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母亲：七旬儿子喊妈妈
写给母亲：七旬儿子喊妈妈
默雷细雨
妈妈：
您好！
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也许别人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而我却觉得很短很短。五十年来，隔不了多久，我就会在梦中见到您，和您说话。
妈妈，您是1968年9月3日下午三点多钟走的，被癌症折磨了三个多月后，您终于得到了解脱。当时，我一直抱着您，共振了您生命最后的一分一秒，眼泪早就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您走之前所说的话，我记得很牢很牢。那都是您的遗言啊。50年了，我时常想和您说说话，在今天这个日子，我就借个公家的词说说吧：儿子在这里向您汇报哩。
妈妈，您走的前两天，自知要走了，请三光哥（李三光）给全家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合照，也是您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照相。如此珍贵的照片，可惜我们还是遗失了。请您原谅呀，频繁的盘屋（搬家），遗失的东西何止一张照片？从新中国建立到您离开我们，我们住过的房东不止10家吧？就是说，1949至1968年，平均不到两年，我们就得搬一次家，这其中不算1958到1959年，住河街王昌华家吊楼下面的茅厕。那是把茅厕填平后的家，四面用草包遮挡，用一条麻袋剪开两侧，朝西挂在一根横木条上，就是家门。如此频繁的搬家，一张小小的照片是不是很难保住的呢？
妈妈，您走的前一阵，那个女孩c-e差不多天天来我家，您是那么喜欢她，她一来，您就盯着她看，每每把她看得好羞涩，看得她羞涩地低下头，看得她礼貌地露出浅笑，她那很得体的浅笑，逗得两个酒窝也闪烁得那么甜蜜，像两个唧唧喳喳的雏鸭。她的浅笑仿佛能减轻您的疼痛，您就叫我同她“出去走走。”那天，她给我送来一双自己亲手告底的新袜，你当时躺在躺椅上，露出得病几个月后唯一的一次笑意，那样苦涩，那样欣慰。您说：“这我放心了，你不愁找姑娘了，就是老大……唉！”
妈妈，女孩c-e本是我同学，用房东熊家姐妹的话说就是，“天门街上再找不到怎漂亮的女孩。”
妈妈，您是知道的，女孩c-e不光特别漂亮，她的善良也少见。她是独生宝贝，家有房屋出租，在我家每天为买柴买米摞脚顿手的日子里，她有次给了我80块钱。我们家什么时候一次性见过这么多钱？
妈妈，是的，我和c-e最后没有生活到一起，但这与她和我都无关，也和我们四类分子家庭无关。她从来不在乎那顶帽子，就像这世上根本没有帽子这个东西，她家没有帽子，是普通人家。至少在您走后的37年中，我和她都有信息交往。但人各有命，她后来拥有了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一直都在祝福他们幸福的家庭，您放心，就像您记住了她，她也一直记得您哩。
妈妈，有人说，您是累病的。
妈妈，和平街居委会对面的熊家，是多么善良的一家人！她们家的后院是空地，隔壁是天门眼科名医李恒丰家的高墙。妈妈您因为和熊家姐妹十分亲热，我们已经搬进她们家了，不久后您竟提出，要买些砖瓦，在她们家空空的后院，靠李恒丰家的高墙搭一间“偏耍子”，熊家姐妹想都不想就痛快答应了。她们也说我们七八口人挤住不足20平米，怎么挤得下？
作者友人李川为其母绘制的“挑水图”
妈妈，为了这个“偏耍子”梦，您做小工，挑卖水，给餐馆劈柴，从渡口头和熊家巷的河坡挑菜，爬坡上岸，每挑一百斤能赚一角到一角五分钱（视目的地远近）；夏天的夜晚，您巴望着下大雨，您披上蓑衣可以出北门到下鹰桥去扳鱼，补贴家用。一次，您扳到了一条20多斤重的鲤鱼，您高兴得把我从梦中弄醒，说“明天买柴米的钱有了！这条鱼可以卖上10块钱不止！”可是第二天外婆知道了，却愁得戚戚泪流。外婆信佛，吃了几十年长斋，她说20多斤的鱼要好多年才修成，已经成仙得道了，把它扳上来卖掉，是要得报应的。外婆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1968年5月的一天，您在给东湖边的针织社挑染纱水的中途，下身突然涌血不止。医院初诊就明确：晚期癌症。
妈妈，50年前您走出医院的一幕，至今还令我心酸恍惚。而最令我垂泪的还有这一幕：1968年8月30日，从沙洋农场医院回天门，没有公路，坐下水轮船到岳口，从岳口到城关，我们一路一截，求助顺道的空板车好心人。到了城关郊区，早就身无分文，形同乞丐。好不容易一步一步挨到龙头湾机械厂附近，您支开我，扑向路边的水塘要寻短见，幸好我回头及时，我抱住您嚎啕痛哭……这一幕，我怕再想起却又年年想起。那还是江汉平原的酷暑时节，我们母子抱着在地上挣扎，汗水把灰尘果透全身……妈妈，我不能再想了，眼泪已止不住了，滴落键盘……，这一幕，50年来，每出现一次我都是以泪洗面。
