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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原:开始——我的前六十年(连载之七)

郭良原 鸿渐风 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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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之七】

开 始
——我的前六十年
文/郭良原

 

第七章   立足诗坛


第一节   3个月后,我正式独立主编诗歌和散文栏目省报文艺副刊“东湖”的诗歌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在武汉见到叶文福;首届“平原诗会”不仅在湖北省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全国诗歌界也造成了极大的反响


几天后,我出院了,第一时间将出院报告交给了系毕业生办公室,由他们转给了湖北日报人事处。
 1982年7月,我到湖北日报社人事处报到,陈良处长接待了我,身材魁梧、嗓门洪亮的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没看出,你小子在学校还是个人物啊!
 和我同时间分配到湖北日报工作的还有3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江作苏、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谭惠建、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朱俊酬。
到湖北日报报到后,报社没有马上安排我们部门和岗位,而是让我们在人事处帮忙整理员工档案。人事处领导告诉我们,不得泄露员工档案里的任何信息,违者将被退回原学校。我们闷声不响地待在人事处,按要求一项项整理着完全陌生的员工档案。
 一个月后,报社宣布了我们的去向,我们四人都被安排在同一个部门——文艺理论部。江作苏和我在文艺板块,唐惠建和朱俊酬在理论板块。
  部里为我们开了欢迎会,会上,部主任,一个个子高挑、热情爽朗的女同志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她说她姓罗。我们也分别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部里考虑到我的特长,安排我跟着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诗歌编辑李光辉老师实习。
  3个月后,我正式地独立主编诗歌和散文栏目。
     理所当然地,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诗歌栏目上。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接手诗歌编辑后,便大胆地摒弃了原来那位老诗歌编辑的编辑思想和选稿标准,工作重点放在发现新人,开辟新栏,推出新作上。
     当时的湖北诗坛除了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外,新生代的诗歌力量基本上是3个方面军,其一,以叶文福家乡为代表的蒲圻(今赤壁)诗群;其二,以我的家乡为代表的江汉平原诗群;其三,以武汉大学和华中师院为代表的高校诗群。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三个方面军上,定期或不定期地推出这3个方面军的代表诗人和诗作。一时间,省报文艺副刊“东湖”的诗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诗歌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的高度重视。
      省报文艺副刊成了全省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中心和集结地。

湖北日报全媒体大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第一次在武汉见到了叶文福。
     1983年3月,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新诗评奖,10位诗人的10首诗获奖。中国作协诗刊社主持的这次全国优秀诗歌评奖是改革开放至今惟一一次全国读者直接用选票评选的。那时候没有网络,都是读者写信投票。每天从全国寄来的选票数都是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遥遥领先。诗刊社根据读者选票,决定选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诗为获奖诗,其中1—3名为一等奖;4—10名为二等奖,11—35名为三等奖。叶文福有三首诗不但在35名之内,而且分别是第一名——《将军,不能这样做》、第四名——《祖国啊,我要燃烧》和第十一名——《站岗》。这就意味着,叶文福一个人就有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而且每一首诗都是那个等级的第一名。

当时颁奖大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

会后,叶文福被同时获奖的高伐林邀请到了武汉大学,同行的还有获奖诗人舒婷。

 得知消息,我立马赶到了武汉大学。

 时间已是晚上,我守在武汉大学樱园。远远地,我看到高伐林和一些人走过来了。高伐林是武大77级中文系的学生,我和他熟悉,我们一起组织过诗歌活动。

 走近了,我看见了,不,我感觉到了那个人!我的感觉不会欺骗我,那个人就是他,就是叶文福!

 高伐林把我介绍给了叶文福,我们同时伸出手握在一起。我感受到了那只手的力量。

 叶文福很认真地对我说:“良原,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回头,他又对高伐林说:“别管我了,我和良原聊聊。”

 我和叶文福在樱园的花枝簇拥的小径上边走边聊,我向他述说我对他的敬仰和崇拜。没错,就是敬仰,就是崇拜!尽管我已是省报文艺副刊的诗歌编辑,尽管也有不少诗歌爱好者仰慕着我,但在他的面前,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学生,我需要他的教诲和牵引。我向他介绍湖北的诗歌现状和我对湖北3个诗歌方面军的看法,向他诉说大学时听《将军,不能这样做》的震撼与思考,创作《赤字断想》的思索及朗诵后的遭遇,告诉他我大学毕业不去政界而做诗歌编辑的选择……在那条小径上走了多少个来回记不得了,只记得他静静地听着,不时有一两个“好”字从他嘴里迸出。

