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群：三十年来书和事

三十年的“书和事”

❑   林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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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爱做梦，

做出版的人却总想把梦变成真实，

把作者的手稿排成铅字，把知识变成有质感的书本，

把书本编成丛书，精神转成物质，学问形成体系。

说起来，这其实仍然是一个梦想。

一九八八年董秀玉来香港三联，那时我叫她董大姐，

有幸跟她做出版，一做也快三十年了。

本文原刊于学术网站“人文与社会（we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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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群，资深出版人。198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同年进入香港三联书店做编辑。1992年加入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现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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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爱做梦，做出版的人却总想把梦变成真实，把作者的手稿排成铅字，把知识变成有质感的书本，把书本编成丛书，精神转成物质，学问形成体系。说起来，这其实仍然是一个梦想。一九八八年董秀玉来香港三联，那时我叫她董大姐，有幸跟她做出版，一做也快三十年了。二十多年来，跟董大姐一起编过好多好多出版的梦，有些像是只跟甘阳刘小枫在编，但其实都是因為董大姐。梦至今未醒过来，我想，有些梦永远不会有尽头，近的令我们亢奋，远去的像天外天的商籟，渐行渐远，愈远的愈静谧愈清晰。总觉得只要梦想在，我们会再干起来的。

去年范公（范用）过世，接到老董发来短讯时，我对自己的平静感到无奈。到现在，时间又过了半年了，春花秋月，并不觉得有太大的异样，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什么开始在作怪。范公去世不太久前，老董带我们去看过他老。那时候，范公卧床颇有一段时日了，老董轻描淡写说范公一生交游太多，现在偷懒不肯下床时，范公只当没听见。当时我想，只有老董对范公这样，范公性倔，不想让我们这些香港来的朋友看见他卧病在床。

以娴熟得不能再娴熟的手势，翻着书本，题签，相赠，这本那本书，这个那个的人和事，似远还近。出版人和作者之间这种关于书本的交往，举手神态，似曾相识。我站在床沿，看着看着，眼睛不知怎么模糊起来，一下子隐约看见了一个老出版人的一生。

上世纪30年代末，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期的范用

书本有情无情，从满壁满墙书本的范公家里出来，我们默然无语。跟十多年前来相比，现在的芳庄，已见出了一种岁月的痕迹。而二十年前我去过的雅宝胡同范公的家，则早已被清拆不再存在了。北京变化真大。我入行做出版，不算太晚，但也没赶上跟范公做学徒，入香港三联编书时，范公刚从北京三联退休，沈先生（沈昌文）接任，老董则调任香港三联。香港和北京的三联，业务上没有任何关系，一属於新闻出版署，一归新华社香港分社(现在中联办)。行政业务本不相干，但人是一家子的。老董显然想我能亲炙一下范公的教诲，有机会就叫我一起去看范公，带上酒和一些港台的新书。

另一位是陈原先生，一开始我就叫他陈老，因为一九八八年老董初次带我去见陈老时，陈老已七十岁。仍主理北京商务印书馆，已不再编《读书》杂志，但他总跟我说编《读书》时，杂志每期出版，他都会奉上亲笔信函，送上杂志，听取批评。陈老博闻强记，是那种到了八十岁，还要我带去牛津新出的词典，逐行逐字读词典、想在语词的密林寻找乐趣的人。祖籍广东新会，北京住久，见面总喜形于色，拉着我讲广东话吃广东菜。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他把他写的所有不同版本的书，都签名交我保存，我把出版的每一本书，都第一时间寄来，他说他要知道，一家英国人的出版社，怎么来做中文出版。写了十多年的信，像他那本《书和人和我》一样，我们若有若无的说了十多年的书和事，我想他不会怪我在此抄一封给老董的。

七月十六日弟遭剧变，心绪不宁，夜不能寐，通宵达旦，日间亦精神彷彿，恐亦不久于人世。但想到她走前一周，我们两人还计划完成在HK谈到的一事──照她测度，人到黄昏，时时会有变化，不可多所计划，故她劝我什么书也不要写，什么文章也不要作，只须把那十年写成专册，以自己为线索，以时代为背景，只留下这么一部东西，不必比附太史公，却也為时人所不能写。劝我排除一切以一年全力完成，并且想好书名，叫《炼狱十年》，既不是纯个人回忆或个人经历，又不是剪剪贴贴砌成什么史书之类。她认为能留此一册，也不枉活此一世了 (“史无前例”也)。她去世三周，夜间常想到她的遗言，决心完成她的遗愿，这只能求助于你。先写一章呈览，看看是否能“从一滴水看世界”，第一章她生前已与我商定为〈“密办”懺悔录〉。

寄来三书[1]，收到头尾两册；首册嫌少了些，或间接材料多了些；末册嫌浅了些，且多不尽不实，特别是页43所论之人之事，所云“开创D.S.，开创又一一被人一脚踢出”，根本胡说，此人被一貌似公正，心却极左的“官人“赏识，在D.S创办后三年 (即我辞去主编后) 硬塞到刊物来此公本我手下，知之甚详，然而女士偏爱偏听，得此决论，不笑煞太史公乎？三书出来(中册未见)，很有意思；虽未尽人意，却也开拓了一个领域。善哉善哉 (但愿中册也能到手)。

沈董处微妙不堪言，我亦不拟插手。此中种种非外人所能明者也。[2]

