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涯：天门四中（1956--1959)
【竟陵中学回忆录】系列之一
【编者按】古人云：人生四大幸事之一为“他乡遇故知”，散布世界各地的校友，忽然在某个群中发现大家有着曾经共同的记忆，这当然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鸿渐风》互动群中，几个竟陵中学的老少校友高兴之余，倡议共同撰写校史回忆。于是在网友小小、天门山等人的努力下，对群中校友发出了“关于撰写竟陵中学回忆录的倡议”：
湖北竟陵高级中学，前身为天门四中、城东中学、西关学校、城关中学，群里校友不少，为了记住我们足迹，记录学校发展的历程，我们特向本群群友及热心校友提出倡议，一起来撰写母校回忆录。
每个人都写一篇本人在校三年的经历和感受，包括当时基本面貌，特殊事件，有趣的故事，这样从学校初创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近五十年的历史从学生角度来看学校发展，真实的一部宏篇巨著就形成了。
也希望兄弟学校的学长学弟学姐学妹们，助一臂之力!
我们推举曾少军博士为主编，由他统筹安排、投稿、编辑，交由《鸿渐风》公众号对外发布，成为一部实打实的校史。
同学们丶校友们，行动起来吧！
几位热心校友2018.08.30
此篇为本群远居海外的竟陵中学第一届学长的扛鼎之作，今隆重推出，以飨诸君。本号将根据竟中校友征稿情况，陆续刊出，以期对我竟陵儒学重镇的文脉生涯，有一个大体了解，亦补官方正史于万一。
我的中学生涯：天门四中（1956--1959)
周长浩
1956年我在天门县城关镇南关小学（一小）毕业，获得了保送中学的资格，高兴中想当然地以为会上天门一中--当时城关镇唯一的一所中学。家堂兄55年从这里毕业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堂姐在天中读初中，有时带我去玩耍。天中的悠久历史、优美环境、名师轶事早已在我们毕业班中流传，校长邓仲禹、数学老师邓万郎、物理老师胡正烈等是我们眼中神一般的人物。从知道保送那天我就一直想象着进天中的场景：宽大的教室，特别是北院那些铺木地板要迈好几级台阶的洋气建筑，肃穆的西式办公楼，明亮的图书馆……好不容易等到张榜时刻才知道：我们这一届天门中学不招初中生，而是被录取到新成立的天门四中就读！我们被告知，这批毕业生正是49-50年上的小学，这是经过抗日战争紧接国共内战的十多年战乱后的第一批小学生，数量大大超过前面各届。政府为了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城关建立了一所全新的中学，命名为“天门四中”。
尽管有些失望，我和同屋好友倪政柄很快就把兴奋点转移到自己即将去上学的学校，打听到四中在俱乐部广场西边，到了那里看到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以前路过也见过那里正在盖房子却熟视无睹，知道那是自己的新学校以后就经常去看，看着工人砌墙、上梁、盖瓦、粉墙等一道道工序，数着9月1号开学的日子，急迫的心情比干活的工人和学校领导甚而又之！
开学以后，见到了四中的“庐山真面目”。我们从广场看着建起来的是两栋教室，每栋四间可容八个班，南面新修的两排平房是教导处总务处，教工宿舍和女生宿舍。西面紧挨着的是旧民居改成的厨房，一眼手摇唧筒式的吃水井。这些建筑的南面是从俱乐部广场往西到招待所通向天中的一条街，和鸿渐关往北直通城内到照墙街的主街十字交汇。从厨房往西到主街往北的几个门面这一角的房屋都是四中的范围，由此再往北不远是一条窄巷子内的水井，城内居民的水源。靠主街的铺面房是男生集体宿舍，厨房西北面是大礼堂，大礼堂的西面一进幽静的小院是领导办公室和老师会议室。大礼堂和领导办公小院都是老房子改的，特别是大礼堂能容下几百人开会不是一般的住家屋，现在从同乡网友“陆羽故乡”处得知它就是有名的“曾家祠堂”。
