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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之八】
开 始
第一节 在武汉出版社做文学编辑，《汪精卫评传》获全国优秀图书奖；《10行内外国爱情诗选100首》一印二印三印，成为长销书；选编的《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出版，我的第二本诗集《泅渡者》问世
与湖北日报社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选择了调离。
新成立的武汉市新闻出版局（含武汉出版社，局社合一）面向社会招揽人才，有知情者告诉我可以上那里去，那里需要文学编辑。我便向武汉出版社递交了个人简历和请调报告。
一个月后，报社人事处通知我办理调动手续。
1987年4月，我到了武汉出版社。
武汉出版社是1986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在部分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中成立的16家城市出版社之一。
局社合一，在位于汉口三眼桥的一栋楼房前的大门处，我看到了两块并排悬挂的牌子：武汉市新闻出版局，武汉出版社。很荣幸，我是第一个到武汉出版社报到的编辑，分工负责文学。
很高兴，我熟悉和尊敬的原《芳草》文学杂志的主编洪源老师在这里做副总编辑。
报到后，办公室王主任带我见了刘克勤局长（兼社长和总编辑），沈尧鹏、雷新铭两位副局长和洪源副总编辑。
2018年4月，作者重返武汉出版社，与时任总编辑邹德清先生（右）合影
我必须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昂的工作热情迎接新的挑战，做出新的成绩，来回报这里对我的信任。 我每天早六点就从武昌马坊山出发赶往单位，有时是乘公交换轮渡再乘公交和步行，有时是踩自行车，反正都得两个小时左右。下班亦如此，回到家已是夜色深重，筋疲力竭。在武汉出版社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担任责任编辑组稿编辑出版了30多本书，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本。一是《汪精卫评传》，一是《10行内外国爱情诗100首》。《汪精卫评传》是我在市委食堂的饭桌上听到的一个选题。应该是1988年初，一天中午在市委食堂吃饭，不经意间听到邻桌的两个人正在交谈将一本书稿交给哪家出版社好，年轻一点的说要是在国内出不了，就拿到美国去出，他大学同学在美国做出版。真是应了乡下老家一句话：蚂蟥听不得水响，我立马凑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并自报家门，建议他们能将书稿交家门口的出版社出版。我可是连书稿什么内容都不知道啊，他们呢，和我一样，连听都没听说过有武汉出版社这么一家出版社，很是疑惑。我耐心地给他们解释，告诉他们武汉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新批准成立的城市出版社，是武汉市民自己的出版社，将全心全力为本土作者服务。或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们，他们告诉了我书稿内容，书名叫《汪精卫评传》，主要是评说汪精卫其人的。并告诉了我他们是谁，年长者姓李名理，年轻者姓夏名潮，两人都是武汉某高校教师,书由他俩合著。我再一次请他们考虑我的建议，他们同意了。一个星期后，我如约收到了他们交给我的书稿前言、目录和前三章正文，读后深为其嬉笑怒骂而又立场鲜明的文字所吸引，立马以急件形式上报社领导同意，再报武汉市委统战部批准。很快，作者将全部书稿给了我。我审读完后报副总编辑洪源老师，洪也很看好此书稿，社领导层立刻做出决定，全社投入，抢出此书。1988年4月，以“不隐善，不瞒恶”的实事求是精神，客观地反映汪精卫的一生的《汪精卫评传》面世，首印1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社里又安排加印。
因了对诗歌的热爱，也因了对爱情一如既往的向往和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利用业余时间，选编了一本《10行内外国爱情诗100首》。收录在这本诗选里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我在读诗的时候随手抄录在笔记本上的，因为它们短小精悍而又韵味悠远。100首10行内的小诗，出自26个国家60位诗人之手，诗的内容丰富厚实，有令人晕眩的初恋，也有刻骨铭心的相思；有对幸福的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失去的爱情的苦忆。在艺术上，也是风格各异，有的激情如火，感人心怀；有的柔情似水，婉约缠绵，但蕴含在这100首爱情小诗中的一个晶核是显而易见、呼之欲出的，那就是：爱是给予！“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 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抒情诗人普希金是那样无以复加地爱着一个人。曾经爱过，曾经毫无指望地、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地爱过，而今不想再让这爱使那个人难过悲伤了，这期间的痛苦只有诗人自己知道。