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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19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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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在沉默中坚守，在隐忍中执着，曾是父亲的艰难选择。他呕心沥血写就的学术著作或许已经被更新替代，但是他那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自由精神永存。
“爸，我们班同学的爸爸都是党员，您为什么不是呢？”13岁的我困惑地问着父亲。父亲把面前的报纸移开，望着我愣了一下，卑微地说：“我改造，我争取”。那是在1965年，我刚刚考入北京101中学，就立即感觉到了“出身不好”的压力，同时也感觉到那个决定着我的政治地位的关键人物父亲， 似乎是一个尴尬的、灰溜溜的存在。终于我忍不住走到父亲面前，于是发生了上述对话。 其实当时父亲的回答只是为了宽慰我，好让我多少还存着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还能够在同学中获得同样红色的平等地位。事实上他老人家直到去世都未申请过。此后我和父母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退休、出国探亲、国内外旅游，多次聆听了他们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是完全理解父亲还是在父母去世之后，当无尽的思念把他的零星往事拼缀成一张完整的人生路线图时，我才完全理解了父亲，体会到他此生的不易， 他那曾经被矮化的形象也在我的心中变得越来越高大。 一 民国愤青 1920年父亲出生于四川开江县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我的爷爷曹剑云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兼小商人。爷爷奶奶共育有一子四女，父亲是家中唯一男孩。爷爷毕业于成都府中，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所以在民国后期他不惜大量变卖田产，一视同仁地供五名子女读书。
1938年，18岁的父亲去重庆读高中，于1941年考上中央大学化学系。父亲从开江到重庆去的求学之路，要步行三天翻越大巴山，到万县（今万州）后乘坐民生公司的江轮沿长江逆流而上，一共要走一周时间。父亲在这条路上奔走了6个寒暑，从读高中到大学毕业。年轻时的父亲经常与同学一起激烈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积极参加了反内战的游行示威。他下决心此生不参加任何党派，不做任何官吏，要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1944年父亲大学毕业。他当时的理想是先到工厂当工程师，攒下些资本后，自己办厂当资本家，大展宏图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可是当时抗日还未结束，工厂不好进。有同学介绍他到重庆北碚区三青团区委会里去做了挂名的“组训股股长”，不过是临时找个地方混饭吃，组织上始终没有加入过三青团。当时国共合作，到三青团里任职的资格并不严格。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凡在三青团里工作必须要加入三青团，同学动员他参加，他就辞职到兼善中学去教书了。（这短短的八个月的混饭经历却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后话）。父亲前后教过9个学校，常与领导同事一语不合便拂袖而去，他一直把教书作为临时过渡的工作，没有认真下功夫。 其实父亲内心一直在做着当科学家和资本家的梦，根本就看不起教书匠。 父母是中大同学，也是好朋友，大学毕业时并没有确定关系。母亲1946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小城Z市教中学，供养着寡母和正在上高中的三妹。父亲就从重庆转到Z市去教书，继续追逐他的偶像。星期天父亲就去找母亲。一进门就看到她家里坐着三个男老师彼此在搭讪着，原来他们也都正在追她！母亲见了父亲很亲切热情，毕竟都是老同学老朋友了。她陪着父亲出来散步，欢迎他再来玩。于是父亲就每个周末都去找母亲，几个月后就基本上确定了关系，而其他的追求者们也知难而退了。
1950年父母喜结连理。婚房是在母亲所在中学的宿舍里，父亲拿去的只是一只暖壶。 当时父亲一无所有，微薄的薪水还要供自己的几个妹妹读书，也不曾给母亲买点什么。母亲对此毫不介意。此时母亲的妹妹，18岁的三姨已在一年前高中毕业，被分配到Z市公安局工作，经过一位女领导的动员嫁给了一位比她大十几岁的老红军。大舅、大姨也先后来到Z市教书。母亲的一大家子人终于在Z市重聚，其乐也融融。多年后我清理父母的遗物，发现他们还珍藏着结婚时亲友送的贺卡，人们甚至将他们比作“居里与居里夫人”。 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新婚蜜月像是玩了一把过山车--从甜蜜幸福到震撼惊悚。1950年四川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分子（镇反）”的运动。有天晚上三姨父对三姨说：“老曹的问题不轻啊，有人揭发检举他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他的档案已经被归到马上要枪毙的那些人当中了。”三姨一听吓坏了，因母亲与三姨从小在贫苦中相依为命，感情至深。