最后一句，用沈先生自己的话说，“我与秀玉，几十年来，永远吵架，但是永远共事，彼此做什麼事，全都开诚布公。”说起来，陈原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前门大街家里书架上摆的是各种大词典，一套几百本完整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的摆设就跟“汉译名著”封面一样朴素无华而极具份量。陈老专注於国家的文明建设，他常常让我想到“中国气派“这样的词语。范用先生则当然就是三联书店，巴金、傅雷、叶灵凤，初印版本、作者签名本、毛边书、藏书票等等，纸页墨色就是文化与生活。他们前面是张元济和邹韜奋，接他们棒的是沈先生和老董。出版成为一种文化品味，也成一种文化事业工程。老董合二为一，这是為什么陈老范公都那么爱护她。

董先生陪香港《八方》杂志古兆申去看沈从文先生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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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是一九八八年来香港的，她的机会和挑战，并不比范公和陈老他们当年的少。记得那时候，香港文化人都读的国内刊物只有一本《读书》，我记得总是沈先生把最新印好的第一批杂志，寄给香港的老董，老董再分送给作者朋友，不言而喻，《读书》是共同的话题。短短三四年，老董把香港三联转亏为盈。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其实在於，老董在香港延续了国内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把陈老范公一代出版人的文化梦也带到香港。这个梦的其中一段，是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甘阳刘小枫一起做的。那时候我刚好入行，觉得新鲜，看得出神，在此且记一笔。

一九八六年三联书店出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一纸风行，影响之大不用我在此置喙。一九八八年香港三联四十周年店庆，甘阳应老董之邀来香港演讲，既跟香港年青学者交流，并开始跟《台湾社会研究》丘延亮、陈忠信、傅大为、钱永祥接触，开始构想在香港组织定期的两岸三地学者交流会。记得跟甘阳一起讨论这样的一种构想时，八十年代那种对学术切磋的迫切渴望，形诸于色。老董和甘阳都是那种开创性的人，满脑子想法，碰在一起，什么事都想干，好像什么只要想到就能干得成的。看着台湾的《当代》《文星》《中国论坛》《人间》《历史》文化刊物，我们技痒，想办一本两岸三地同步出版的月刊，后来定名為《文化中国》。后来有人把它跟哈佛杜维明的“文化中国“合而为一，当时我们想做的，不完全一样。

1988年，香港三联四十周年店庆，甘阳

北京三联、台湾风云时代(陈晓林)、编辑部设在香港，老董、杜渐、罗永生和我，忙了大半年，约了好多次座谈，写过无数的信。北京沈先生和《读书》编辑部是我们的主力，再物色文学界《文艺报》的晓蓉，上海魏承思、毛时安、李天纲，海外费大为等等，作为特约联络员。老董的想法是一本动态的文化思想刊物，“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作为基础，联盟中国文化书院、上海复旦朱维錚，以及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台湾方面由陈晓林出面，联系学术界。海外杜维明、余英时、李欧梵教授等，香港金耀基、劳思光、王庚武、刘述先教授等均表示支持。八八年底，老董带着我到北京，拜会各路英雄，放手约稿。记得我们问道於《读书》的创办人陈原、范公、沈先生，还由沈双约见了北大和人大的研究生，去三里河求教钱先生杨先生，去皂君庙看李泽厚、庞朴先生、去胡家园甘阳家跟苏国勋、王火、王煒、孙依依一大伙涮羊肉大吃大喝，找到刚写出《自由备忘录》的作者约稿。李陀答应每期选小说，第一篇是格非的《大年》。我们很快一下子就排出了首三期的编目，付排校对，陆智昌设计，进入製作程序。大家情投意合，由三联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共同体，轮廓已隐约可见。然而就算在当时，就算像老董和我这麼革命乐观的人，心里明白这事终究只是一个美好愿望而已，我们几乎每天都跟北京的沈先生通信，我们知道，有一道障碍一直并未走通，沈先生说他试探、努力了不知道多少回，答覆是北京版每期都要审稿，不可能同步出版。北京做不了，香港不会启动。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时间总走在我们前头。

出版《文化中国》杂志，只是老董和甘阳、朱维錚他们各种筹划的第一步，我们构想的是一个全面性的知识人联盟。八八年八月十日，也即甘阳从香港回北京不久，他随即草拟和北京香港两家三联书店组成联盟建议书，向北京市社科联申请成立“北京人文研究院“。建议书开篇是这样下笔的 ：

为了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开展综合性强的跨学科学研究和大学后人文教育，同时也為了更便于以民间形式开展与台湾、香港学术界的民间学术文化交流，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汝信，中国现代哲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熊伟、三联书店总编辑沈昌文、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总编辑董秀玉、“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甘阳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人士为主要发起人，以三联书店为挂靠单位，筹备成立“北京人文研究院“。为此，特报请申批。

具体排上日程的项目有：（1）加快北京“现代西方学术译丛“的出版进度，（2）从翻译开始走向学人著作出版，（3）与台北桂冠合作以编委会名义出版台版“现代西方学术译丛”，（4）在香港台湾出版和多套新小丛书，（5）在香港举办两岸三地学术交流会。

