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丨赵泓：乡建运动与新乡贤阶层的崛起
作者简介
赵泓 湖南岳阳人，新闻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系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党报党刊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出版业协会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办评审专家、广东数字出版专家库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思想史、新闻理论与实务、乡村传播与社会。
原题
乡建运动与新乡贤阶层的崛起
作者：赵泓
原载微信公号竹里青瓦
乡贤与乡村治理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我的家乡湖南岳阳两位乡贤的故事，一位是告老还乡的喻杰（1902—1989）。喻杰原任商业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驻财政部监察组组长。1970年离休还乡，回归故乡湖南平江县丽江村。平江县是革命老区。岳阳市文化馆创作员，岳阳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张步真于1990年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魂系青山》，反响很大，就是讲喻杰的故事。喻杰回老家之后做了很多造福乡梓的事，比如修水利、处理邻里纠纷、帮助乡亲们选购化肥等。当时化肥供应紧张，他出面解决就好办多了。
毛致用（1929—— ）
另一位乡贤是毛致用，他曾任湖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离休后回到家乡岳阳县筻口镇西冲村。这里有一则报道（2006年11月29日《球球人物报道》）“2003年3月中旬，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待全国‘两会’一结束，就直奔西冲村。此前，他自己花钱在老家盖了三间瓦房，虽然简陋，但住得舒坦踏实；虽然不如城里方便，但内心安宁；更何况还有‘三好’（空气好、水好、蔬菜好），还能落叶归根！”毛致用回老家时带了一位警卫、一位秘书，他很少外出，很惬意自己的退休生活。毛致用当过毛田区的区委书记，我小时候听说过毛田经验，1973年在全国推广。
毛当湖南省委书记时不到40岁，很年轻。这两位现代乡贤，继承的是中国传统乡贤文化。他们归田养老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向往田园——中国有耕读的传统，正如一副对联上写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个传统对文人和官员都有重要影响，对老一辈影响很大；二是叶落归根——乡土观念的影响。我们知道蒋介石的灵柩至今还没有下葬，他的遗愿就是叶落归根；三是造福乡梓——乡贤文化的影响，做官的、读书的，都强调立德立功，修桥补路，造福家乡。
在古代，不管是几品官员，退休后一般都告老还乡，即致仕。但现在这样的情形很少见了，据我所知，毛致用是唯一一个国家领导人退休后回农村的。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源过于集中在城市，乡村的教育、医疗等资源贫乏，再就是户籍、土地制度的限制等。乡土观念淡薄也是一个原因。
古代的乡村治理，用的是儒家的传统。古代的王权政治只下达到县一级，广大乡村通过自治的方式，以及乡规民约实现有效管理。传统乡贤社会与乡村治理（自治）主要包括：保甲制度、乡绅、乡约（如北宋《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学、私塾（村塾）、义学、义庄（如苏州吴县范氏义庄）、义仓。
《吕氏乡约》
保甲制度最早实施于北宋，后一直延续到民国。其源头或始于周朝，当时有规定十户一家，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私塾要收学费，村塾则收极少的学费，甚至对贫困家庭学童免费。义学是村里办的公共教育，尤其是贫困孩子。义庄是古代汉族社会风俗。宗族所有之田产。始于北宋。仁宗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置田产，收地租，用以赡族人，固宗族，系取租佃制方式经营。相当于农村最早的保险机构。义仓主要在寺庙等处储备粮食用来救急、扶贫。古代乡村有一系列互助保障方式，总体来看秩序较为井井有条。
乡贤文化破坏与乡村衰败
在乡村治理方面，乡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乡贤文化的破坏造成乡村的衰败。清末，广大农村面临大的变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敝。现在的“三农”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是清末以来延续下来的。清末以来中国乡村的凋敝，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里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二、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也为破坏乡村的助手；三、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
乡贤文化和教育息息相关，有一套独特的体系存在，类似一个循环系统，这个系统最后是被废科举打破的。1904年废科举来得比较仓促，当时许多人以为中国的落后是科举制度造成的，所以废了。城市倒好办，西学日昌，但是废科举对农村影响很大，没有找到可替代的填补上。中国当时80%的人口在乡村，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废科举造成了乡村教育的衰落。比如数理化，缺乏师资、设备，教学无法进行。
教育经费的匮乏也是个问题，旧的教育不需要多少经费，古代的私塾就是靠一把戒尺、几本书。化学试验怎么做？只能进新学堂。另外，新教育对应的是城市，与农村的现实需求脱节，农耕知识，还有一些常用的工具如算盘，没人教，懂西学的不会打算盘，不会耕田，所以他学了文化若在城里找不到出路，在农村也呆不下去。所以民国时期很多读书人被人嘲笑，这些人读了书派不上用场，教学跟乡村发展严重脱节。农村旧的教育体系崩溃，乡村社学、义学和私塾很快没落了。
