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初中的几位师尊：四中/城中（1961—1964）

【竟陵中学回忆录】系列之八

忆初中的几位师尊：四中/城中（1961—1964）

默雷细雨

我对天门城关的记忆，一直执着于五十四年之前。那时人民医院被东湖环抱，湖中，夏天长满比人还高的芦苇。

大约是1961年的下半年，医院西北角一条板车宽的小路上，突然间就修起来一座石板拱桥。站在拱桥上，朝北伸手，几乎可触摸到藏在芦苇丛中的扈蜡烛，往南，一脚就能踏进湖中摸鱼。

人民医院与工人俱乐部隔湖为邻。俱乐部西边不过三十米，就是天门第四中学的围墙。那时的四中，该是全县数得着的好学校吧。1961年的升学考试后，我进了这个学校，而当年河街从戏园子到渡口头的这一片，和我同时小学毕业的共是四个同学，考上四中的就我一个。其他三人，两人上了卢市中学，另一人也是考去了城关外的学校。1962年后，因为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示，小学生升初中第一条标准不再是考试成绩而是政治条件，而政治条件就是看家庭成份和家长有没有五类分子帽子。与我同时考初中的河街四人，那三人都是干部子弟或令人羡慕的好成份。就是说，如果我晚一年升学考试，以我五类分子子弟的身份，即使是城关之外的任何学校，我也没有资格上。五类分子这个词汇，是1962年开始有的，到1980年才全国摘掉这个帽子，这个词汇的历史是18年，比新中国文革前的历史还长一年。

考上中学，我的求知上进心急不可待，离九月一号的报名期还有好多天，我就跑去了学校。树上没完没了的知了唱和，是它们懂得我的欣喜。我兴奋地一个一个看教室墙上的班级牌，在我终于看到初一年级的木牌时，便趴着窗户朝教室内看。我们的教室是坐北朝南，我从最西边的初一（1）班往东，到尽头，是初一（4）班。

我正趴着窗户玻璃，我身后却有人叫出了我的名字：“你是某某某同学吧。”

我惊奇回身，没来得及说什么，这个年轻男子就主动说：“你是城关镇南关小学的，算术考了95分。”那时候小学生毕业证上并没有照片，难道其它地方有照片？这个人怎么能知道我的名字？总之，我就是这样见到了中学的第一位老师--初一年级的班主任朱学仪。

朱老师是石河人，身高也就刚刚超过一米六，头发很整齐，发型很讲究，眯眯眼，说话时斜着脖子两眼略略前视，年纪也就三十来岁？他教我们代数。

朱学仪老师教代数很认真，作为班主任也十分严厉。有一次，他批评王庭祥同学，不知怎么竟然在课堂上师生相互撕扭起来。王庭祥的身高并不明显比老师低，朱老师没有多少优势。场面很僵，全班同学害怕得不敢出声，坐着一动不动，王庭祥的一双白球鞋不知是怎么一直挂在脖子上，大概这是朱老师认为他这样不像学生样而批评他。而他是刚从上节体育课下来，还没来得及穿上那崭新的白球鞋吧？那年代，体育课学生赛跑，都爱临时光着脚，为的是既跑得快又心疼鞋。尤其是夏天，男孩们赤着脚，放开天性，当是一种享受。这件事我印象太深。大约是2014年，我在和平街原居委会门前偶遇王庭祥，说起当年这事，问他，那年和朱老师到底是什么事？朱老师后来调回了石河老家，而王庭祥多年在石河镇上食品公司卖肉。王庭祥说，“后来我和朱老师一直很好。”我寻思，在买猪肉须半夜排队的年代，王庭祥肯定没有少照顾朱老师吧？

一天夜自习，我们同学们不安份做作业，却悄悄议论起东湖的那座桥。说“桥修在那么荒野处，夜晚黑黢黢的，谁敢走？难怪大人们叫『恋爱桥』，只有谈恋爱的人夏天才有胆去那里，冬天谈恋爱也不敢去。”

十二三岁的初一学生，说到“恋爱桥”三个字，脸都情不自禁地红了。--那是一个守旧而纯情的年代。

到我读初二年级时，学校搬到了原天门师范的校址，学校也改名城关中学，之前模模糊糊记得还叫过城东中学。

我所在的初二（4）班的班主任开始是徐祥钰老师，教几何。他是外地人，带班温和。我们班纪律一天不如一天，初二年级这一年，五个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体育老师谢纯民也带过一阵我们班。谢老师不像一般体育老师那样孔武强势，他温和得从不发脾气，他说话的音调从来不高，也没见他批评过学生。听口音，谢老师也不是天门人。我们那个班，有时竟闹到不能上课的地步。学生难管与老师的流水般当值，似乎隐隐有某种共同原因或是上天的预示，这到初三年级时才逐渐明白。

升到初三年级，我们四班共35名同学，而其中一半竟是上年级留级下来的。我曾想，怎么有这么多成绩差的留级学生？后来知道了，国家下了精简政策，那是即将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阴影的大形势，国家急于恢复元气，开源节流，从学校教育节起，把约一半的学生赶去社会，让学生与政府共克时艰吧。

