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义：大哥的婚姻悲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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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的被盗经历》留言

   网友洞庭湖：读了天门山的被盗经历，勾起我许多的联想，人在社会中生活，没有被小偷接触过的几乎难有吧？我这个人对小偷特别敏感，这辈子也走了一些地方，接触小偷的机会也多，不过，小偷在我身上几乎没有得逞过。记得那是七九年的六月初，我和老婆刚拿了结婚证，经过沙市回老家举行仪式，那时候没多少钱，上百元就那么放在衬衣口袋里，和老婆晃晃悠悠走在卞河区时，突然发现后面有一个年轻小伙跟上了，我对老婆讲，小偷跟上来了，老婆惊慌的问，是谁，在哪里？我对老婆说：别慌，就是后面那小伙，老婆问怎么办？我说，走着看。过了一会，前面街边有一小饭店，我带着老婆走进去，上午的饭店几乎没有食客，我背靠着一张桌子坐下，让老婆去买饭票，小偷看无从下手，走到饭店洗手池边假装洗手等待机会，这时，饭店里又进了几个手拿扁担的壮汉，他们人多且壮，一起围在柜台前点菜，小偷立即过去下手，那几个壮汉也不含糊，当即发现小偷的行为，小偷一下子窜出门外，几个壮汉拿着扁担狂追，我和老婆正好安逸吃饭，后来，在荆门，在沙洋，在潜江，还遇到几次小偷在我身上摸索，我总是告诉他们，嘿，伙计，摸错了，在那边，不在这边，搞得贼娃子很不好意思。有一次在武昌大东门那个商场，贼娃子想对我的同事下手，我站着后面一米远近盯着他似看非看，那贼娃子看着我以为是便衣警察，偷瞄几眼后撒腿跑了。与小偷的接触还是有点意思，说起来不免感觉好笑，自己的经历，不知能让朋友佐酒不？

     对《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留言：    

   网友小小：从文章中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作者是个文艺细胞丰富的人。 能歌善舞，青春靚丽。过去的历史描述的清清楚楚，往事如烟。 给人感觉在那歌舞升平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气息多么甜蜜，理想是多么崇高。可是阶级敌人无处不在破坏我们幸福生活。警惕呀！  

大哥的婚姻悲剧（之二） 

                                曾凡义

四、灾难来了

1954年秋季，大哥从岳口初师调天门中学，这是他人生的峰巅。因为天门中学是全县最高学府，是精英荟萃的地方，他却在这个人生光辉的顶峰跌了一跤。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从1955年开始，几年来顺风顺水的大哥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之所以跌跤，我的顽皮捣蛋是诱发的外因，他的风流花心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

那时他在天门中学带初二（2）班，与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女学生相好了。那个乡下女生个子较高，皮肤不甚白皙，相貌中上等。他们打得火热，常来家里吃饭。那个学生也很大方，大哥还叫她辅导我做作业，那年我读五年级。凭心说，大哥一直以来对我的学习都是很关心的。听妈妈说那个女学生还给大哥做了一双鞋和花鞋垫，当时我很小，也不知道这有什么不正常。

1955年暑假，事情爆发了，我是不祥的诱因。一天，我到街上去捡烟头筹学费。因为家里很穷，每次都交不起学费，捡一斤烟头剥出烟丝能卖六毛钱。当我回到家里时，我的那只心爱的小花猫被二姐不小心踩死了，便勃然大怒，大骂二姐，竟然动起手来。我最讨厌的房东老板赵婆娘见我太不讲理，就指责我，我不服气又骂她多管闲事。赵婆娘也不是个好东西，打了我一巴掌，我恼羞成怒与她扭打起来。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妈妈回来了，立即将我拉了出去，要我跪在地上，用一只回力鞋在我赤膊的背上狠狠地抽打了一阵。我虽然疼痛难忍，但坚持不哭不讨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泼皮样子。倒是妈妈看见我后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鞋底印，自己哭了。因为房东老板是得罪不起的，只有痛打我一顿才能让她消气，这就是寄人篱下的痛苦。这可说是我这辈子挨的最厉害的一次毒打。

得罪了房东，我必须要回避，大哥将我带到天门中学去“改造”。我在他的房里搭了一个小铺，每天给他扫地抹凉席。与学生一起吃饭，天天都是冬瓜、南瓜，吃得反胃。他找来几本改造“小流氓”的书强迫我看，每天要检查读书笔记。我就像劳改犯似的过了半个月，直到在武汉读书的三哥回来，才将我接回家。

不久，我们搬家到了大陆客栈，大哥被调到了皂市中学。后来才知道，这是房东赵婆娘搞的鬼：她与法院杨院长的老婆玩的很好，为了报复，就将大哥与学生恋爱的事向法院告了状。大哥被开除团籍，发配到皂市中学，还美其名曰去开办新建的学校。老师与学生谈恋爱当时管的很严，幸好没有抓住“现行”，也不知有没有“现行”，否则还要坐牢。

是我害了大哥，从某方面说，也是他害了我。他不犯错误调到皂市、不找个京山老婆，我和侄儿革宗都不可能来到京山，我们的历史就要重写了。可见我和大哥，是祸福相依、冤魂不散啊！

没想到，一只花猫竟然惹出如此轩然大波，由此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这飞来横祸难以逆料啊。最后的结局是，1956年大哥终于离婚了。