同时，中国也开启了不断城市化、城乡逐渐分离的进程。古代做官的会告老还乡，在任的也会因父母去世，在老家守孝一段时间，通常为27个月。这样很多读书人即使外出，也没有脱离农村。但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很多年轻人离开了便不再回来。“埋骨何须乡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样，农村的精英不断流失，甚至有些地方乡贤被恶霸所取代，“打倒土豪劣绅”这一口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喊出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匪患严重，也是乡贤社会被破坏的结果。1977年恢复高考后，农村精英的流失空前严重，考上大学的跳出农门，融入城市。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打工潮兴起后，青壮年也一个个走了，各地出现令人触目惊心的“空心村”，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留守儿童。在近代以降的乡村衰落史上，1904年废科举与1977年恢复高考是两个标志性事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建运动
由于农村精英不断单向流向城市，乡贤社会遭到了持续的破坏。从这一角度看，现代乡建运动实质上是农村自救运动，它希望重建开明士绅、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和谐共生关系，恢复乡村的秩序，进而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统计，1934年，全国各地乡村团体达600多个，这些团体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多处。
乡建运动可以追溯到晚清光绪年间。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鉴三发起村治运动，开展以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经济为内容的乡村自治。这可以视作民国乡建运动的源头。
王拱璧是二三十年代乡建运动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河南省乡村教育的奠基者。曾执教于河南大学，建国后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拱璧在日本留学时即接触到新村主义，与武者小路实笃有过交往。回到家乡后，他目睹乡村日益衰败的状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调和，将“新村主义”成功“移植”到中原腹地。1920年10月，王拱璧在家乡河南陈州府西华县孝武营村（今漯河市召陵区青年乡青年村）创建青年公学，实行“农教合一”，探索新村建设和普及农村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当年青年公学实施“农教合一”的教育制度，着力为农村培养各种人才，在全面发展基础上，以“劳动”“健康”为中心，力图把学校和村庄建设成“幸福乐园”。
1924年，教育部给王拱璧颁发了二等金质奖章，河南省政府颁发“惠嘉青年”匾额。1926年9月16日，土匪洗劫了青年村，保卫团及村民死伤20余人，王拱璧的母亲逃到山上躲在坟地旁边，差点被土匪打死，幸好其中一个土匪良心发现出面阻止了。这个事件对青年村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解放后王拱璧担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直到1976年去世。青年村给他修了功德碑亭，相当于乡贤亭。
1929年，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试点。晏阳初是四川人，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关注的是教育，其乡村建设理论是从教育入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到了法国，在参战劳工中普及教育。当时中国有20万华工参战，晏阳初教他们识字。后来一个华工通过扫盲会认字了，给他写信表示感谢，并把自己全部积蓄捐献出来支持教育，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说不是我教育了华工，是华工教育了我。
回国后，他将自己的精力都花在平民教育上，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他后来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乡村，从1926年开始，平教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并将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试点。晏阳初的乡建理论的出发点就是针对中国国民素质的状况，认为农村的问题可以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概括。针对这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的目的。
晏阳初骑毛驴下乡调查
晏阳初受过西式教育，信奉基督教，又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因此他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会带有西方色彩，他在乡下仍然保持每天洗澡、喝咖啡的习惯。他对村民宣讲卫生知识，建立保健所并培训医生，给村民接种牛痘，培训新法接生，改造水井，防治传染疾病。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等。平教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在高头村进行乡村自治试点，成立了村公所，由村中办公人员共同讨论村务。还着手改组县乡各级政府。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成绩显著，国民政府民政部给予了表彰，拟将定县经验向全国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去了台湾和菲律宾等地，推广他的乡村实验。1956年他帮助菲律宾建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继续他的乡村改造实验。
