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纳西、摩梭与纳族群 ——《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中译本后记

Original 杨福泉杨福泉 2020-02-23

此书自从译为中文本后，受到学界的关注，不久就售罄了，常有同仁询问。现获悉云南大学出版社最近又重印了一些。关于这篇后记里提到的纳、纳西、摩梭、麽些的问题，更详细的可参考拙文《多元因素影响下的纳族群称谓与认同》，载《民族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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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Naxi and Moso Ethnography——Kin, Rites, Pictographs"》中译本于2010年12月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50万字，图400多幅。此书是西方近年来第一本国际纳西学界研究纳西族（包括摩梭人、即纳人）的文化人类学专集，在欧美民族学界颇有影响,曾受到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近年来最有分量的纳西学（纳学）著作之一。

奥皮茨教授（Oppitz.Michael）教授和伊丽莎白·许(Elisabeth Hsu)博士主编的《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一书的中文版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面世了，我作为本书所收论文作者之一和此书的审校者，愿借这个机会，就如下与此书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是本书的书名问题：此书编者取其名为《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Naxi and Moso Ethnography——Kin, Rites, Pictographs)，我在审校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编者在书中用了拼音“Moso”,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麽些”一词按古音也读“Moso”。从本书西方学者多篇论文的内容来看，这里的Moso一词实际上包括了“麽些”、“摩梭”、“摩挲”等古代对纳西族的不同称谓，其中以“麽些”（Moso）一词用得最普遍。而在本书所收的有些文章中，则明确地可以看出“Moso”一词是专指生活在云南宁蒗县永宁乡以及四川盐源等地自称“纳”或“纳恒”、“纳日”的族群，即目前在中国流行的“摩梭”称谓。从全书的情况看。Moso这个词有时既用来指称如今的纳西族全体，即“麽些”、“摩挲”等，有时则是用来专指如今那部分自称“纳”或“纳恒”、“纳日”的“摩梭人”。因此，如果按照全书中Moso 这个词语所涵盖的内容而言，要把本书英文名“Naxi and Moso Ethnography”的含义翻译得准确，书名就得叫做《纳西、麽些（摩梭）民族志》，这里的“纳西”一词是经国务院批准于1954年正式定的纳西族的族称，而“麽些”则是1954年前官方文献对纳西族（包括如今的“摩梭人”）的称谓，也是1954年纳西人普遍用于证件等的族称，而“摩梭”这个称谓，则始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4月27日在第七届十一次会议上通过并批准的《宁蒗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中将“纳人”确定为“摩梭人”的提法。

因此，我和本书主编之一伊丽莎白·许商讨后达成共识，想把此书的名改为《纳西、麽些（摩梭）民族志》，以兼顾从历史到现在关于“纳西族”（纳族群）的称谓变迁，但云南省民委有关部门审稿后，觉得“麽些”一词已经是过去的称谓了，要和现在的56个名族的称谓对应，而“摩梭”一词，一方面是本书的部分作者用了这个称谓，再者是云南省人大常委会1990年4月27日所批准的正式术语，为了兼顾上述诸方面的因素，就用这个书名《纳西摩梭民族志》。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不来讲一讲这个“纳西”、“纳”和“麽些”、“摩梭”术语的学术问题。

自从20世纪初以来，经过一批国内外学术界先驱诸如方国瑜、李霖灿、洛克（Rock,J.F）等的不懈努力，可以说，到21世纪初，国内外对“纳”族群（有的用“纳系族群”）的研究已经逐渐蔚为大观。我这里提出“纳族群”这个概念，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所说的“纳西学”（Naxiology）的内容，实际上已经不仅仅包括丽江自称“纳西”的纳西族、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盐源县达住和西藏西昌地区芒康县盐井乡自称“纳西”的纳西族；还有香格里拉县（中甸）三坝乡自称“纳罕”的纳西族，同时也包括了居住在云南省宁蒗县永宁、翠依、四川省盐源县、木里县的雅砻江流域和泸沽湖畔自称为“纳”或“纳日”（或音译为“纳汝”）的纳西族（即现在所称的摩梭人）、还有居住在云南省维西县自称为“玛丽玛沙”（有的学者认为是“木里麽些”之变音）的纳西族人。笔者认为，严格地讲，根据如今的纳西族中有自称“纳西”，也有自称“纳”“纳日”“纳罕”等事实，实际上纳西族更为确切的族称应该是“纳族”，这样更贴近不同地方纳西人自称的原意，同时也容易被不同的支系所认同。因此，包括摩梭（纳）研究在内的纳西学，按照准确的说法，实际上应该是“纳学”研究，“纳学”是这门学科更为准确的定义。

这一点，也可从另一个更多地见诸于历史文献的对这个民族的称谓来相互印证地看，在所有的汉文史籍中，“摩梭”、“麽些”、“摩挲”、“磨些”等，是对分布在滇、川、藏地区的现在称为“纳西族”的所有族群的称呼，如果按照这个历史文献称谓来定义，“纳学”与“摩梭学”、“麽些学”等的涵义是等同的。

上述“纳”族群在1954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族称为纳西族，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这几个自称中都有“纳”这一词根的族群，是同源异流的一个民族，在这些族群的语言中，“纳”一词都有“大”、“宏伟”、“浩大”“黑”、“黑森森”、“黑压压”等意思，“西”、“日”、“罕”、“恒”等皆意为“人”。

