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般的人生——102岁新加坡船王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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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此文8000字，有大量资料和历史图片，阅读大约得花30分钟，喜欢中国与东南亚近现代史和移民史的朋友不妨读一读。
2020年9月4日晨，新加坡一代船王张允中（Chang Yun Chung）在睡梦中离世，享年102岁。

（金门县长杨镇浯发唁电致哀）
张允中曾是世上年龄最大的富豪。2019年3月，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出炉，时年101岁的张允中再次入选，坐拥21亿美元身家，位居新加坡富豪第12位，是年龄最大的亿万富豪。
他创办的太平船务，是世界上第10大集装箱航运公司。

▲福布斯官网截图

张允中的一生，充满传奇。
一切都要从三件历史大事说起。
如果没有这三件历史大事，张允中传奇可能需要改写。
第一件历史大事：1819年新加坡开埠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海事强国——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崛起。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专门控制印度、爪哇和马六甲海峡这一地区的海上贸易。
18世纪，英国开始在马来群岛建立殖民地。1818年末，驻跸加尔各答的英属印度总督哈斯丁授权史丹福·莱佛士到马来半岛寻找合适的港口，以抗衡荷兰的东南亚海上霸权。

1819年1月底，莱佛士在考察附近岛屿后登陆新加坡。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天猛公签约，准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自由港。
此为新加坡之开埠。

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采取发展商业与贸易的政策，新加坡发展甚快，吸引了大批移民涌入。1826年，东印度公司把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亦称叻屿呷或三州府。海峡殖民地首府初时设于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此举进一步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

（1850年前后的新加坡河河口。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当时许多移民前来新加坡从事锡矿开采、橡胶园开辟、烟草种植、香料栽培，还进行城市、码头、港口、道路等大量建设。除了华人，当时来到新加坡的还有来自印度、阿拉伯、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各色人等，形成了新加坡社会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雏形。
如果没有1819年莱佛士开埠，不会有后来的新加坡。
第二件历史大事：1860年《北京条约》
十四世纪，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所造船舶可以航行到日本、东南亚。
洪武四年（1371年）年末，为了防止沿海反叛势力私通倭寇，明廷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居民私自出海。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一海禁最严的朝代，除了特定时期，如朝廷主持的郑和下西洋和“隆庆开关”时期，大部分时间实施海禁。到了清朝，比起明朝是宽松许多，但大部分时间仍是实施海禁的。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大清分别与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俄罗斯帝国各自签订的战败条约。其中，跟英国签署的《中英北京条约》允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苦力。

（《中英北京条约》签约会场）

（《北京条约》，复制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图源：香港特区政府）
华工出洋由此合法化。
落番
此后一百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天灾人祸不断。相对于中国来说，当时的南洋商业发达、治安良好、往来便利，吸引青年出洋筑梦。东南沿海省份的大批中国人于是下南洋谋生。
福建移民把南下南洋称为“过番”或“落番”。“落”者，虽指南下，但暗含自高往低之意；“番”者，化外之地；自称“过番客”，意指到番邦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非长久打算，因此自己的身份是“客”，既有“奔走各地讨生活的人”的意思，也有相对于“主”的“外来或寄居的人”之意。从“落番”、“过番客”等表述，可见身在“番邦”心在汉，心理上始终以中国为中心和归宿。

（“侵欠人债满满是，被人辱骂无了时”——当年的《过番歌》，唱尽南来苦力的艰辛与悲苦）
这一百年间落番的百万华人当中，有一人叫张文夏。
张文夏是村长的儿子，出生于1896年。
1934年，38岁的张文夏落番，来到新加坡当跌打医师。
传说中的金门
张文夏是金门沙尾镇（今称沙美镇）人氏。
提起金门，有些人说是“台湾金门”，其实是误解。
金门自古以来就是福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即便今天的金门岛上，仍存在一个“福建省政府”。

（金门岛上的“福建省政府”大楼，2013年12月新加坡、马来西亚祖籍金门的青少年返乡寻根，“省政府”还出面接待。摄影/许振义）

小科普

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政府驻地常设在台北。众所周知，台北方面今天实际控制两个省，一个是台湾省，另一个是“福建省”，但“福建省”实际控制的只有两个县——金门县和连江县。在1998年之后，无论“台湾省”或“福建省”皆成为行政院的派出机关，行政院不再派任省政府主席，没有员额，没有预算，省政府形同裁撤，只是名义存在。

