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绅传人的醉与死

Original 曾令涛鸿渐风 2023-04-30

一个乡绅传人的醉与死

--中秋祭父

曾令涛

二十五年了，我一直不喜欢过中秋。

二十五年前中秋之后一个清晨，父亲穿戴整齐，毅然决绝地走入一个凄冷水坑。每近中秋，我悲从心来，默然饮泣。

岁岁中秋，今又中秋。我用二十五年的时光，不停地走访、询问、回忆、追记父亲的一生，一个民国知书达理的乡绅传人，一步步演变为一个惶恐、隐忍、沉沦、伤残、酗酒，到最后自沉于水的绝望农民形象，逐渐浮现我面前……

二十五年来，因我年少无知、在一篇作文中对父亲的误解与伤害，反复捶打和拷问我的内心。

我惟有用笨拙的笔，去努力还原那段历史的真实，方能救赎我这个不孝之子的过错于万一，也作为对我的父亲、一个乡绅传人，离开我们二十五周年的最好祭奠。

作者父亲曾公祥镛先生（1934-1993）

民国之初

秉承“耕读为乐、诗书传家”族训的曾氏一支，明朝初年由江西泰和县徙迁湖北天门皂角树，几经辗转，在竟陵城南三里的梭子桥落籍。这支族人也很奇怪，就是读书、行医、种地，连续上十代无人入仕。因此，当地至今流传一句乡谚：“梭子桥、梭子桥，曾家有人也不高。”随着人丁兴旺，曾家于康乾盛世时期，扩展到了今天的侨乡开发区曾万家台一带。

光绪辛巳（1881）年，我的高祖父曾宪章先生27岁去世。为了让高祖母安心抚养两个孤儿，袁姓亲家赠给曾家一亩三分“嫁事田”。曾家孤儿寡母早出晚归、勤勤恳恳，用三代人的肩挑背扛，到民国之初，居然积累起二十几亩地家产。传说鼎盛时期的曾家，农忙时节长短工与家人一起吃饭都有好几桌。祖辈们还在厨房存放一艘大船，时刻准备逃生之用。那样的船，可不是一般人家可以置备得起的。

民国甲戌（1934）年正月二十六戌时，父亲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人间的。那时的曾家，四世同堂。83岁的高祖母、壮年的曾祖父和新婚的祖父母，新春正月添儿子，那是喜上加喜的大好事。我后来听说，此前曾家经历过一场大火（1914）、一场人祸（1926），人们对曾祖父耀祖先生不无敬佩和嫉妒地说，“这家伙，死人发火，硬是没有把他搞跨吔！”当年全家劫后添子的欣喜，可以想见。

正月添子后，曾家人还不放心，给父亲起名“水牛”，就是担心在水旱交患、疾病流行的江汉平原这宝贝儿子哪天没了。还好，那条厨房的大船救了不少曾氏族人的命，乙亥年（1935）大水，大家在一片泽国的汪洋之中乘船逃生。

水灾过后，曾家位于袁家岭子上的肥沃地块，粟子、黄豆产量总是比别人高。曾祖父耀祖先生虽然饱读诗书，在竟陵城北照墙街的私塾授课之余，总是挑起全湾最大的粪桶到地里浇肥。

幸福的日子过得总是很快，转眼父亲到了延师授课之年。曾祖父和祖父一合计，聘请了当地的光绪年间大秀才、人称“飏先生”的曾子芾（名宪棠、字飏生），到家里开办私塾、为父亲启蒙授课。后来父亲时时讲起：“飏先生的字写得那叫一个好，不管多少幅对联，写完拿起对着太阳一照，分毫不差。”

祖父廷科先生，为了给父亲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邀请附近同好的九个小孩，到家一同免费学习，并义结“十金兰”。十兄弟之一的向承魁老师，已经八十三高龄了，今年初碰到我说起当年到曾家上私塾的事，依然情绪激昂、感喟万分，并赠我一篇当年“十金兰”的习作《春》：“信哉，春日之景也，桃红似锦、柳绿如丝。……当时之时，年富力强，尚能普通之知识、高尚之人格、完美之学问，吾侪少年可不勉乎哉！”

