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门山
初中毕业后，1966年9月，我被江汉石油学校录取，在即将成为一名石油专业的中专生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席卷全国，于是，其后几年“上中专”的奇特经历成为了我人生路上的一个十分荒诞的梦境。1965年9月，江汉石油勘探处在潜江县钟市发现工业油流。这个发现，对当年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1966年8月，石油工业部从全国其他油田抽调队伍，成立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这一年的5月7日，鉴于保密和备战的需要，指挥部对外代号为“五七厂”。代号源于毛泽东当年5月7日给林彪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根据石油部的要求，五七厂要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从湖北省部分地区1966年初中毕业生中，按照机密中专的条件录取一批学生。政审是最重要的录取条件之一。学校招生时的名称是“江汉石油学校”，后来改为“五七厂半工半读总校”。1966年9月，我收到了江汉石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按要求体检并合格。学校招生办在天门县招待所召集我们开了大会，告知入学时间另行通知。过了一段时间，却收到学校寄来的推迟入学的通知，理由是油田刚刚建立，发展迅猛，物资供应跟不上，学校正在筹建中，因此决定延期一年入学。1967年8月中旬，我在家乡参加了一年农业生产后，接到第二份入学通知书，报到地点是沙洋八十八号信箱，时间是9月10日之前。湖北省在沙洋有一个比较大的监狱，即沙洋劳改农场。家乡的人们只知道那里是罪犯去的地方，所以当人们听说我要去沙洋上学时，都有点茫然。从天门到沙洋，当时只能从岳口走水路，也就是坐汉江的轮船溯流而上。当时从汉口到沙洋的船每天只有一班经过岳口，所以必须提前一天到岳口过夜，第二天早上排队买票上船。九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背上一床土布被套，里面套着旧棉絮的被子和姐姐特意为我绣的绣花枕套。枕头里面是装满谷壳的枕芯。用网兜提着一个搪瓷脸盆，里面装着一个搪瓷茶缸和一双母亲做的布鞋，以及几件旧衣服。这已经是家中能给我置备的最好行头了。告别亲人，离开家乡，来到岳口，找到候船室，在旁边的襄江旅社住下。第二天一早，买好船票，到码头等候上船。候船室的船讯公告写明：上水红旗某某号轮预计六点左右到岳口。但我们等到太阳老高了船才到岸。到达沙洋镇时已是下午三四点。如今，天门到沙洋全程62.5公里，每天28班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时候却要花近两天时间折腾。
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找到八十八号信箱的，只记得下船后，经过沙洋的街道，向西沿着一条砂石公路、走了大概七八里地就到了。找到地方后，到报到处报到，领生活费和粮票，知道我们每个月有14.5元的生活费和35斤的粮食定量后，非常开心。然后跟着管理员到宿舍住下。宿舍的墙是用泥巴垒起来的，足有一尺多厚，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后来才知道这种房子叫“干打垒”，是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标准住房。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操场，只有几栋“干打垒”宿舍和学生食堂散布在一个小山坡上，周围都是土丘和农田，也没有见到老师，只有一个学生管理员和食堂的炊事员。过了两三天，应该是报到时间结束后，一百多名学生集中在一个宿舍里，校长訾祖耀简单介绍了学校情况，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学校是总校下面的地调分校。所谓“地调”，是五七厂地质调查指挥部的简称。总校在五七厂总部，也就是潜江周矶。因为没有开课，所以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只是要求我们遵守作息时间，不要到处乱跑。我们“中专”的学生生活，就这样糊里糊涂开始了。由于不出操、不上课，没有作业。