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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桓宇 | 奇情、方法与中国微观史：评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Original: 康凌 CCSA学术通讯 2019-05-10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五期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的新书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文版译为《袍哥：1940年代的川西乡村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所组织的书评之一，即将刊发于《圆桌》2019年秋冬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本文作者乐桓宇，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生。本期活动得到Global China Research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本期其余书评及作者回应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奇情、方法与中国微观史

评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乐桓宇

在《微观史：我所知之二三事（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这篇文章里，金斯堡（Ginzburg）指出，在甫初出现之时，微观史一词曾经是有负面的含义的，因为，正按布罗代尔（ Braudel）的说辞，

“微观史有着精确但负面的含义。这个词是与事件史同义的，对此，‘传统历史’见证了‘所谓的世界史’被管弦乐队指挥一样的故事主角所支配的时刻。”

“microhistoire had a precise but negative connotation. It was synonymous with that ‘history of events’ [histoire evenementielle], with that ‘traditional history’ that saw the ‘so-called history of the world’ dominated by protagonists who resembled orchestra directors.”[1]

这里布罗代尔对早期微观史的批评揭示了一个问题：即微观层面的历史书写，其实也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微观史”。有些历史书写，不过是对伟大人物的细描，或者是广为人知的大事件的细小片段，其实很大意义上，依旧和所谓的宏大叙事的视角站在一边，因此，这样的历史书写即使是从小的切口进入，也很难被归类为理想的微观史的作品。实际上，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微观史在发展过程中，正如金斯堡所暗示的，后来已经逐渐转向了对下层的，被遗忘的人物或者组织的研究, 其理论框架亦逐渐稳定。微观史的主角也不再显赫声名，而是普通群众，是被压迫的庶民（subaltern），是被压抑的底层声音，是被忽略人群，甚至是被故意的从官方记录里抹去的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笛教授的《袍哥》一书，确实是中国微观史的极佳范例。无论是书中故事主角雷明远，还是多年前研究袍哥社团的沈宝媛，还是袍哥作为一个群体本身,都有意或者无意地被官方或主流的声音忽略了。所以此书的出现，颇有自下而上为中国底层历史发声的意义。

有趣的是，若我们“宏观地”从整个微观史的脉络来看《袍哥》，尤其是中国微观史的脉络来看，此书有很多颇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从目前东西方的微观史著作谱系来看，微观史写作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奇案”式的案例，或涉及刑事案件和暴力事件，或涉及宗教审判。如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的名著《马丁盖尔归来》是众所周知的骗子顶替外出丈夫的奇案；金斯堡的《奶酪与蛆虫》和《夜间的战斗》都是有关宗教的审判；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也是脱胎于法国山村的宗教审判记录。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是关于一例情杀案件，而王笛教授的导师罗威廉的《红雨》，则直接是书写湖北小地方麻城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暴力史，《袍哥》也不例外，一开始即是袍哥副首领雷明远杀女的情节。一言以蔽之，这样“拍案惊奇”式的著作从内容上来看确实很抢眼，其中的奇情噱头也相当吸引读者，但这些故事，很可能不是当时历史环境里“正常人”的生活。如何从透过这种微观的特殊案例来观看甚至还原当时的普通人的生活，确实是摆在微观史家面前的一个难题和挑战。

金斯堡在《奶酪与蛆虫》里认为，这些微观史的案例都具有“特殊的正常性（unusual normal）”，而这些从属的阶层（subordinated class)中的特别的案例，说不定正代表了大众的实际情况。因为这种下层生存状态的“异常的正常” （abnormal normality）可能正是被广泛压抑或者忽略的。所以金斯堡暗示说，当下层与上层发生冲突的时候，下层的实际境遇才会被迫浮出表面，形成“正常的例外（normal exception）”这样的案例。[2] 从这个角度辩护，金斯堡为微观史对奇情案例的研究提供了正当性。