八八年台湾解严、报禁开放，大陆文化热、《河殇》热、全盘西化、儒学第三期发展、新权威主义，如走马灯。老董履任香港三联，可谓恰逢天时地利人和。一方面，台湾学界渴望藉助香港三联，了解大陆学术发展。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连出版商也气可吞牛，急不及待争着抢大陆书籍版权 (曾有出版商交下银码留空的支票，要一举包下所有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出版物)。老董待人以诚，广结人缘，颇为双方所信赖。旋即跨越单纯的版权交易，进入磋商两岸三地文化学术界携手合作的层面。多套新丛书，以及前面所说的《文化中国》，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李泽厚《华夏美学》、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甘阳《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李欧梵《铁屋中的吶喊》、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张志扬《瀆神的节日》、何博搏《山坳上的中国》等专著打头阵的“三联精选”系列丛书出版。甘阳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小丛书第一批十本随即发稿，钱钟书、朱维錚主编的“近代中国学术名著“五十种选题， 拍板定案。

是年，香港三联庆祝四十周年，老董邀请到余英时、金耀基、方励之、丁石孙、王庚武、甘阳、金观涛、刘宾雁和陈映真，以别开生面的文化学术活动，令香港文化界和媒体引为美谈。然而我们知道，在香港尚未回归，台湾刚刚解严，国内学者几乎都是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时候，三联四十周年的系列文化讲座，另有深意。

我一直都想知道，为什麼老董总能跟作者取得那样的一种信任和默契。她总是要把最好的给作者，总是站在那些大学者的背后，以最大努力去成全作者的学术成就。[3]她常常为编印出别人的著作而得意忘形。好在她的作者总也愿意“唯命是从”。回京探亲返港，老董自己就带回了杨絳先生的小说手稿《洗澡》。要办杂志，钱先生杨先生惠赐大作，钱先生还特别推荐译文。一九八八年的香港台湾，不知怎麼有大陆知识界四大金刚的说法(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金观涛)，好吧，将错就错，老董刚来那一年，就请来了除温元凯外的三大金刚，甚至还请来了更多的金刚(余英时、汤一介、甘阳、杜维明、朱维錚、王庚武、刘述先)，作演讲、举办座谈讨论。李泽厚伉俪自新加坡返国路经香港，我记得那天和董为他们接风，八十年代李泽厚何许人也，李公把刚完成的《华夏美学》手稿就这么一交给董，全权负责，任其处置。甘阳带着《当代中国文化意识》书稿来，带着编辑“新马”丛书的任务回去。张旭东在最困难的八九年，承担起艰巨的任务，接棒组识起译写人手，重新架构起最可靠的著译力量。有趣的是，连香港学术文化界，老董也比我们熟悉，戴天、黄继持、古苍梧、卢纬鑾、杜渐、陈辉扬、西西、也斯，金庸、董桥等等，不少跟老董早就认识在先。台北经港涉足大陆的文化人，例如林怀民、蒋勋、陈映真、陈晓林、陈忠信、应凤凰等等都一见如故。

香港三联书店主要的业务是内地版图书总代理、书店、出版，代理和书店业务大概能自负盈亏，出版方面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本。当时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刚成立，三联要承受的财务压力不小。八八年董走马上任，首两三年其实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上。我记得，香港有别於内地的法律制度、财务管理、会计準则等等，都一度颇让老董感到棘手，甚至举步维难。三联的出版，经过蓝真、萧滋先生的多年努力，当时在香港，甚至海外华人读者中，口碑不错，可惜亏蚀严重。文学、综合、艺术、外文四个编辑室，还设有《读者良友》月刊编辑室，出版十套丛书。[4]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出版，跟急剧变化的社会，难免有点脱节。老董那种内地八十年代开放改革的魄力，在香港一时之间，有点使不上力。

老董的怀柔策略是，合得来的她来改革，合不来的，她保持现状但限制规模。因為跟《读者良友》主编杜渐谈得来，她果断地停掉了严重亏损的《读者良友》杂志，集中力量筹办《文化中国》。跟副总编合作出现矛盾，她不去动原有的计划，只是自己另起炉灶。老董的出版理念梦想是，找最好的选题，最好的作者，做最好的书。既然香港三联原来的分工和优势在文学出版，她要做最好的，就请来了李陀和黄子平，乘“中国小说一九八五“的势头，从八六年开始编选年度中国小说。高宣扬主编的“西方文化丛书”未尽人意，她请甘阳另辟蹊径，化零为整，针对港台市场，组编小丛书。第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十种，第二批是张旭东组织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十种。并亲自创办“三联精选”丛书。老董有时候真给你一种的迫切感，记得她上任时已从北京带着书稿来；她更有一种完全放手让你干的信任，我至今仍感迷惑不解，她怎麼会把“三联精选”，交给当时只有短短一年编辑经验的我。

“新马”由甘阳组稿，作者都是他能找到最好的编委会的最好写手。这是我们最早的、最兴致勃勃的合作，偏偏因為八九，胎死腹中，丛书序言写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有特别的意义，趁此机会，立此存照。

“新马”丛书编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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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六八年世界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来，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潮，已经在世界各地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晚近十余年来，通过哈贝马斯等人在理论建构上的努力，“新马”更已成为当代学术的显学。