妈妈，9月5日，是您走后的第二天。您为“偏耍子”攒下的一百口机瓦和五百口红金条砖，姨夫蒋干清（小编注：作者在本号发表的《鸿渐街上的此人、此事》一文中写过此人）就急不可耐地来板车拖走了，您为“偏耍子”向您的亲妹妹、我们的幺姨借过钱。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蒋干清没有和我们明算账，他什么话不说就拖走了全部砖瓦。
妈妈，您走了，街坊四邻异口同声地叹息：宁死做官的老子，不死叫花子的娘，这家人的箍桶蔑散了。
妈妈，您走了，父亲虽说还在，可他被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四类分子帽子早压得不人不鬼。那天下午三点多钟，您解脱了，走了，我们兄妹哭得天地不忍，您自然听不到了，父亲也大放悲声，他六神无主，边嚎啕边竟也和我们兄妹一样哭喊着只叫“妈妈！妈妈！妈妈！”在家庭巨变面前，他张惶得失去了起码的理智。
妈妈，宁死做官的老子，不死叫花子的娘，这是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心酸告诫。妈妈，您走后，我们又搬了家。这一次，不是房东熊家姐妹让我们搬，而是信佛的外婆说人在别人家死了，对房东家不吉。这样，我们就搬到了西门雁叫关周祖元家。
妈妈，周祖元是独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年轻，还没成家。他在家的时间不多。不知什么原因，从没见过他父母，只有一个80多岁的祖母。祖母病卧，常年住堂屋。两间房，周祖元住正房，偏房住我们一家。一张床挤六个人，包括刚六岁的、妈妈您最放不下心的我们的妹妹。您的大女儿在厨房每天夜晚临时搭铺，没有外人，也就不需要厨房门。您的大女儿给周祖元的祖母端茶倒水，老人几乎每天都只吃一顿，当自己动不了时，您的大女儿就为她做饭。我后来才知道，这也许就是不怕我们是四类分子家庭、且又是稀汤泼水的人家，周祖元才肯租屋的原因吧。
妈妈，雁叫关没住多久，又是不到两年。这次倒好，我们不必再租住处了。1970年，湖北省革委会下发文件，要纯洁城镇人口，将城镇的21种人一律赶到农村去。哪21种人，即使在当年也没有人数说得清，但四类分子家庭是首当其冲必须下去。
妈妈，那年您的大儿子在鸿渐街秤铺做事已经10年（1961--1970），可按政策也必须下农村。他属城关镇手工业联社，联社大约20多家下属厂社，家庭有四类分子帽子的子弟也有10多人，再加上联社外的单位，恐怕21种人的子弟在天门城关有百十号人之多。但这些人都在观望，也互相之间你抵我我抵你。
妈妈，联社在“动员”时，有人直接点名抵你的大儿子，可因他在秤铺做毛主席像章和石膏像，曾经是骨干，单位戴主任就力保他。哪知他沉不住气，“看你们还抵不抵！”一气之下就报了名。这样，到真正失去城镇户口下农村的，联社最后只有竹器社的何家振和您的大儿子。哪想到他和何家振刚刚下到小板农村，上面又下来政策，不搞21种人下乡了。可惜他那时年轻，没有听懂民间这句话：“政府的政策、正车，是不断车动转动的，今天一车一个样，明天一车又是一个样，还不如车糖人的。”
妈妈，唉，您的大儿子还是太年轻了。
妈妈，下乡10年后，1980年，他又回到了秤铺。不过，那时归了塑料花厂，这是后话。您不要急，我以后再向您汇报他的情况吧。
妈妈，21种人，这是一个多么凄风苦雨、血肉模糊的数字，至今想来这个数还是叫我心惊肉跳。这不是一个数，而是一部巨大车轮，它无情地、让人猝不及防地碾压过来，它傲视人世间的一切，人的生命算什么？泰山压顶，天崩地裂。它说历史的车轮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它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如果说连省革委会的文件也没有明确是哪21种人的话，那么，这“一切害人虫”就把这个概念说清楚了。真是佛家大智慧啊，不明白者明白，明白者不明白，这21种人都在害人虫中啰。
妈妈，也是这一年，1970年，21种人之一，您的大女儿下乡到了城关北门的耀家新场，带着8岁的您的幺女儿。父亲带着您的两个小儿子，一个14岁，一个11岁，下放到了石河坟禁公社南巷大队。
妈妈，想不到这个被称为三根光棍的家，从此因祸得福，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坐，政府的安置款盖了土坯屋，再也不必循环那每约两年搬家一次的规律了。但这个乡下的屋，并不属自己，而是和另一户下放的四类分子张银宾住一起。