金斯堡同时也指出，对微观个例的研究可以连接上一种“循环性(circularity)”: “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文化和从属阶级的文化之间存在着..... 一种由互相影响构成的循环关系，这种影响从下层传递到高层，也会从高层传送到下层。”[3] 比如在《袍哥》中，正如王笛所指出的，袍哥的组织虽然大多数是普通民众，但是四川的政治也基本上被袍哥所把持，袍哥领袖张澜作为民主人士，最终也进入了共产党政治的高层，此为从下层往上层的影响；同时，共产党也利用了袍哥的组织，袍哥成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工具”[4]，此所谓上层影响下层。

其次，从本书的结构上来看，此书和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的微观史名著《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the Martin Guerre）》竟有神似之处。两本书都是两段式的架构：书的前半部分以故事为中心（Story-oriented），最大程度的保持了叙事的流畅与生动，有历史的分析，但也尽量不打扰叙事本身，而后半段则是以历史为中心(History-oriented），将历史学的分析和研究和盘托出。

先说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其第一章到第九章集中论述了马丁盖尔的故事，而从第十章“讲故事的人”开始，戴维斯的镜头开始转向研究故事背后的研究者：在她之前写过马丁·盖尔的故事的作者，让·德·科拉斯，纪尧姆·勒叙厄尔以及蒙田，并且主要集中于描写和分析让·德·科拉斯上，科拉斯是审判马丁盖尔的法官之一，是马丁盖尔案的第一手材料的接触者，并且在案件结束后，写作出了《难忘的判决》一书。总体上来说，《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前半部分流畅地，不受干扰地认真讲述了马丁盖尔案的故事，而在书的后半部分元叙事似的，开始探究故事背后的讲故事的主体，让·德·科拉斯。戴维斯发现从科拉斯身上，竟然和假马丁有相似之处，戴维斯明写或者暗示地对比了两人的相似点，比如假马丁也有科拉斯记忆和辩才，两人都有些激情和冲动的性格，都有与长辈的法律纠纷，都善于对妻子表达狂热的爱，戴维斯因此认为，科拉斯在假马丁·盖尔身上看到了自己，因此在笔下产生了同情。甚至，巧合的是，科拉斯和假马丁共享了悲惨的人生结局：他们都被处以绞刑而死。

相似地，在《袍哥》一书中，王笛从第一到第三部分（即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流畅地讲述和分析了袍哥首领雷明远的故事，以及袍哥这个组织的内部结构、行动规律和秘密语言，从第十三章开始，《袍哥》一书开始探讨袍哥故事背后的人，《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作者沈宝媛的生平和研究。巧合的是，《袍哥》第十三章的中文标题与《马丁盖尔归来》中译版第十章的标题都一样，是“讲故事的人”，这也许是一种致敬？虽然在书的后半部分，王笛并没有寻找沈宝媛和雷明远的相似之处，但是像戴维斯一样，他也清楚描绘了两个不同阶级的人是怎样产生交集，并且逐渐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的：沈下乡之后是雷明远儿子和女儿的农村补习学校的老师，雷的女儿要去沈那里补习英文，所以巩固了友谊的基础，而在对雷的接触和调查的过程中，雷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帮助，也使得沈跟雷家建立起了更深的联系，同时也激发了她更多的如陈寅恪所说的那种“同情之理解。”本质上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同时代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产生同情或联系并不奇怪，两者都是被历史进程裹挟的个体，不论社会阶层和身份如何不同，实际上他们的会面即揭示了他们遭遇着相似的生命和历史处境，以及可预料到的未来可能相似的命运结局。而反过来说，对他们的微观研究，都可以很好的以小见大，从个体或者小群体的遭遇反观整个国族的历史生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王笛和戴维斯的写作都非常成功，两段式的写作都保证了流畅叙事和严谨历史研究之间的平衡。