“纳”族群在历史的进程中，因其生存环境的差异和文化变迁的差异，因此，他们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婚姻习俗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像永宁纳人（摩梭）的母系制和相应的婚恋习俗，就与丽江等地纳西人的父系制和相应的婚恋习俗截然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丽江、香格里拉（中甸）、四川等地纳西人的古老习俗，拨开种种因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变迁而变得扑簌迷离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纳族群”内不同人群中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习俗，比如，纳族群的原始宗教“东巴（达巴）教的信仰内容、仪式系统、古代氏族和亲属制度、“重母系”“重女性”的社会习俗、婚恋性爱方面的很多相似习俗等等。这一点，在1723年清廷在丽江实施“改土归流”、“以夏变夷”的政治制度变革之前，更具有明显的可比性。

从20世纪到21世纪漫长的纳西族研究学术史中，可以看出现代和当代学者对纳族群研究的多元化理解和与特定时代相呼应的特点，1942年就到云南省宁蒗县永宁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的著名学者李霖灿先生，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就用了《永宁麽些族的母系社会》这样的标题；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云南永宁等地进行纳人母系制研究的严汝娴、宋兆麟、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等前辈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用的是“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这样的术语；到当代学人，蔡华博士、翁乃群、何撒娜博士等人用的是“纳（人）”或“纳日”一词，严谨地遵循了“名从其主”的原则。而收入此书中的施传刚博士、德国学者苏珊·克内德尔、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娜·马休、英国学者伊丽莎白·许等学者的文章则用了“摩梭人”的称谓，他们依据的是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4月27日在第七届十一次会议上通过并批准的《宁蒗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中将“纳人”确定为“摩梭人”的提法。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的纳人（摩梭）在对外人介绍本民族文化习俗时，用的是“我们摩梭”这样的表达方式，而在自己内部，相互间则以“纳”来认同，比如我听见很多村民这样问陪我去的人；“他（指我）是‘纳’（人）吗？”因此，我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如今“摩梭”这个术语已经成为当代纳人自我认同的标志，因此应该用“摩梭”这个术语来指称自称“纳”的族群，我觉得这个认同的对外和对内的差异，是需要进行认真的调研和研究的。

目前不能把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事实是，“摩梭人”与纳西族分开称呼的结果，是导致了不少人对纳西族历史的误解，以为史书上的“麽些”、 “摩梭”、“摩挲”等只是指永宁等地的“摩梭人”。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对中国民族历史理解的混乱。因此，作者认为对一个民族的称谓应该遵循“名从其主”的原则，随永宁纳西人的自称“纳”(naf)　而用“纳”或“纳人”一词。

我在这里提出如上观点，并无意说现在的研究必须用“纳”或“纳人”研究，而不宜用“摩梭”研究，我觉得多种术语的使用是学者的自由，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角度。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对纳西、纳、纳日、纳恒、纳罕（或者 “摩梭”、“麽些”、“摩挲”），乃至“纳木依”等，一定要认识到一点，即这些族群是一个“同源异流”的种族，研究他们现代和当代的历史、亲属制度、社会制度、婚姻习俗、宗教信仰等，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进行更广范围内的比较研究，特别要注意到一个族群的社会、信仰和文化随历史进程而发生的变迁，而不要简单地停留在像过去不少学者执迷于要通过现代和当代的一些文化习俗的差异来论证这些族群是否属于一个民族这样的层面上；而有的人士力图通过一些忽视历史文化变迁因素的“纳西”和“纳”等族群间差异的例证，来试图争取将“纳人”划为另外一个单一民族的做法，那更是不可取也不现实的。

我最近写了《纳木依与“纳”族群之关系考略》[1]一文，从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对聚居在四川省的纳木依人和如今自称“纳西”“纳罕”“纳”等的“纳族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论析。通过比较研究，笔者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纳木依人（在民族识别中划归藏族）和纳西、纳人是同源异流的族群。笔者认为，通过对这几个族群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东巴教源流的研究以及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及其变迁。笔者认为，对一个民族的研究要深入和有创新之见，就必须打破囿限在已经识别出的单一民族圈子里的研究习惯，进行“跨民族”、“跨族群”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同源异流”关系的族群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上述的陈述，应该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即我之本意是想强调一点：不要再局限在过去一段时间所聚焦的“纳西和摩梭是否是一个民族”这样的争论上，我国的民族识别本身具有本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突出特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直接用汉语拼音的“民族”(Minzu)的原因。我是想动议：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提出对“同源异流”的族群（或民族）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在学术研究中付诸更多的实践。

通过这本《纳西摩梭民族志》，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各国“纳西学（纳学）”学者们的研究和田野调查的视野、切入的角度、田野调查方法和理论导向等，看到民族志的积累和方法的创新等对深化纳西学（纳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各国学者在使用“纳西”、“摩梭”、“麽些”、“纳”等术语上的一些差异和理解上的差异和存在的问题。

我相信，这本《纳西摩梭民族志》的问世，必将有助于深化纳西学（纳学）的研究，促进国际纳学的交流合作，推动对纳西、纳（摩梭）、纳罕、纳恒等不同族群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杨福泉 2010年1月16日于昆明

《纳西、麽些（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

目录

前言（瑞士）米歇尔·奥皮茨

路元译，杨福泉校

序论（英）伊丽莎白·许著

陆元译，杨福泉、张艳霞校

第一部分亲属制度

纳西、阮可、摩梭、蒙族——云南、四川边境的亲属制度、政治制度和礼仪

（美）孟彻理著

徐志英译，杨福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