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信用，法律人之间应有默契

我想说一说司法信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上以“司法信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为0，但从刑事律师办案的角度，司法信用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助于刑事案件的妥善处理。司法信用对于案件的妥善处理、定纷止争、解决社会矛盾，不可或缺。

基于各种原因，公、检、法、监办案人员对办理过程和结果往往守口如瓶，认为这是办案秘密，但这一般不影响辩护律师和他们的有效沟通。例如共同推进退赔、和解、认罪认罚等问题，虽然案件办理结果尚未确定，退赔、和解、认罪认罚等举动有无积极影响也尚未确定，但辩护律师也会愿意与公、检、法、监的办案人员密切配合，推动这些问题的处理。为什么？因为法律人之间有一定的默契，有一定的共识，这种默契和共识在很多案件处理中很管用。我姑且把它称之为司法信用。这是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与当事人及其家属、辩护律师之间的信用。

办案人员代表了司法机关，他们让辩护律师积极推进退赔、和解、认罪认罚等可以获得较好办案结果，辩护律师便可认为按照他们的意见处理，可以获得较好的处理结果，这就是司法信用。司法信用，本来是办案人员与当事人及其家属应当遵守的，但由于辩护律师能左右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意见，甚至直接代表了当事人及其家属，因此，实践中司法信用主要体现为办案人员与辩护律师之间的信用。

情境一，退赔谅解寻求取保候审

在审查逮捕阶段，我们经常遇到案情简单、金额不大、社会危害性也不大的案件，认罪、退赔、获得被害人谅解可以作为办案机关考虑不予批准逮捕的重要因素。但经办人直接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沟通，要求他们认罪、退赔，获得被害人谅解争取宽大处理时，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基本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经办人缺少信任。此时，辩护律师与经办人的默契就尤为重要。辩护律师可以做通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工作，让他们能认罪、退赔、获得被害人谅解，促成案件的妥善处理。但前提是，辩护律师与经办人之间有一定的“默契”，双方共同认可认罪、退赔、获得谅解有什么作用。

部分有决定权的经办人会非常爽快，“认罪、退赔，获得被害人谅解，就可以取保候审。”“我建议你们与被害人化解矛盾，可以考虑取保候审。”或者部分经办人决定权限不够，是否批准逮捕结果出来之前，经办人不会透露，无法准确得知结果，但也会以透露其个人的倾向性意见。

这是辩护律师与经办人之间的默契，即共同遵守的司法信用。辩护律师根据这一默契做通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工作，让他们认罪、退赔、获得谅解，相当于为司法信用背书。在很多案件中，此举可以促成案件的妥善处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例如，在温先生等人涉嫌侵犯著作权罪一案中，辩护律师与经办人多次沟通，希望能不予批准逮捕，可以在承受范围内退赔，经办人建议我们尽量退赔，可以作为是否批准逮捕以及后期量刑的考量因素。被害单位的索赔金额比较高，温先生等人的家属筹集资金很困难，最后，家属通过借高利贷筹集了赔偿资金，希望赔偿和解就能不予批准逮捕，是否退赔就听辩护律师的。此时，辩护律师面临巨大压力，需要为司法信用背书。

辩护律师向经办人坦言：“家属经过多方筹措借款，钱筹措到了，是否退赔就听律师的意见。我们压力很大，万一举债退赔后还是逮捕了，我们无法交代。所以想和您再沟通一下。”

听到辩护律师的坦诚，经办人也坦诚说道：“如果现在能退赔，你们放心，我当然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意见，当然最后还需要讨论审批，结论不能100%确定。”

经过这次沟通，辩护律师与经办人已经达成退赔谅解就可以不批准逮捕的“默契”，这对于促成退赔谅解、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案件，意义重大。否则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决策将发生变化。

情境二，认罪认罚寻求不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无罪辩解，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犯罪嫌疑人只要实质无罪结果，酌定不起诉也可以接受。此时，寻求不起诉结果，需要辩护律师与经办人的多轮沟通博弈。如经办人认为已经构成犯罪，证据充分足以起诉，辩护律师也很难有谈判余地。