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30年代主持了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他的乡建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认为复活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复兴乡村的唯一出路，他把复兴儒学以解决乡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同时，他指出中国农村的问题在于基层的腐败、涣散，解决的办法是村民自治，其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即“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
卢作孚（1893—1952）
乡村建设派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卢作孚，他早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是实业救国的一个杰出代表。卢作孚的乡建思想的中心就是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交通运输建设和乡村城镇化结合起来，而文化教育是实现这个现代化的基础。1927年，卢作孚开始着手以四川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以交通运输为龙头的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镇，创造了乡村建设的北碚模式。
二三十年代，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界人士认识到乡村教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由改造乡村教育切入到当时的乡建领域。陶行知因此发展出了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1891-1946），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乡村生活改造派领袖。他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学，与胡适同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他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以生活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和教学活动。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他于1927年创建的晓庄模式为此后大批乡村师范学校和乡村小学所仿效。生活教育理论认为，活的乡村教育是改造社会、建设乡村的有效方法。活的乡村教育包括：生活即教育——生活本身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晓庄学校从建立校舍到开设的课程都与乡村实际生活紧密相连，通过乡村生活锻炼学生的各种生活能力。社会即学校——打破学校与社会的界线，将学校办在社会里，使学生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获得改造社会的各种活本领。
陶行知（1891-1946）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其他乡村建设派别的独特思路。他的乡村教育实践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和毛泽东等提倡的“半工半读”、“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等观念一脉相承、桴鼓相应。周恩来曾经回忆说：“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泽东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现代乡建派当中，毛泽东最欣赏、最认同的是陶行知，称许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我们对比二者的教育思想，可以发现许多方面是共通的。毛泽东1961年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信时提出“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这种办学模式是否借鉴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践，值得探讨。
黄质夫（1896年-1963年）是陶行知最早的追随者之一。他力倡“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的主张。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质夫曾以栖霞乡师为中心，创办 “栖霞新村”，使栖霞地区乡村风气为之一变。
在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但以往介绍的不多。比如张一麐、李根源等。张一麐（1867-1943），江苏吴县人，曾当过袁世凯幕僚、徐世昌内阁教育总长、国民参政员。李根源（1879—1965），云南腾冲人。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总办，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抗战时任云南腾冲县县长，发表了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震动全国。倡导建设腾冲“国殇墓园”以祭悼国军阵亡将士。
