重，她出席书展签名也好、外出讲学也罢，看见程乃珊一定是会见到严兄，他们真正是形影不离。我同他们数次去杭州、去苏州、去千岛湖，程乃珊大大咧咧、笑声不断，是众人的开心果；而严兄则中规中矩地站在她的周围。白桦老师每每会问：程乃珊一起去吗？因为他知道，每次活动缺了程乃珊就不热闹了。程乃珊在众人面前欢声笑语，却不知我们的严兄在后面默默无闻地作着奉献。程乃珊时不时地回首：“老严，包里的一副老光眼镜拿给我。”
严兄回答：“好格，等一歇。”
“老严，拿包纸巾拨拉我。”
严兄回答：“好格，等一歇。”
难怪程乃珊在外人面前会说：“阿拉老严最会照顾我了。下辈子寻找对象，还是要老严做老公。”
其实这倒是她说的实话。在自己家里，程乃珊称呼严兄为“爸爸”。这一声“爸爸”，汇聚了多多少少的亲昵和感恩啊！每天下午3点钟，程乃珊、严兄、程母（那时还在世）三人不约而同地放下手头的事情，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聚在小客厅的方桌前喝着下午茶，无非就是喝喝咖啡吃几块点心，或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或严兄、程母向程乃珊说说老上海旧闻趣事，提供些创作素材。如此的下午茶，温馨而美好。只要大家在，下午茶是雷打不动的。
可惜的是，如此优雅开朗的程乃珊却会走得如此的匆忙。
我记得在程乃珊的遗体告别会上，我们的严兄是一身黑色的西装，锃亮的皮鞋；见到每位来宾都上前或握手或拥抱地打招呼，淡淡的忧伤里始终露着一丝微笑。这是对别人的尊重，这也是一种文明一种教养，在大庭广众面前不能失态。女儿洁洁在致词中说道：母亲已经走了。在母亲生病的十六个月里，是父亲日日陪伴侍候着母亲。让我们给父亲点掌声好吗？爸爸，您辛苦了！
严兄转过身，面向大家深深地鞠了躬，这才看到他没能抑制住的泪水滚落在眼角边。
徐俊导演
如果说我父亲是前一辈的上海男人，那么严兄就是同一辈的上海兄长，而徐俊则是小一辈的上海兄弟。
不论接物待人还是举止谈吐，徐俊都显得规范和斯文。我对徐俊的印象是从一次聚餐开始的，我正低头剥蟹吸肉，叮叮噹噹吃得正酣。突然发觉身边的徐俊怎么寂然无声？回首一看：他也在吃着，但显然吃得小心和仔细，没有声响，没有动静。于是，让我知道了他训练有素的举止和良好的素养。
说起徐俊，他可是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的高足。卅年前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上海沪剧院的当家小生。后来去了香港。由于种种的不如意，只身回到了上海。那时30出头的他离开了体制的呵护，办事谋生自然有些窘迫。今后的日子不仅仅满足于能不能在上海立足，更重要的是做人要做得踏踏实实、像像样样，要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上海男人的追求。
徐俊决定继续深造。好在他这三年香港美国的两地奔波，英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若像他这样获得过这个奖那个奖的名人，高考可以得到些许加分；只是他属于香港身份，已得不到任何的优惠。经过努力，他还是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四年的本科加上三年的研究生，一共七年时间，导师的教诲，同窗间的切磋，加之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与众多的专业实践，让徐俊获得了扎实的专业功底。
毕业后，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导演了越剧《第一次亲密接触》、《玉卿嫂》（包括舞台版和电影版）等一批有影响的剧目，荣获了梅花大奖。尤其是根据白先勇同名小说改变的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更是提升了徐俊的专业素养与知名度。
徐俊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白桦八十岁生日邀请徐俊做主持。一般人认为，主持不就是耍耍嘴皮子、说几句开心话吗？何必当真。徐俊却觉得对白老师的作品了解不多，想另外请人主持。但白桦觉得徐俊为人正派，有教养，坚持不让换人。徐俊便埋头阅读了大量的白桦作品，才觉得自己有了点底气。他的主持风格稳重、儒雅，语言简练、准确，获得了一致好评。
有了名气的徐俊，仍然低调、谦和，而且正直有爱心。一次我托他寻找两位名人来做讲座。他放下自己的事情陪同一起来。台下的听众认出了他是曾经的沪剧王子，便不肯让他下台，非要唱一曲不可。其实徐俊也有十几年没有开口演唱了，在大家的盛情相邀下唱了一段“春二三月草青青”，获得了满堂彩。临离开，我私下塞点报酬意思一下，不料他说什么都不要。在当下能为你做点啥都得要讨价还价的氛围里，徐俊的的人格让我十分敬佩。一次他组织广场演出，突遇雷暴。徐俊不顾自己淋湿，冲出去将一帮儿童演员一个一个接进大堂，再小心翼翼地将他们护送上巴士；然后又将女演员安置好，一再地询问有谁淋到了雨。徐俊喜欢孩子，他办起了一家具有培养戏剧特色的幼儿园。幼儿园正好与自己的小女儿同步成长。为此，他花费了许多的心血。徐俊真是个上海好男人。
整整卅年我不曾在上海生活。记得第一次回家探亲，祖母就说我：声音有点野脱了（讲话上海腔调少了）。以后几年，家人见我总有变化：不是喝酒像东北人般豪爽了、就是情感显得粗砺了。但我知道，在骨子里上海的味道还是没有变。
要说上海味道的基因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海派文化的“世界文化中国化，中华文化世界化”的精髓了。在上海人眼里，海派文化包括了十里洋场文化、洋房文化、里弄文化、市井文化、滚地龙文化甚至流氓文化……，而这些文化又孕育出了不同群体的上海人。从林林总总的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先进元素，则引领着上海的发展方向与提升上海人的整体素质。少了任何一部分，海派文化都不是完整的，也无法组合成完整的上海人群像。
回到上海，要重新做起上海人来了。当年50岁的我，怎样学做一个合格的上海男人？仍然需要有榜样的标杆。远的有我已经过世的父亲；近的有严尔纯兄长、还有徐俊兄弟。上海男人骨子里的那种海派文化，是一种有见地、有分寸的都市文化。它是培养一种全方位的感悟能力，撒播在上海人的艺术、生活、事业的磨炼之中；做合格的上海男人，就是要修行、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感悟能力。
全球一体化，要求经济一体化，文化也在一体化。让世界文化在与中华文化相接触的时候，在上海能够实现本土化，融合的结果，就是海派文化及其塑造出来的上海人。这就是海派文化的终极价值。
愿上海的上只角能够不断提升原有海派文化的品味；愿上海的下只角也都能成为上只角或超越上只角；愿所有的上海人都能体体面面地生活在海派文化的良好氛围中；愿上海精髓、上海人形象与世界同步。
本文由范文发先生赐稿，选自《重做上海人》，范文发／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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