但是，两本书似乎也共享了一个问题，戴维斯有些过分使用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而《袍哥》也有些过分依赖沈宝媛的《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虽然两位作者也都非常详尽而不辞辛劳地使用了他们所能搜罗的任何档案和文献来书写各自的微观史，但是《难忘的判决》和《一个农村的社团家庭》被捧在了核心的位置。而且两位作者对这两本文献，基本很少持批判态度，书中引用的其他档案、材料以及文献，很多时候都被拿来用来证明科拉斯和沈宝媛的叙述和论说的合理和正确性。虽然王笛教授也认为，沈宝媛写作此论文时毕竟是本科生，论文水平其实有限[5]，但是这种批评的意味，在书中似乎被感激和欣赏的表达所掩盖了过去。王笛甚至在后记里说，“没有沈宝媛在1945年那个夏天的调查，就没有这本书”。我的疑问是，沈的论文是否学理上如此有分量，如果这篇论文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袍哥》一书中文版的附录3附上了沈宝媛论文全文，给予我们机会去一探究竟。

我在此仅举一隅。沈宝媛文章的方法论部分，可能就有问题。沈在“论文提要”中说：“引用了一个新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运算方法（Operational Method）,从功能的观点，研究袍哥的社会现象。”[6]接着，她又在第一章第三节“研究的困难与方法”中解释道：

至于研究之方法，在提要中原已说明，在此也略为叙述及之，是称为运算方法（Operational Method），这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测量，研究不易捉摸的微妙生活关系以内的材料，以达到了解现象的目的。

运算方法的产生是继批评学派（Critical School）与功能学派以后，在美国社会人类学中新近的产物，是二者观点综合以后的结晶，它主张用功能的观点，应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现象。并预测未来事态之发生。这是一个极有趣味，具有真实意义的预测。本文所作就是对此科学方法一个小小应征的实验。[7]

对于沈的方法论问题，王笛的解释是，“她表明这篇论文采取的是数学方法和关系叙述，而且她认为，关系叙述也是‘科学上的任务’，因此是‘运算方法中所必不少的要件’。在她看来，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不过，通读全文，我并没有发现她对这个新方法的具体运用。数学的方法一般采宏观的视野，它将统计学原理和数学方法应用到调查研究中来，运用公式计算，了解影响或决定事物变化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在数量上的增减或消除情况。也可能她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下一步研究的打算，不过等她完成了毕业论文，似乎没有机会再考虑这个研究课题了。”[8]王笛的这段解释，似乎是为沈奇怪的方法论定义和她论文中实际并未运用任何数学方法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奇怪的错位和断裂做开脱和圆场，而实际上，沈可能对什么是人类学中的operational method并没有充分理解，她对这个方法的解释可能也不准确。

关于人类学中的operational method, 与沈宝媛同时期的人类学家劳拉·汤普森（Laura Thompson）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行动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Operational Anthropology as an Emergent Discipline）”, 这篇文章发表在1951年冬，而沈宝媛的论文完成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汤普森还有一本专著，《关岛及其人民（Guam and Its people)》，初版1942年，再版1947年，研究的是关岛的查莫罗人的文化和社群[9]。汤普森的著作和文章与沈的论文，两者时间基本处于同时期，所以两者谈论和运用的是同一个人类学方法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行动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这篇文章中，汤普森认为，

“行动人类学可能被认为是一门新兴的、综合的学科，但目前还没有理论系统化，但是在显著程度上已经证明了其有益之处。这种益处的形成是因为行动人类学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概念和方法发展起来的——主要从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精神病学——客观地应用在大范围的人类问题上，特别是关于那些社会群体和区域治理中需要急迫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动态的实地条件下，在人民福利处于危险关头，甚至一大群人性命攸关的情况下，当前社会科学的一些具体的目标和方法已经被证明操作性上是合乎需要的，而另一些则被揭示为有局限和有缺陷的。”

Operational anthropology may be thought of as an emergent, integrative discipline which has not yet been theoretically systematized, but which has demonstrated its usefulness to a marked degree. This has come about because operational anthropology has developed mainly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use of certain concepts and methods - chiefly from anthropology, sociology, ecology, and psychiatry - clinically applied to large scale human problems, especially those of community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wherein the need for solutions has been urgent. In the dynamic field situation, with the welfare and even the lives of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at stake, certain orientations and methods of con- 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have proved operationally adequate; others have been revealed clearly to have limitations and inadequacies.[10]