考虑到他要休息,我不好意思总占用他的时间,我恋恋不舍地向他提出告辞。

分手的时候,他说:“把你的诗整理整理,送给我看看,明天我还在这里。”

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我见他的目的,更多的就是想要得到他的指点和引导啊!可我一直都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先我而说了。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流泪了。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回到宿舍,连夜整理诗作,那时没电脑,我将选出的部分诗作重新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划地抄正,我知道,潦草是对师长最大的不敬。

次日,也是晚间,我又到了樱园,见到了叶文福,双手呈上了我的诗作。叶文福在认真地看着我的诗作,我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叶文福右手中的笔,不时地在我的诗稿上圈圈划划。

有一个小时吧,他就那么看着我的诗稿,我就那么看着他。

他的眉毛浓黑,他的面容坚毅,他的目光深邃。

一个小时后,他搁下手中的笔,面向我,开始说话。

那是我受用终生的一席话。到今天,我依然能清楚地记得并始终奉为创作真谛。

    “写诗容易,但写好诗不容易。写好诗,首先是做好人。”
    “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懂得爱的人是好人。一个不爱国家,不爱父母,不爱兄弟姐妹,不爱父老乡亲,不爱贫苦百姓的人,不会是一个好人。”

 “把爱浓缩在作品里,才能写出好作品。”

那天晚上,他始终没有谈我的诗。但我知道了我的诗毛病在哪儿。

见到叶文福并聆听他的教诲后的1984年8月,我向部领导提议,由省报文艺部牵头,联合我的家乡天门县有关部门,主办一次大型诗会,我给诗会定名为“平原诗会”。提议得到了部领导的同意。经过与天门方面的联系和沟通,10月,江汉平原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第一届”平原诗会”正式开幕。天门县政府拨出专款,时任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家斌全程参与。据当时的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诗人文清回忆:“第一届‘平原诗会’召开的那几天,连秋风秋阳都充满了诗意,天门城关竟陵小城的街树、民宅都似乎成了饱含意境的诗行。省城武汉来了几十位客人,一辆大客车座无虚席。省委宣传部、省军区、省作家协会、湖北日报、湖北电台的领导都来了,这些领导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官。同来的著名诗人有:骆文、莎蕻、胡天风、熊召政、胡发云、樊帆等。应邀而来的有江汉油田、荆州行署和周边县的一大群青年诗作者。如陈应松、胡鸿、曾静平等。天门本土除了群艺馆的创作干部和少部分代表正式与会,其他爱好者都是自费前来观摹,参加赛事活动。

大会分为三天,第一天报到,第二天诗歌朗诵会,第三天互动、参观。诗歌朗诵活动在县文化馆小剧场举行,上台朗诵人员以客人为主,天门诗人曾腾芳、钟星、华姿等也名列其中。那天小剧场全部坐满了,大部分都是从基层自发而来的诗歌爱好者,他们有的带着录音机录下了诗人们的朗诵,有的带着笔记本和诗刊纷纷找诗人们签名留念。诗会结束后,《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以整版篇幅推出了“平原诗会”作品,“平原诗会”4个字则是我请家乡著名诗人、时任《诗刊》主编邹荻帆先生亲笔书写,湖北电台播发了首届‘平原诗会’专题节目,天门县《天门文艺》文学杂志出版了《平原诗会专号》。

 1985年湖北诗人和时任《诗刋》主编邹荻帆(左2)合影


首届“平原诗会”期间,我除了总体负责诗会活动外,还连夜创作了诗歌《平原,我的平原》参加了朗诵。会后,湖北电台著名主持人李虹(已故)在“平原诗会”专题节目中朗诵并播发了这首抒情长诗,新加坡《世界日报》也随之发表。其后,我开始了大型系列组诗“平原与人”的创作,我必须责无旁贷地状写我的江汉大地和我的父老乡亲。

