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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天门黄潭直河
【连载之一】
我的直河，我的童年
母亲告诉我，我是“贵子年”五月三十日出生的。不识字或识字后好多年，我都不知“贵子”是哪两字？什么意思？只知道大我三岁的三哥是“庚银”的，大我两岁的邻居又清是兴卯的，大我一岁的国清是“任神”（都是天门话的读音）的。“贵子”之后的年份，就浑然不知了。直到N年后，我才知道“贵子年”是阴历按“天干地支”法排序的年份。其正确的写法应是“癸已”，“折合”成阳历，则是1953年。到了1970年底，我想离家参军。但按“年满18岁”的要求，只有壬辰年（1952年）以前出生的才有报名资格。记得大队民兵连长“把关审定”时，询问小队的民兵排长：“巧林是不是壬辰年的？”排长恰好是我中学时校友、插队知青T，他知道我入伍心切，就毫不犹豫地答复：“是的！他是壬辰的！”儿时的农村，大概是没有户籍、档案之类的东西好查对的；也无须“访贫问苦”，非查个水落石出。排长的话，就铁板钉钉地确认我合乎规定。在这“关键时期”，要是没有这位好心的“师姐”拉我一把，我今后的人生，怕会与现实中完全不同。即使能当兵，也在两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年底就没招兵，直到1972年底才恢复正常）之后。机缘际会，就大不一样；也可能“夜长梦多”，政治形势恶化，我会被当做“小造反派”打翻在地，哪里容得你混入“革命熔炉”。那么，今天的我，会依然在老家直河村“摸牛屁眼”。所以，我对那位好心的校友感恩不尽，直到今天。后来的体检、政审都顺利“过关”。但在填写“入伍登记表”，离家前“光荣”加入“共青团”组织的“入团志愿书”时，就只能硬着头皮撒谎，赫然写上“壬辰”年的1952年。总算应付过去，如愿以偿地当上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到了部队一看，许多早我两三年入伍的老兵，都和我同年出生，甚至还小。不仅没人“追究”，还有些引以为荣呢。我也就不再隐瞒，之后的所有登记，都是1953年出生！出生月日，则一直填为“5月30日”。明明知道这是农历，但不知相对应的公历是几月几日。直到“万年历”较为普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知道阳历应为7月10日，也就立即改正过来。转业后办身份证，就拨乱反正地恢复“本我”了。
没想到的是，七年前我将要退休时，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将我叫去，称我档案里“出生年月”的记载，前后不一。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似乎并不认同。最后还是按7月退休，但“组织上”那种对“同志”不信任、缺常识，令我至今不能释怀。7月10日，正是江汉平原酷热难耐的夏天。母亲生下的第六个、活下来的第四个儿子，身材瘦小、营养不良。这个世界对我也并不欢迎。据母亲说，我出生不到三天，就发起了高烧，她也手足无措。五十年代初的农村老家，缺医少药。连孕妇生产都靠“接生婆”上门接生。新生儿有病，全靠自身造化。“顶”过去，就长大成人；过不了“坎”的，就成了所谓“骑缝”（天门话）--夭折。家里又穷，大概连婴儿睡的“摇窝”也买不起。“把你放在‘撮箕‘（竹子编的，用来盛谷物或撮垃圾）里，拿到后门处吹吹风，不知怎么回事，竟然退了烧。伢儿，是你命大！”尽管赖赖巴巴、骨瘦如柴，好歹总算活了下来。当然，这都是母亲絮絮叨叨地告知的。对我，却是毫无知觉的。开始有朦胧记忆的，是吃“大食堂”。直河三队的男女老少，全部集中到原是地主家的“墙屋”里吃饭。天井房里摆下好多吃酒席才用的方桌，大人、小孩围定方桌坐下，有专人把饭菜送上桌来。刚开始人们还客客气气，时间一长，就不管不顾了。记得我们小孩和老人坐一桌，尽管我们都是两手黢黑，有的还拖着长鼻涕，却还“老鸹嫌猪黑”地觉得老人们脏，不想和他们同夹盘子里的菜。但毕竟能吃饱肚子，场面也很壮观、热闹。没了“吃食堂”前“萨路”（端着饭碗在满村子流动）时的自由、洒脱。但吃饭不花钱，还能吃得饱，就自信满满地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食堂