新课本发下来，我们发现语文改成文学，课本很厚，大大增加了古典文学的内容，有各类名著古文诗歌，具体是哪些因年代太久记不了。那个年代课外书籍很少，我们开始很新鲜，抱着当课外书阅读。一年级教学很正常，一切按部就班，外面轰轰烈烈的“高级社”、“公私合营”等运动基本与我们无关，当然重大的政治活动还是参加，例如参加在人民广场的庆祝全县进入社会主义的大会，县领导描述了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美景，令我们这些极端贫困的家庭高兴了许久，期待共同富裕的好日子早日到来，自己也本能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对上级领导和政府充满了崇敬。
校长胡先诗讲话慢声细语对人亲切和善，天门话叫“小意”。教导主任陈白苍兼教语文课有水平，板书和口才都好，可惜没有教我们六班。我门是班主任苏中庸老师教语文，数学老师崔绪昆、物理老师雷代勋、体育老师谢纯民都是中师毕业的年轻老师，还有图画老师朱忠宝，生物老师张德山等都是很专业负责任的好老师。几年前我在武汉同学聚会时请到了崔老师，雷老师后来娶了二班的一个女同学，是一段美满的师生恋。张老师有些不修边幅，靸着拖鞋上堂，一声河南呔子音提问，“你来说说草履虫的构造”， 被大家课后模仿。教导处的职员何传芳钢板蜡纸刻的呱呱叫，一手板刷艺术字漂亮极了，可惜一年后打成了右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事迹”。
我们这一届同学分六个班，查资料有279名同学，其中住读生146名，占1/2强，这些住读同学来自城关周边的乡镇，东边的杨林口、八子脑、小板港；西边的黄谭；南边的接官厅、侯口、新堰；北边的九真。初次接触农村同学很新鲜，他们比我们这些城关学生年纪稍大，社会经验多而且懂事一些，我很愿意与他们交往了解一些农村的奇闻趣事。还有一个印象，觉得农村同学比我们生活要好一些，很眼急（ǎnjí，羡慕）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吃食，粉子腌菜等。当时只是一种感觉，很久以后，下乡多次，了解了大层面国家政治经济的走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后，我大概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时的农民有产-- 土地；而小城镇的众多贫民无产①。
多年后我们首届同学在一起时，都要回忆刚到四中时的景象，新落成的教室格外醒目，衬托出周围的环境太差，教室走廊外面对的就是一堵半人多高的土坡，一直延伸到西面很远住户的后门。那是日本鬼子轰炸城内留下的砖头瓦块废土渣的堆砌物，加上平整俱乐部广场的渣土形成的高坡。新建的两栋教室就在广场的西面，地平比广场稍高，但比土坡低很多，工人们只平整了比房基稍宽一些的地面，足够他们运材料施工，留下了教室走廊外的那片坡子。
这个高坡不仅挡道，而且白天挡光，起风扬沙，下雨灌汤，坐在教室使人感觉是半地下，一排教室四个班将近两百人上下课时狭窄的走廊拥挤不堪。高坡上坑洼不平、杂草刺芥丛生，不能做运动游戏场地。
开学不久，校领导和老师开会动员，号召同学们抽时间挖土挑土，搬掉教室面前的这个山，改善我们的校园环境。大家受够了这个土山的憋屈，积极响应。学校置办锄头、锹、箢子、扁担这些工具，作了时间安排，于是一场搬土山的活动就轰轰烈烈展开了。这不是一两次的义务劳动，而是每周一、二个下午的强体力劳动，要持续一年多时间。农村同学一般比我们城关娃大几岁，也干过农活有经验，我们这些街上的娃开始干这种体力活确实不会，体力也不适应。挑“三角肩膀担子”逗大家笑，手上打水疱自己疼。好在同学友爱互相帮助，农村同学示范正确的挑担姿势，尽量给体力差的同学箢子里少上一些土。我们慢慢地适应下来，手上打起茧子不再疼，挑担迈步也颤悠悠。劳动中互相开玩笑，劳动后到东湖打鼓泅摸蚌，也是一种乐趣。
这场搬山的活动什么时候完成就记不清了，反正是教室西面的活动场地越来越大，我们晚自习前可以跳集体舞或其它活动。
一年级有一桩轶事值得一提，那时伙食标准有限（粮食统购统销早就是定量供应了），早餐就是稍微干一点的大米粥佐以少量的萝卜丁或藕丁，每班限量分配半桶子粥，每人盛一大勺后所剩不多，只够先吃完的一部分同学添一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叫“半糙子”，食量大，每周两次挑土劳动消耗大，大家普遍欠吃喝，尤其是男生像饿牢里赶出来的。僧多粥少，为显公平全校开饭集中在大礼堂，每天有一位领导统一发号施令。首先每人盛一碗粥，等待哨音统一开动。大家盛好粥以后等着，鸦雀无声，只听一声口哨，一百多号人同时启动，嗤---的一声共响，加上礼堂的回响，如山呼海啸一般，场面甚为壮观。五班温同学（以后读湖医，曾经的天门医院一把刀）就在联欢会上表演过“喝粥”，以后看到陈佩斯的小品就联想到我们温同学。