那真叫一个轰动啊!首届“平原诗会”不仅在湖北省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全国诗歌界也造成了极大的反响。多地效仿“平原诗会”,争先恐后地主办了各种各样的诗会。

我热爱诗歌,热爱我的工作,在当时诗歌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做一个诗人,当一个诗歌编辑是何等的荣耀和自豪。工作之余,我除了写诗就是写诗,没有稿纸,工作用的发稿笺背面的空白处就是我的稿纸,我在发稿笺背面的空白处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歌,然后装订成册,编上号,到今天还保存着十几本这样的诗歌手稿。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诗歌刊物开始发表我的诗歌,更加激起了我对诗歌无以复加的热爱和痴迷。我创作的诗歌《永远的梦》荣获《诗歌报》“全国爱情诗大赛”三等奖,我应邀参加了在黄山举行的颁奖大会。大会期间,我和已在诗坛叱咤风云的赵丽宏、王家新、唐晓渡、杨榴红、程光炜等人一起游览了黄山。

第一届“平原诗会”全体诗作者合影,后右二为作者


第二节   沉浸在诗歌创作带来的痛苦和快乐之中;《独姓人家》在《诗刊》1986年第7期发表后,引起了诗坛持久的关注;有评论家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评论文字:郭良原以他病态般的爱,撕心裂肺地刻写着属于他的平原;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和武汉作家协会
 1984年是我诗歌创作最为活跃的年份,我以《平原与人》为总题,写下了300多首讴歌我的家乡江汉平原的诗歌。我关注着改革开放给我的家乡带来的变化,关注着平原上我的父老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从细小而又真实的日常生活里提炼诗的意境,放飞诗的想象,完成诗的创造。我整个人完全进入了诗的空间,我沉浸在诗歌创作给我带来的痛苦和快乐之中。
 在《平原与人》诗歌系列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幅幅熟悉的场景、一桩桩感人的事件纷至沓来,在我的笔下交替出现,各呈异彩。
《独姓人家》,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小说的内容,刻写乡村里独姓人家祖孙三代的的酸甜苦辣和命运变迁:  
三十二户的小村
三十一户同姓

 

独姓人家从外地逃荒而来
在村上也有了三代人的历史
他们知道惹不起大姓人
因此从不敢高声说话
受了侮辱,也只能赔上笑脸

 

祖父辈就这样小心谨慎地白了头发
父亲辈就这样低声下气地过了半生
而今到了孙子辈
独姓人家终于挺直了脊梁
大姓人再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了
因为全村有史以来的三个大学生
都出在独姓人家的第三代人
而且都是考取的
而且县委书记下乡时看望了的
而且区长亲自批了奖学金的

 

可独姓人家的老老小小
依然是轻声慢语
依然是面带笑容
只有细心人能够察觉
他们走路时步子迈得大些了

 这首创作于1984年的诗在《诗刊》1986年第7期发表后,引起了诗坛持久的关注。以至于到了近30年后的2014年,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新诗研究的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先生还写下了如此的评论文字:

从生活波澜的细微变化,透视时代现实的历史进步赋予给《独姓人家》以强烈的当代意识的灵光。

改革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深刻内在的该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与更新。《独姓人家》意在反映农村改革变化,但却不再浮泛歌颂、廉价乐观,而以农民传统意识领域的拓展另闪机锋。“三十二户的小村三十一户同姓,”所以唯有“从外地迁来”的一户,虽有“三代人的历史”却“从不高声说话”总陪“笑脸”,直至祖父辈“小心谨慎地白了头发,父亲辈“低声下气地过了半生”。那么这种沉痛的生活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呢?诗的批判矛头便指向了封建宗法制的传统家族观念,是它让独姓人家受“欺侮”“小心谨慎”“低声下气”。从“而今”笔锋一转,传达了生活发展的新趋向,传递了时代变化的新信息,独姓人家的地位“终于改变了”。因为“全村三个大学生都出在独姓人家”“县委书记下乡时看望”“区长亲自批了奖学金”,所以独姓人家的老老小小“走路时步子迈得大些了”。

读毕全诗,人们仍会感到轻松过后的沉重,感到独姓人家地位的变化并不是根本意义上的。由此可以想见,传统意识观念的转变是怎样艰难啊!诗人的忧患意识是何等深重啊!传统的家族观念是与改革背道而驰的,它一日不得到改变,改革的胜利就一日不能彻底取得。