所以，实际上，行动人类学的手段是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操作性地解决一个社群或者区域中出现的问题，有些时候这种问题甚至是该人类社群的危机，行动人类学强调的是一种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所以，“运算”应该是operational的误译，这里的operation应该是“行动”或者“操作”的意思，准确的翻译应为“行动人类学”。所以，沈说要使用数学方法，或者“依功能观点中的函数关系来解释”[11]，可能只是沈根据“运算”一词生发的学术想象？有趣的是，关于行为人类学方法的使用，汤普森还进一步澄清：

“然而，行动人类学的实用效益，并不依赖于发现的任何，甚至是拓扑的，数学的调查结果的公式，尽管这种公式可能在预期中能加速研究的发展。”

The practical usefulness of operational anthropology, however, does not depend on any, even topological,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findings, although such formulation may be expected to accelerate its development.[12]

汤普森认为，在行动人类学中，数学方法和调查等“客观手段”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通过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属于已有的事实，而行动人类学的目标却是要解决即将到来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宝媛倒似乎误打误撞地，符合了一点行动人类学的目的，她成功预测了袍哥“这个乡村腐朽的社团将要淹没在新时代的浪潮里。”[13]沈宝媛的这种误打误撞的契合，可能如同王笛提到的，与当时的结构功能学派（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盛行有关系，同时就如书中提到的，很多林指导的学生，和沈一样，反复提到研究关系网络以及“预测未来”[14]，这确实是结构功能学派恰好和行为人类学的观点类似和重合之处，但是遗憾的是，这两者其实跟沈宝媛的数学方法其实都毫无关系。所以，从这个小切口进入看沈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她的方法论出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更有趣的是，正如王笛所发现，林耀华的教学和研究与其学生对他教授的理论的接受和运用之间，也存在着断裂：林似乎在他的著作里对数学方法也“着墨不多”，且无正面评价[15]，然而沈和她的同学却都在论文中反复提及林教授他们“数学的方法”[16]。这是为什么呢？是林耀华其实也没有弄清楚数学方法、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还是沈和她的同学们都误用了老师教授的内容，误解了他的观点态度？这些问题都是我好奇并且想向王笛教授进一步请教的。

诚然，王笛也说，“对我来说，她（沈宝媛）使用什么方法和理论并不重要，我关注的是她怎样真实地记载了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17]，这当然是退一步的说法，然而从研究本身来说，一篇方法论有问题的论文，其研究深度和客观性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呢？沈的论文和沈本人，是否其实也是金斯堡所说的“扭曲的观点与中介”呢？沈的论文不太成熟的地方可能还很多，比如论文中时常流露的过量满溢的革命的抒情话语(当然王笛也指出沈深受共产党及左翼思想影响[18])，而王笛对沈论文中的这些问题都几笔带过，或者忽略了。而我好奇的，正是沈充满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产出的成果，究竟对后来的研究者认识袍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一点上，我们除了应该摆脱沈的方法论带来的遮蔽，以另一种角度还原真实以外，是否应该也去探究，在微观史研究的滤镜下，那些被遮蔽、扭曲的事实和真相，是经过何种方式变成了其现在的扭曲的表现形式呢？

紧接着王笛教授对沈宝媛研究的推崇，是我的另一个好奇。追寻沈的这条线并没有问题，确实王笛也挖掘出了沈的生平，沈的家学渊源（特别是她的父亲沈祖荣），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状态（尤其沈的老师林耀华），这些微观的发掘和研究，确实都对理解当时社会学知识分子的活动和沈的袍哥研究，非常有帮助。我好奇的是，既然王笛已经通过袍哥第十五章的充分而精彩的考证，证明了沈论文中的“望镇”即是成都崇义桥，那么为什么书中没有关于雷家后人的更多的调查和叙述？王笛教授没有去追寻雷明远一家的后人（虽然他有去崇义桥实地考察并拍下照片[19]）这是出于有意无意的忽略，还是出于资料的短缺以至于无法追踪雷明远在沈宝媛论文写成之后的故事？就已经掌握的雷氏家庭关系来看，雷明远的后人，除了被他亲手枪毙的大女淑清和雷大娘的夭折的大女，尚有两儿两女，七十多年过去，成为老人的他们，现在依然健在的可能性未必没有，他们的后人说不定还有人生活在崇义桥附近。我想，若能在成都崇义桥实地考察，或许能够得到记忆和印象之外的更扎实的一手资料？拯救雷家的故事结局堕入历史的虚无与遗忘？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臆想，因为口述史在实地的操作是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努力和收获也未必能成正比，实地考察也未必能得其所期，所以，这些疑问可能只是我的偏执、偏激与偏狭吧。