但，即便只是名义存在，金门县仍是福建省金门县，不是台湾金门。

另，在文化（饮食、建筑、方言等）和地理上，金门与福建密不可分。

张允中落番
言归正传。
1918年，张文夏长子在金门沙尾镇（今称沙美镇）出生，取名允中。秀才出身的外公家里藏了很多古书，因此张允中从小就养成爱看书的习惯。
张允中在金门和厦门大同中学完成学业之后返回金门，在私立金沙小学任教。他爱好运动，任教期间曾购置篮球架，发展篮球运动。
1937年3月，他率领排球队与乒乓球队参加私立金门中学所举办的全县运动会比赛，荣获径赛100米、200米、400米第一名，排球队则荣获亚军，乒乓球个人组得季军。
乱世出英雄。年少的张允中报考中国空军飞行员，立志报国于疆场，无奈报考后，军队迟迟没有消息，只能作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金门、厦门被日军占领。张允中当时19岁，来到新加坡投靠当时已另娶姨太太的父亲，在堂叔经营的进出口公司当学徒。母亲黃玉燕后来也带着两名弟弟张允崇、张允伏来到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张允中在堂叔的贸易行当学徒，后来在张氏公会担任秘书，再后来，到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所小学，教了一年的书。

小科普

1845年至1939年，新加坡使用由海峡殖民地发行的叻币作为流通货币，1940年后，新加坡跟随马来亚使用马来亚元。1942年被日军占领后，被迫使用由日本军政府发行俗称“香蕉钞”的日本军用手票。【勿混淆“马来亚元”与“马币”】

1940年，张允中第一次学做生意。当时母亲给了他1500马来亚元，让他北上马六甲和大舅创业，设立买卖土产的九八行，名为培元公司。他大舅有艘机动船，经常川行于马六甲和苏门答腊之间，运载海产干粮。张允中经常随船出行，开始接触大海，为日后开拓航运事业奠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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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及马来亚半岛锡业和树胶业的发达，带动了新加坡的国际贸易，也催生了九八行，即代客户批发土产如树胶、胡椒，征收佣金百分之二的贸易行。大华银行黄祖耀之父黄庆昌，就设有庆隆有限公司，以树胶、胡椒等为主要商品。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对新加坡华人执行“肃清行动”，实为大屠杀。张文夏被列为“爱国医事人员”，在一次日军“大检证”时失踪，后来才知道被害。
张允中自己则因为接济马六甲的抗日游击队，被日本宪兵逮捕，关在牢里长达9个月，直到日本投降才重获自由。
投身船务
培元公司荡然无存，张允中回到新加坡，租二舅的办事处设立振兴贸易公司。当时，印尼争取独立斗争，海上船舶往来常会受阻，货物也因此堆积如山，让他联想将来船务应是一项很有前途的行业。
经友人介绍，张允中买了一艘二手木制帆船，开始做起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棉兰勿老湾的物物交换生意，用白糖和日用品换印尼的橡胶。

他的船只遭遇过各种磨难——为避开当时掌控印尼的荷兰海军的封锁，两天航程却得用一个半月才能完成；船只触礁，货物损失一半；遭遇海盗，当时张允中还想与海盗拼一拼，但船长被海盗开枪射中，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海盗将货物抢光。这次恐怖的遭遇最终迫使张允中放弃了这门生意。
1948年，在好友吴必昌的推荐下，张允中加入郑氏三兄弟的泰兴源兄弟公司，担任经理，主持公司业务。那一年他30岁。
郑氏三兄弟郑祺福、郑祺泰和郑福源来自印尼巨港，泰兴源原本以土产买卖起家，后来改做航运，公司也易名为祺福船务公司。
当时，航运界完全是由外国人垄断，新加坡本地船务公司刚刚起步，大多没有本身的船舶，因此只做些代理业务。张允中认为，船务公司要是没有自己的船舶，经营的基础是不稳固的，而且发展前景也不乐观。
于是，他向老板建议购置自己的船舶，航行东南亚近海以及中东。
中国批准：由新加坡船务公司经营中国往返中东航线
1956年，张允中以祺福船务公司总经理身份，在中国外交部邀请下，参加新马四大民族百人商业考察团，到中国考察访问长达两个月。
他与中国政府就船务合作的条件进行谈判。和中国交通部官员谈判后，中国政府同意让祺福船务经营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航线。
当时，中国的港口还未正式对外开放，祺福公司的货轮就开始定期挂靠中国各港口，从中国运输货物至东南亚、中东及东非等港口。
此后，张允中开始同中国人打交道，促进新中双边交流，并于1957年在新加坡成立第一家新中合资公司。
在祺福工作的18年里，张允中从经理升为总经理，为公司开拓业务，扩大船队，开辟新市场，经营新航线等，逐渐发展成当时本地船务公司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第三件历史大事：新加坡独立
1945年9月，日本投降。英军回到新加坡，英国开始实行军事管治。战后的新加坡，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的权力开始被分散。
1959年，新加坡自治。
1963年，新马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
合并后，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开始发生矛盾，对治国方针也有不同的看法，间中发生不少事，包括联邦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联邦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而其他州属不必；联邦政府以中国银行资助马共武装活动为由，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分行，新加坡极力反对；后来甚至引发1964年新加坡两次种族暴动，前后导致35人死亡，563人受伤。双边关系持续恶化。
1965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要求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非“马来人的马来西亚”。8月9日，马来西亚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同日，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李光耀为总理。
新加坡独立之初，经济只有贸易和轻工业，教育不普及，失业率高达12%。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新加坡时任财政部长吴庆瑞召集船商，鼓励他们成立船务公司，条件是船必须挂新加坡国旗、雇用一半的新加坡船员，以及有一半的修船工程必须在新加坡进行。
1961年郑祺泰绑架案
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社会动荡不安，私会党横行，治安很坏。