三姨求丈夫想办法救救二姐夫。三姨父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我把他的档案抽出来，你告诉你二姐，让他们赶快离开Z市。否则早晚还会有人揭发他。” 此时父母刚结婚不足一个月，父亲立即告别爱妻辞去教职，匆匆赶到重庆报名参加东北招聘团（建国初期为了大力发展东北，东北政府曾到南方招聘大学生），并立即被录用。 当时从四川去东北，需要从重庆坐船去武汉，再从武汉坐火车经北京到沈阳。时值冬天，长江水少不宜行船。父亲天天如惊弓之鸟在江边徘徊，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走成。重庆的老同学就劝父亲干脆别走了，经朋友介绍父亲到北碚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附中教书，那里恰好有许多中大校友，校长、教务主任都是中大毕业的，当时镇反的高潮已过，大家都认为父亲那点历史问题不算什么事。父亲就做了该校高三年级的班主任和理化组组长，不久母亲也来到该校教物理，随后便有了哥哥（1951年）和我（1952年）。母亲的姐姐此时也来到西南师院历史系读书，经常来帮助妈妈照顾我们。这时国内的私营工商业正面临着“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运动，父亲只能彻底放弃做企业家的梦想，转而“认认真真教书，正正派派做人”了。 父亲的这次“死里逃生”的确非常幸运。假如不是因为三姨嫁给了三姨父，假如三姨父不是一位看重亲情的人，父亲很可能在当时就被枪毙了（那也就不可能有我了）。镇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运动的巅峰阶段，只要有人揭发就会被处死，而无需审判程序和甄别情节，枉死的人应不在少数。历史上的运动往往如此，谁该死谁该活并无统一标准，此一时彼一时也。可以说谁撞上了枪口谁倒霉，谁躲过了一劫谁幸运。这件事给了父亲深刻的教训，让他告别了狂傲、浪漫的青年时代，转入了深思熟虑和沉默寡言的中年时期。 父亲晚年时虽多次与我倾心交谈，却始终避讳着这件事，可见这是他心中不堪回首的至痛。我还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也不曾开口问他。 二．沉默岁月 1952年，华北大学工学院（前延安自然科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在北京筹建，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二姑父张汉良教授任化工系主任，邀请父亲去那里教书。二姑父是二姑在四川大学化学系学习期间的老师，比二姑要大二十多岁，是二姑终身挚爱的人。父亲欣然接受了邀请，从此在理工大学工作了一辈子。两年后母亲抱着两岁的我到北京与父亲团聚，被安排在附中教物理，担任物理教研室主任直到退休。 父亲一到北京就主动向当时的化工系党支部书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几个月后那位书记找父亲谈话，说他的历史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一般历史问题”，要父亲在工作中不要有包袱。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再一次把所有人的“历史问题”又重新审理了一遍，父亲的结论依然是“一般历史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妈妈的姐姐（即我的大姨）却没有挺过去。她当时是西南师院历史系的大学生，因在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被领导叫去谈过一次话后，一时紧张恐惧竟投河自尽了。大姨原是幼师毕业的幼稚园老师，当母亲上大学时是她用微博的工资供养着姥姥和三姨。母亲大学毕业后接过了养家的担子，她就去大学深造。她终身未嫁，去世时大约40岁。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个沉默的人，经常是皱着眉头，以至于在眉心上凝成了一个固定的“川”字。父亲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对政治一直是敬而远之、谨小慎微、缄口不言，甚至包括对自己的亲人也从来不多说，顶多只是从旁略劝两句，别人不听也就算了——父亲是深知其中厉害的。 1956年老家遭了厄运。爷爷在把家中的废子弹壳卖给国营的收购站时，没注意到其中竟混有一颗实弹。四川曾经军阀混战，遍地战场，遗弃的子弹和子弹壳到处都是。民间捡来给小孩玩，本不是什么稀奇。没有想到这一次爷爷竟被安上了“私藏武器弹药”的罪名，加之他历史上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镇长，就酿成了终身大祸。爷爷立即被捕。家里被抄，奶奶和曾祖母被赶到一间破旧得几乎倒塌的偏房里住，过着及其贫困的生活。爷爷被送到大竹县立新农场劳改。到底被判了多少年，家里都没有收到通知。爷爷在劳改农场孤独地忍受着煎熬，四年以后终于熬不下去了。 那是在1960年的冬天，爷爷曾给四姑写过一封信，问她可以不可以给他寄一点肉去。当时四姑一家也已经半年多没有吃肉了。四姑就没有爷爷回信。当时也不敢多与他联系，怕被牵连。大约在1961-62年间，家中接到通知，说爷爷已在劳改农场去世，让家属去取遗物。可怜爷爷饿死他乡尸骨无收，至死也没能吃上一口肉。爷爷作为已故的“反革命分子”，依然对他的子女和孙辈的前途产生负面影响。从我上中学起，在填写上山下乡、申请入团、求职、求学各种表格时，最头疼的就是填写“祖父母”这一项。像是不得不为自己贴上一个黑色的标记，已故的爷爷成了曹家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共同的政治包袱。 爷爷出事后，除了四姑，父亲和其他三位姑姑都不约而同地与爷爷断绝了联系，既没有写信也不曾寄过任何东西。