《独姓人家》构思奇巧,以小见大;语言也采自于生活,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上世纪80年代作者在湖北“孟浩然诗会”上发言


和《独姓人家》同时在《诗刊》上发表的《区长》一诗,也是创作于1984年,取材于我熟悉的一位老领导的人生故事。
不知又是哪个复员军人
送了他一顶草绿色军帽
他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
 
当年,他也是戴着一顶草绿色军帽
用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
指挥过一场“割尾巴”的战争
看到乡亲们那忧伤的愤怒
他的心里也有过疑惑
 
......后来,他辞职了
他说他要去寻找土地的原谅
他的手上重新磨出了老茧
他的妻子也把铺盖和儿子一起
搬到了他落户的小村
白天,陪着他下地
晚上,伴着他读书

 

当他的生命之树
开始长出第四十二圈年轮
他没有想到
全区五万张选票
都在开头的位置
        写上了他的名字
于是,他抹去泪重新挑起了区长的职责
只是头上依然戴着一顶草绿色军帽
据说是为了记住
曾经做过的蠢事

 

1984年11月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上的整版“平原诗会”作品


创作是一件痛苦的事,上述两首诗的创作过程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的是我所生活和工作过的乡村里那些最底层的乡亲以及被他们认作父母官的干部,他们身上浓缩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历史和现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诗歌创作者,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为他们代言,为他们立传。如何才能将活生生的现实变为诗歌,是需要创作者付出细微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的。通常是写了撕,撕了再写,在昏暗的灯光下和缭绕的烟雾中,当一首自己认为满意的诗作完成后的那份快感,是无以言说的。恨不得马上能朗诵给人听,可很多夜半时分,我都是朗诵给我自己听,或者会心地笑,或者伤心地落泪。
我极为珍视我写于1984年的诗歌,因为那些诗行里,凝聚着我对故乡深切的爱。比如《老去的牛》《解匠》《冬天的男人》,比如《平原上的树》《磨坊》《窑场》,比如《江汉风情》《麦子熟了》《寒冬之火》,比如《母亲》《扫落叶的老妪》《桂花嫂》,比如《崛起了,一座年轻的楼房》《今夜舞厅开放》《田头,停着一辆崭新的“永久”》……
对于故乡的爱,正如我在《平原,我的平原》一诗的最后所表达的一样:
    凭着蓝天和大地起誓给我以血给我以爱给
    我以做人的启蒙的江汉平原啊我就是
     你撒播在外的一粒种子我将为你奉献
     一个金色的金色的秋天
有评论家系统地读了《平原与人》系列诗歌后,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评论文字:郭良原以他病态般的爱,撕心裂肺地刻写着属于他的平原
1984年,因为诗,我先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武汉作家协会、中国散文诗学会、中国当代文学学会。
中国诗坛上,有了我的位置。


第三节   或朦胧或真切地谈过恋爱 灯下,那张纸上是他亲笔书写的他的一首贺诗:《墓碑》
1984年,我已近而立之年。
 我出生于1955年农历十月二十五,这是我能记事后母亲告诉我的,所以在我上大学之前,一直都是在这一天过生日,履历表中的出生日期填的也是1955.10.25。直到上大学前,我才检索当年的报纸,把生日改成公历的日期1955年12月8日了,以至于我后来退休时人事部门非要按最初填的10月25日退休,这是后话了。
快30岁了,该成家了。
此前,我也或朦胧或真切地谈过恋爱。
初中时,父母请媒婆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记得那时没有像样的衣服,还是借同学兆龙的一件上装穿在身上。夜里10点多钟的样子,我跟在媒婆的身后,到那个女孩家去相亲。混沌未开的年龄,哪知道什么叫爱啊,在女孩家里,我连头也不敢抬,根本就不知道女孩长什么样。
 以后每年的端午节,父母都要催着我给未来的丈母娘家送礼。
那年月穷,没什么礼好送,就是在一只竹篮里装上些油条和煮熟的咸鸭蛋。

我对那个对象实在提不起任何兴趣,因而对端午节送礼也是相当反感。记得是说对象后第三年的端午吧,父母早早地就催着我给丈母娘家送油条和咸鸭蛋,我是委实不愿意,但又拗不过父亲,就装模做样地提着礼篮出门了。