1961年5月，船务公司大亨、祺福船务公司董事主席郑祺泰在他加东（Katong）的洋房外被绑架。绑匪向郑祺泰的司机撒胡椒粉，逼他下车，之后，强行把车子和车上的郑祺泰开走，换到另一部车上，抓到匪窟关起来，并向郑家索要赎金。

执行这起绑架案的是当时十大通缉犯之一的卢岳鹏和他的几个同党。

卢岳鹏的一个同党行事鲁莽，在匪窟看守郑祺泰时，与郑发生争执，开枪把他给杀了。郑家不知道郑祺泰已遭毒手，依绑匪吩咐付了13万元的赎金，苦苦等候他回家。

数月之后，才在淡滨尼的空置的一块草地发现埋着郑祺泰的尸体。

关于卢岳鹏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

创办PIL太平船务

此时，49岁的张允中在航运界已累积了20年的经验，并掌握了船务的专门知识和经营窍门。他想，即使职位再高，也不过是替别人工作，因此萌生自己创业的念头。
一些好友劝他说：“你已年近半百，还想要自己创业，已经太迟了，不如安分守己做下去吧！”
由于不服输及个性执著，并且坚持自己的创业信念，张允中于1967年2月退出祺福，与朋友及两个弟弟合伙投资600万新币，在3月16日创正式创业，以“航运平安，生活太平”的寓意，取名为“太平船务有限公司”（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开始建立自己的航运事业。

（1967年，太平船务成立）
太平船务以两艘二手荷兰轮船起家，主要经营区域性的散杂货运输，并买下新加坡中街48号的一栋旧大楼，作为办事处。

（太平船务公司起家的两艘轮船之一的“哥打辛加”号。图源：PIL官网）

1967年至1973年是航运界的全盛时期，张允中抓住黄金机会，埋头苦干。辛苦经营了9个月，到了1967年底，太平的船舶增加到8艘，令当时航运界人士刮目相看。
张允中同时兼营船务代理的业务，并及时扩大全球航运的范围。
1973年底，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苏伊士运河关闭，很多船跑不了；几年后，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航运界出现全球性的船舶过剩，业务受到沉重打击，不少规模较小或管理欠佳的船务公司纷纷倒闭。
张允中小心翼翼，逐渐淘汰原有的杂货散装船，改换货柜及多用途的货轮，并将单一区域航线，扩展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波斯湾及东非等地方的港口。到了1983年，太平船务公司已拥有65艘船舶，包括双甲板船、多功能半集装箱半散杂货船和牲畜运输船等。
太平船务公司曾在红山工业区设有轻工业厂房，作为室内修船及机械工程作业用途。
从19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太平船务逐渐转型，一是从散货运输为主转变为全集装箱化班轮运输，一是从经营近海航线转变为远洋航行。
第一个获准经营中国通往国外航线的班轮公司
1967年，中国正处于特殊时期，很多外企都退避三舍。太平船务创始之初，张允中就决定要继续以中国业务为主要方向。
张允中说，在中国做生意，关系非常重要。他早年在祺福船务公司时就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到了太平船务公司年代，不但它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船务公司之一，业务发展也顺利。
不论局势如何变化，太平船务在中国的业务从未间断，它和中国交通部的关系良好。航运界盛传，改革开放前，中国若有运不了的货或到不了的地方，交通部都会找太平帮忙，太平船务是第一个获准经营中国通往国外航线的班轮公司。