政治压力使亲情不堪重负，生存威胁使人们不得不先顾及眼前人。此时的父亲作为家中独子对于爷爷的遭遇始终保持着沉默。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每月给奶奶和曾祖母寄25元生活费，逢年过节还寄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奶奶和曾祖母就靠着这些活了下来。她们去世后，父亲又继续供养老家的老保姆蒋孃孃直至她终老。文革前父亲的副教授工资是每月140元，一半拿去赡养老人和接济有困难的妹妹们了。善良贤惠的母亲对此从未计较过。 80年代初，老家收到开江县公安局发出的一纸平反通知，上面写到：“曹剑云，做生意，是个奸商。卖子弹壳给国家，不算反革命行为。无罪，现予以平反。”其实爷爷只是个小学教师，兼营一个祖传糖果铺供五个子女读书，实在够不上奸商。子女们看到这个结论都很不满意，但是也没有谁去申诉，此时爷爷已经去世二十年了，早已淡出了晚辈们的生活。两年前九十岁的四姑托老家的亲友在奶奶坟前重新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上了爷爷奶奶两人的名字，算是为爷爷漂泊的灵魂找了个归宿。公平而言，曹家后代应该纪念和感恩我们有一位不同凡响的前辈曹剑云，是他在民国末年毅然变卖田产供子女上学，从此改变了儿孙后代的命运。否则我们滞留在农村做“地主后代”，那前景真是不堪设想。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无论最初领导上如何动员群众“帮助党整风”，父亲始终闭紧嘴巴一言不发。但是年轻的二姑却未能抑制自己的热情，也不曾听进父亲温和的劝告，在会上提出了化学试剂安全的问题，结果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此时二姑父张汉良教授已于两年前突发脑淤血去世，留下三个年幼的子女，最大的6岁，最小的才2岁，这个孤儿寡妇之家一时陷入绝境。父亲平静地安慰着二妹，对她承诺说，如果她需要下农村就把孩子全部交给自己来照顾。与此同时在四川的四姑父、一位平日有点高傲的民国法官也被打成了右派和“历史反革命”，被遣返回老家劳动改造，四姑迫于压力与他离婚，她一个人的中学教师微博工资难以供养四个子女，由父亲接济了她许多年。 从民国愤青到沉默教书匠，爸爸谨慎地维护着他的教职，养育着我们兄妹三人，赡养着我的奶奶和曾祖母，接济着在困境中挣扎的姑姑们，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尽着为人父、为人子和为人兄长的所有义务。即便在文革中工资被克扣也尽力而为，不曾中断。在那多灾多难的时代，他默默地做了曹氏大家庭中的中流砥柱。在有限的条件下，为长辈、为子女、为同胞姐妹做到了他所能够做到的一切的最好。 父亲也曾对经济困难的学生慷慨解囊。1962年有位学生在毕业时向父亲借去了二十元钱，说好一年后归还。结果一去二十年杳无音信。母亲曾问父亲这个人是不是个骗子，要不要去追查一下，父亲说不要。八十年代初这个学生终于来访，对老师倾诉了他这些年的酸甜苦辣，谈话中二人都没有提及借钱的事，何况二十元钱的价值早已今非昔比。待父亲送客人回来，才发现他在茶几上留下了一块手表和一封言辞诚恳的信。 三．在劫难逃 好人父亲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6年文革爆发时父亲46岁，既非“走资派”，又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尚能平安度日。到了1968年的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时，父亲的厄运就来了。其实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经过了多次组织调查，结论总是“一般历史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已经清楚地记录在个人档案中。文革中大学生接管了人事部门的档案，凡是档案中记载与前朝政府、党派沾一点边的人无一幸免，都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夜之间许多老教师被从家里揪了出来，被押解到教室关押、殴打，刑讯逼供。校园里铺天盖地贴满大字报，很多人被画了漫画, 名字被打了红叉。广播中震耳欲聋的呼喊着打倒某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口号。 第二天全校在露天剧场召开着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大会。我惶恐地跑到会场，看到一些认识的叔叔伯伯被反剪手押上台坐“喷气式”。当念到“历史反革命分子曹庭礼”时，看到父亲弯腰低头地被两个学生押上台，走到台中间被人揪住头发亮一下相，头就被深深地压下去了，和其他“牛鬼蛇神”站成一排。人们举起拳头茫然地跟随着台上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曹庭礼！”当十六岁的我目睹了这一刻时，只觉头轰地一声几乎站立不住。 父亲和其他“牛鬼蛇神”被强制集中住宿在“牛棚”里。每天在校园里拔草、扫马路、烧锅炉。背后缝着一大块白布，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曹庭礼”，名字上还被画了红叉。我曾去给父亲的“牛棚”送过东西。那是在一间大教室。”牛鬼蛇神”们 -- 很多是我认识的伯伯叔叔 -- 依次把被褥铺在水泥地上。他们的背后全缝着大白布，个个垂着头回避着所有人的目光。他们每天除了强迫劳动，写“检查交代”，早晚还要站队向毛主席“请罪”。不允许在家过夜，只是偶然可以请假回家一会儿。 父亲在晚年时回忆说，这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痛苦的时期。