我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自由活动。开始几天，我们熟悉同学、熟悉环境，多少有点新鲜感。架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早上6点半播送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8点是新闻联播节目。这让我们多多少少知晓了外面发生的大事。几天后，我们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了沙洋镇。沙洋镇属荆门县管辖，作为上至襄阳下到汉口的黄金水道码头，还是比较热闹的。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学校就通知我们一部分同学收拾行李，坐上解放牌大卡车，经广华寺，过东荆河，把我们送到了潜江分校，另外一些人则去了沙市分校。一年后，转学徒工时，我到地调指挥部报到，又一次来到了沙洋。
潜江分校在原潜江县展览馆。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各地都修建了展览馆，用来展示建国十年的辉煌成就。潜江展览馆后来成为江汉石油勘探处的机关所在地，五七厂成立后，勘探处机关搬到潜江周矶（江汉一村），空出来给了工读学校。展览馆坐落在潜江县城的北端，正门坐西向东、面向街道，三级宽大的台阶上去是一个大厅，门前合抱的两根光滑的水泥圆柱子，使大厅显得既庄严又宏伟，灰色的水泥墙面勾勒出一块块大大的正方形，中间草书“潜江展览馆”五个大字。正厅两翼的展室为红砖红瓦的平房，外墙中间为白色，室内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三合土地面。虽然已经快十年了，但在当时仍可算作潜江县城地标性建筑。江汉石油勘探处的机关虽然搬走了，但家属还留在潜江。展览馆内还有一个由十几栋平房组成的家属院，住着一百多户石油工人的家属，记得还有一个卫生所，好像还有幼儿园。展览馆的展室，被分隔成两边相对称、中间为走道的一个个房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确切地说，是我们学生的宿舍。一个没有教室、没有操场，只要宿舍和食堂的学校，一群没有编班没有分组的学生，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只有吃饭和睡觉两件事。那时候，没有书报更没有电子视听产品，我们只好用以下几种方式打发时间：打扑克——我们一般打“百分”和“争上游”。有时因为有人违规或是一言不合，就会相互争吵，问题解决后，或是继续进行或是不欢而散。有一次闹得厉害了，有两个同学由争吵到动手打架，其中一个还撕烂了几张扑克牌，我们劝开后，有好长时间都不打扑克了。
逛街——这是我们的主要活动，我们经常三三两两相约到潜江街上闲逛。潜江县城很小，基本上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街道上铺的砖渣煤渣，坑坑洼洼的，行人也很少。那时候“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各派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当地的革命组织，对当地各派的观点也不感兴趣，展览馆就是我们的世外桃源。我们东游西逛只为打发时光，甚至连城里有几个厕所都搞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们在街上打赌，看谁能找到最近的厕所。一个人时，我就到新华书店转转或到文化馆看看报刊。尽管报刊种类不多内容大都雷同，但阅读的人很少，环境非常安静，还有就是后面院子里的厕所非常干净。写信——离开家乡前，我在家里参加了一年多的生产劳动，村里和大队都有朋友，还有一些亲戚和初中的同学，所以需要通信的人比较多。回忆亲情友情，对大家曾经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是我写信的主要内容。我们的通信地址是武汉六十一信箱四分箱，那时候一封信的邮资是八分钱，由于交通不便和社会动乱，信在路上的时间有点长。然后就是盼望回信。日白——普通话叫聊天、俗话吹牛。我们整天无所事事，精力充沛，如果不出去闲逛就在一起“日白”，话题东南西北、海阔天空，有时还互相逗闹取乐、甚至贬损对方。街上没有路灯，晚上黑灯瞎火，所以我们晚上都不出去，卧谈到深夜，反正白天有的是时间补觉。