王笛在《袍哥》第四部分的结尾，推测了雷明远的多个结局：雷可能加入暴乱组织；可能抽鸦片已使他一无所有；也可能鸦片使他折寿，当共产党到来之时雷已经入土。但推测总归是推测，有一种过分发挥想象的危险。但如果能够找到雷家的后人，是否雷的真正命运就会就此揭开呢？或者在王笛看来，雷明远的命运，在整个袍哥组织的覆灭阴影下，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不过《袍哥》一书的结尾确实令人寻味的：“这样一个暴力团伙一度是具有远大抱负的革命‘组织’，貌似建立了坚固的地方秩序，但是无论它多么强大，成员数量多么众多，所掌握的资源多么丰富，却可悲地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20]可实际上，谁是“民众”这个问题还真可以商榷，按照《袍哥》书中的意思，其实袍哥的对立面哪是民众，他们只是遇上了真能使他们覆灭的专克牛鬼蛇神的共产党而已。当然，这可能是一本在大陆出版的史书所犹豫写出的结论。

总体上来说，《袍哥》是一本有精到论述和丰瞻材料，对读者非常友好又很有阅读吸引力的书。此书的友好，是因为前面已经说过的前后两部分的结构，这将叙事和理论背景分开，非常合理，前半部分叙事流畅，后半部分关于雷明远故事之外的沈宝媛生平的探索以及微观史学的讨论也非常有学理价值（特别是第十七章《叙事和文本》，获益良多）；此书的阅读吸引力，在于王笛教授充分利用了微观历史事件的文学性。在讲袍哥故事的时候，他不仅善于控制叙事的节奏，而且还设置悬念，埋下叙述的包袱，然后又适时揭晓答案。比如全书的开头便是雷明远杀女的画面，令人好奇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父亲杀死亲生女儿，便迫不及待读了下去；第四章对望镇的灵动美好的乡村描述，让人心生向往，但又不立刻揭晓望镇的位置；第五章在分析袍哥领袖的时候，有详细叙述袍哥头子贺松的穷凶极恶，然而又暂时不揭露其结局，不禁让读者好奇这个恶霸的下场最终如何；这些悬念都引诱着读者一路读下去。当在书的后半段这些答案一一揭晓的时候，读者因此也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我想这就是微观史的魅力之一：在充分的历史沉浸感中讲述极其抓人心弦的故事。

《袍哥》一书是先有英文版，然后才有的中文版。王笛教授没有选择像很多作者那样，找译者逐字翻译过来完事，而是自己着手于中文版的写作。对照英文版可以发现，其实他已经不是自己翻译自己，而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写了一篇，而且中文作为第一语言，自然比英文版更详尽，还加多了章节，很多具体的问题也能更充分展开，这相当于两倍多的辛苦，努力和认真的态度值得景仰。

另外，《袍哥》一书许多章节的写作也很有亮点，比如第二章《川西的农村》，如一篇环境史的论文，将川西的地理历史环境很好的再现了出来，文辞优美，读来令人沉醉，王笛在书的序言里说，他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成都平原落户的体验居然成为了他撰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而他的回忆使得他对川西农村的描绘如此栩栩如生，这当然是一件幸事；第十五章考证“何处是‘望镇’”时，写道崇义桥的人文地理，特别是写到知识分子乘坐“鸡公车”的部分，我竟感受到了读传统掌故的兴味乐趣。作为一位四川人，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不仅得到智识上的快乐，感动和亲切也一直伴随，特别是读到袍哥语言在四川话里的留存。20世纪40年代四川历史上的风土人情，似乎离现在也不那么遥远了，在阅读的过程中，王笛教授提及的方言和轶事，也不时拉回我进童年的回忆里。总的来说，《袍哥》不仅仅是中国微观史和文化史的杰作，也是一出对成都地方传统的颂赞和对消失的袍哥文化的挽歌。