与“吃食堂”相媲美的，是大队办起了“幼儿园”，这也是直河村开天辟地以来不曾有过的。由于村里的住户，是沿县河南岸一直排开的。为显示公平，也方便孩子入园，幼儿园就设在五队的某农户家。幼儿园的老师，自然是自己解决，就是从本大队中青年女社员中遴选出的。大概是3个队，出一个老师，并负责管理这3个队的孩子。我家小姨，也被选中。但她是4队的社员，就管4—6队的“学生”。我家住3队，就成了从一队选出的老师：如桂婆的“学生”。称之为婆，其实那时候的她，还不到40岁，只是因为辈分高。她清瘦精干，周正的瓜子脸，脑后垂着个一丝不乱、乌黑油亮的发髻。浑身都透出一股利索劲，是一位讨人喜欢的中年女人。可是，我们这帮“小男人”，却并不喜欢她。因为她是方圆几里地“闻名”的媒婆。成天不下地干活，侍弄生产队的庄稼，而是满村乱串、吃香喝辣地说媒、撮合。马家直河，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姓马。当地当年的习惯，又是同姓之间不得通婚。村里的媳妇，差不多都是她“介绍”而来。最令人不齿的，她脸施粉脂、头发抹油。60多年前的农村，自然是没有如今的“香奈儿”之类。都是劣质粉脂，抹在脸上，就是白一片、黄一片，我们都认为像鬼一样。而往头发上抹的，就是平日里炒菜的食用油。远看头发油亮，近前就一股浓浓的棉油（老家是棉产区，棉籽可榨油，食用油一般都是棉油）味。就变本加利地增强了我们对她的厌恶感。让这样好吃懒做、妖里妖气的人，来做我们的老师，心里十分别扭。
当然，我的厌恶无济于事。那就好好当你的老师，你妖你的，我玩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也能一天天“混”下去。可她老人家不知“短路”了哪根神经，我入园的第一天，她就爱心大发地打起我的主意，而且还是我视为性别标志的头发。小时候，我的头发似乎是又黑又亮又密的，大概还不喜理发，所以又长。也许是这“优良”的处女地，激发起如贵婆的“创作热情”。她找来梳子与头绳，先把我的头发向上拢起，再用发绳系上。我的头顶上就“耸起”两根“顶褡子”（天门话，即羊角辫）。初起，我还不知她意欲何为，也不曾反抗。后来木已成舟，头上的感觉异古异样，心里就极其不爽。但当着老师的面，我又没勇气反抗。只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憋屈一天，熬到放学走出教室，就迫不及待地揪下那“劳什子”，还我男儿装，飞快向家跑去。心底的委屈，自然是无处言表。我也弄不清，一个五岁的小儿，何以有那么强烈的“男性”意识！我是个“儿子伢”，怎能在头上梳小辫？男扮女装，简直是对我最大的羞辱。我坚决不去幼儿园了！坚决不让那“老妖婆”给我扎辫子了！
从此，我就成了“辍学”少年。家里娃多，也没人担心我“输在起跑线上”，不去就不去吧！我却人生第一次地感觉到了孤独。家里的哥哥，队里的伙伴，该进园的进园，该上学的上学。去放牛、拾粪，年纪又太小，只能孤零零地，在村里转来转去，实在是乏味透顶。但“吃回头草”，再去当如桂婆的“道具”，我却坚决不干。就这样，在别人看来是“无忧无虑”的幼儿园岁月，在我仅有一天，而且是不堪回首、心酸无比的一天。小时候，总嫌日子过得太慢。好不容易等到1959年的夏末秋初，直河小学要招收新生。我就告诉母亲，我要上学，并让她领我去报名、考试。母亲当然知道我刚满6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让我等一年再说。我却又哭又闹，要去上学。母亲不胜其烦，就在报名日的那一天，带我去学校。学校设在邻队（二队）一个被镇压的地主家里。与我家只隔了6—7户人家，百余米的距离，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学校大门敞开，高高的青石门槛的后面，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子后面坐着“主考”老师，前面就是一排等待考试的“准学生”，准备接受人生的第一次考试。考试的内容，我还记得是两部分。一是自家姓名、出生年月、家庭成分等“社会问题”；二是‘“业务考试”：从1数到20。轮到我了，免不了紧张、慌乱。老师问我出生年月，我如实作答。她当即表示，你年纪不够，等明年再考吧，就让我走人。我哪里能从！就故伎重演，坐在地上又哭又喊：我要上学。一下子惊动了女校长，就跑了过来。问清情况，就劝我母亲：你郎的孩子小了一岁，身子又如此单薄。非要上学，怕是赶不上大流。若是留级，对他个人也不好。母亲就对校长说，你们先考考他吧，答不上题，再拒收也不晚。校长也就让一步，让我先考试。问话继续。你家成分？贫农。家庭住址？湖北省天门县黄潭区三湖公社直河三队……所有问题，一一答出。“业务考试”，我也还算流利地从1数到20。考试顺利通过，母亲与校长也无话可说，就看结果吧。我担心中途有变，即将发榜的那几天，就总往学校跑。大约是8月里的一天，学校门口的墙上，贴上一张鲜红的“新生录取榜”。我的大名，终于赫然纸上！哇！我终于成了小学生，我可以上学去了！不受如桂婆的管教了！
【作者简介】 陈巧林 男，1953年出生于黄潭镇直河三队，在本地小学就读，天门城关中学毕业。后参军，当汽车兵6年，足迹遍布青藏线。后上军校，求学工作18载，授上校衔。转业后履职基层、机关多个岗位，在天津市委科工委任上退休。出版有杂文集《痴话与纸钱》、博文集《“讨老委”在行动》、回忆录《我的官场我的官》、公文集《“官话”与“后话”》等多种著述。系首次在《鸿渐风》发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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