然而，更痛苦同时也更动人心魄的是愿另一个人也会像自己一样去爱那个人。能说这不是一种给予么？一种精神上、情感上痛苦而无私的给予。而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抒情诗人叶芝，也一样倾诉着自己心中的爱，也一样表述出自己对于爱的理解：“......可是我穷，一无所有，只有梦，/ 我就把我的梦铺到了你的脚下；/轻轻地踩吧，因为你踩着我的梦。”诗哲泰戈尔不也这样歌唱着么；“让我的爱情，/ 像阳光一样，/ 包围着你，/ 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更不用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了。
我向洪源副总编辑谈到了这本书稿，洪本身就是一个诗人，他当即阻止了我拿给外社出版的想法，拍板由自家社出。1988年3月，《10行内外国爱情诗100首》面世。此书出版后一印再印三印，成为武汉出版社的一本长销书。将近30年后的某一天，我在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的办公室里，意外地收到了作家南兆旭先生送给我的一份礼物，竟是这本《10行内外国爱情诗100首》。南告诉我，他是出差西安时在路边摆卖的旧书摊上发现这本书的，没想到竟然是我编选的。于是，他花了高出原书定价10倍的钱买下带回深圳，送给了我。
作者花18元从孔夫子旧书网买到的《10行内外国爱情诗100首》（原定价1.15元）
湖北大学中文系张国光教授，是全国著名的文史专家，曾任中国水浒学会第一、二届执行会长，金圣叹研究会会长和武汉《红楼梦》学会会长，发表论著及整理古籍千余万字。其创立的“双两说”（即“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与“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和“金圣叹学”至今激励着后代学子不懈钻研。在武汉出版社工作期间，我有幸和张国光先生打过交道，并为他的专著《古典文学论争集》做过责任编辑。从张先生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优秀的学术大师对中国古典文学执着的热爱和不懈的探究，以及平易谦和、虚怀若谷的为人之风。《古典文学论争集》是张先生多年的心血之作，上溯屈、庄，中涉韩、柳，下迨元杂剧及明、清小说，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观念和流行看法大相庭径的新见解、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我虽说在大学里也认真学习过古典文学专业课程，但张先生独到的研究成果却让我不得不放下课堂上所接触到的那些皮毛而愉悦地进入他的认知世界。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术权威，对我这样在学术上寂寂无名的责任编辑，却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他可以挤公交车从武昌到汉口我所在的出版社，一起商榷书稿修改，一起探讨出版事宜。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仍然是那样一副为人们所熟悉的“戴着一顶不算精致的鸭舌帽，提着一个半新半旧的小提包”的“瘦老头”形象。当我提出书中某处需要斟酌或者修改的意见时，他并不是断然否定，而是耐心地听完我的意见，然后作出相应的处理回答，如坚持不改的，他也会给我讲清楚为什么不改，让我心服口服。书稿定稿后，我将打印成册的清样送到张先生家，请他做最后的审定。先生在他的书房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不时吩咐夫人为我上茶。书房里到处都是书，可容我安身的地方很小，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抱歉。书稿一时审不完，先生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我可不可以过几天再来取稿。我没想到先生身为前辈大家，竟能如此礼待我这样一个毛头后生，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同时更坚定了我为人作嫁的理想和信念。2008年3月19日，张国光先生病逝，享年85岁。至今想起先生，眼前除了他的音容笑貌外，便是前人咏竹的一句诗：纵使凌云仍虚心。
上世纪80年代波澜壮阔的诗歌运动中，涌现出了以舒婷、傅天琳为代表的一大批女青年诗人，她们以巨大的勇气书写着女性的历史、追求与现实境遇，以实际行动争取着女性言说的权利，使女性诗歌迅速崛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时，我也在中国新诗的阵营里横枪立马，纵横驰骋。作为诗人和诗歌编辑，我对女性诗歌的崛起倍感振奋，我真切地感受到她们对诗坛摧枯拉朽的冲击力和对读者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经过认真思考和资料搜集后，我决定选编《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1987年3月，我向长江文艺出版社诗歌编辑室主任邱祥凯老师提出了选题申请。