一年级暑假，我习惯到邮局报栏看新闻，知道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深入到地方。有一天闲逛中，我无意进了下面乡镇教师集中鸣放的招待所，看了一些鸣放的大字报。没有那些大政方针的事情，都是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之类。有一张内容印象很深，说的是一个小领导用威逼手段挖了一个年轻下属的漂亮女朋友，造成女方“抑郁”得病。我对“抑郁”二字不解，引发身体什么疾病更不懂，以致在脑中滞留许久也就记下了这个故事。有一天我到学校去玩，在校领导办公室外偷听了里面的会议，正在斗争一个戴眼镜的老师。
二年级开学，学校的政治气氛浓了，新来的党支部书记杨克顺上任讲话，宣讲党支部使命及反右斗争，具体内容记不清但严厉的训斥方式却印象深刻，这和胡校长的“小意”成鲜明对照，不知二人是天生性格差异还是后天职业立场使然。宣布对右派分子老师的处理以后，我一下适应不了。放假时还是我们班主任的苏中庸老师成了“敌人”，尊敬的陈白苍主任也是，心底里对他们恨不起来，面对他们只好微微低头抿一下嘴示意。住正街的吴月琴老师也成了右派，一天看到她受到不懂事孩子们的尾随羞辱，我只能暗暗同情。生长的环境养成了我孤僻内向的性格，从未和人翻脸吵架，对右派老师本来就不恨，装也装不出一副样子去凶他们。
反右运动对我们学习没有什么影响，苏中庸老师调走了，以后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新调来教文学的郭文亨老师，也是划了右派从别处贬来，河南人，教拼音发音标准，发音口型做的下情，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个倒霉右派郑世龙老师，刚来没有几天就当了右派，贬到北门郊区当菜农好多年。
二年级下学期是五八年，从上到下开始吹大跃进的号角了，停课去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多，同学们开始有怨言，尤其是农村同学发牢骚：上学不念书光搞劳动，不如早回乡参加生产。在杨书记党支部的领导下，学校开始使用政治压力了。当时反右刚过，那种斗争风气延续下来，对于群众中的牢骚不是认真听取解释，而是开辩论会，美其名曰大辩论讲道理，实则“政治正确”高压下没道理可讲，社会上甚至农村都搞“拔白旗”、“插红旗”，前有右派之鉴，谁还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怕被“插白旗”？每班都开会辩论“迟生产好还是早生产好？”，其效果就是不敢发牢骚了。
大跃进开始以前，棉花间苗的时节，全校同学到白茅湖农场勤工俭学，以贯彻毛主席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出发那天是晴天，几百人的队伍背着行李走到农场，安排全体住在大仓库，男生女生各一边，中间有草帘子分界。大家走累了，早早入睡。半夜时分开始下雨，接连几天阴雨也不能出工，终有一天早晨天晴了下地干活，只干了半天就下雨，回到仓库又“阅”（yuē）②了几天，等到一天午后刚一放晴，领导通知赶快收拾行李回去。进白茅湖农场那条黄泥巴大道被雨水浸泡了一个多星期，路面成了淤泥蹚子，道路之艰辛不用赘述了。必须提及的是，这是唯一的一次发给工钱的劳动，总务员李梅清是我母亲娘屋的亲戚，是他给各班发的工钱，所以还记得。至于是几角几分，能买锅盔还是吃面，就没印象了。
那种零星的大跃进活动已记不清许多，印象较深的是一次到西门外深挖地，油砂土好挖，挖了一人多深，说是体现深挖地种高产田。
从大炼钢铁开始，就彻底停课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始很有新鲜感，下面是记忆深刻的几件事：