中国历史上，大清到民国，是一次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改朝换代，使得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乡绅地主经济，得以延续保留。因此，尽管时有匪患骚扰、敲诈，但民国初年相对稳定的自给自足农耕经济快速发展，给了父亲一个幸福童年和良好启蒙教育机会。据说，聪慧的父亲，不出三年，四书五经已能初步背诵，并习得一手好字，颇得塾师飏先生赞许。父亲后来每到劳作饭后，关起家门，对我们几个孩子摇头晃脑地大段大段背诵“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篇章，即缘于这一阶段的扎实国学童子功。

作者父亲的遗墨

日据时期

1939年，日军本村部入侵湖北天门。从此，日、伪、国、匪等各方力量，将这个江汉平原的富庶之乡，争斗成了朝不保夕、时时兵荒的苦难之地。淳朴的民风，也随着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与横征暴敛，开始变得自保、狡黠、偷奸耍滑。

愁绪满面的曾祖父廷科先生在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之余，总是带头领着长工一起干活。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时候，什么地主？你不干活、长工们才不自己干。”而且听说一些长工若东家盯得不紧，即会在收割黄豆时，就势用双膝对着黄豆草头担子狠命轧下去，于是豆荚裂开、豆落满地，再趁东家不在时将满地撒落的黄豆“捡回”自己家中。

1943年秋的一个早上，为趁露水未干、黄豆未裂之前收割回家，祖父天亮时分即领长工下地，带头挑起最重的一个担子，跨过一条水沟时，不幸拉伤肠子。但祖父还是坚持收割完黄豆，最后不幸得了“绞肠沙”（即肠道败血病）。

写过两本医书的祖父，自己是懂中医的，又通阴阳八卦，当时即知此症凶险，但日据时期西式消炎药乃军用禁物，不可得，于是用土方“吃火食”，即将木材烧炭、吃黑乎乎的炭块。此法可过滤毒素，然祖父为抢收黄豆、拖延时久，已是病入膏肓。听说祖父对着黄历一看，不禁感慨自己流年不利。前几年我去访问当年我们曾家的放牛娃、八十多岁的万贤斌，忆及当年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哽咽着告诉我：少东家临终前，哭着对老东家说：“老头，我什么也不要，你就帮我弄一副杉木棺材……”祖父挣扎几日后，三十六岁竟英年早逝！

此前，最小恩婆（姑奶奶）嫁人、九十多的高祖母离世，周围人说，“曾家两年办了三件事”。

突发的失怙之痛，对我父亲的打击是巨大的。我记事时起，就很少听到他回忆起自己的父亲。当年祖父病危期间，延医请药、熬汤跳神的情景，一定深深刺激了父亲，让他不堪那段痛苦的回忆。

在曾祖父的坚持、祖母的呵护下，我父亲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不仅完成了传统经典内容的学习，而且精通了珠算、丈量等数学技能。以至于多年后，他还时时对我们背诵起自己当年的得意习作“哥伦布操舟西渡……”，而且经常给我们演示他娴熟的算盘绝技，如“凤凰展翅”、“九九归一”等。严谨的家风、严格的私塾教育、恶劣的世态环境，已经逐渐把父亲锻炼成一个知书达理、粗通农家事务的小先生了。

国共内战

一年多之后，日本战败，65岁的曾祖父耀祖先生也在这一年去世。

作为曾氏大房的嫡传长子，曾祖父是典型的乡绅、族长，许多歪拐的不良族人，对他十分敬畏。听说当年他腰别一根长长的铜烟杆，形似家法，在全湾转一圈，令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家伙不寒而栗。曾家几代人严谨的家风和乡绅传统，在曾祖父身上得以传承：孝父母、和兄弟、睦夫妇、信朋友、节饮酒、惩色欲、戒赌博、崇节俭。在他的调教下，我的父亲从小形成了少年老成、严以律己传统。