在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新马”也已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管大陆与台港对这一理论的注重点容有种种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当一致的，即它实际上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反叛要求，反叛佔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中国大陆而言，文化革命结束后最早引入的西方思想首推“新马“，而其动机也十分明显，即用其作武器来对抗、批判佔统治地位达三十餘年的官方意识形态，正统的或说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在台湾和香港，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人们对“新马“的兴趣大概反映了他们对另一种同样长期佔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行为科学等等美国货的强烈不满。说到底，知识分子就是对社会现实永远“心怀不满“的分子，如果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定会对其无可遏制的拜金主义、大眾文化及其必然造成的集体的平庸(collective mediocrity)忍无可忍、痛苦万端；而如果他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又必然会对苏俄模式普遍具有的反自由、反民主的官僚专制深恶痛绝、愤慨无比。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今日有幸一方面目睹大陆社会主义几十年来阶级斗争的惨重后果，另一方面又看到台港资本主义繁荣景观下严重的文化失落和精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真会產生一种无逃於天地之间的悲凉之感！但也因為如此，我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就是，对这两方面都抱无情的批判立场，而“新马“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大概也就在它本质上就具有一种反叛意识和批判精神。事实上，它另一更正式的学名就叫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

编写这套小册子的目的，就是向广大非专业的读者尽可能通俗、但又较有系统地介绍“新马”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与思想。我选择了十位代表人物即：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尔杜塞、哈贝马斯、詹明信。以图使读者能对“新马“理论的整个发展过程，从早期卢卡奇浪漫主义式的批判理论，到霍海默和阿多尔诺悲观主义的批判理论，有一较全面的粗线条认识。

但读者应该注意，这套小册子并不意味着编者和作者已经完全认同了“新马”的理论。事实上，“新马”在理论架构上是否深固、在实践上又能导致哪些结果，都是需要以同样严肃的批判态度来加以审视的。只是这又不是这些入门性的小册子所能完成的任务了。有心的读者自然应当去阅读原著来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套小书是在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女士的积极鼓励和不断催促下编写的。在这商品规律无情支配的文化领域，大眾文化充斥市场的年代，能够出版这种批判理论的读物，这本身就已象征着知识界和出版界对商品拜物教和大眾文化的共同拒斥，但愿这一联盟能长期存在下去。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于北京)

第二批法国后结构主义小丛书，张旭东是最得力的策划组织者。一九九〇年二月老董和小枫、张旭东在北京见面，定下是年十一月底交稿；其实我当时人已离开三联，任职《二十一世纪》杂志，老董仍希望我继续这丛书的编辑，在政治和学术气氛极为压抑的年代，与人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旭东鱼雁往来谈朋友、谈书和事，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实在是一件非常奢侈而珍贵的赏心乐事。张旭东组织的选题计划，可看作是甘阳小枫编委会西学研究中的第二梯队：《拉康》(张旭东)、《德里达》(邹羽)、《巴尔特》(孟悦)、《福柯》(李青)、《克里丝蒂娃》(戴锦华)、《利奥塔》(赵一凡)、《赛义德》(张京媛)、《布洛克》(王岳川)。

这么多作者的心血结晶，最后竟未能付梓印行出版，曾成为老董和我做出版至今的一大遗憾。在此不嫌累赘，忆及这些“新马““后结构主义“小丛书的事，固然想藉此回顾八九年前后老董的学术关怀，以及许多支持她的年青学者，但更想说的是，出版家如老董，一直努力不懈的尝试：以小丛书讲大学问，约大学者写入门书。[5]然而连这样的一种努力，竟在她主政的出版社，也未能如愿。酝酿中的知识人联盟，也因政治气候骤变而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我们一度感到非常沮丧。被迫搁置的出版项目和计划，实在让人不忍心回顾。其中一部是《刘宾雁自传》。八九年刘宾雁先生路经香港，那时候老刘已被开除党籍，流亡海外，他把刚完成的《自传》手稿留了下来，交给老董，老董郑重的交了给我。付排编校，然而时不予我，六月以后，出版社对我们敬重的这些作者，已无能為力了。当我把已排好的《自传》书版，移送别家出版社时，我能做的，只是私下留下了老刘写胡耀邦专章的手稿，记下自己的无能。然而，出版毕竟是长远的事业。风云变色，事态严峻，老董为了作者、朋友的安危，忧心忡忡，一度挑起了更为艰巨的重担。多年以后，每再见到作者李泽厚、刘再复、李欧梵、甘阳、高皋等，说起老董，都為她在八九年的果断勇敢而自豪。

苏东欧事态一波接一波，大气候走向未定，好在北京沈先生总能准确地观察到大形势的风吹草动，在北京隔空权当人在香港的老董的大参谋，老董一再调整出版计划，伺机应变。哈佛学成归国赵一凡，一度成為沈先生和老董的学术出版顾问。八九年赵自美经香港回国，老董沈先生派我去啟德接送，随后讨论新的丛书方案。赵在《读书》撰写哈佛读书札记，回国后着手国家重点项目《美国当代批评思潮》、《后现代主义研究》、《哈佛读书札记》。踏实可靠，回到北京可惜一时也适应不来，多次来信慨叹京华弟兄星散，剩下的和他自己差不多，只在家里读书，不愿活动。组译约稿的工作比以往更为困难。就算处于历史上罕见的这种“文人分散“时期，大家仍不忘互相打气，说是量力而为，通融兼顾，事在人为。我记得赵还自己一口气应诺，每年承担三四部译稿，九零年底拟完成的是希尔斯《知识分子论》、利奥塔的《后现代条件》，并答应尽快完成《后现代主义研究》，放“三联精选”。赵一凡紧贴西方思潮，针对当时国内西学翻译的风气，认為学术出版要避免造成“哲学的囚笼”，有必要加上一些软科学选目。至於如何把握经典和畅销的关系，一要大面积初选，学科门类要丰富多样；二则谨慎认真，从中挑选学术价值坚实长久者。我记得赵提议的软科学包括：赛依德《东方主义》、戈德曼《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创造》、波尔谬特《现代权威主义》、克拉克与霍奎斯特《巴赫金》、兰特里夏《新批评之后》、施瓦茨《现代主义思潮渊源》、吉尔兹《地方知识》、怀特《超歷史学》、希尔斯《知识分子论》、利奥塔《后现代条件》等等。赵是时所译丹尼‧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颇受欢迎，沈先生一度视为名师，极力推荐老董物色為总编辑。