大炼钢铁
我班参加了做土高炉，运风箱安装，把各处收撬来的铁锅铁器在炉中炼成半溶蚀状态后锤打成块的全过程。高潮时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拉风箱可以轮流半掺磕睡保持拉的习惯动作。这里想起天门一句老话“要得生铁打破锅”，我们炼钢确实打破了不少铁锅铁器，而炼出的铁块品位还不如生铁，实际就是废铁。这个炼钢经历特别是后面的感叹，被我在大学三年级的哲学教改讨论会上，同学们相同经历互相激发的气氛中吐出来惹了麻烦，幸而后面世事变迁而消除。
共产主义即将到来
县委宣传部长来校做了一次报告，描绘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那些高大上的记不得，对吃的记忆深刻，大抵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几荤几素一汤。这时报上已经开始放高产卫星了，部长讲话自然底气十足，有根有据。会后讨论，无非是受到欢欣鼓舞，表决心鼓干劲。
烧窑做砖
以前是河那边的窑上烧青砖，大跃进土法上马在操场上烧红砖，全校同学都到东门尾子外取土挑回学校，几里长的公路上挑土的学生络绎不绝蔚为壮观。和泥踩泥，“扳”砖（把一团泥高举过头，拿出吃妈的力气“扳”到砖模子上才能充实，然后刮平，脱模成一块砖）这些工序都是我们干的。箍窑烧砖请了专业师傅，把风干的砖坯子夹煤饼砌成高大的圆桶型窑，上面封顶留烟囱，周围打几道铁箍，里面巧布烟道。然后点火，煤饼燃烧几天几夜，冷却后开窑取砖。这种砖成色不一，没有窑上青砖的强度高和耐风化的年限长，有烧变型的，也有没烧好的。但毕竟是可以盖房的砖，母校的许多小的建筑都用了这些砖。
接官厅做砖
我们六班还被派到接官厅的砖窑场住下来做了几个星期的砖，个个都成了熟练的砖瓦工，那应该是初秋，印象中砖场旁边的红苕可以挖了。
芦市割罡柴
从接官厅回校没几天，我们和五班一起被派到芦市割柴，一行人背着行李，早上出发。走到芦市吃午饭，正值全国吃饭不要钱的高潮，我们来到芦市中学吃了这唯一的一次不要钱的饭。大米饭管饱就萝卜白菜，流水席一般，来了就吃、抹嘴就走，虽还没有达到宣传部长说的几荤几素的标准，已经很鼓舞人心了。饭后接着走，一直走到接近汉川的县河边上一个湾子。住在农民家里，自己带的米，买菜蔬自己开伙，没有看到当地吃食堂的情况。早晨起来已经打霜，走到柴山（其实是湿地）只见望不到边的罡柴（芦苇的一种，比芦苇坚硬的多）林子。我们的任务是砍下罡柴，捆扎，挑到县河边的堤上码垛子。这是大跃进期间最苦的一次，早晨霜很厚，手伸出来很冷，没有防护的手上划了很多血口子和倒剪皮。罡柴的桩子很锋利，稍不小心就扎破鞋子伤了脚。晚上回到住处，还要作诗比赛诗歌，内容是歌颂大跃进成就，总路线英明，人民公社无比优越，可惜那些诗歌已经记不起一句了，如果保留下来对照我现在的这些文字该是什么滋味呢？
其它班的一些情况
印象较深的是二班做土化肥，配方是陈土加坟墓里的尸骨。现在听来不可思议，这不是刨人祖坟伤天害理吗？在那个“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年代，人们群发性的脑子癫狂，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当时北门古城堤、文昌阁电灯厂一带遍布野坟乱葬岗子。刨坟都要夜晚偷偷去干，白天支口大锅熬汁，兑进挖来的陈土搅拌，生产出来的土化肥堆在大礼堂里占了很大一片，以后一直留在那里很长时间。
还有的班烧石灰，到处撬青石板甚至夜晚拆人家的鸡笼，这不是偷吗？当时可不能这么说，在刮“共产风”的那一年半载，人们的一切都姓“公”了，只要认为是对“事业”有利，或者打着“事业”的名义，一切事情都合法，理直气壮！举高远宏大至善目标之旗（目的善）行低劣之事（手段恶）这一人类社会学中目的和手段的悖论可以解释很多事情。这是多年随着国家命运“艰难探索”中自己响应领导人号召仰望星空、看伟人经典的心得。