曾家两代男性主家人的去世，使我父亲过早地承担起了领家的责任。后来听岳口邹张村的一个表叔讲，国、共拉锯时期，曾万家台周围匪患严重。其中有一个叫“煨豌豆”的土匪，时常霸道敲诈、横行乡里。好多次“煨豌豆”夜晚来曾家，将大门上的铁环拍得震天响，年仅十多岁的我父亲，为了保护我祖母和他年幼的弟弟，胆颤心惊地打开大门、应付土匪恶霸。

有一次，土匪为了敲诈曾家，竟将我的父亲绑去，准备活埋撕票，就在即将掩埋之际，曾家人慌慌张张地筹集大洋送到土匪处，才捡回一条命。

尽管如此，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的我祖母，还是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继续读书，延请了天门一带有名的私塾先生--高台村的陈先生，来为父亲讲授传统经典和新式课程。而且，祖母的娘家岳口张氏家族还有些影响力，给周围的土匪一些震慑，父亲才得以有了相对平静的短暂时间继续学业。

民国36年（1947），天门县政府接收联合国提供的“德字棉531号”种子15万斤，和湖北省建设厅的棉花借款15.2亿元（法币）。是年，地处天门城南的曾家棉花大丰收。祖母于是请来岳口邹张村的姐姐，让她来曾家帮忙纺织棉花、棉布。为了让姨祖母安心纺织，我祖母还让她带来了自己的儿子邹良才，和我父亲一同读私塾。

但好景不长，1948年麦子黄的时候，我的祖母不幸身染重疾，与祖父一样、也是三十六岁绝望地撒手人寰，扔下了两个孤儿，曾家从此败落。

下半年，解放军攻下天门城关。

后来有人对我说，“你的爹爹婆婆（即祖父母）幸亏死得早，要是到了解放，划个大地主（成份），还不晓得怎样死！”

鼎革前后

祖母去世后，我父亲和弟弟去投靠岳口张家的舅舅，进了耙市学校。半年之后，舅舅也死了，书也读不成了，只得又回曾家投靠堂曾祖成林大爹、靠课田为生。成林大爹自己做裁缝，自己也不容易，虽然大爹大婆作为族中长辈尽心照顾，但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老家有人后来告诉我，父亲兄弟二人冬天冷得不行，曾躲进草垛子里取暖过夜。一个含金钥匙出生的地主家小少爷，破落至此，虽有远房亲戚偶尔照顾，但更多的是忍受周遭人甚或幸灾乐祸的指指点点，“这是耀祖伯的孙伢呐。”

新社会开始划成份。有人控诉，说“你们曾家田最多，当然应该是地主”。但在曾家做了几十年长工的万家“油老头”出来说了公道话：“曾家是‘做（zòu）家’，是自己干起来的。”于是，刺刀已经顶着脖子、差点被砍头的父亲，被从地上拉了起来。

惊魂未定、但识文断字的父亲，连夜找到村干部曾繁藻家、看了土改文件，说按规定我们家不应该划为地主，最多是“小土地出租者”。这其实是一个比富农还要低的成份，但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就认定你是“小地主”。

已经熟背四书五经的父亲，仍不想给曾家丢脸，保持着一个乡绅传人严以律已、热心助人的老礼行。即使家败了，仍时时维护曾家和自己做人的尊严。“豆腐泼了，架子还在”。

前年我回家访问一个远房的许家姑姑，八十多的老人家告诉我：“你的父亲，那时候，穷是穷了，带着弟弟去拜年，衣服虽破了些，但扣子、领子还是收拾得灵灵醒醒（整洁）！”去年我去访问向家台的恩婆、表叔，大叔子向望春告诉我：“你的父亲，那个时候饿得实在不行了，带着弟弟过了袁家岭子来找我们家。快到了，却停下来，远望了几眼后、又折回家去了。”