他曾坐在劳改队的靠墙的床铺上，反复思量自己的“罪过”，感到自己实在冤枉，甚至一度想到了要自杀, 好在当时只是想了一阵就过去了, 没有付诸行动。父亲说自己能够挺过来，多亏有一位善良贤惠的妻子。母亲一生为父亲担惊受怕，但是她从没有怀疑过父亲，也从没有抱怨过，总是温存地宽慰着父亲，全力地照顾着父亲。表面上柔弱如柳，温婉若水的母亲，却是柔中有刚，虚怀若谷。 后来为了落实毛主席发出的7.21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1972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就搞清楚了，军宣队当众宣布了父亲的历史问题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并查明父亲不但不是历史反革命，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还从事过“进步活动”。1972年理工大学开办短训班，1973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父亲立即成了教学骨干，不仅可以重返课堂，还能带领工农兵学员到一些保密的军工厂实习。父亲的“历史问题”在同代人中是解决得最早的一批。 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没想到直到1977年初, 当时的化工系女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还要立案整父亲，并说她这样做是贯彻什么“邓小平路线”。因为早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父亲再次向组织上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时她是父亲的学生、党员，负责做会议记录，所以她了解父亲的历史。她以血统纯洁“又红又专”毕业留校，并成为历次运动骨干，一有政治运动就情绪高昂，一旦无人可斗就寂寞失落，非要借着中央的某些说词，自行制造出一个政治运动来才爽。这件事又让父亲紧张不安了好一段时间，头上像被悬挂了达摩克利斯之剑。 父亲冥思苦想再三，决定去找当时的系总支书记，一位从“四野”下来的转业军人谈一谈。这位总支书记正生病在家，他倾听了父亲的陈述后对他说：“你不要着急，等我病好以后就去和他们谈。”至于他后来是找谁谈，如何谈，父亲就不了解了。总之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了，习惯整人者还是大有人在。所幸邓小平已经确定了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大方针，基层干部中还有不少善良正派的好人。 后来据心理医生分析，当时那位女系主任患的是一种心理疾病，即“文革后综合症”。父亲当时的紧张也出于一种心理疾病即“文革后恐惧症”。总之文革给很多中国人在心理上都留下了疾病，所幸的是，父亲的心理恐惧症并没有影响到他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的自修。 四．柳暗花明 1974年，多年被封闭的西方科技信息逐渐开放，位于北海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采购和开放了一批最新的英美教科书，据说这还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一个瘦瘦的头发灰白的老人骑一辆自行车，每周六上午必到。他就是54岁的父亲。父亲说，当时在那宽大阅览室里读者却寥寥无几，因为有些人是心有余悸不敢去，大部分人是在文革中被整得伤了心，没有兴趣了。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不断兴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智主义潮流，竭力打造和维系一个愚昧无知的国度。在这样荒诞的大环境下，父亲在内心始终认定“国家早晚总是要发展科学技术的”，北图的那些英文新书在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求知欲。 当父亲坐在安静的阅览室里翻开那些久违了的英文书籍时，不由大吃一惊。他发现英美二十多年来在化学方面的发展变化很大，包括无机化学、普通化学、基础化学、物质结构、化学试剂等，很多知识都是父亲从没有接触过的。方才明白我们一直奉为圭臬的前苏联教材并不是最先进的，例如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把元素一共分为九类，九类中有主族与副族，直到1976年之前我们一直在使用。而欧美早就用“长式周期表”了，增加了过度元素的概念，比门氏的周期表更科学。由于解放后我国在政治上“一边倒”，教育上也“一边倒”，全面接受苏联著作教材而拒绝欧美的著作。使得我国的科技教育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父亲说这三年的北图读书对于他的知识更新和以后的工作起了关键作用。他前后共看了上百本书。光是笔记就做了6大本。 从我家骑车到北海需要一个多小时，他总是早上出发，带一个面包一只茶杯。晚上天黑才回来。有一次回家半路上遇到下雨，父亲就用雨衣把大黄书包严严实实地包好，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回家后首先检查图书馆的书是否被淋湿。父亲说当时他在北京能看到这些书是很幸运的，为此他由衷地感激和钦佩周恩来总理在当时的远见。 1977年秋教育部在苏州召开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化学教材大纲讨论会。