一九九一年老董接到指示，调回北京。事出突然，然而面对极大困难时，老董反而处之泰然，从不要朋友為她担忧。朋友岂有不知箇中的严峻和微妙。当时远在法国的表妹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二日来信：“董因政治上正直，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她要什麼帮助，请告诉我”。次年八月二十八日又来信问：“董情况如何？回去是正常调动，还是有其他原因？要仔细分析一下，如有什么问题，还要有所准备。“芝加哥李欧梵刘再复甘阳等不只心急，更提出种种的建议。智者无惑勇者无惧，回去就回去。十一月老董离港返京。

一九九二年元月二十三日老董来信， 再立此存照如下：

很多次提笔想跟朋友们写信，可是就不知说些什么好。香港回来，满载友情，时时念及，常常不能自已。在外这几年，是非功过早已在心中淡去，但友情却是永远的，想起划过自己生命的这些友人，才深感生活的充实和意义。

回到过去的出发点，尽管有诸多思想准备，但我发现真的已不能适应，一种致命的懒散蔓延在全社会，简直是一种全民性的怠工。对於这些，我无权指责，但实在难以接受这种对於生命的浪费。

年前，奉命休息；元旦后，又是上班待命。一直至今。满耳朵灌溉的是“慢慢来，不要急”。要搬家，煤气未通；要上班，分工未定。要建议，必须平衡；你看，这就是北京的效率和作风。看样子是要用这“慢”功，把我这被香港“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慢慢的演变回来。这大概是我应该上的第一课。

去牛津，能有一好的环境你做你想做的事，是很开心的。你在这方面努力，也有能力，但往往比我还理想主义。在香港这个社会，搞学术是条很艰苦的路我还想搞一套中国古文明的图册，不知牛津在这方面有无兴趣？

我的工作，大概要等到春节后有空，你将拟编的学术丛书的设想告我，作一交流。二月底前我这套书的初稿即会拟出。

3

一九八九年初，“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内閧分裂，一直以来，甘阳对许多不详不实的关於他们编委会分裂的说法，未置一辞，採取不理睬的态度。十多年后，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专访中，他仍也只是轻描淡写。毫无疑问，主编甘阳的想法是最為关键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因为他八八、八九年的不少想法，事先或事后都跟老董等交换过意见。在此不妨据我所知，且略谈一二。

八十年代甘阳组织编委会，显然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从一开始有意贯彻一种政治哲学，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哲学。用他的话说，希望编委会首先奠定中国学术的基础，从而以此基础奠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再从而能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负起一种责任。八九年初编委会内閧，外人看到的多是涉及政治表态甚至权力斗争的分裂，对此他无不感慨万分，这也是在这样的层面他不置一辞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即使最核心的朋友似也未能完全了解他。“我说只搞学术不搞政治，真正的意思就是，这就是去搞一种政治，以非政治去限制政治，这就是正宗自由主义的路。”从这点来说，编委会的内閧，成為了他最大的挫折，甚至比那时候他个人受到的挫败更大。因為这强烈暗示，他连第一个目标也达不到，遑论其他。而他感慨不已的是，原来编委会其他人想当的只是“文人”，所谓 man of letters，“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说法，他们整个理念恰恰是从法国大革命遗下来的那套东西，他们或想当徐志摩，或想当郭沫若，儘管才能不及万分之一，因此四个人 (赵越胜、徐友渔、陈嘉映、周国平) 中，我最惊讶的不是赵越胜，而是徐友渔，因為他本不是这种类型。”[6]幸好这段时间，老董、小枫、张旭东等的互相支持，虽然“北京人文研究院“来不及真正成立起来，然而彼此之间已取得了肝胆相照的默契。

八九年五四七十周年，从组稿到出版，香港三联用一个月时间赶在北京香山五四国际研讨会前出版了《五四：多元的反思》《龙年的悲怆》。未料时局动荡，情势急转直下。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大学术团体的研究和出版计划，在北京均被迫搁置。如何延续文化与学术出版，成為了老董在香港三联费煞思量的课题。往事如雷令人叹息，如今想来仍令人透不过气，我们这些大时代里的小经历，当然也谈不上有什麼意义，只是其中有些小情节则颇有戏剧性 ，想起来还算有趣，且亦记录在此。