结果我没有把礼送到丈母娘家,而是喊了家华等几个光屁股长大的伙伴,一起把油条和咸鸭蛋消灭了。

后来父亲知道了,追着打我,可他跑不过我,只好蹲在地上叹气。

自然地,那门亲事也黄了。

1975年“五四”青年节,大队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当我作为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讲话时,我发现台下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不时投向我,有几次我的目光和这双眼睛相遇,我竟然抵不住它的直视,很快移开去。
从此,这双眼睛就使我那颗年轻的心动荡不安了。和这双水灵灵的眼睛一样,眼睛的主人也是水灵灵的。17岁,白净的圆圆脸,黑黑的两根辫子,和别的女孩在一起,她更显出与众不同的少女特有的韵致。第一次面对面地同她站在一起交谈时,我不禁脱口而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她紧追着问一句:“书记,你说什么?”我顿觉失态,忙掩饰说,我在背诗。她可有理了,逢人就讲,新书记好瞧不起人,人家同他讲话,他却在背诗。弄得我有口难辩,哭笑不得。
我好喜欢她,我能感觉到,她也好喜欢我。
她很聪颖,虽说小学没毕业就回家种地,但当我们办起文艺宣传队之后,她竟成了队里的主力演员,一些重要的角色都由她扮演。她不识谱,但你只要将歌曲或者戏剧唱腔教她两遍,她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唱出来,而且声音极有特点。以至于乡亲们都喜欢看她演出,如她不出场,台下非起哄不可。
她很大方。但我认为演出之前她总是让我给她化妆(除非我不在场)不属于大方。好几次我给她化妆时,尽管她闭着眼,但我能感觉到她的那一份快慰和满足。
我们似乎在恋爱,可我们连手都没拉过。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我面对的是大队党支部的提醒和批评,她面对的是家里粗暴的干涉和控管。
最终,我们不得不选择了离开和疏远。
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作为公社通讯干事,负责公社的广播宣传。一个省城下乡的女知识青年被抽调到公社广播站做播音员。因了工作关系,我们在一起的机会较多,我们互相喜欢上了对方。后来,我们的恋爱关系很多人都知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还专门派人和我谈过话,意思是让我刹车,怕我做出什么破坏知识青年政策的事儿来。那年月,乡亲们管军婚叫“1059”,管女知识青年叫“3911”,“1059”和“3911”都是剧毒农药,意思是说军婚和女知识青年沾不得的。我没同意,也没在意,继续和她来往。所谓来往,在那个年代,也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走走路而已。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我们还在一起复习,相约一起报考华中师院。后来,我考上了,她落榜了。大一时,我几乎一周给她写一封信,鼓励她继续复习,来年再考。再后来,大二时我生病住院隔离治疗,她在乡下和别人好上了。
再后来,1984年5月1日,我结婚了。
婚礼当天,报社一位副总编和文艺部全体同仁,在汉的知名诗人,我和她的一些大学老师和同学都前来祝贺。小小的平房里一拨出来,一拨进去,大家纷纷在签名薄上写下情真意切的贺语。德高望重的老诗人曾卓先生因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托人送来了亲笔书写的贺信;刘益善、李铁柱、董宏量、李道林、王新民等诗人和诗歌编辑们联名送来一尊洁白的高尔基雕像。
没想到,新婚当天夜里11点多钟,“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烦!谁啊?这么晚了。
“咚咚咚”,敲门声继续响着。
 没办法,我只好穿戴整齐,起床开门。
 打开门,门外立着两个人,不说话,只是笑。
 天啊!竟然是叶文福!另一人是蒲圻(叶文福家乡)的著名诗人饶庆年(已故)。
 没想到,叶文福突然张开双臂,一个熊抱,把我搂进了他的怀里,进而,用他那硬梆梆的胡茬子,狠狠地扎着我的脸。
我欣喜异常,躲开叶文福的胡子,扭头大声向屋里叫道:“快起来,是叶文福叶老师和饶庆年来了!”
受我的影响,她也知道湖北的一些诗人,更知道叶文福。我们三人站在屋外说着话,等着她起床。
新娘子收拾干净后,我把他们俩请进了客厅。所谓客厅,其实小得可怜,我们四人往里一站,空间就所剩无几了。
落座后,饶庆年先说话,“是叶老师逼着我带他来的,说良原新婚,再晚都得赶去祝贺!”
 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仍然是没想到,叶文福站起来,以他一以惯之的严肃表情对我和新娘子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说道:“良原,你们今天新婚,打扰了。做兄长的祝贺你们!”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继续说道:“送什么贺礼都觉得不到位,就送你们一首诗吧!”
灯下,那张纸上是他亲笔书写的他的一首诗:《墓碑》,签名是一片叶子,“叶文福”三个字在那片叶子中间。
刚看到贺诗题目时,我还有点纳闷,这老师,这老兄,哪有新婚之喜送墓碑的啊?
读完《墓碑》后,我的眼睛湿了。
    《墓碑》很短,全诗如下:
      真想做你的墓碑
       永远站在你坟前
       这样,我能把你芬芳的名字
       镌刻在我心间
       我愿意让别人看着我
       是一块无知觉的石头
       我晓得
       只有枕着一个执拗的我
       你才能幸福而安静地长眠……