从沙洋到潜江后，那些开始就到潜江分校报到的同学告诉我们，总校的校长叫陈勇，潜江分校的校长姓刘，还有几个老师，老师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整天无所事事，但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和老师接触过。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打牌，突然有同学叫喊：“陈勇来了，在前面大厅里。”我们丢下扑克，来的大厅，只见陈勇站在一张乒乓球桌子上低着头，被大约三四十个同学围着，台下的同学大声质问陈勇：“我们这里是不是学校？”陈勇答：“是的。” “你是不是校长？”“是的。” “那既然是学校，教室在哪里？”“正在修建。”“什么时候开学？”“运动后期。”又有人问：“既然我们是学生，为什么没发学生证？”陈勇答：“会发的。”“什么时候发？”“很快就会发。”质问者慷慨激昂，高喊“老实点！”回答者沉着镇静，不紧不慢。当时一些同学主要是担心学校办不成要被转为学徒工。但问来问去也就是这么几个问题，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回去接着打牌。不知道陈校长当时是怎么离开的，后来我想，学生围攻总校校长，怎么没见到分校校长和老师们出面解围呢？陈校长后来任江汉石油管理局计划处处长、副局长、局长。校长有两点没有说错，一是在离展览馆不远的地方正在修建教室，已经修了三栋，每栋四个教室，相对的两栋后来围成了一个小院，成了地调处的电子队，电子队搬到计算站后，又成为机关幼儿园。多年后，我也住进了展览馆内的家属院，我的儿子就是在我没有踏进的教室里上的幼儿园。另外一栋成了地质大队的绘图室，地质大队搬走后，做了几年冰棒房。不久，有人通知交相片，学生证很快发了下来，但照片上没有钢印，而是盖的“石油工业部五七厂半工半读总校”的红色印章。到潜江后，每天看到好多车门上喷着“五七厂”三个白色隶体字的新解放卡车，在公路上跑来跑去，我们萌生了到五七厂看看的念头。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从潜江出发，因为是冬季枯水季节，我们直接走过东荆河，沿公路走不多远向北拐弯、经过周矶农场，到了五七厂总部。总部中间一条宽宽的公路，公路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两边是大片的芦席棚子，正当我们对一幢十分庞大的芦席房子感到惊讶时，突然从房子里涌出了很多穿着灰色再生布棉工服的人，棉工服上印着白色的“农垦”二字。原来这是一个用竹子和芦席盖成的大礼堂，里面的电影刚好散场，其中两个人认出了我们中间两个汉阳县的同学，大家都十分惊讶。原来他们是汉阳同乡，是油田供应处的合同工，当天下午单位安排看“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当他们知道我们刚从潜江来，就说，这么晚了都快下班了，你们还不赶快回去，一边说一边帮我们拦了一辆到潜江的车，我们坐上便车，回到展览馆，天都快黑了。当大家问我们到五七厂看到了什么时，我们回答说花了几个小时，走了三十里路，待了不到十分钟，看到了很多芦席房子。没想到，大半年后，我住进了那个芦席盖的大礼堂，终于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不久，汉阳的两个同学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玩，他们是同一个村的。我在他们一家住了一天，其中一个带我去看了他毕业的汉阳县二中，他们班上大部分同学已经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老师正在上课。另一个同学的父亲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带我去武汉玩了两天。这是我第一次上武汉。长江水浩浩荡荡、长江大桥雄伟壮观。六渡桥一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满地的传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忧无虑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到了年底，没有人通知，也无须安排，同学们领了生活费和粮票，自己给自己放了寒假，各自陆陆续续回家了。