六月过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跟其他的学术团体一样名存实亡，编委会日常的工作由家属继承起来，深圳的菲子小姐以探亲名义到了北京，找到失去工作赋闲在家的另一家属孙小姐，把存放家里的几十部来不及发排的译稿，手拖着拉到了深圳，再由小施和我分批拉过罗湖桥。各位看官也许有兴趣知道，这一大批被秘密转移的是何方神圣[7]。这批译稿运抵香港不久，没想到香港三联从人士安排，到实际编辑出版计划，已受波及，有所不同。原先协议的联盟，因老董工作受阻、我自己的离职，一下子变得不明朗。译稿只好暂存家里，后来经过各方译稿的汇总，整理出来，竟有足足一百部西方学术名著的译稿。当时甘阳小枫和老董的想法是，八十年代的学术刚起步，不能中断。把原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转向新“中国人文研究院“的格局，以“中国人文“为基与香港三联协调合作，在香港扎根。没想到老董突然被调回北京，怎麼才能把这个出版梦想实现，成为我和人在芝加哥的甘阳和人在巴塞尔的刘小枫之间，不懈的努力。

我们曾经和台北的桂冠出版社赖阿胜先生合作，由桂冠接力出版[8]；我们曾经自掏腰包，在香港先是成立了一家“中国人文出版社“，再又成立了一家“社会理论出版社“，并注册了一家“基金会“，出版了《精英与社会》《声音与现象》《上帝》《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未来千年备忘录》等其中篇幅较小的一批译著；至於大多的译稿，后来交由编委会王煒，再从香港经罗湖桥拉回深圳运回北京。最后留在我手边的一部份，譬如《价值的颠覆》《俄国文化的圣愚》《启迪》等等，后来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牛津一九九三年开始出版的“社会与思想“丛书，短短几年之内印了九十六种著作和译著，可以说是自八八年以来，甘阳和小枫、老董和我实现的部分梦想，再后来丛书终於由老董和李学军在北京三联出版了简体字版[9]。

“社会与思想“丛书把八十年代延续下来了，并打上了明显的九十时代印记。甘阳自己也觉得新丛书比旧的更有意思。学术出版不只是简单的看到出版了哪些书，我们更乐於表现这样的一种姿态、传达一种信息，中国学人将日益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思考问题。我们要做的，一是重新检讨西方现代性及其传统，二是力图摸索中国现代性的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丛书虽只在香港出版，通过老董，通过沈先生，在北京《读书》杂誌上，一开始就发表了丛书的总序和首二十种书目，丛书出版两年后，甘阳又写了一篇两年小记，同样得沈先生在《读书》上刊发。那篇小记是这样开的头：

“社会与思想“丛书从一九九三年底创办以来，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出版了四十几种，其中如邹讜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黄宗智教授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以及德国思想家舍勒的《资本主义的未来》、意大利思想家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等著作，在学者和读者中都获得了肯定。丛书编委成员如王绍光关於国家能力问题的分析、崔之元关於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提出，都成為近年中文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老董好像早就看出，甘阳是编丛书能手。既要有伟大的构想(坦白说这方面我们的梦想有点疯狂)，但又有实际的可行性考虑。颇能从当代学术变化着眼，有意识地将中文学术出版“混淆“学科界限，突出各学科的开放和相通，而不是把规范和专业看成金科玉律从而自缚手脚。跟西方大学出版社专业学术出版不同，三联书店為代表的这种中文学术出版方向，实在是写书读书人的出版乐园。奇思妙想，令人眼界大开。记得当时《新教伦理》出版后，怎样继续做马克思‧韦伯的书，一直是我们多年不曾放弃的事。一方面，台湾康乐他们编译韦伯全集已开展多时，另一方面国内多个译者多家出版都在零散动手组译，《宗教社会学》、《经济与社会》，都已译出了一部分。我们最后决定在牛津版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选本的基础上进行，操作层面的考虑是版权问题。Mills 选本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科学与政治及第三部分宗教均已由台湾出版，我们无意重复。这部分不完全照 Mills 版本，而把精力放在第二部分Power......甘阳最后的决定是，既然有人已在做，我们放弃《经济与社会》全书计划，我们只做一《韦伯文选》，分上中下三册：包括《经济与社会》的I-V，IX-XI，XII-XIII。然而，他更倾心的另一方案是，第二册重译《宗教社会学》部分(说重译，是因為台湾已译了出来)，因為宗教部分实在不能缺少。好玩的是，我们在说韦伯的时候，甘阳又总不忘提醒要盯住小枫，这回迫他译西美尔的《钱的哲学》，并认為此书必须分成分析篇和综合篇上下两册出；下一回又激将小枫，“攻击“他怎麼仍对基督教和西方死心塌地连顶膜拜，怎么对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还没有信心。用甘阳的豪言壮语：今后一百年东风压倒西方，西方三四百年的统治该结束了，岂不闻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出”。这世界早让西方折腾够，让换换名堂了。他在美国，一边主意层出不穷，一边批判人在香港的小枫和我，对西方过份崇拜和迷信，未能从这一致命的mentality 摆脱出来。其实，没有刘小枫等默默干活，甘阳的梦想仍然是梦想。

1993年，美国芝加哥，甘阳同邹谠先生与夫人

这种编书分工确是甘阳的拿手好戏：牛津原版书，因為版权在手，最易进行。他吩咐小枫速找人译Leszek Kolakowski的Religion: If There is No God和Edmund Leach的Social Anthropology，David Harvey 的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是后现代一类中最好的一本，请立即动手。布伯 (Buber) 的Paths in Utopia 全书不过一百五十页，内容不难，讲马克思主义 vs 空想社会主义，极为精采。小枫以前编的《宗教文集》曾译过其中一章，仍由小枫来负责。有一回甘阳想组一批