例如，在杨先生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中，杨先生身份特殊，一旦有犯罪记录对其工作将产生重大影响。杨先生辩解认为，事实上他也确实不知情，没有安排行贿事宜，坚称自己无罪。经过辩护律师与经办人的多轮沟通博弈，经办人表示，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考虑对杨先生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前提是杨先生需要认罪，先制作认罪的讯问笔录，以犯罪情节轻微作为不起诉的理由。但不起诉决定尚未出具，且犯罪嫌疑人一直作无罪辩解，因此是否相信办案人员的话，以认罪换取罪轻不起诉的结果，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没有判断力。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决定基本取决于辩护律师的意见，这无疑非常考验辩护律师对司法信用的认可度。辩护律师如果建议杨先生认罪，则是在为司法信用背书。

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为司法信用背书，认为经办人的意见可信。我们陪同杨先生去检察院，目送她进去审讯室接受讯问，做认罪的讯问笔录。最终，办案人员信守承诺，杨先生认罪后，检察院作出了罪轻不起诉的决定，案件得到妥善的解决。

情景三，集资退赔寻求从宽处理

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集资诈骗类犯罪经常遇到退赔问题，退赔在法律上只能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至于是否真的从轻、多大幅度上从轻，退赔能不能换来其他减轻情节的认定等，直接关系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决策，更直接影响集资参与人的切身利益，最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问题。此时，当事人及其家属是否退赔、退赔额度，就取决于经办人的态度。经办人“铁面无私”只考虑法律效果不考虑社会效果，都以“如果有退赔，退赔资料可以移交过来，我们会综合考虑”之类的官话答复，则当事人及其家属、辩护律师都捉摸不定，最终的抉择很可能是不退赔，此举不利于案件的妥善处理。换一种方式，或许案结事了、解决矛盾纠纷的社会效果会更好。

例如，在袁先生涉嫌集资诈骗罪一案中，袁先生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老板，年纪轻轻，就将供应链理财产品做得非常好。但很可惜，是非法的。变相地保本付息，在法律性质上属于非法集资的行为。

案发后，袁先生的父母作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马上变卖了他们在中心城区的房子，筹集到一笔款项，足以退赔全部的投资人。但是，袁先生和他家属都很犹豫：指控的是集资诈骗罪，退赔只是从轻处罚的情节，并不能降低量刑档次。袁先生的法定量刑档次是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如果全部退赔，还是判这么重，退赔对他们而言就没有意义了。辩护律师也和经办人有过沟通，但经办人表示想退赔就退赔，退赔材料提交过来，他们会全案通盘考虑。这说明经办人对促成退赔、解决社会矛盾并没有表现出积极性。

家属很想退赔，但不知道赔了钱对结果有多大影响，有多大“收益”。经办人的态度将袁先生和他家属退赔的想法吓退了回去。因此，迟迟未退赔，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年。

二审阶段，我们接手案件辩护工作，提出袁先生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的辩护意见，同时与经办人多次沟通，我们认为，这个案件一审已经判决有期徒刑十年，我们提出了自首、立功情节，当事人及其家属想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经办人表示，我们的诉求他会充分考虑的，退赔后将材料交给他。

后我们又与经办人多次沟通，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我们才认为退赔可行。最终，二审改判，减轻了量刑。该案中，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积极退赔，实际上也帮助法院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司法实践中，需要辩护律师与经办人遵守司法信用来解决的问题很多，适用情景很多。每个刑事案件，有司法信用的加持，都可能处理得更妥当。

简单的案件需要司法信用，疑难复杂的案件，更加需要司法信用。辩护律师与经办人的默契，对司法信用的共同遵守，既促成了矛盾的化解，也给了作出正确裁判的“台阶”，“熄访止诉”的社会效果很好。

如默契被打破，司法信用不被遵守，对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和辩护律师而言，都有害无益。

对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而言，案件难以妥善处理，对抗、对立情绪弥漫，每个案件都需要耗费更大的时间、精力来处理，且服判率不高，很多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无法妥善解决，司法成本比较高。

对辩护律师而言，辩护律师为司法信用背书，做通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工作，司法信用却不被遵守，则辩护律师的工作会被当事人及其家属视为“背叛”，两头受气。如此，将不利于案件的妥善处理，不利于矛盾纠纷的解决。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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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建东

宋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重大刑事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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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作：                                        

《全流程辩护：思路指引与办案技巧》

《全方位质证：思路指引与办案技巧》

《刑事控告实务：思路指引与办案技巧》

校对 | 吕凡   

排版 | 李敦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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