春节后，同学们又陆陆续续地回到潜江展览馆，继续在荒唐岁月里虚度年华。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次想到了五七厂，想到了总校，这次接受上次的教训，决定上午去，另外我们打听到了一条近道，从潜江县城北门走小路直接到五七厂，不用沿着公路绕道周矶农场了。我们几个人从展览馆出发，越过潜泽公路，穿村庄、走小路，跨沟过坎，很快到了东荆河堤上。站在堤上，我们看见河那边高高的钻塔，冒着黑烟的烟囱，兴奋极了。可是低头一看，我们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原来正值春汛时节，满满的一河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正在这时候，有两个老乡挑着担子，朝堤上走来，我们发现堤外斜坡下面有一条小路伸向河边，我们跟着老乡走到河边，原来这里是一个渡口，有一个老人在摆渡，我们渡过河、翻过大堤，走了不长时间就到了五七厂。总校在公路北边的几间芦席棚里，好像有三五个老师在办公。我们见到了陈勇校长，当他听说我们是从潜江走来的，连忙叫我们坐下喝水，那时候到总校上访的人比较多，办公室有一个保温桶几十只白色的搪瓷茶缸。陈校长给我们简单地讲了一下学校的情况，我们才知道总校其实没有学生，学生都集中在沙市和潜江两个分校，至于我们最关心的什么时候开学，陈校长说，要等运动后期。不一会就到了下班时间，陈校长把我们带到公路南边的机修厂，找几个已经转了学徒工的武汉的工读学生要了一些饭菜票，带我们到机修厂食堂吃了午饭。然后给运输处调度室打电话，说有几个潜江的学生要回去，是否有到潜江的车。打完电话，校长把我们带到公路边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校长招手拦下了一辆解放卡车，把我们顺便带到了潜江。
大约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展览馆突然来了很多人，在我们宿舍和食堂之间的空地上集合，食堂里也拉来了很多大米和蔬菜，一些我们不认识的炊事员准备做饭。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大个子年轻人，站在一张桌子上演讲，其中有几句话好似战前动员：“老子们钢农总就是靠打出来的，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流血，不怕掉脑袋……。”有知情的人告诉我们，讲话的人叫葛向阳，是潜江农垦系统“钢派”造反派组织“钢农总”的头头。“钢农总”由于与五七厂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五七兵团”是同一派的，所以展览馆成为潜江“钢派”与“红联”对抗的据点。潜江“红联”也是造反派组织，属于“新派”,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晚上两派要进行武斗。讲完话后，就是高呼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红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时候，我们听到街上好像也有人在游行在高呼口号，不时还传来枪声，一些同学感到害怕，特别是女生。当晚，我和汉川马口的两个同学商量赶快离开学校，由于武斗，交通中断，我们只有步行回家。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被子收好放到上铺，背上衣服，小心翼翼地走出展览馆，这时候街上还比较冷清，我们看到一些大标语上写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砸乱钢农总，活捉葛向阳”。当时我们想，革命造反派已经实现了大联合，潜江县革命委员会刚成立不久，可能是两派在权力分配上产生矛盾，文斗解决不了进而发生武斗。我们边走边问，经三江，过洛驿场，到竹根滩后上汉江大堤，沿堤走到岳口对岸，他们两人继续在汉江大堤上前行。我渡过汉江，在岳口街上吃了两个皇尝饼，沿天岳公路步行，到家时已近傍晚。这是我第一次从潜江步行一百多里回家。以后从潜江回天门全程好像又走过一次，一般都是嫌坐船太慢还要花钱而走到岳口乘车，或是坐船到岳口后因公路维修不通车和没有赶上班车而步行到家。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又接着当农民，和社员们一道出工了。不久收到学校来信，大意是潜江“红联”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占领了我展览馆，学生的行李已转移到总部，何时到校，等候通知。