Socialism 的书稿，Buber 为首，普鲁东为祖宗，又立即指派我们动手联繫。至於新书更多，例如权威杂誌《发展经济学》主编 Bardham 编的 Market Socialism。德法方面更不敢忽略，立即要解决的是 Pierre Bourdieu, La Noblesse d'État (1989)(《国家精英》)，此书尚没有英文版。要我立即找杜小真动手，不作第二人选。Robert Dahl 的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1985)， S. Bowles & H. Gim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1986) 都算当代经典，当然还有熊彼特的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但我从陈老那里立即知道，此书是商务“汉译世界名著“的选题，已有人在翻译。这样一来，我们又盘算着怎麼跟商务合作，以扩大联盟阵线。我们想从商务合作的书目，一列就列出二十多种，比如重印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比如亨利‧皮朗的《中世纪的城市》、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卢梭、孟德斯鳩、洛克、托克维尔等等，商务已翻译好但尚未能出版的基佐的《欧洲文明化的进程》一书五卷，更被我们设法抢到手。至於牛津英文原著，从一九九五年开始，甘阳不断地整理书目，我们分门别类，文学、历史、法律、政治，各二十种，还有全套的牛津莎士比亚註释本，都纳入了我们的翻译计划。最疯狂的莫过，到了一九九六年，近水楼台，我们下定决心，出版一本人文译丛月刊，从牛津近百种重要的英文版人文学刊中，选译最新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

这样就到了一九九七年，老董在北京三联的出版业务蒸蒸日上，三联出版“社会与思想丛书“简体字版已渐上上了轨道，应老董的要求，我们开始构想一套全新的出版计划，小而精悍的当代经典，怎样当代如何经典呢？记得甘阳提出的第一批书目二十种是这样的：

1. Clifford Grrrtz, 混淆学科界限， 重构社会思想Local Knowledge (Basic Book, 1983)， 240pp

2. Charles Taylor, 社会理论付诸实践Social Theory as Practice (Oxford, 1983)， 74pp

3. Judith Shklar, 从非正义出发思索政治The Face of Injustice (Yale, 1990)， 140 pp

4. Cass Suntein, 司法推理及对司法的误解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 (Oxford, 1996 )， 220 pp

5. Nussbaum, 文学想像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eacon Press, 1995)， 143pp

6. Frank Knight, 竞争的伦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Harper, 1935 )

7. R. Heilbroner & Milberg, The Crisis of Vision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1995)， 130 pp

8. Shapiro & Green, 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Yale, 1995 )

9. Jeffrey Fredman, ed., 理性选择大辩论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al Reconsidered (Yale, 1996)

10. K. Dixit, 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学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al Perspective (MIT Press, 1996 )，192 pp

11. Benjamin Schwartz, 中国研究二十年China and Other Matters (Harvard, 1996)， 280

12. Jack Goody, 西方中的东方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1996)， 280pp

13. Edward Said, 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370pp

14. Paul Ricoeur, 解释学四论Interpretation Theory (Texas Christain University, 1976) 100 pp

15. Michel Serres,生态契约 Le contract naturel (1992. 1995)，124 pp

16. Bourdieu, 走向走思的社会学In Other Words: Toward a Reflexife Sociology (Stanford, 1990)， 220 pp

17. von Rad, 希伯莱圣经中的圣战Holy War in Anciant Isreal, 100 pp

18. Elaine Pagels,撒旦的起源 The Oribin of Satan (Randon House, 1995)， 200 pp

19. Rene Girard,暴力与神圣 La voilence et le sacre (1972)， 332 pp

20. Marcel Detienne, 神话的创生L'invention de la mythologie (Gallimard, 1981)， 170 pp

只有甘阳会这样组合一个小系列的丛书选题，也只有老董会这样信任，甚至称得上纵容他把 Local Knowledge 译为《混淆学科界限，重构社会思想》。二十年来，老董和我们策划过不知多少份这样的书目，有呕心沥血精心构思的，有意兴大发的急就章，或流水落花，或添砖加瓦。然而仓促之间我在这里能说出来的这些，毕竟只是老董整个出版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令我们欣慰的是，一木一石，对文化出版的执著和默契，则早已成为了我们共同的信念。

北京三联，甘阳主编：通识教育讲稿系列

从北京三联退休后，老董要创办出版工作室，我和甘阳为其命名曰“叮当”，为求一响。老董不跟我们胡闹，定為“一石文化”。其后老董组织“中国文化论坛“，这么多年来她和作者学者的友情和联盟，终於有了一个象征符号。时移势易，不变的是老董依然是那样默默耕耘，跟学者们聊聊天，编书出书，为作者、为一本书，她乐此不疲。她以谦虚成就了那么多大家。

二〇一一年四月於上水

注释

[1]指拙編中國知識分子歷程上中下三冊：《從思想改造到文化革命1949-79》《從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1979-1989》《從民主運動走向民主政治1989-》，其中上冊選文主要選自八十年代《讀書》雜誌。此信寫於1993年8月9日。

[2]與陳老通信幾乎每封都語及老董。1991年12月5日來信："董回來後尚未安排工作，真令人心煩。其實她最適合在HK開拓，然而事情總不能按照人們自己的理想實現，這也是人生長途中必會遇到的憾事。"1991年12月23日來信："董小姐已歸來多日，聽說新年過後即可回三聯上班。這次變化，對她來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刺激或打擊──不過人生難得幾次坎坷，未始不是好事。"