妈妈，张银宾也是历史反革命帽子，老两口年近七十，膝下无一儿半女，他本是城关服装社的职工，裁缝，是令人羡慕的手艺人，但被21种人的政策框住，就下了乡。要是您在，不知又要为这两个老人流多少泪。因我知道您心太软太软。我清楚地记得，您无数次地把并不充盈的锅中食物，舀出后送给街上著名的娇邪子，我也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家住戏院边的善堂，您给孤寡老人王爹（女），邵婆，黄婆浆衣洗裳、送茶送水。您要是遇到走路颤颤巍巍的张银宾俩老下放农村，您一定会大放悲声的！妈妈，母子连心呐，您的儿子我也是这样啊，写到这里，我的心也还在为张银宾俩老颤抖不止啊。
妈妈，14岁的您的三儿子，从此就和农民一样栽秧割稻挑草头。他只能拿六分工分，但也总算没在城里吃闲饭，他的双手能挣工分啦。您11岁的四儿子福气不错，背上书包，在南巷大队的小学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
妈妈，想不到父亲下到农村，反倒比在城里人舒服得多。在城里，每天要操心找小工做，也要去河边挑菜卖劳力，也要去五一、大众餐馆等地方劈柴。总之，他结束了做一天望一天的有规律无保障的日子。农村没有小工做，没有菜挑，没有要劈柴的餐馆，他有些失业的感觉；而两个儿子，一个要栽秧割稻，一个要去南巷小学读毛主席语录（那些年，小学语文课唯一的内容就是毛主席语录），这样，父亲就堂而皇之地要在家烧火做饭洗衣裳，他不必干农活，他要做家庭妇男。
妈妈，一个14岁的半劳力，即使出满工，也挣不了多少工分，除了三人的死口粮，还需要工分去抢工分粮。
妈妈，您虽然也是卖劳力的穷苦人，但您还不了解农民口粮的来源。您耐心听我说说。生产队每年产出的所有粮食，首先要给国家交比例不少的公粮，然后还要留出下一年的种子。那么，剩下的才做全队的口粮。但这口粮又要分为人头粮和工分粮。人头粮，就是不管男女老少，见人就一般多，全队的人头粮约占口粮的四成。余下的六成，就按各人出工的多少，按工分再分配，这样可以鼓励多出工。以工分再分粮，这就叫抢口粮。
妈妈，三根光棍的这个家，只有半个劳力，能抢回的口粮微乎其微、粒粒可数。您的两个小儿子那时正长身体，吃不饱，平时好对付，一到春荒时节，父亲便提前几个月不剃头，把胡须留起，然后长须飘然，挎着篮子，拄根竹棍，牵着小儿子，过佛子山，到京山县的地界上去讨米要饭。
作者父亲墓碑照，伴随一生的称号如实铭刻
妈妈，这种靠讨米要饭度春荒的日子一直到1980年结束。而让我哭天无路的是，1980年政府给四类分子摘帽，父亲去公安局办手续，公安局查遍档案，却说父亲不是四类分子，不需平反。这就是说，我们一家人几十年的血泪和屈辱就白流了。含血喷天。妈妈，您在天国50年了，早该看透了阳世红尘，一定不会为这白流的血泪生气的吧。
妈妈，50年来，您的遗言有一句是，“千万不要参加任何党派，那是挨不得碰不得的事，要不是你父亲参加过国民党，我们一家就不会遭这些恶手。”
妈妈，50年来，您的这句嘱咐我记得很牢。我1976年有了国家工作后，每到一地，都是冒尖的业务骨干。多次被动员写申请入党，我都婉拒说，我还做得很不够，我对党的认识还很不够深刻。谁都知道，要当官就必须有党票，当了官就有很多便利。1982年，我调到山东，在我人没报到，就已被指定为科（局）级负责人，闻讯后我和土皇帝般的人物差点打起来，理由是：“你连我都没见过面，凭什么要我当官！”这事当年轰动一方也震动一方。我当时最敏感的反应是，接下来你就该要我“自愿入党了。”
妈妈，我记住了您的遗言，如不然，仅凭能力，我早当上官了。可是，当官后，在这小偷“帮助”反腐，二奶“帮助”反腐，闭着眼都能抓到贪官的当下，我也会锒铛进去的。只是，妈妈，也有不得已的时候，我还要汇报一件事：57岁那年，一顶不算很小的官帽也天上掉馅饼，还是砸在了我头上，但我坚持，只按要求把官名印在名片上而远离一切实务。
作者母亲墓碑照
妈妈，50年后的今天，我还是想您，念您。您42岁就离开了我们，您为儿女吃过的苦，遭过的罪，受过的屈辱，桩桩件件我都铭刻在心。天门一帮朋友办了一个《鸿渐风》，我借这块宝地以上向您略做50年来的点滴汇报。我就想和您说说话。
妈妈，我知道，50年了，您在天国依然在眷顾着您的儿女，虽然我已七旬，想起您，还是要急急地再喊一声—
“妈妈，--妈妈，--妈--妈！”
您的二儿子
2018年8月28日于北京
【本篇责任编辑：路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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