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巧林：我的直河，我的童年（连载之四）

鸿渐风 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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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高级中学（原天门城关中学）

【连载之四】

我的直河，我的童年

文/陈巧林

第四章中学生

自幼年时期起，我就自认为我是一个自信与自卑，且自卑胜过自信的“矛盾体”。

我的自信，有人以为源于有位当“官”的父亲，我却觉得大谬不然。真正令我感到骄傲、引以为荣并确立自信的，是我的二哥。他不仅学习成绩好，初小升高小成绩镇上张榜列第二名，小升初还是黄潭全区唯一的‘保送生’。，而且还有一副行侠仗义的做派。有这样的哥哥，与谁比都不会低人一头！而我的父亲，在我上中学前，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当的什么官。根本无法与他亲近，更谈不上成为“精神支柱”。

让我自卑的因素太多了。身材瘦小、其貌不扬、出生农村等等，让我在大庭广众羞于出头露面，觉得处处不如人。世界上的所谓“好运”，似乎也不会降临到我头上。

考上城关中学，算得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初的“好运”。因为一直没有收到“小考”的成绩，所以总是在心里嘀咕，我是怎么有这好运气的。

是靠学习成绩之外的“政治条件”，似乎也说得通。时值1965年，虽然升学还不兴文革中“推荐选拔”的那一套，但注重家庭出身和 “政治表现”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我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都好，自然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再加上父亲是公社书记这特殊的“背景”，按现今的“潜规则”，这才是考上好学校“铁定”的原因。连当时二队的一位“说书老头”都说过，我和二哥双双考中，都因为我父亲是“国家干部”。

区区一个公社书记，就能影响北京的大学招生人员，对他的儿子优先录取，即使在今天，也属“天方夜谭”。但对我能上本县初中，是不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父亲的官职，如前所述，在我们当地是最低一级的。若以“七品县令”计，他充其量是个“九品芝麻官”，怎能影响县一级的招生？何况那时基层官场风气还较正，父亲又老实本分，对我们兄弟的学习与生活，从不过问。绝对不会为我们的“升学”，去找人“活动”、“打点”。高我两届的三哥的“落榜”，就是明证。所以，我以为所谓“靠关系”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最靠谱的理由，还是凭的“小考”成绩。“考砸了”只是个人感觉，实际上并不差；或者其他考生一样的“不行”，矮子里面拔将军，我的成绩还算好的，被学校录取就天经地义了。

有两件事，似乎可做这一“推理”的佐证。

其一，刚入一年级时，我曾一度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这一“职务”，很多“成功人士”在回忆学生时代时，都乐于提及，我却对此似乎记忆淡薄。还是在十四五年前，在一次有班主任张老师参加的同学聚会上，有人说自己就是入学时的学习委员。张老师却说，不对，你们都不是，陈巧林是。如果属实，“学习委员”一般都由学习好的学生担任。而小升初后的“学习好”，主要看你的升学成绩。由此可见，我的“小考”，并不像我所认为的“一塌糊涂”。

其二，就是我现在还能记住的，刚上初中，我还是学校少先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老师兼任的）。

也许是因为我上学早了一年，中学里合乎“少先队”年龄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上学没几天，我就被推荐出任此职。记得在大操场举行的少先大队成立大会上，我平生第一次坐到主席席上（没设主席台）。当辅导老师点到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和大家见面时，看到眼前黑压压的人群和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刷”地一下，我的脸红得一直到了脖子根。我自惭形秽地感到，自己是那样的瘦小，全无少先队干部应有的英俊和挺拔。但一入学就任这一职务，如果不是品学兼优，“组织上”是不会委以如此“重任”的。

呈现在我面前的城关中学，不再是地主家旧宅院，而是焕然一新的现代校园。我惊叹她的宽大。出县城北门青石铺就的照墙街，过湖，拐一小弯，不见校门，就进入学校的操场，足足有两个足球场大（也许小时候看什么都大）。操场北边，是主校区。两排行政办公和教职员工住房后面，是四五排刚完工的教室。这些建筑的式样、规格都基本一致，一样的平房，整整齐齐。