尽管父亲的珠算、代数、几何和国文水平有了相当的基础，但他们剥夺了父亲上中学、考大学的权力。刚刚十八岁的父亲，只得早早地娶妻度日，可是新社会宣传《婚姻法》，第一个妻子袁家粟恩妈不到两年就“打脱离”（离婚）走了。不仅如此，新社会改天换地、砸烂旧世界的一轮又一轮高潮，礼乐崩坏的现实让父亲迷茫、惶恐、无所适从。

父亲无奈之下，娶了同样苦命的我妈妈：姥爷在我妈妈尚腹中时、“跑红兵”离开了自己双目失明的妻子，逃走了，从此杳无音讯。父亲的盲眼岳母是带着“遗腹子”耻辱地回到娘家把我妈妈养大成人的。好在杨家人厚道，给自己的姊妹撑腰，拿我妈妈当自己的亲生女儿养。

父亲不仅娶了我妈妈，还向杨家人保证给岳母养老送终，将双目失明的岳母接到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曾家。父亲不仅兑现诺言、给姥姥养老送终了，还对若干年后从邻县潜江找到我们家的姥爷，也一同赡养，并在姥爷去世后办了隆重的葬礼。父亲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何谓“贫贱不能移”的乡绅传统。

“文革”十年

父亲一共养育了九个孩子，一头一尾没保住。最小的是我妹妹，叫兰君，是饿死的。三岁的我，依稀记得妈妈早起，坐在门槛上撕心裂肺哀泣的样子。

我出生那年，文革开始。破四旧、横扫地富反坏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疯狂的运动将传统文化和礼仪彻底摧毁，父亲更加惶恐和忧虑。两年后，我父亲辛辛苦苦拉扯成人的唯一弟弟，被人陷害成“现行反革命”、写反诗，不堪酷刑和凌辱，愤然从汉北河的木桥上一跃而下，重伤不治而死。一个小地主家，出了个现行反革命，那还得了，全家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曾家所有的续命重任，都落到了父亲一人肩上。

家乡人后来告诉我，“你的父亲经过那场灾，像变了一个人。整天不说话，晚上把自己关在屋里，整夜整夜地纺棉花。”一个大男人，却在漆黑的夜晚，摇着手动纺织车，干起女人的活，那是怎样一幅悲伤摧心的画面哦！那一声又一声凄凉悠长的纺花拉线的声音，不正是在诉说父亲对冤死的弟弟的怀念、对不公平社会的愤怒吗？可是，在那个高压的年代，除此之外，我父亲还能做什么呢、还敢说什么呢！

我至今记得，生产队有人给我父亲取了一个侮辱性的名字，“水牛痞子”。小时候我只是感到欺侮，后来才逐渐明白，父亲是在那个特殊的疯狂年代，用自己的韧性、隐忍、克制、坚持，又带一些智慧的不得已办法，在拼命保存这个家，还有我们七个孩子的死活。

是的，在那个年代，疯狂的人们在疯狂寻找发泄的目标，小地主的父亲自然不能幸免。但满身乡绅正气的父亲的严谨和厚道，又让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无可奈何、又咬牙切齿地给他起了这个外号“水牛痞子”。

也许是数代勤劳家人农耕经验的积累，也许是乡绅地主家精打细算的不屈基因，在那个高压的年代，我父亲这样一个地主家的小少爷、乡绅传人，竟然改造成了方圆百里的农田行家里手。他烧过窑、种过田、育过秧、驾过车、丈过地……成了家乡的“编外农技员”，所有的天气、农时、计量，他们都要问了父亲才出门。父亲总结出来的农时谚语，至今还在老家传颂，“大麦割青，小麦摇铃”。父亲去世那天，突然十里八乡来了好多我不太认识的人，他们红着眼告诉我：“是你的父亲教会了我们算盘，我们才做了生产队的会计……”