我在2009年瞻仰“国殇墓园”时见到里面有一尊他的铜像。李根源也是朱德的恩师，当时，李根源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家乡云南创办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自任监督(校长)。当时学校规定只招收滇籍学员。朱德曾怀着满腔热情，长途跋涉来到滇南的蒙自校部投考，可是主考官见他是川籍青年，便不拟录取。朱德十分沮丧，见他的老乡冒充云南人被招录进去了，于是也冒充云南人，结果被查出来，要开除。这时，正好碰上李根源巡查。李根源见状，考虑了一下说:“他赶来投考，说明他是个有革命志气的青年，即使是四川人，也应给予录取。”就这样，经李根源亲自拍板，朱德进了云南讲武堂。在学校里，朱德屡受李根源的激励，与李根源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学校毕业后，朱德便从军习武，踏上了革命道路。朱德也很敬重李根源，李根源临终前朱德还去看望了他。
李根源（1879—1965）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苏州。他和张一麐被当地人尊为“吴中二老”。李根源在离其母亲阙茔数十丈处建造了一个祠堂，其中最大的一间名曰“阙茔村舍”。为了帮这里的孩子解决读书问题，建了五六间平房，办了一个私立阙茔小学，当时招收学童70多人。当地老百姓称阙茔小学为“洋学堂”。 1931年，张一麐和李根源成立“善人桥农村改进会”，成立合作社，建立民众教育馆、民众茶园，还开办补习学校。茶园成为村民的集合地，在里面说评书、喝茶。农民不爱洗澡，他们就建澡堂，还用幻灯片介绍化肥使用、育种等，效果很好。
段绳武与夫人王庚尧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段绳武。段绳武（1897-1940），河北省定县人。1911年入伍，逐渐升至旅长、师长。1927年辞职离开军界。1933年和刘春霖、张清廉等河北开明士绅发起组织“河北移民协会”，从河北、河南等地大量移民至内蒙古地区,建立"河北新村"。段绳武把北平的家产变卖后携家眷一起离开北平，带了十五六万块钱，举家搬到他以几毛钱一亩地新买的包头荒原上。段绳武原计划在这里建立200个新村，在开办的5年时间里他建成了3 个。段绳武自任村长。他脱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开荒。
由于出身行伍，新村组织带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行动都整齐划一。孩子们也是军事化管理，数百名少年儿童早上起床后，统一跑到村里一个共用的水池旁洗脸，这跟当地水资源缺乏有关。有张清晨数百少年儿童拿盆打水洗脸的照片曾获得过国际摄影大奖。村民们用土坯盖房，修建宿舍、教室、礼堂、活动室，还修建战备工事。在合作化农场内，一起开工，一起农忙，农闲时一起搞军事演练。“河北新村”在解决青年村民婚姻大事方面，也提倡移风易俗。新村建立之初，移民中男多女少，一些青年男子的婚姻就成了问题。段绳武从北平救济院接来30名女子举办集体婚礼。当时条件差，新郎胸戴红花，新娘则手捧豌豆花参加婚礼。
羞涩的新娘手捧新鲜的豌豆花参加集体婚礼
二三十年代乡建运动声势浩大，后来因为抗战、国共内战等原因被迫中断了。按以往的说法，乡建运动因为不敢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这种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但改良的道路是否一定行不通，因为无法验证，暂且不谈。不管怎样，现代乡建运动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为中国乡村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对乡村建设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尊敬的。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为当下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乡贤阶层的初现与未来崛起
现代乡建运动诞生了最早的新乡贤。旧乡贤是乡土社会中德高望重，有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丰富经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人士。它与乡土社会是相适应的。但乡土社会自清末以来走向衰败，旧乡贤阶层日渐瓦解。现代乡建运动显露了新乡贤取代旧乡贤的趋势。这些新乡贤既有本土的乡贤，如创办青年村的王拱璧，组织“河北移民协会”的刘春霖、张清廉等人（刘春霖是清末最后一位状元，河北籍知名人士），也有外来乡贤。如李根源祖籍山东，出生在云南腾冲，后在苏州推进乡建试验。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则是典型的外来乡贤，晏阳初更是海归的新乡贤。即便是本土乡贤，他们在理念和知识结构上，都有别于旧乡贤。如王拱璧就曾留学日本。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艰辛探索。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历了土地改革(1949-1953 年)、合作化运动(1953-1958)、人民公社(1958-1978)三个阶段，中国农村逐步走上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轨道。人民公社延续了毛泽东早年的梦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性质。目前对人民公社以负面评价居多，但它也有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上，彻底摧毁了本已残缺的乡土社会，中国乡村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用人民公社替代过去的乡土社会，填补了旧的乡土社会崩溃后留下的真空，广大乡村确实一度呈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由于共产党具有高度的政治动员能力，对广大农民实施了空前绝后的动员，导致1949-1978年，中国实现了两千年以来统治者从未达到的目的，即动员了中国最基层的农民，使他们的国家意识空前觉醒，集体意识空前觉醒。在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农村共建起了七八万座大小水库以及庞大的灌溉渠网络，许多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湖北省松滋市西南部的洈水水库, 1958年9月动工,1970年竣工。水库东西长14.5公里，南北宽6公里，正常水面面积37平方公里。洈水大坝全长8968米，属亚洲第一大人工型土坝