离婚后，大哥解放了，应该“天高任鸟飞”了吧？可悲的是，还没待他寻觅到如意的伴侣，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他和全国55万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了右派，失去了选择的自由。1958年春天，我到皂市中学去看他，他和几个右派每天参加劳动，还被人指名道姓地叫唤甚至呵斥，人又黑又瘦，我忍不住掉了眼泪。

作者（左一）与妈妈、侄子（扎辫子者）照片

这一年夏天，侄儿革宗病了，很严重。每天我都要背着他到三里外的人民医院打针。当时我只有16岁，别看我很调皮力气却不大，背得气喘吁吁，半路上要歇好几次，十分狼狈。母亲让我到邮局打电话叫大哥回来，接电话的人听了我说的名字后，没好气地说“他是右派”，我十分恼怒地反问道：“右派怎么样？他的孩子病了就不能回来一下吗？”那家伙挂断了电话。

没有指望了，我只得天天背侄儿去医院。整整一个星期，革宗的病好转了，我也累坏了，这也是反右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痛苦。

五、爱侣玉殒

1959年，可能摘了右派帽子，学校允许大哥代课了，处境好了一些，这时开始与一个代课的吴新民老师恋爱。吴老师是个挺好的人，曾就读于广州某化工学校，因病休学了，为了生活到皂市中学代课。他们常回到家里来，感情很好。吴新民对我不错，她发现我爱好美术，给我买了几本关于素描和色彩学方面的书，看了这几本书后我懂得了透视，认真地练习素描，还尝试了色彩的运用，使我的画技大有长进。当时我因病辍学在家，准备自学初三数理化考中专，她是教数学的，常对我进行辅导，我受益匪浅。大哥和她在一起交谈时，我总爱在一旁听，他们谈文学、谈历史，他们谈的那些话我觉得很高雅新鲜，增强了我求知的欲望。

不久，吴新民调南关小学代课，离我们家近，来的次数多了，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1960年，她病重不能代课，回家休息。她家在东门堤街，母亲经常叫我去帮她买煤挑水。这时期的生活费、医药费都是大哥负担，他们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这一年我考上了中专，与她的辅导是分不开的。当我去给她挑最后一担水的时候，她将自己集了20来年的一本邮册送给了我，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几十套我从未见过的中外邮票令我爱不释手，使我的集邮爱好有了一个垫底的基础。直到现在，只要一看见她给的那些邮票，她那清癯文静的面容和那两只粗黑的发辫就会在我的眼前浮现。1960年冬天，吴新民在“三年自然灾害”严酷的饥馑中默默地香消玉殒了，终年约24岁。

吴新民虽然是个“如丁香般的姑娘”，但清癯的面庞仍不失几分妩媚。文明的举止，高雅的气质，与身材伟岸、气度不凡的大哥也算得上一对才子佳人。要不是这个当时治不好的倒霉的病加上生活困难营养不良，大哥也可以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

六、婚舟搁浅

 令人不解的是，大哥在1952年至1956年，闹离婚而未果的五年期间，像一只嗡嗡的蜜蜂在花丛间不停地转圈儿，却始终没有采到一朵如意的鲜花，这是为什么？我估计，并不是他的人模样和社会坐标不能吸引异性，也不是他不具有讨得姑娘欢心的柔情蜜意和交际伎俩，还是由于这个死而未了的婚姻关系的羁绊。有的女人不愿意选二婚，也有的不愿意作仍有婚姻残余的“小三”，大哥本人也怕犯重婚罪。多种原因致使他如猫沾腥似的嗅来嗅去，却始终没有收获到猎物。最后得而复失的那个虽然情投意合却病恹恹的吴新民，则是在解脱婚姻枷锁以后的事情。

大哥沾花惹草还是有分寸的，并不影响他高尚的人品。尽管常在“红花绿叶”中转悠，却没听说过什么出格越轨的行为；在天门中学受处分，也只是“与学生恋爱”而已。故大哥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师长形象。不过他也是个失败者，那个曾与他火热得难解难分的杨某，最后嫁给了初师一个比大哥年纪大许多也离过婚的音乐老师。

可见大嫂给大哥下的这个套，就像如来佛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牢牢地箍住了他的自由，害了他一生，也未必不是见异思迁者自食其果。

大哥爱美，他曾毫无忌讳地对我们说，他喜欢漂亮女生，上课提问总爱点漂亮的，也表明他光明正大的坦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因为美好的东西能刺激大脑神经，产生舒适和谐的精神愉悦。鲜花美色，丰乳肥臀，秀发靓姿是美；蓝天白云，幽林深壑，流泉飞瀑也是美。大哥爱美无可厚非，可他的审美观念有个误区，就是只注重了外表之美而忽视了心灵的美，给他的晚年造成了更大的不幸。

从吴新民去世后的1960年到1964年的整整四年间，大哥一直颓然鳏居。他这个30多岁依然一表人才的风流哥儿耐得住寂寞吗？难道他没有在花前月下寻芳觅蕊吗？

婚姻的航船之所以搁浅，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虽然帽子摘了，但“摘帽右派”这一如林冲脸上抠不掉的“金印”，必然使一些他看得上的有着花容月貌和文化品位的女人望而却步，那时候所谓的“政治条件”几乎是择偶的唯一标准，谁愿意沾染“历史污点”而被人指指点点嗤之以鼻呢？而条件太差档次太低的愿附骥者，他又“曾经沧海难为水”。高不成低不就,搁浅了婚姻之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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