总之，作为微观史写作的《袍哥》一书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三点：

（1）本书发掘了袍哥这个深具影响力，但又被官方和之前的学术研究广泛忽略的群体，重新唤起了四川作为地方的关于袍哥的逐渐被遗忘的记忆。特别是其语言词汇深入川渝地区的方言的潜意识里，成为很多“言子”[21]，读来倍感生动；
（2）袍哥留下的异常足迹，在王笛娓娓道来的笔下，确实反映了成都人民在解放前夕的生活，关于袍哥的记载细细碎碎，如无数小小的折射镜面，映射出破碎又完整的图像；

（3）从袍哥的案例中，王笛有一些点睛之笔，打碎了已经建立的一些历史的刻板观念、印象和认识，袍哥作为一个反例，揭示了历史的新的一些侧面。比如第五章的结尾提到的，雷明远的身份几乎不属于共产党土改时期的任何一个农村阶级的划分[22]，这样的观察，确实刷新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史的认识。

[1] Carlo Ginzburg. “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It”. 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C. Tedeschi, Critical Inquiry, Vol. 20, No. 1 (Autumn, 1993), p. 13.

[2] 正如 Sigurdur Gylfi Magnusson所阐发的: “In microhistory the term “normal exception” is used to pene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erspective, meaning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do not show our full hand of cards. Seeing what is usually kept hidden from the outside world, we realize that our focus has only been on the “normal exception”; those who in one segment of society are considered obscure, strange, and even dangerous. They might be, in other circles, at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nd fully accepted in their daily affairs.” See Sigurdur Gylfi Magnusson, “What Is Microhistory? Link: 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23720.

[3]“between the culture of the dominant classes and that of the subordinate classes there existed... a circular relationship composed of reciprocal influences, which travelled from low to high as well as from high to low.” 参见Carlo Ginzburg, “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 in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lated by John &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xii.

[4] 参见王笛著：《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6页。

[5] “应该指出的是，沈宝媛的这篇调查，在论述方面还是很表面的，毕竟只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还都比较粗糙，没有真正深入的分析和细致的论述。但是她这篇论文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她所学到的理论和方法，促使她去思考和提出问题，尽管她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还是有限的，但是她所记录的资料却是非常珍贵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我的这个研究就是接着完成她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尽管这已经是70年以后了。”见王笛：沈宝媛的调查报告(下)，南方都市报，2015年11月03日（星期二），版次：GB07。这段文字亦见《袍哥》，第212页。

[6] 《袍哥》，第312页。

[7] 同上，《袍哥》，第318页。

[8] 同上，《袍哥》，第211页。

[9] 汤普森在40年代出版后即再版，影响可能颇大，两个版本的出版信息如下Laura Thompson：Guam and its people: a study of culture change and colonial education.San Francisco ; New York ; Honolulu : 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1942. Laura Thompson：Guam and its people, with a village journal by Jesus C. Barcina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10] Laura Thompson: “Operational Anthropology as an Emergent Discipline”.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Vol. 8, No. 2 (WINTER 1951), p. 117.

[11] 参见《袍哥》，第142页。

[12] Laura Thompson: “Operational Anthropology as an Emergent Discipline”, p. 123.

[13] 《袍哥》，第348页。

[14] 《袍哥》，第212页。

[15] 《袍哥》，第211-212页。

[16] 《袍哥》，第212页。

[17] 《袍哥》，第211页。

[18] 袍哥，第188页。

[19]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p. 105.

[20] 《袍哥》，第273页。

[21] “言子”，四川话里指最小的方言词汇或短语单位，类似于所谓的口头禅或者小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