算下来，从芦市砍柴回校应该是58年冬天，初三上学期了。在大跃进的年代高潮一个接着一个，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就是这六十年后回忆，也一下子从初二到初三了，考了期末考试吗？放过暑假吗？真的记不清了。逻辑推断应该是中间穿插着上课，只是那时候大跃进的任务多，县里、镇上都可以派，炼钢铁是大的政治任务，层层动员遍地开花，除四害、赶麻雀是落实领袖指示谁敢不听？学校领导也在高潮中有时头脑发热，放了鸭子，美其名曰：放手发动群众，那些挖坟、偷鸡笼石头的事情可能是个别班的创造；有时也打学校的小算盘例如布置停课烧砖砍柴。干学习以外那些事情有新鲜感，记忆也深，才有上面的困惑。只要是没有任务的时间还是要上课，我们这些学生是一天也不能放任自流的，不然会惹出多大的祸，老师和校领导都担待不起。
首届初中毕业照（五班），前排左三：胡淑芝（六班班主任，教五班语文），前排右一：崔绪昆（五班班主任）,前排右二：程福玲（作者妻子）
五九年春节后开学，同学们从乡下带来了缺粮的消息，学校食堂从五一开始降低粮食供应。这两个时间点我一直记得，它是大饥荒的前奏。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正常上课，投入考高中的准备。日常的上课温习也没有什么好写，中考前一个多星期，班主任胡淑芝老师公布了4个保送到高中的名单，我也忝列其中，获得保送的还有隔壁五班的女同学程福玲，十一年后我们结婚成家，这给了我在天门四中的学生生活一个完满的结果。
2007年四中首届毕业生部分同学在武汉与崔绪昆老师聚会。前排正中是崔老师，前排右一是作者同屋同学好友倪政柄，前排右二是作者
【注释】
①天门是一个农业县，自然条件优越。49年以后农村结束了兵匪战乱安定下来，从土改（这里不论及我们这种革命土改及后续公社化，导致地权所有制混乱状况对中国长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当前农村的衰败）到56-57年，农民分到土地，哪怕实行了高级社，产权还是农户的，收获也是自己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特别是城关周围的棉花经济作物产区，农民的收入高。逢年过节农村女人穿着红缎子褂、绿缎子裤上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说明那个年代这一带的农民生活还是可以的。
反观城关这样的小城镇，交通不便，多年的战乱下来，多数商号早已倒闭，出现了很多城市贫民。社会安定了，但是他们没有资本，政府不能凭空提供工作的机会。城关“三反五反”，小本经济的商户多，有多大油水呢，但逢运动必左的铁律下，受重罚甚至想不开自杀的也有，死一个老板就多一个顶着资本家帽子的贫民户。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懂经营的资本家没有了投资管理的积极性，从私营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并不是理论上讲的那么顺畅优越。不然就不会有八十年代以后改革的必要。社会变迁，大城市工业进步，小城镇那些传统作坊手工业也在衰落中，所以很长时间小城镇的隐性失业贫困不足为奇，本邑默雷细雨先生所记，七十年代趁着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中，地方土政策还搭便车赶了一批小城镇的贫民下乡就是例证。是的，广义上看，那时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剪刀差，剪农民的羊毛搞工业化投资建设，但都是投到了大的工业城市，小城镇没有沾边。这一个历史阶段，在从工业到农业这一线性尺度上，县以下小城镇的地位是逐年向农业那一端滑动，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有大厂矿到城镇招了一些工人。
②默雷细雨先生首先用阅（yuè）表示人过度劳累散架了、背靠支撑物沉下的动作。我这里表示一种状态，碰到连阴雨的腊月抱怨说：”腊月，腊阅！（yuē）“注意是一声。
周长浩2018.08.27-31撰於美国佛罗里达州彭布鲁克镇
【本期责任编辑：翻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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