赤脚医生也是当时的一大发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的医疗问题，农民的普通疾病能够得到及时免费的治疗。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农村的人，水库、粮仓、出工的钟声、生产队的大会、村里的广播、露天的电影、文艺宣传队，甚至小伙伴玩的游戏，都成为集体主义的符号，深藏在记忆里。“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国家动员能力的增强，反过来也进一步瓦解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固有的乡土社会的治理机制。但是，公权力强势干预下的繁荣终究难以持久，因此到了70年代再次面临瓦解。1978年之后，当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弱化，国家权力渗透程度下降之后，乡村治理又出现了大量的真空地带。
数千年积累的传统乡贤社会和迅速成长起来的人民公社的集体主义传统受到的双重摧毁打击令人触目惊心。由于缺乏顶层设计，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村基层组织，并不能完全替代人民公社的职能，这使得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村水利等公共设施毁弃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乡村教育走向衰落、公序良俗受到破坏，青壮年不断流向城市，全国各地出现空心村。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不是恢复村落，不是回归传统，因为已经回不去了。让大量人口回流空心村也是不现实的。
唯一的出路就是重建，对乡村进行重新规划、整合，展现新的面貌、新的气象。乡村的重建需要唤醒集体主义意识——弥补人民公社之后的精神匮乏，改变乡村伦理失范、人心离散的局面；村镇需要重新规划与整合——改变城市化过程中众多空心村存在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要吸引广大青年返乡创业——改变过去一百多年乡村青年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的失血状态。乡村重建需要政府、民间形成合力，需要情怀、才华和资本。适合创业和生活的乡村才能吸引并留住人才。乡村的衰落与危机，也给了新乡贤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遇。这也是新乡贤阶层涌现的背景和基础。
新乡贤的构成不同于以功名身份为核心的传统乡绅阶层，他们是各行各业的时代精英。新乡贤除了告老还乡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回乡创业的能人，更多的是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客籍人士，有的扎根农村，有的作为投资者、志愿者参与当地建设。同时有艺术家、科学家参与，如打造特色民宿、推广科技农业。社会公益组织在古村活化、环境保护、精准扶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家则参与投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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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旨在古村与乡土文化保护的 “古村之友”创立于2014年11月，是一个以乡村全面复兴、乡土社会长治久安为终极目标的非营利公益组织，曾通过网上众筹方式修复过福建宁德东源古书堂等老宅，还在农产及古法加工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推成了多个项目。
绿盟是国内首家专注于“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公益组织。有一年负责人返乡发现家乡的小河污染很严重，他就带头捐钱请人清污。因为是春节期间，返乡的人多，结果一下子就筹到捐款一下子十几万。这让负责人产生了将这一乡村净化模式推广开来的想法。于是他发起建立了环保公益组织——绿行者同盟，开始了乡村环保的探索。后来，在东鹏陶瓷等一些企业赞助下，成立了绿盟公益基金会。自2015年1月成立以来，绿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中国美丽乡村计划”，覆盖了乡村、乡镇和县域3个层面，致力于解决当地乡村的“垃圾围村，人才流失，无序建设、乡村文化衰落”等问题。
2016年首次采访绿盟公益负责人（左）
2012年，田园东方创始人兼CEO张诚在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落地实践了第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无锡田园东方。田园综合体被写进了中央的文件，它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在浙江嵊州市甘霖镇施家岙村，绿城集团创始人宋卫平打造了第一个“农庄”实体。这个农庄约20亩，主体是一栋落地约500平米的中式庭院，有一个高科技农艺空间。绿城集团提出10年内造100个“宜居、宜养、宜旅”的复合型理想生活小镇，并实现1万的销售目标，简称“百镇万亿”计划。
绿城集团创始人宋卫平的第一个“农庄”实体
乡村振兴必须依靠新乡贤。有新乡贤，才有新乡村。新乡贤致力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空间上把城市人和乡村人聚拢在一起，使城乡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打成一片。新乡贤肩负乡村重建的使命，他们发挥了示范引领的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回归乡村。只有城市精英回归了乡村，乡村才有了希望。田园综合体寄托着城里人的乡土田园梦，也寄托着乡村人的城市化梦想。它通过对城市人群的吸附，形成人口相对集中的居住生活区，以此构建乡村人口基础，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新的社区。
一个新乡贤阶层正在崛起……
(文字由李喻根据2017年12月2日广州品见空间讲座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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