这首爱情诗,全诗没有一个爱字,却把那生死相依的忠贞爱情写到了极致。

叶文福的这首亲笔贺诗,到今天我还珍藏着。


    第四节  罗岚走了;第一本诗集《男中音》出版;好诗不在长短,在于诗里所张扬出的思想内核是否深刻是否历久弥新;女儿恒儿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依然在寻找罗岚,甚至梦想着有一天,我能和她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她可能早已认不出她曾无私地帮助过的那个农家少年了,可我相信,我能认出她。
然而依然事与愿违。
1985年3月的一天,我到离报社不远的武汉市第三医院去看病,在医院门口,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我惊喜异常地大叫一声:“反修!”对方闻声,也认出了我,我们兴奋得拥抱在一起,半天没松开。反修也姓郭,是和罗岚一批下乡到联合大队的知识青年。寒暄中,他告诉我已在6年前被招工回城,现在在三医院做锅炉工。我也简单向他介绍了我这些年的情况,并向他打听罗岚。反修沉默了一会,说:“罗岚走了!”我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反修告诉我,3年前,武汉市举行横渡长江活动中,罗岚为救一个体力不支的游泳者,被卷入漩涡中牺牲了。
我低下头,眼泪涌了出来。
“罗岚姐,良原永远记得你!”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
1985年7月,我和当时在湖北诗坛上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徐鲁、马竹、华姿、肖桂芳一起,自费出版了一套《南方青年诗丛》,我的《男中音》,徐鲁的《鸽子树》,马竹的《南方的爱》,华姿的《一切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肖桂芳的《流向》,一人一本,老诗人曾卓作总序。
《男中音》是我从事诗歌创作以来的短诗集,也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平原与人”系列未曾收录。我很珍爱这本短诗集,之所以定名为“男中音”,也是为着体现我诗歌创作的一个理念,即不唱装腔作势的高音,也不唱哀婉凄苦的低音,在不卑不亢的中音区域里倾诉自己的内心,宣泄自己的情感。


在从事诗歌编辑和诗歌创作的同时,我始终把阅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我知道,无论是做一个称职的诗歌编辑,还是做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必须注重阅读,注重从中外诗歌中获取丰厚的营养以充实自己。报社资料室资料有限,我会经常上报社对面的省图书馆去借阅中外诗歌。在阅读中,中外现当代诗歌史上的经典短诗给了我很大的享受和启示,短诗也能写出精品。比如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流萤集第11》:“愿我的爱情/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比如英国诗人拜伦的《春逝》“当我会见到你/事隔经年/我将以何贺你/以眼泪/以沉默”,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当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比如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比如中国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比如冰心的《成功的花》:“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受这些中外经典短诗的影响,我也尝试着创作了一批短诗。收录在《男中音》里的几十首短诗,最长的也不过十五六行。我认为,好诗不在长短,在于诗里所张扬出的思想内核是否深刻是否历久弥新。
《鸳鸯》创作于1984年,收入《男中音》之前,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后来被诗人、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张永健先生选入了由他编选的《中国当代短诗选》并做了精到的点评。              
          鸳   鸯
曾被当作爱的模特儿加以赞扬
曾使多少少男少女神思想往