我知道父亲心里压抑，喜欢喝酒解闷，但一直不知道他长期酗酒、情绪暴躁的真实原因。

妈妈后来告诉我，父亲一直到死，身上有三根肋骨是活动的、甚至能听到沉闷的骨头摩擦声。那是父亲一次赶着驴车上水利工地，有人一声尖呵，导致驴子受惊，拉着满车的物质往河里冲。父亲知道，驴子要是死了、水利物质要是损失了，我们家也就完了。父亲拼死命想稳住驴车，但最后还是被冲到堤坡，顶到一棵树上，挤断了他的三根肋骨。他用三根肋骨，保住了公家财产，也保住了全家。但他在新堰卫生院醒来，捡回一条命之后，从此落下残疾，一到阴雨天，就疼痛难忍，只得没完没了地借酒麻醉自己、聊以捱过要命的锐痛。

那时的我们家，家大口阔，每年都是生产队的超支户。又加上成份高、小地主，全家受尽欺凌，完全靠父亲一个人支撑着全家十口的命运。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多次生产队年终分红苕，过秤的时候，称我们的东西总是要秤铊往下掉的样子。我想父亲一定看在眼里，却又无能为力。

现在他又积劳成疾，压抑、郁闷、疼痛，却无处诉说，只要拿自己最亲近的女人、我妈妈撒气。每每酒后，骂人、打人、摔东西、砸碗碟。

十年的文革，不仅害死了他的唯一亲弟弟，还从身体上摧残了他、让他成了一个废人，更从精神上彻底击跨了他，让他变成了一个连自己也不认得的醉鬼、脾气暴躁者。

但那时的我，并不了解这些，却干出一件蠢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也让我悔恨至今：

有一天我兴冲冲地拿着盖有学校大印的作业本奖品，回家换大米去学校，父亲又发脾气了。一片破碎狼藉，满家的尴尬。少年气盛的我，竟然将他所有奇形怪状的代用酒瓶，全部砸破。就是这个酒，害了父亲，害了全家，我要全部砸了它！之后，我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学校。

也是命运捉弄人，回校的作文题竟然是《我的父亲》。我不假思索，将对父亲所有的不满、对妈妈所有的心疼，都写进文章。文章得了全班的最高分，但老师第一次没在班里念我的范文。

有一次回家，父亲翻看了我的作文本。他沉默了，语调迟缓、沙哑地指着那篇作文问：“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无言以对。

开放瞬间

毛泽东去世，文革终于结束。由于我们家穷，刚刚改革开放时，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尚未婚嫁的六个哥哥姐姐，一下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分田到户政策，使我们家第一次摘掉了“超支户”的帽子。而且，我大哥自学上了中专、小哥努力成了湾里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

父亲的紧绷、黝黑的脸庞，渐渐舒展开来，有时甚至露出难得的欣喜。但吃了一辈子政治亏的他，依然十分谨慎，对我们仍然严格要求：不许睡懒觉，吃饭不许胳膊肘上桌，大人没吃不许动筷，不许赌博摸牌，端茶递水要双手……

他还经常酒后叮嘱我们：“不要把东西装在荷包里，要装进肚子里。你们看，我们家那么多田、那么大的屋，都被人家分了，那些东西留不住。你要把本事学到肚子里，别人拿不走。”我们七姊妹至今没有一个大富大贵，但都记住了父亲的嘱咐，人前人后规规矩矩。

父亲对我这个生下来没多少奶水的小儿子也特别关照，大姐姐后来告诉我：“你小时父亲对我们几个讲了，哪个把馊（sī）气粥给老幺吃，老子打死他！”当我被成份好的同学欺负辍学后，他宽容地接纳我，并对我实行五天工作制。当我情窦初开、对着窗户上的破镜片梳“三七开”发型时，他隔着窗户对我颔首微笑。当我干活故意显得有力气、干劲大时，他及时批评我做人不能装腔作势、要实实在在。当我练书法一个“我”字反复写不好时，他收起刚刚吃完饭的一把筷子劈头盖脸打过来。当我被别人逼得赌博不能自拔时，他严厉地惩罚我、让我在全湾人面前下跪、打断了三根棍子而不许哭出声来。但当大哥带我出去工地干苦力挣回五毛工钱回家时，他却追着他满湾打，担心他带我出去压坏了还没发育成熟的身体。

