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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邓正来： 最有故事的大学问家
邓正来与周国平 1994年，左起茅于轼、吴敬琏、王铁崖、邓正来 1994年，邓正来与饶宗颐 1990年代，左起乐黛云、邓正来、袁伟时、庞朴 邓正来与汤一介
原载《廉政瞭望》2013年3期
延伸阅读
——邓正来
“他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历史学者马勇这样评价邓正来。
2013年1月24日上午6时50分，带着那些让人思想、回味的故事，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邓正来永远地告别了他热爱的学术、生活、朋友。人们惊讶、痛惜、遗憾。从发现罹患胃癌到他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的24日，即将迎来57岁的生日，他的生命却在56岁戛然而止。
一身长衫，一杆烟斗，见过邓正来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独有的风骨和气场。
他从来都是学术潮流的引领者：1987年，翻译出版新中国第一本西方法律哲学著作——《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博登海默著）；他翻译出版了哈耶克220万余字的著作，撰写了近60万字的哈耶克研究论文；2005年，他发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长文，并藉此开启了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大讨论；2009年，他创办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重点大学掀起了在现有体制中建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的热潮……
邓正来部分著作（资料图）
他创造的“第一”远远不止这些。“他有着学术的战略眼光，国内外有哪些学术的生长点，他很快会看出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看来，邓正来身上更吸引人的是那股豪气，“他是一个学术、人品都值得深交的学友。”
1992年，邓正来在香港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在香港创办《中国书评》。多年来，邓正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学术组织者、出色的学术活动家。
他重义气、广交游，朋友极多。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办四年来，举办了近300场讲座，差不多每星期一场。海纳百川，观点交锋，各种各样的学者、学人都愿意来到这里，他也都欣然接受。
对于治学，邓正来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常说：“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刘小平是师从邓正来的第一个博士。他告诉记者，邓正来的课堂从来都是讨论式的，他是一个很好的驾驭者，引导，追问，再追问，将学生对问题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都和读书小组的学生一直泡在一起，进行原典精读。在邓正来看来：“带学生就像带学徒，在这种手工作坊的方式下，一代代传授下去，才是真正的传道授业。”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维特根斯坦《札记》中的这段话，是邓正来最喜爱的治学格言。
他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如今，他走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国学术向何处去，暂存于世的我们，还将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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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邓正来逝世8周年祭丨最有“江湖气”的大学问家
学者简历
邓正来，1956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1998受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3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加盟复旦大学，创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3年1月24日逝世，享年56岁。著有《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等；编译有《哈耶克论文集》等。法学家、政治学家、翻译家，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
邓正来走了。
有人说他是学术界的豪杰；也有人说他满身江湖气，不像学者。
“他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 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
这是著名学者邓正来日前因胃癌离世后，历史学者马勇对他的评价。邓正来被称为“中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江湖故事特别多，也特别生动。
狂狷的特立独行者
2012年的最后一天，邓正来开通了微博，写的第一条博文是自己的“重生宣告”：我天性开朗，一生都奉行向死而生的原则。“三教九流”的朋友前来探望，让喜欢热闹的邓正来觉得，这是“一副至少和大夫们开的药剂一样好的药”。他对好友周国平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
学术上，邓正来的水准的确一流。在2000年到2004年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 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圈内人都知道他在学术上的“大抱负、大格局”。2009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历史学家许纪霖在祝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却令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我们认识大概是在 1985年，那时和他打电话，聊的都是学术上的事儿。一聊就是几个钟头。”《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学者王焱回忆。在他的印象里,邓正来一直是个“精力过剩”、“干起活来特别猛、下死力”的人。
《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邓正来在1990年代创办的刊物。特别是后者，邓正来将之诩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他还曾对历史学家袁伟时透露，想成立一家民间研究机构，全面超越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一家权威的、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许纪霖说。邓正来总能将诸多一流学者凝聚在周围，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他张扬豪爽、直言臧否且能喝善饮的“真性情”也在学界尽人皆知。