我初三年级的上学期，某女老师是班主任，她不是天门口音，以最低眼光看，她也不算漂亮或直白点说：长得丑。没听说过她的孩子情况，她对学生缺乏爱心，对穷学生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和挖苦。她曾看见我露出破洞的裤子，讥笑我“这窗户很凉快。”当然，她优裕的生活条件自然不会体会我家的贫穷，而我也只是觉得是老师的玩笑和幽默。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怎么会看不起一个裤子洞破的学生呢？

女老师的玩笑和幽默，我当是一种口才和语言的幽默。而下学期的班主任某某对我的态度，我却无法定性。

某某学历不一定有初中毕业，共产党员，似乎还是支部书记，好像是教农业常识课。他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是每天课间操和晚自习前，他都要翻查每个学生的抽屉，重点是女学生、尤其是漂亮女学生的抽屉。他在翻什么呢？

64年初三（四）版合影，作者在后排左二，第二排左一是程白苍老师

也是2014年的春天，我回天门，坐上不知是哪一路的公共汽车，朝北，去原湾霸公社小湖大队的旧地，我要去寻访一个叫汪传发的农民。

关于汪传发，我的时空从没穿越，一直停留在1964年上半年、初三年级的下学期。一天，某某老师带队，我们班到小湖大队参加“社教”。我永生不忘的是，一天夜晚，这个大队斗争一个叫汪传发的地主分子。捆骂打的一幕令人恐惧，但斗争的内容学生们听不清，也一无所知。我当时害怕，也小声嘀咕了一句，大意是“打人是不对的，毛主席肯定不让打人。”当时社教工作队的领导，一位是湖北日报记者杨仁本，瘦小个；一位是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白某（记不起名字）。就是那一幕，桎梏了我此生的胆量。

返校后，老师某某为此在班上让我站起来说清楚，为什么要同情阶级敌人。同时还提出了我拿助学金的问题，让全班同学评我该不该拿助学金。同学们不懂阶级政策之说，一直同意我该拿助学金（助学金表面的条件是学习好，思想好，家庭困难），而老师某某坚决不同意，还拿社教的事发动学生斗争我。当然，我是学生，他没有用斗争这个词，但意思明确。想不到，我极其厉害的嘴壳（kuò）子，在全班同学面前，驳得这位老师无地自容。

几十年后我还是想着去找汪传发，其实他的模样我根本没记忆，我只是想问问他当年犯的是什么罪？

小湖大队的变化可用沧海桑田描述。我问了好几个人，最后一位年长的男人奇怪地看着我说：“汪传发？都到打多远打哦，托生都三四回打！”只怪我入戏太深，一直认为斗争汪传发是几天前的事。

回首往事，我不习惯于一种娴熟的思维：说起家乡总是美丽可爱，说起昔日老师，总是循循善诱无私如同蜡烛，似乎一切美好的词汇都为家乡和老师的专属。而这种专属词汇的娴熟运用，其实是某种官式思维的千年禁锢，我们的思想思维从小就被训练得规范化、标准化。的确，家乡是美丽的，千年的师德也是让人尊敬的。但是，天下就没有不美的家乡吗，就没有师德有亏的师长吗？什么时候我们的国人能做到实事求是地叙说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家乡，这个民族就融入现代文明了。更何况，对今天的教育，今天的师德，难道我们的后辈将来回忆起来，还是要他们说些公式化的、言不及义的语汇吗？

（四中）初中三年，自然有我难忘而时时怀念的好老师，教语文的程白苍老师就是一位，他是从我初一作文竞赛第一名后喜欢我的。他发现我们这届没有系统学过汉语拼音，便用自习时间为我们补习，这是教学大纲不曾有的规定。我至今会用拼音打字，如没有程老师的课余补习，实难想象。我当知青后，一次在如今的胜利二路路口遇见了程老师，那时我已二十四五岁，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知青。程老师慢慢把话题引向了我的婚姻问题，他劝我：“不要追求那么缠绵悱恻的爱情，要面对现实。”难道他听到了关于我情感方面的传闻？

难忘而值得怀念的老师中，还有教几何的段希旦老师。呔子口音，瘦高身材，讲课轻言慢语，对学生从不严厉。据说段老师和程老师一样，也是右派分子。我清晰地记得几次，刚响下课铃，还没走下讲台，段老师就拍拍粉笔灰，手伸进衣服荷包，掏出东西就往嘴里塞--因为饥饿，他顾不得师尊颜面了，家大口阔的他，最后的尊严就只是转过身，向着黑板，不让学生看见他原本宽阔却已变得瘦削而灰黯色的脸庞。他没有出教室休息，下一节，15分钟课休后，他还要去隔壁教室的初三（3）班，去讲授几何课——相似形的证明。

五十四年前的往事，并不如烟却实实如水。五十四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谁来教我们证明：历史长河中百帆竞流的舟楫--它们之间的--相似形呢？

默雷细雨2018年9月10日于北京

【本期责任编辑：翻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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