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盖有该编辑室印章的选题通过通知书并邱祥凯老师的一封亲笔短信，邱老师在短信中写道：选题很好，望抓紧，祝成功。以一己之力，面向风起云涌的全国女青年诗人选人选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向来行事的风格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想到，就要做到。先确定人选。我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女青年诗人分成领军层、中坚层、后起层三个层次，定下了领军层必选、中坚层筛选、后起层备选的原则。然后利用我在诗坛已产生的人脉关系探寻到她们的通讯地址，那时还没有私人电话，为了增进相互间的信任，我没有使用统一的打印约稿函，而是一个一个地亲笔给她们写信约稿。很快，福建的舒婷，四川的傅天琳、翟永明，西藏的马丽华，河南的申爱萍，贵州的唐亚平，北京的杨榴红，天津的孙桂贞（伊蕾），黑龙江的冯晏等先后寄来了诗作和照片。我将她们的诗稿选定后，一首一首地重新抄录在出版社提供给我的方格稿纸上，其照片也分别粘贴好署上名，以便出版社审稿。之后，我请冰心老人题写了书名（成书时置于扉页），并请前辈女诗人陈敬容为之作序。真应了那句老话：有志者事竟成。半年时间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终于编就，当我将清清爽爽的书稿交给邱祥凯老师的手中，看到他满意的神情时，我知道，我干成了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好事1988年2月，《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出版，全书共收录64位女青年诗人的134首佳作，并附有每个人的照片。该书面世后，在诗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受到了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欢迎和广大读者的喜爱。
1988年6月，我的第二本诗集《泅渡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诗集取名于同名诗作《泅渡者》，收入1978-1988十年间我所创作并自认为满意的诗歌近百首，分为“乡愁”“爱情”“人世”“命运”4辑，著名老诗人曾卓作序。诗集出版后，湖北大学中文系当代诗歌研究会专门举行了“泅渡者诗歌研讨会”，与会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对我的诗歌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了今后应努力的方向。有意思的是，诗集内附的一张照片引起了诗坛内外广泛的关注和评说。照片上，我身着一件米黄色风衣，神情自若地坐在某工地的一堆钢筋上，目光直视远方，一头长发在风中翻扬，大有一副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度。有人说我坐在钢筋上泅渡——找死，也有人说这家伙坐在钢筋上泅渡，也不会下沉。呵呵，管他呢，我愿意。苦难在背
屈辱在背
希望在背
于是重负横泅而渡
无舟，无楫
只有如火的欲望
燃烧于水
恶浪以毁灭的快感
发布血腥的欢迎词
旋流以娼女的媚笑
诱惑冲动的本能
泅渡者沉默着扬起左手
泅渡者沉默着扬起右手
置身于河的粗暴与残忍
他静如处子
听死神声声呼唤
执拗的嘴角漾起一丝微笑
彼岸并非乐土
但只有泅渡才有解脱
恶浪依旧
旋流依旧
信念也依旧
而不能依旧的是精力
河——太——宽
泅渡者的节奏慢了
泅渡着的呼吸困难了
短暂的寂静之后
恶浪突然大笑
有评论家认为这首诗的悲剧意识太浓，表现出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无能与无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所有的现实告诉世人：乡愁是一条河，爱情是一条河，欲望是一条河，人生是一条河，面对河，只有泅渡，才有解脱。但，不可否认的是，河——太——宽……
同年8月，出席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在辽宁丹东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游览了著名的鸭绿江，近距离观看了对岸朝鲜的山水人情。
1989年10月，同样由我选编的《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的姊妹集《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爱情诗选》依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因这两本诗选，我在诗坛上获得了一个雅称：“洪常青——诗歌娘子军连的党代表”。
值得欣慰的是，这两本诗选至今仍然在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上。
第二节 重庆组稿，险些连命都搭上；从没想过要当英雄，但我崇拜英雄；收到由武汉市人事局颁发的编辑职称证书