但历次政治运动对传统乡村伦理和家庭道德的侵蚀与破坏，改革带来的逐利与拜金，已经让父亲变得越来越愤怒与绝望。他反复告诫我们：“要三思而后言”、“你们就给我装痴、装苕，要学人家做老实人，不要学人家精亮（耍聪明）。”

风声又起

父亲被政治害了一辈子，深怕我们接触政治惹麻烦。1988年，尽管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的是武汉大学新闻系，但还是被北京一所政治学院提前录取。那天，我拿着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给他看时，父亲并没有我期待的高兴。

卖了家里仅有的一头猪后，我拿着钱北上求学。出门时父亲似乎没什么表情，只有妈妈和哥哥姐姐有些不舍。到达天门长途汽车站，坐上开往武昌的长途汽车，我回头忽然远远地看见他胳膊夹着两个锅盔、踉跄着跟了过来，隔着汽车的玻璃窗，将两个热气腾腾的锅盔递给了我……

大学的一年级下学期，就遇到了那场从春天到夏天的运动，他也深深担忧我这个最不安份的小儿子会否无动于衷。形势一天天变得糟糕，父亲的担忧一天天沉重。学校放假我回老家后，他严厉要求我不要出门，免遭祸灾。毕业时，我分配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国务院某办公室工作。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父亲仍然没有表示出我期待的高兴。

又过了一年多，我为父亲写好了“似兰斯馨，如松之盛”的祝辞、准备为他筹办六十大寿。刚过中秋，壬申（1993）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时值寒露，我突然接到噩耗：父亲走了。老家人告诉我，他穿上了一套厚重的棉衣，在大家熟睡的清晨，走进了湾里唯一的水塘“万家坑”。

我不知道游泳好手的父亲，在深秋寒冷的水中经历了怎样的绝望挣扎。

十多年后，妈妈提起这事，凝望远方，深情地回忆说：“那个死鬼，那天是从我的身边起来走的……”于是，我相信，他一定走得很平静。

后来，村里的医生告诉我，父亲由于身体疼痛、长期饮用劣质酒类，导致小脑萎缩，已经开始时常言语不清，站立不稳了。他还天真地找到村委会，说自己是因公致残，要申请工伤补助，却被村干部一顿嘲笑：“你只巴还要找死哦！”更要命的是，他一直担心我在外的政治风险。妈妈后来说，父亲去世前反复地讲：“我不得再等他们来弄死我的！”瘫痪在床一年多后，他曾打听农药在哪里，后被敏感的妈妈藏了起来。妈妈一直后悔：“我那天不该睡着的，我那天不该睡着的……”

我虽不敢妄猜父亲如陈寅恪所描述的王静安先生那样“一死以殉大义”，但我相信父亲是已经下了必走的决心的。或许，七个孩子已经“上岸”、或婚或嫁或上学，他已然完成传承家族任务，了无牵挂；或许他不想因重病治疗拖累家人，尤其是和他相依为命一辈子的我妈妈；或许他不想以伤残之躺过一种没有尊严的余生……

但我更觉得，他作为一个勤劳自给的乡绅传人，经历了战乱、迫害、离难、屈辱、伤残，面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日益加重的家庭伦理和孝道乖张，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又沉渣泛起的意识形态噪声，再一次地陷入了极度的恐惧、无助与绝望：他不想再被沦丧的世风羞辱，也不想再受政治迫害。于是，他选择了死。他隐忍、窘迫了一辈子，只有在死的选择上，他才是自由的。

出殡的那天，我们跪在他身边，一个拍渔火筒的老艺人在那里唱：“你这一生啊不得了，儿女孝顺人知晓；你这一生啊不要再挂念，你的儿子进了国务院……”--他完全没有懂我的父亲。

父亲走后，他的小儿子随即从国务院辞职。

……

愿苦难的父亲安息！那边的酒，您随便喝……

2018.09.12初稿于半步桥

2018.09.19修订于宣武门

2018.09.20再订于先农坛

【本期责任编辑：白糖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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