[3]甘陽第一次應三聯邀請來香港，老董帶着我們編輯部六個編輯去接火車。一次的演講活動，卻招待了他留港兩周。離港時竟讓我送到廣州。記得當時我所屬部門的負責人對老董這種"大風範"頗不能理解。從香港紅磡火車站送行送到廣州的還不止甘陽，送朱維錚回上海一直送到廣州時，我記得老董還把金庸親筆簽名的《書劍恩仇錄》也送了給朱。說是他從沒看過武俠小說，董非要他好好學習不可。朱一路上跟我討論的都是董在香港之艱難，董應如何聯繫海外學者、如何籌備雜誌、出版選題如何平衡等等，朱維錚是一大軍師。說到老董初來香港之難，剛來香港，難免被當作"表姐"的，但也少不了攀附者，以當時香港商界對國內的了解，總自作聰明以為外派官員必是高幹子女。有回在宴會中，老董忍不住悄聲跟我說，剛才個大商賈，以為她是董必武後人，前恭後敬，大談"董老"開國豐功偉績頂呱呱，我們實在忍俊不住。有所不知，董出任的是三聯總經理總編輯，實在是勤儉幹革命，跟目下太子黨動不動上市公司董長的派頭，不可同日而語。我記得當得董的薪水，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只有我這個下屬小編輯的一半，而像我這種加入左派機構工作的，當時薪水只有中學教師入行起薪點的一半而已。這種身份上的尷尬和生活上的艱難，會有些許的不方便，但畢竟成不了老董做事的障礙。記得我們當時常談到改革之難，最後結論總笑着說，不難的話，要改革者來幹什麼。

[4]以一家香港出版社來說，當時的三聯同時出版近十套叢書，整個布局已頗為周全。"海外文叢"、"回憶與隨想"、"香港文叢"、"台灣文叢"、"中國現代作家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叢書"、"西方文化叢書"、"新馬文學叢書"、"讀者良友文庫"、"古今香港"系劃。

[5]這種名著名家入門讀物一直是做出版人的夢想。一直到九六年還不斷的跟陳老交換看法, 有一回他來信舊話重提：名著介紹一直是我的"潛意識"。看着那麼多名著一本一本出來, 而讀者買去有時只好擱置, 很想用一種東西"激活"他們的讀書興趣。寫文介紹是一法, 但不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想到有介紹有原文。商務譯了美國一套書, 其選材和介紹都不如人意。前兩個月忽得Phoenix 小叢書(HK到處有售, 八元一本), "潛念"又萌生。想用64開印, 100頁正文, 加2-3頁介紹, 這介紹應當是一篇散文, 溶和了原書的精髓, 三言兩語講作者, 然後用動人不是廣告的筆調寫介紹, 無非說它有何新意, 有何貢獻等等。重在選, 而介紹文則是一種催化劑。例如Phoenix選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選帝國輝煌的片斷。我最初與小董講的, 就是這些。從前想過出大部頭的, 一篇介紹文五六千字(不能長), 選原文約五萬字(1:10)。也許這樣做較上面的做法更容易些(短文寫得好, 難)。這裏有三個選：一選書(大約可選五十本必讀的, 偏重古典, 以免觸發其他人的過敏神經), 二選章節(應選其最能吸引人或最精采的章節); 三選人(確實對這部書有研究, 而能脫出"介紹八股"的作者)。這不大好辦。現下此處, 窩蜂而上的情況很普遍, 近見一套名人傳記(寫的)叢書, 其中一本張元濟, 使我感到灰心, 此公寫張元濟, 連對商務及其人的起碼認識也沒有, 材料更貧乏, 但居然寫出洋洋十幾二十萬言。

[6]甘陽曾多次長信讓我轉達老董他的慨嘆。這裏引用的是他1990年6月21日的來信。

[7]隨便羅列如下：

1.胡塞爾《笛卡兒沉思》

2.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

3.海德格爾《尼采哲學批評》

4.維根斯坦《哲學研究》

5.伽達默《真理與方法》

6.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

7.尼采《道德系譜》

8.德里達《聲意與現象》

9.本雅明《啟迪》

10.舍勒《價值的顛覆》

[8]至於跟桂冠的合作，因桂冠未依合約，甚至導致編委會成員出現猜疑，則是後話。其間我和老董因為地利之便，曾多次代為調解，1993年4月15日，甘陽曾讓我轉告小楓：一是應該付譯者作者的稿費由國內的王煒兄看管，二是桂冠嚴重違約未署編委會名義。這事又曾趁多位編委作者同時在瑞典開會期間碰頭解釋誤會。

[9]1993年老董回北京稍為安頓好，即開始跟我談三聯牛津合作出叢書事宜。她1993年2月5日來信說"三聯哈佛今年可望陸續出版，由趙一凡主持，學者味過濃，我覺得不如港版的"三聯精選"精彩。只能再逐步改善，我很想自己多投入些精力，但難。這幾年都是這樣，偏偏是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最沒時間做。香港四年，花三年時間改善經營，最後不到一年搞點書都來不及出。這裏又來重覆前轍，也是件苦惱的事。"沈先生則於1993年1月10日來信說："董已上任，大展鴻圖。她正在創業，我全力襄助，決不拆台。但是，她考慮未周之處，我可建議。眼下之時，似乎也只有我有'進言'的資格。與牛津合作，她認為十分可行，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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