可有谁知道你们内心深处的悲哀
 是那样沉重,是那样苍凉

 

 长久地,长久地形影不离耳鬓厮磨
 不知道天的高远也不知道海的粗犷

 

 哦你们用沉默提醒着世人
 生活的开拓者,不应该沉溺于爱的温床


《枯荷》写于编选《男中音》的前几天,写完后就直接收进集子里了。没想到的是,30多年过去了,今天还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谈起这首诗,说这是他读过的写荷写得最有特点和最有思想的一首诗。
     枯   荷
有过阿娜多姿的丰韵
也有过青翠欲滴的骄傲
 而今安在
 而  今  安  在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一切无处寻觅
 精血毫无保留地输出了
 枯黑笼罩了你的一生


 风吹过  你卷缩的叶  唱一曲深沉的眷念之歌

 

 而岸边
 有人在拍卖你的子孙

 

作者采访侯宝林


在收获了《男中音》不久,在我即将走完30年人生之路时,1985年9月6日,我的女儿恒儿来到了这个世界。
女儿满月时,我为她写了一篇文章《给孩子》:
在我就要走完三十年曲折而又坎坷的人生之路时,你来到了我的身边。你清脆而响亮的哭声,为我疲倦的心灵注入了一阵春风。我因而走出长夜,伫立在黎明之中。
我看到了你,一团新的生命之光。我想吻你,然后用我密密麻麻的胡茬扎你,并得到你献给我的第一次微笑。而你却静静地睡去,我的臂弯,成了你舒适的眠床。
你醒来,窗外阳光灿烂。母亲洁白的乳汁养育着你的纯真。一日又一日,你在两颗心的庇护下渐渐长大,长成了一只逗人喜爱的小白兔。带着白日的疲劳归来,走近你,你睁着大大的眼睛望我,继而笑了,圆圆的酒窝在你粉红的脸上时隐时现。我情不自禁地向你弯下腰。你用两只小手抓我,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一个父亲的全部骄傲与幸福。
我拥有了你,因而拥有了一切。你的一哭一笑,都是我不可估量的财富,都是我此去的长长人生旅途中忠实而又亲近的拐杖啊!让我成为你脚下的一条路吧,踏着我,你才会走得平安。
祝福你,我的孩子。

 

第五节   我遭遇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打压;母亲走了......

 

或许经常有我的稿费单寄到报社,或许是我经常受邀参加省内外的诗会笔会,也或许是经常有着装怪异的年轻男女来到报社给我送稿而且老师长老师短地向我请教,也或许是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嫉妒使然,再加上我内敛不足,张扬有余,总之,我遭遇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被打压。
《男中音》出版后不久,报社对我的议论纷起,说我不务正业者有之,说我名利思想严重者有之,私下里讥讽挖苦有之,大会上含沙射影有之。开始我并没当回事,可后来接连出现的事情让我感到我正处在一种成为众矢之的的境况当中。
1985年5月,接到《诗刋》社通知,让我参加当年8月1日至20日在贵州举行的第五届“青春诗会”。后因故未能成行。
1987年3月,接到妹夫发来的电报,母亲病危。
我立马请假赶回老家。扑进家门的那一瞬间,我看见母亲被安放在堂屋的地上,身下是一块门板。
我悲切地叫了一声妈,昏倒在母亲身边。
醒过来后,我才知道,母亲是被脑溢血击倒的,在送往镇医院抢救中,医院告诉安排后事,妹妹妹夫又将她送回了家。
但母亲并没有落气。如同游丝般微弱的气息时有时无。我换下了妹妹妹夫,日里夜里守护在母亲身边。常识和理智告诉我,再先进的医学手段,也无力将母亲还给我了,我对不起她,我没能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我只能亲自守护着她,不停地叫着她,让她落下最后一口气。
3天后,68岁的母亲走了。


在我的坚持下,母亲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被火化的亡人。我相信,母亲的在天之灵不会责怪我不孝,因为她知道她的儿子是共产党员。
我把所有写给母亲的诗和文章的手稿和刊发报刊,连同她的骨灰一起,埋在了她生前劳作过的土地上。
 母亲走后,我把父亲接到武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每周末连载)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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