邓正来的弟子孙国东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他组织的会议中，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能够坐到一起——“邓正来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
这个曾叫嚷着自己“要竞选总统”的不甘寂寞的人，却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三无人士”的“学术流浪”
1985年，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邓正来29岁，此时有一份好工作等着他。但他做了一个让人惊愕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其实什么规划都没有，就是想做读书人。对体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它可能会给你规定很多东西，让你遵守各种各样的纪律，这些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渴望自由的人，你要是让我坐班、开会，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他说。
但这种“学术流浪汉”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并未有之。那时候的市场经济也还不如现下发达，一个学者，离开了体制，特别是离开了体制还搞学术，几乎意味着活不下去。
这事引起了轰动，《中国青年报》当时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报道除了轰动以外， 估计也有担忧：这路，能走下去吗？
自此，邓正来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盲流生活：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他有的只是铺盖卷和装满书的书包。他漂在北京城， 睡过同学的办公室，也睡过七八个地下室， 还在寒冬的地铁站里跑步抗寒。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只有读书和翻译，以及“想自己的问题”。
那时候，没有身份的人常常被人瞧不起。邓正来没有身份，没有证件，就更无法到图书馆借书看。他想看书，只有请好朋友帮忙借。他甚至有过在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的经历，最终谎称是某学校的学生才得以脱身。
“我住过的地下室，多得自己都数不清了，主要是在海淀中关村一带，北大的边上，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有媒体报道称， 邓正来靠着稿费生活，但又不接受约稿，都是自己写完了以后，才交给别人。
据邓正来说，有时候，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每天就是读书和苦思冥想。这将近10年的动荡和贫困，在他看来很美， 至今都非常留恋。
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对西方法理学，知之甚少，邓正来适时献出译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的著作，该书给学界打开了一扇窗子，影响了一代学生，甚至学者。
直到2003年年初，邓正来才结束了自己长达18年的“学术个体户”身份，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邀请邓正来到吉林大学做客的人，是著名法学家、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显，也是邓正来的好友。邓正来当时提了两个原则，想把张难住：第一，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谁也没想到，张文显对他的这个“二不原则”一概应允。
“体制中的体制外”
邓正来入了体制，依旧独立于体制以外。
“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邓正来如此表态。
邓正来开始喜欢用“出关”或者“闭关” 等词汇，来描述他的学术状态。进入吉林大学，他的第一次“出关”：他开始走向教学岗位，并解除网络等多样的平台：他开办“正来学堂”学术网站，还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长文，用真名发布在BB“关天茶舍”上。
这段“体制中的体制外”时期，邓正来较之以前，更多地出现在了媒体和学术会议上，频频就学术界内外的公共事件发表评论，这些言说，最终形成了《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小路上的思与语》两本小书。
在他看来，入吉大前5年，包括此前更为久远的学术个体户期，是自己的“学术闭关”期：不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活动和进行公开学术演讲；不接受出版机构和媒体发出的“命题作文”式约稿。
邓正来设想了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状态，并为之践行终身，也因此略显与体制中的学者格格不入。在他发表《中国法学往何处去》长文时，学界对其讨伐，其实不少。从体制外进入他曾猛烈抨击的体制内，也成为他被“诟病”的一个把柄。有学者曾当着众人的面，说邓正来真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他却面不改色，一笑而过。
有人认为邓正来吸引人的，正是他身上大胆文章拼命酒的“豪气”，也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有易招致非议的一面。“也许跟他在体制外时间长有关，他比较不拘礼仪，可能有人会觉得他骄傲狂妄。”王焱说。
不过有人说，那是因为邓正来太不懂， 或者太不屑于了解这个体制。正如他入吉大提出的“两不原则”，这可是他苦思了一晚，专门用来刁难张文显的，“张文显竟然答应了”。
直到后来有了机会与张文显喝酒，邓正来问：“文显兄，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张文显回答说：“正来啊，你毕竟是体制外的人啊！体制内的人调动，都是要条件。你太傻了！你还‘二不’原则， 真是太傻了。”
在许纪霖看来，邓正来想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终究绕不过这个体制。“只是理想与时代的脱节，使他不可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中国学术界的‘教主’。他是一个英雄，却带着悲剧色彩。”
按照邓正来的“野心”，他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作为一个读书人，邓正来却说：
“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此时，贺卫方献上了他的祝福：
“但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
正如一名好友所说，虽然邓正来已经告别了学术江湖，但这个江湖上将永远都有他的传奇，他的独立精神、学术品质，也将为众多后来者照亮道路。
邓正来：生命不在长度，
而在精神维度
作者：颜维琦 曹继军
“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
“做学问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他们很重要，恰恰是与生命相关的。”
“大学不是旅店，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就是用青春思考遍及人类的问题。”
“我们要有读书人的独立人格，且不谈别的事情，至少要有做人的独立人格。”
原载《光明日报》 2013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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