也是在1988年，月份记不清了，我向社里提出了到重庆组稿的申请，并说明与社外的一个作者L（考虑到一些因素，此人以字母代替）同行。之所以上重庆组稿，原因有二。一，重庆作家黄济人，因其创作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名动全国，L家在重庆，与黄有一定关系，能组到黄的书稿；二，重庆出版社和武汉出版社为同一批城市出版社，可以去向兄弟单位取经。社里同意了我的申请，我和L前往重庆组稿。当然，我们拜会了黄济人，也拜访了重庆出版社，应该说，组稿和取经都实现了预期的效果，但这不是此节想要表达的重点。南充石油学院有L熟悉的一位作家，我们先到了南充，然后从南充乘长途大巴车前往重庆。上车后，我和L坐在司机后面的双人座位上，等着发车。临发车前两分钟，上来了6个小青年，从举止装束看，我就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我告诉L，让他注意点。6个小青年上车后并不坐在一起，而是前面两个中间两个后面两个地坐下了，这更引起了我的警觉，我的眼睛就再也没离开过他们。南充往重庆，必须通过邓小平故里广安。车上，L向我介绍着广安的情况，我一边听一边留意着那六个小青年。行进半个小时左右，车厢中间的两个小青年起身吆喝了。一个人一手拿着一红一蓝两只粗铅笔，一手拿着一个橡皮圈在两只笔上绕来绕去，另一人则要车上的乘客猜橡皮圈最后绕在那只笔上，猜对了赢50元，猜错了输50元。车上的乘客大多知道这是骗局，谁也不理他们。这两个小青年把目标锁定在了过道边一个看上去像从乡下进城的老人身上，缠着让那个老人猜。老人或许是被缠无奈，也或许是想赢那50元，就猜了。结果可想而知，错了。两个小青年就要那老人交50元钱，说是认赌服输。1988年5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老人不干。两个小青年就按住老人，强行搜身。我正准备起身制止，没想到老人身边一个女孩急了，说，我猜，猜对了不要钱，顶掉我爸的50元。我知道坏了，怎么可能猜对呢？结果又错了，两次100元，两个小青年大声呵斥着交钱，女孩眼泪都快出来了，说没有钱。两个小青年眼里露出邪光，没钱，搜!两双手就在女孩的衣服里和身上乱摸，女孩一边躲避一边求情，没用。这时，血已冲上我的脑际，正要从座位上站起来时，L拽住了我的上衣，我一胳膊肘拐开了他的手，起身大喝道：“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干什么？干这些坑蒙拐骗的勾当不脸红吗？你们难道没有姐姐妹妹吗？”随即用相机拍下了当时的场景。两个小青年没有继续动作了，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甘罢休。我立马掏出当年在湖北日报的记者证，对司机说，“我是记者，到你们这里来采访，不许停车，要停得在有警察的地方停，否则出了事你负责！”在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停了。我知道，要坏事了。6个小青年全部围了上来，拉的拉我的胳膊，按的按我的头，每个人手里亮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弹簧刀。车上的乘客要么埋下头装睡，要么把头扭向了窗外，我感觉到L在座位上发抖。说实话，那一刻，我也有些害怕和心慌，但很快我就镇定了下来，因为害怕只会助长邪恶。我冷冷地看着他们，也看着弹簧刀，问道:“你们想干什么？！”一个小青年挥动着手中的刀骂骂咧咧：“妈的，活得不耐烦了，找死啊！把相机交出来！”我也豁出去了，甩开身边的两个小青年，一把掀开上身的西装，拍着左边的胸脯，高声吼道：“这边是心脏，照这儿捅，捅就捅死。我就不信了，只要你们敢捅，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我从湖北到邓小平老爷子家乡来采访，怎么就遇上了你们这样一群不肖子孙呢？你们就没想过为邓老爷子争口气吗？来啊！捅啊！！！”我的相机被他们砸了，记者证被扔在了地上，西装口袋里的零用钱没有了，手表也不见了。我怒向司机，质问他为什么要停车，为什么要同流合污？司机一叠声地说，大哥,对不住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惹不起他们啊！这时，一车的乘客纷纷为我鼓掌喝彩，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大侠啊！坐在车尾的一对年轻大学生情侣更是掏出纸和笔，要求全车乘客签名为我作证请功。我火冒三丈，大声吼道：“你们他妈的现在都醒了，现在知道喝彩了，早在干什么？？？我就不相信，这车上几十号人，就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没有一个复员军人，就没有一个像男人的男人！”我从没想过要当英雄，但我崇拜英雄。少年时如此，青年时如此。
是在1983年3月8日，我的同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安珂为了保护同事的生命安全，在四面受敌，背部和肋下被剌伤多处的情况下，仍临危不惧，带伤博斗，即便伤重力竭，仍怒视歹徒，艰难地靠在骑楼柱子上，顽强地不让自己倒下去，最终英勇牺牲。当我从新闻上看到他的事迹报道后，曾含着泪写下过一首献给他的诗《南方，倒下一棵树》：风，沉默了呼号
雨，冷却了泣哭
天和地同时一阵痉挛
分娩一个悲壮的日出
广东记者安珂生前照
我不否认我的血管里涌动着英雄主义的热流，三十多年前如此，三十多年后依然如此。我相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有邪恶和丑陋玷污环境、危害社会，我都会挺身而出，决不退缩！