办公楼东侧是食堂，食堂前有一大水坑，坑边植有垂柳，我们常在柳下洗衣。学生宿舍、图书馆、家属区则在办公楼西侧。校园东临天门---汉口的公路，北靠已经风化、轮廓不清的古城堤，西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莲藕池，也叫西湖。每个周六的下午，我们都是穿过藕池，步行10余里，回直河老家。

学校的教学设施在当时的天门堪称一流。红砖新砌的房子，天花板与四壁一样，粉刷得雪白。还装有嗡嗡作响的“电杠（日光灯）”，晚上亮起，教室如同白昼一般。墨绿色的课桌椅，崭新油亮，还散发出阵阵油漆的香味。黑板也不是被随意挂起的木质黑板，而是镶嵌在白墙里的黑玻璃。这都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和享用，使我有恍然入梦的感觉。

这里的老师多操外地口音，具有正规高等院校毕业的学历。我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张季兰，武汉人，大学毕业，学校数学教研组的组长；语文老师欧阳，天门岳口人，刚从武汉师院毕业的本科生；英语老师严孟祥，更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毕业生。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我的中学生生涯。

首先要过的，就是独立生活关。第一件事，就是学会刷牙。当年农村小学生的我，好像是不曾刷牙的。上中学就不行了。也不是觉得有多么必要，而是别人都刷，自己不刷不好意思。好在刷牙的实践并不高深，几天下来，也就会了。

第二件事，就是洗衣服。离家前母亲就告知洗衣服的要领，只需照章行事。脸盆里盛上水，泡进衣物，再往领子、对襟处打上肥皂，逐一搓洗，再清洗即可。况且，一个穷孩子，换洗的衣服原本就少，一个星期也就一两件。抽时间洗净、晾干，也不是什么难事。

第三件事，就是适应集体寝室的集中睡觉。我们班的住读生，全都是来自黄潭区农村，计有20余人，挤在一间分上下铺的宿舍里。尽管阴暗潮湿、一阵霉味，但我觉得比我家的“壁子屋”（编结的芦苇抹上黄泥，干后成墙）好多了。慢慢地，就适应了嘈杂、肮脏的环境。记得还尿过床，让人当笑料宣扬。

总之，由于从小就生活在艰苦的农村，幼小的我很快就适应了远离父母的独立生活。

最紧要的，是要过学习关。新的学习环境，中学的教学方法也不同于小学，入学之初，我对此很不适应。

开学不久，二哥就给我来信，要求我认真学习，争取每门功课的考试成绩，都要达90分以上。只有这样，才能像他一样地考上高中、再考大学。否则，以后能混个高中文凭就不错了。

对于二哥的话，我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从自我生存与发展计，除了通过上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别的路可走。所以，我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怎样把学习搞上去。

一个学期过去了，我的各科成绩，都没达到二哥的要求。语文成绩最好，但欧阳老师把分严，名列第一的也才80多分。我排在大约前5名以内，自然也没到90分；数学成绩也是80多分，属于“中等”；英语成绩最差，70来分，中等偏下。

语文成绩好，除了受二哥偏重文科的影响，还有就是欧阳老师的“栽培”。他大概也出身农家，知道寒门学子的不易，对我们都和蔼可亲。讲课能吸引人，如他讲《苛政猛于虎》、“江西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时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参加了他的“文学兴趣小组”，学到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数学老师张季兰，30多岁，不曾生育，就把我们都当成她的孩子。她讲课声音洪亮、颇有激情，我能跟上她的思路，所学知识都能较好地掌握，就是计算上常粗心大意，小错不断，故成绩居中。