此时父亲通过了“政审”，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他到北京理工大学（当时为北京工业学院）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此时学术界一片荒芜，百废待兴。人们开始讨论新教材的大纲时，会上绝大多数人无法发言，因为大家的知识结构还是基于前苏联教材，许多人的英文不行。英文好的主要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先生，却又因为各种“历史问题”没有通过“政审”而不能到会。 因父亲读了三年英美国家的英文书，于是就大有发言权。父亲向大家介绍了英美国家的化学教材的提纲，发言引起了高度重视。当时国内化学界急需知识更新，父亲迎来了事业上最辉煌的时期。 当时父亲不仅翻译编写了新版教材，还到处参加新书审稿，1982年父亲被提升为教授，这是解放以来高校第一次提升正教授。父亲当时大概已经有了大约100多万字的著作了。 那年他62岁，还算正教授里面的“少壮派”。父亲的知名度越来越大。父亲说这不是他的追求，而是形势和环境造成的。
1984年父亲被推举为“全国高校工科化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无机化学指导小组的组长，成为这个领域的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一时成了大忙人和大红人。他担纲编写新教科书，翻译西方著作，参加各种会议，到处讲课，组织举办各种讲习班，忙得不亦乐乎。
父亲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做了6年，直到到1990年退休，时年70岁。
在他工作的最后几年里，父亲为文革后的无机化学教材的更新和人才的培养而竭尽全力。此时我三姨父早已谢世。倘若这位淳朴豪爽的老红军知道自己当年在“镇反”中保下来的不仅是一位亲戚，也是一位国家的有用之才，一定会非常自豪。 五．幸运者的嗟叹 父亲九十岁的时候，曾经对我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父亲说他的一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幸运。他参加工作的前25年（即从1950– 1975年）的时间主要用来搞“运动”了，包括镇反、肃反、反右、教改、四清、拉练，文革等。“如果不是幸运的话，我可能早就在镇反、肃反、反右或文革中就被人整死了。”父亲说起自己的“幸运”时毫无欣喜之色，而是重新凝起了他那川字眉头，陷入沉痛的回忆。“因为当时被冤枉整死的人实在太多了，太多了。”父亲说到此时沉默了好一会儿，方才缓缓地说，1975-1990年这十五年是他工作的黄金时代。他能赶上文革后的科技教育大发展的时期，能够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做点工作，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此时我才体会到中文中“幸运”一词那特别沉重的内涵，绝非英文词“Lucky”所能表达。
父亲一生不愿参加任何政治党派。在改革开放前，他不申请入党可谓有“自知之明”，像他那样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入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力发展老知识分子入党，虽有领导动员，父亲仍然没有申请。他始终抱着一种独立的人生观，认为做人就要“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这就是自古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人生“三不朽”。所谓立德就是为人要善良、正直，有仁爱之心。不仅不能害人，而且还要与人为善，能助人时要助人。所谓立功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既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人，也要尽到家庭义务，做对家庭和亲人负责任的人。所谓立言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的著述，在教育与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父亲一辈子的追求，他全都做到了。 父亲于2014年元月去世，享年93岁。
父亲一生无权无势、小心谨慎、沉默谦卑，貌似一个弱势的书呆子。其实父亲在内心中始终为自己保留了一方纯净空间，一簇独立之火，而没有被完全窒息、扭曲和污化，这便是他的柔中之刚。这才是我最终才全面了解的父亲。 父亲身上的那种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自由精神，对于科学事业的执着和对于家国责任的担当精神，应该是绵延不息的。
其实在父亲这代人中，具有这种精神境界和意志品质的优秀知识分子很多，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介且亭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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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 曹培：爸爸拥有一种苏世独立的自由精神
原题
幸运者的嗟叹
纪念父亲曹庭礼诞辰百年
作者：曹培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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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