从此，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大侠。
1988年秋，武汉市启动了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工作，我被武汉出版社评定并聘为编辑。稍后，我收到了由武汉市人事局颁发的编辑职称证书。
第三节 主编《青年心理咨询》杂志；策划并主编《人之初》丛书；南下深圳
1989年初春，大学同学、新成立的湖北省青年心理研究所所长谢圣明力邀我参与创业，经慎重考虑，我接受了他的邀请，离开了武汉出版社。湖北省青年心理研究所是全国第一家民营且带省名的心理研究和咨询机构，挂靠并接受省委高校工委领导，人事关系委托武汉市人事局管理，薪酬待遇自行解决。虽是民营，但我还是属于干部调动，只是不再拿国家工资。研究所主要从事青年心理研究和咨询，有专业的心理研究者和咨询师，我的任务是主编即将创刊的《青年心理咨询》杂志。不久，刊号批下来了，可手头无人。我没有三头六臂，便向所里推荐了家乡天门县文化馆副馆长、诗人钟星来做编辑部主任。在当年的平原诗会上我与钟星相识，这是一个文字能力和活动能力均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曾经做过《天门文艺》的编辑。有所里的支持，我们俩横冲直撞，夜以继日地工作，《青年心理咨询》创刊号很快面世了。
在心理研究所和同事们一起收看胡耀邦追悼会电视直播（前左一为作者）在大学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心理学，办刊之余，我挤时间补习心理学的知识，从弗洛伊德到荣格，从学院派心理学到应用派心理学，能找到的书都找来读，同时大量搜集有关心理问题的案例，一个目的，就是办好这份刊物。除了办刊，还要策划书稿选题。研究所和华夏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签有协议，可以自己组稿，自己编印，自己发行，出版社只负责终审并申报书号。置身于青年心理研究所，成天耳闻目濡的都是青年心理个案，其中绝大部分个案属于家庭问题。因了这些个案和办刊中天南地北的稿件素材，联想到青年人的家庭生活实际，经过认真思考和研判，我在所务会上提交了策划并主编一套《家之初》丛书的方案，该丛书分为《初为人妻》《初为人夫》《初为人母》《初为人父》四册。面向全国已成家的青年男女约稿，每册50人，不得交叉，要求既有名家，又有普通人，还要代表各行各业，文章内容都必须是个人亲身经历和体会。其主旨是回答和解除青年人人生四初时期所面临的种种涉及家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建设好每一个小家，和谐快乐地为国家这个大家做贡献。所里完全同意我的策划，并授权我为这套从书的主编，负责整套丛书的运作和统筹协调。我带着所里一个年轻人执编丛书之一《初为人妻》，外聘富有编辑经验和组稿能力的诗人、《长江日报》文学编辑熊红执编之二《初为人夫》，指定所里的一个编辑王志荣执编之三《初为人母》，钟星执编之四《初为人父》。分册执编必须按照丛书整体设想，负责各分册的组稿对象和稿件初审，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述工作。4册书稿集中到我手上后，我夜以继日地进行复审。每一册书稿，每一篇文章都得认真审读，发现有文章达不到要求或者缺少某方面代表人物，我会当即要求分册执编安排调换，以保证书稿质量。书稿交农村读物出版社终审通过并拿到书号后，所里安排在离武汉不远的京山县印刷厂印刷，稍后，我和钟星赶到厂里驻厂督印。1990年6月，10000套《家之初》丛书面世，受到社会和全国各地书店的普遍欢迎，很快销售一空，三个月后第二次印刷。快30年过去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打开孔夫子旧书网，竟然在其中看到了这套丛书有售，我立马下单，买回了这套我已一本无存的旧书，作为纪念。
在研究所的日子里，我亲身经历了1989年6月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风暴。1990年，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毗邻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吸引着举国上下的目光。这一年的深圳流行一句话：“来深圳的都是全中国的精英！”这一年，全国各地人才涌向深圳寻求发展机会；这一年，深圳老东门附近的公用电话是最主要的通讯工具，电话亭生意异常火爆；这一年，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解放路正式开业，无数深圳人举家前往；也是在这一年，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宣告成立，深发展银行成为第一家股票上市银行。还是这一年，深圳从后台疾步向前，再次揭竿而起。不过这一次动作大，风声小，重点是经济领域，尽量避开政治雷区，时刻以谦卑的姿态争取中央部委、广东省委以及其他省市的政治和道义支持。这一年的11月26日，香蜜湖宴会大厅举行招待会，隆重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当场题词：“继续办好深圳经济特区，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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