外语则是过去从未学过，自己学习语言的能力可能也较差，加之老师我也不喜欢，所以学习成绩不理想。严老师可能是第一次带学生，讲课欠生动。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不太容易听懂。

还有他的长相，高高的个子，卷卷的头发，浓密的络腮胡，应该是帅气的小伙一个。但在我眼里，却是个“假洋鬼子”。好像还对我们农村来的学生，有一点不经意的鄙视。我和他没有任何交流，学习就一直没有“开窍”。学了一年，基本上只背下了26个字母。

二哥对我政治上也十分关心。记得入学不久，他思念家乡、思念父母，给母亲写来一封长信。周六回家后，母亲就在自留地里一边挖土豆，一边让我念信给她听。二哥写得很动情，诉说儿时生活中的种种苦难，感念父母养育之恩。念着念着，我就哽咽着念不下去，母亲更是呜呜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她就止住哭，坚强地对我说，给她回信，不要再写让人伤心的话。我们已经“熬”到了今天，也一定会想法让他“熬”到毕业的。

我照母亲的意思给二哥回信，自然要带上这个“熬”字。不几天，二哥就来信批评我信里表达的情绪不健康。灰暗、沉闷，没有乐观向上的精神。并让我把他的信给班主任看，让她督促我思想进步。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勇气交信给老师。她要是据此认定我思想落后，我还怎么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政治上，我自然是不甘落在他人之后的。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有什么号召和要求，也带头响应。包括义务劳动、帮厨、值日也毫不含糊。在老师眼里，我还是一个先进分子。尽管我还不是团员，但都按团员条件要求自己。记得1966年寒假之后，班里有一位从北京转学而来的将军的儿子。为帮助他适应环境，尽快融入集体，张老师让我和他结成“对子”。实际上，我既没帮他，也没助他。但能被老师安排这样的角色，也足以证明我是一个能负责任的“好学生”。

1986年春节家庭部分成员在直河老家门口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与第一次用到电灯、玻璃黑板医院一样，我们还有了专门的音乐老师。第一次在音乐课上见到手风琴，并随琴声一起唱歌。至今还记得唱会的第一首歌：“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军火库，后占北大营。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哀怨、愤懑。后来我唱了无数的歌，都没这首勾人魂魄，长留于心。长大后才知道，这是一首东北的民间歌谣，歌名叫《九一八小调》。

我的体育保留项目仍是打乒乓球，也有了些许进步。因为教室门前就有水泥球台，下课时可以来上两板。我却很少去打，嫌没有打球的感觉。图书馆旁，还有一个乒乓球室，摆了几台木制球台。打的人多，且都比我们水平高，我们总在那里凑热闹。尤其是在文革开始后，正常的教学活动停止了，我们就更“废寝忘食”了。

和班里的同学交过几次锋，我就知道我在班里的位置：第二名。和班外的同学打球，我认识了我这一辈子保持联系时间最久，又情同手足的好朋友周伟思。

伟思是天门干驿人。父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分配在石家庄工作，母亲是干驿贯市小学的老师。我们家都有在北京读过书或正在读书的成员，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加之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乒乓球，且水平不相上下。“停课闹革命”后，我们俩更是形影不离，打球、聊天、逛街。

伟思虎头虎脑，为人开朗、外向、单纯，偶尔还有些神经质，这样的性格我非常喜欢。我也把他当做镜子和榜样，照出我的不足，有意识地克服狭隘、计较、自私等“农民意识”。他说他爸爸总是告诫他，要珍惜孩童时的友谊，因为那是不带功利目的的，因而也是最珍贵的。我们都记住了他爸爸的话，互相认可、求同存异，发展友谊。他有一枚球拍形的纪念章，我觉得那造型、颜色都漂亮极了。他就毫不犹豫地送给我，让我心情愉悦了好长时间。

正当我决心扬长避短、刻苦学习、争取更好成绩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地降临了。

（未完待续）

2020年9月15日

天津团泊湖长湖湾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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