1995年，太平船务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了第一家独资公司太平船务（中国）有限公司。随后，独资公司陆续设立了22家分公司，分布在上海、北京、大连、天津、石家庄、青岛、郑州、烟台、杭州、南京、武汉、重庆、宁波、义乌、温州、厦门、福州、广州、顺德、深圳、汕头和香港。公司的船在中国多个港口挂靠，包括：天津、大连、青岛、上海、宁波、福洲、厦门、汕头、烟台、南沙、黄浦、丰城、蛇口港。
太平集团的业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航运、集装箱制造以及经营堆场和码头。
太平船务使用的集装箱全部在中国生产。太平船务集团旗下的胜狮货柜集装箱厂在中国十多个沿海城市设厂，另外有9个集装箱堆场，是全球第二大集装箱制造商。
处顺境不得意 处逆境不灰心
在新加坡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中，张允中以稳健著称，他一生经历过太多磨难与坎坷，几度起落浮沉，但这位见识过惊涛骇浪、实战经验丰富的“老舵手”，在危机和考验面前总能展现出沉稳冷静的性格特质，也因此总能把危机转变为商机，安然渡过难关。
另一方面，他始终谋求公司稳健发展，不冒险，坚持量力而为，他不图公司发展有多快，只求保持平稳，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为何能在高风险、高压力的航运业驰骋半个世纪而历久不衰。
张允中常说：“处于顺境时不要太得意，在逆境时也不要太灰心。因为顺境中有逆境，逆境中有顺境。”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苏伊士运河关闭，很多船只无法通行。张允中却看到，竞争下降会导致运费涨高，认为其中大有商机。
2007年，航运发展蓬勃。张允中见到航业已经历多年顺境，萌发出低潮快到的危机感。他及时阻止公司进一步买船。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公司的损失因此尽可能的降低。
张允中说：“年轻时吃了不少苦头，慢慢学乖了，明白到事情不会百分百顺利。”
他与马来西亚籍客家人李琼华结为夫妇，育有八男六女。

（壮年时期的张允中与儿子张松声）
2018年4月1日，张允中正式退休，太平船务交给儿子张松声管理。
大连、嘉定、蓬莱荣誉市民通商中国成就奖得主
张允中是个工作狂，几十年来天天8点半上班，6点下班。每年两次到中国视察业务。
他说“成功没有什么秘诀，靠的就是勤劳和节俭，关键还要有拼搏精神”。
即便已经退休，101岁的张允中依旧坚持每天到公司办公，与员工一起吃工餐。
他说：“我不能呆在家里。非常非常无聊”。
太平船务过去主要在日本和韩国订造船只，后来订单转到中国。迄今，在中国的造船合同包括各种船只达80艘，价值50亿美元。张松声说，中国的造船业起步虽然晚，但造船水平进步很快。
2011年，时年93岁高龄的张允中获颁“通商中国成就奖”。颁奖词这么写道：“张先生是太平船务的执行主席，是航运业举足轻重的代表性人物。他独具慧眼，早在1960年代就开辟了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货轮航线。他早年曾引领多个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促进双边交流；他热心公益，对大中华地区的赈灾活动不遗余力。他也设立了教育基金，造福年轻一代。尽管功成名就，张允中依然保持一颗谦卑的心，一直保持低调。”

（2011年，张允中获颁“通商中国成就奖”。图源：通商中国）
评选委员会主席林子安说：“张允中独到的商业眼光和政治智慧，评委会给予高度评价。早在1960年代，张先生就能够把握商机，开辟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货轮航线，把中国产品带到全球市场，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尽管张先生如今年事已高，这位长者仍非常热心于加强新中两国的交流，献身精神让人敬佩。”
通商中国成就奖的其他得奖人包括：和美集团主席兼总裁蔡天宝、原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博士、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原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等。
张允中是大连、上海嘉定及山东蓬莱的荣誉市民。
太平船务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私营船务公司。在全球运营50多条航线，有逾200多艘货轮穿梭于全球500多个港口，张允中也因此赢得“新加坡船王”的称号。
太平船务集团在全球的员工15000多人，其中中国员工就多达11000人，而新加坡员工有500多人。
中国是最有前途的市场
张允中让自己所有孩子都学中文，要求公司的员工都说中文。
他说：“中国是世界大国，是最有前途的市场，中国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2014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他跟记者说：“我出生在中国福建，现在是马来西亚籍，新加坡的荣誉市民，但我是中国人。”