又是8月中旬收到通知，又是9月10日前入学。是“中专”的第三份入学通知书。不过不是到潜江展览馆，而是到五七厂总校。我依然前一天入住岳口襄江旅社，第二天乘船到红旗码头，再坐油田免费公交车到五七厂。一个老师把我领到一个芦席棚里，指着地上一大堆被子和衣物，让我寻找自己的东西，我翻了几遍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被子，眼泪差点掉了下来。老师说，潜江分校抢出来的东西都在这里，也许你的被子被别人拿走了，你随便拿一条吧。我拿了一条印有红花的被子，住进了五七大礼堂。因为我来的有点晚，大礼堂几乎全住满了，我只好睡在靠后的走道边上，大家都要从我的床边走过，我总担心要是有人认领被子了怎么办，不过直到我们离开，也没有人来要被子，这是因为有的同学觉得油田生活艰苦，有的因办学无望，在放长假的这段时间里，在家里找到工作而退学了。同学们把铺板搁在礼堂连排靠背椅的椅背上，就像一个大通铺。我躺在高高的床铺上，仰面朝天，终于搞清楚这么大的一个礼堂是怎么用芦席盖起来的。礼堂用杉木作为柱子，用粗大的竹竿斜拉作为支架，用中等粗的竹子相互交织成房顶，房顶成弧形有点像蒙古包，然后盖上芦席铺上油毛毡，周围的墙壁也全部是用两层芦席围成的，据说是茂名油田来的钻前工人盖的，这个礼堂后来作为厂史展览存在了好多年，直到无法维修为止。后来听说我们走后，潜江“红联”包围了“钢派”的据点展览馆，油田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五七兵团”增援时，在东荆河还遇到了潜江“红联”的顽强阻击，这次武斗的结果，是双方各死一人，油田运输处的一个司机被机枪射中，死时才18岁，“红联”的一个任潜江县革委会常委的头头被打死。武斗时，住在展览馆家属院的工人家属都撤到了五七厂，学校也组织人员将同学们的物品搬到了总校。展览馆失守后，当地居民如入无人之境，一批又一批的人进进出出，将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洗劫一空。我们抽出一天时间到了潜江，来到曾经生活了半年多的展览馆，看到的是遍地垃圾，满目疮痍，宿舍的门全砸烂了，窗户上基本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展览馆正面的水泥墙面上是坑坑洼洼的弹洞。据说武斗时，“红联”在街对面架了一门小钢炮和两挺机关枪封锁展览馆，大坑是小钢炮打的，小坑是机关枪扫射时留下的。在我住过的宿舍里，看到地上有一堆我以前枕芯里的谷壳，看来我们的行李没有完全撤走，“拾荒”的人为了方便，将枕芯里的东西倒在地上而拿走了枕套。想到姐姐给我绣的花枕头，我欲哭无泪，心情十分沉痛。在潜江总工会的院子里，我们看到了那个“红联”头头的坟墓，坟墓呈窝窝头状，有点高大，灰色的水泥外壳，旁边一块水泥墓碑上，写着死者的生平和“英雄”事迹。我们还在菜市场里看到了一辆用很厚的钢板包裹着的东方红拖拉机，上面用红油漆写着“缴获的五七钢匪的土坦克”。“文革”结束后不久，造反英雄的坟墓处成了花坛，尸骨和墓碑不知到了哪里，菜市场里“红联”的战利品土坦克也不知去向。在大礼堂住了十天左右，1968年9月中旬，我们全部转为学徒工，大部分同学去了钻井处和油田处，我分到了地调处208队。从此走上工作岗位，我的中专求学之路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若干年后，当我在广华师范学校干部文化培训班、脱产学习一年半，取得高中毕业证。又通过三年函授学习取得大专文凭后，油田“落实政策”，给我们补发了中专文凭，确定我们自1966年9月至1969年8月在校学习，工龄从毕业之时计算。三次接到入学通知书，一天“中专”课也没有上的我，终于也得到了这样一张文凭。当办公室的同事，把这本迟到近二十年的毕业证书转交给我的时候，我是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当知识青年下乡的时间可以作为工龄调资和分房时，我是回乡青年，工龄只能从参加工作之日算起；当落实知识分子待遇，大中专毕业生可以增加一到两级工资、和在校时间可以作为工龄分房的时候，我是初中毕业生；当一切政策落实完了的时候，在我取得大专文凭后，给我补发了一纸中专文凭，不知是喜是悲。我以一年农民、一年学生、又一年工人的三个身份、和工龄减少一年为代价，为我的“中专”梦画上了一个不得已的句号。然而，补发的中专文凭不仅没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影响了我的切身利益:199O年，单位分房时，按工龄选房，由于工龄减少一年，选房时被迫排在后面，没有住上滿意的房子。退休时计算养老金，工龄部分也受到了影响。这就是我那荒诞“中专”梦的来龙去脉，那个火红年代里普通青少年人生经历的一个缩影。作者往期文章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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