（太平船务的Kota Pekarang集装箱船）
厦门对岸那块神秘的小岛
张松声青出于蓝，6岁随船出海，16岁到船上正式见习。
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考取海事与海洋工程一等荣誉学位之后，1979年加入太平船务。
他48岁当选新加坡航运协会会长，54岁当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2014年当选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SBF）主席，2019年受委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名誉副校长。
2009年至2014年担任新加坡官委议员。
他也是新加坡金门会馆副主席。

（新加坡金门会馆。摄影/李宁强）
出生于金门的张允中多次返乡。2009年，张允中三兄弟捐出新台币1000万元，成立“财团法人教育基金会”回馈乡梓，同时，斥资新台币700多万元，在故居沙美兴建一座纪念双亲的“张文夏、黄玉燕纪念馆”，树立“孝子不匮，永锡而类”的典范。

（张松声与父亲张允中回乡祭祖）
编者按：从一个细节可以见到新加坡移民社会在张允中、张松声父子两代人身上的印记。张允中的英文姓名是Chang Yun Chung，他是民国年代出生，用的是韦氏拼音；张松声的英文姓名是Teo Siong Seng，他是英殖民地年代出生，用的是新马通行的方言拼音，由于他祖籍福建金门，所以用的是闽南拼音。世人都知道新加坡小，700平方公里。
金门更小，150平方公里。只有新加坡的五分之一。
这个小岛离厦门不过30分钟的船程。

金门岛上的标语，是这个：

在厦门看到的，则是这个：

这么个小小的岛，曾是成千上万在远方异乡的人们魂牵梦萦的家乡。
2008年10月，张允中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我离开金门时，金门的农作物只有土豆（闽南语称花生为“土豆”），根本没有人想要。”
在过去一百年来，乱世、战争、逃命、避穷，是金门人早年共同的宿命。能够有勇气选择离开家乡，一跨出家门，就是一辈子的生离死别。
仅仅在新加坡，祖籍金门的新加坡人，就有10万之多。在海外其他地区，如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日本的祖籍金门人尚有不少，更别说在中国大陆的。
只提新加坡的金门人，就有不少响当当的名字。
林有福，祖籍金门，是新加坡自治之前的第二任首席部长，是当时的政府首脑。

（林金山的峇峇娘惹婚礼服）
林金山，祖籍金门，新加坡建国元勋，曾出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环境发展部长、交通部长，还担任过港务局主席、新加坡代总统。
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就很清楚见到，金门许多乡里在新加坡都有要人、名人。

张允中、张松声父子，沙美。
大华银行黄祖耀，英坑。
丁香大王黄木荣，后浦头。
华侨中学校长郑安仑，溪边。
世界最大钢索公司KTL集团老板陈笃汉，阳翟。
1945年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陈国础、新加坡诗人寒川（吕纪葆），榜林。
华侨中学校长薛永黍，珠山。
中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洪丝丝、世界华商大会发起人林荫华、书法家许允之，后浦。
新加坡宗乡总会秘书长方百成、新加坡河游船公司老板方耀明，烈屿后头。
新加坡李氏总会主席李志远，古宁头。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前官委议员、新加坡金门会馆主席蔡其生、新加坡金门会馆主席蔡普中，琼林。
南洋学会前会长陈荣照教授，何厝。
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走出去 就有路

正合了那句话，走出去，就有路。

当年先辈们经历艰险走了出来，闯出了一片天地。几代人下来，成了今天的新加坡人。

一百多年来发生的这一切，现如今正发生在所谓的“新移民”身上。

与一百年前祖辈一样，新移民走出来，为了更好的前途与生活；与祖辈不同的是，新移民的条件要好得多。

今天的许多新加坡人，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很多已经跟祖籍地断了关系，再也寻不回来。

但也有一些，像张允中、张松声，还有其他许多，仍然与祖籍地保持联系。

（金门县政府每年主办“侨乡青年返金寻根交流活动。摄影/许振义）
同样的，今天的新移民，再过一百年，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人，很可能与祖籍地也断了联系。
但，也总有其他一些会保持联系的。
同舟共济，共创未来
一百年前的祖辈，魂牵梦萦的是家乡，南洋只是谋生的地方。过了几十年，一心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他们，才慢慢落地生根，把心深深地种在岛国的土地上。
现在的新移民，对老家和祖国的情感，与百年前的祖辈别无二致。
不少人想着落叶归根，尤其具有大本事的人，来去更为自由。
但有些，终究会落地生根。
其实，“新移民“当中有不少人，不但已经落地生根，而且根深蒂固。或许，把他们仍称为“新移民“不再合适。
无论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只要在这片土地上，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求同存异，同舟共济，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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