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政治”时的城关中学（1963-1966）

【竟陵中学回忆录】系列之三

“突出政治”时的城关中学（1963-1966）

天门山

1963年9月至1966年7月，我在天门城关中学上初中。

学校坐落在城北的古城堤旁原儒学故址，校舍是原天门师范撤销后留下的，学校环境幽静，师资力量很强，学习风气也很浓。当时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那时候我们虽然学习语、数、外、理、化、生，也有史、地、体、美、音，但还有一门主科并且排在各科之首的就是政治。当年政治课学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还记得不少。那个时候，到处充斥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标语口号，在全党全国“突出政治”的形势下，学校十分重视开展政治活动。

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是培养学生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重要内容，除了要学习课本上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外，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英雄模范人物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自从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学校组织讲雷锋故事、学雷锋日记、参观雷锋事迹展览，观看电影《雷锋的故事》、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落实到行动上就是争做好人好事。有的同学争相打扫厕所，有的利用课余时间到食堂帮厨，还有的在放学途中帮助运输工人推板车，为行动不便的人提供方便。每个班都有一本好人好事登记本，劳动积极性提高了，拾金不昧多了起来，同学之间互帮互学互助互爱蔚然成风。我们教室的地面是三合土铺的，每天扫地时尘土飞扬，扫完后课桌上板凳上布满灰尘，班上一个女同学每天早上都端一盆水放到教室前面的角落里，让扫地的同学先给地上洒上水，这样扫地时基本上就没有灰尘了。一次作文课，要求写学校生活中的小故事，我以此写了《一盆水的故事》，老师还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习雷锋的热潮中，又出现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王杰，不久又学习钢铁战士麦贤得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那个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从1963年3月开始，一直到1965年底，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 (即“四清”、“五反”) 运动，学校有老师参加工作队到农村指导“四清”，并回校向师生作报告。我们学生主要是进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教育，以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校请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组织参观阶级斗争展览，观看反映阶级斗争的电影。一次为了迎接从省里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回来的代表到学校作报告，全校师生在公路边等着夹道欢迎，不知是路不好走还是汽车抛锚，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六点多才到，大家都没有吃晚饭，报告是作不成了，只好喊了一通口号回到学校。

为了响应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学校还组织野外行军和武装泅渡的活动。说是野外行军，其实就是从学校出发向北沿着天皂公路走十里左右然后返回。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把树枝扎成圆圈戴在头上，不时从前面传来口令，时而急行军迅速快跑，时而防空袭靠路边趴下。武装泅渡更是好玩，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来到县河边，脱掉衣服，跳进河里，那时候谁也没有游泳衣，男生有的穿着三角裤头，有的穿着大裤衩子，女生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短袖上衣，毫不整齐。水性好的同学在前面推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标语牌，会游泳的跟在后面，开始还有点队形，不一会就乱套了，有的游得快有的游得慢，有的害怕了只好中途返回，那些不会游泳的同学趴在岸边学“狗刨”，这样一个来回，武装泅渡就胜利结束了。这些活动尽管进行的不多，但也算是当时的军训和国防教育吧。

学校把早锻炼也赋予政治色彩,把每天早上的跑步冠以“象征性长跑”，跑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那时住读生规定6点起床，6点25分至6点40分为早锻炼时间，然后6点45分全校集中做早操。起床钟声敲响后，我们迅速起床，洗嗽后开始长跑锻炼.教室前面的墙上贴着一张表，题目是《看谁先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学校操场或教学区一圈的长度、乘上当天跑的圈数，就是住读生跑的长度，走读生上学途中估计跑了多少米也一样填上去，同学们把每天跑的数字记在这张表上，一天天加起来，看谁最先达到从天门到北京的里程。

为了使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校还十分注重时事教育。除了学校橱窗里每天更新报纸外，每个班级都有一份《中国少年报》和一份《中国青年报》，二年级后《中国青年》月刊取代了《中国少年报》。每天晚自习前都有二十分钟的读报时间，由值日生站在讲台上读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和重要文章。至今还记得抗美援越战争时每天关心报纸上公布的击落美军飞机的数量，以及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苏共钟秧总输记赫鲁晓夫下台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欣喜，还记得持续了一年多的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以及巴西、印尼反华排华事件。

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与工农相结合”，参加体力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学校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挑土填操场，拉煤渣铺路，到学校生产基地风波湖农场劳动。学校每年在夏收和秋收时节都要开展支农活动，时间一般为两周，农村的孩子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城里的学生则由老师带队到农村干活，四到六人为一组，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有两次是全校师生一起到农村参加劳动，一次是二年级上学期，我们从城关乘县河的客轮到多宝区刘夏公社帮助收棉花，至今难忘竹海掩映着的茅草屋和粟米红苕粥。还有一次是三年级上学期到前进公社聂范大队劳动，在这里遇到了县委书记孙连清。聂范大队是孙书记挂的点，孙书记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头很高，弯腰干活的时候，腰间挂着的一把小手枪露了出来。

当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公元纪年到了1966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学校放夏收农忙假，假期结束回到学校，一些先期回校的同学在学校教室的走廊里贴出了一些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欢呼文化大革命的大标语。开始一段时间，学校还是照常上课，可是不久就有点乱套了，少数学生开始不遵守纪律，学校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越来越多，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指导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在工作组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一些学生高呼口号，把校长和几个老教师作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拉上台接受批判。校长彭博安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他经常在外面参加社会活动，更像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和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现在百度一下校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963年3月至1966年5月，学校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狠抓教学管理，校风校纪严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斐然。”而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在校时间，当时的校长就是彭博安，可以说彭校长在任期间是学校建校以来最好的时期。七月初，县里在城关中学召开全县中学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内容全忘了，只记得餐桌摆在食堂旁边的树林里，吃了两天很好的伙食。

初中三年，是我们从少年进入青年的过渡时期，也是我们吮吸知识、健康成长的时期。当时学校虽然开展一些政治活动，但是教学秩序良好，学习风气浓厚，学校经常举办学科竞赛，同学们自愿组成各类自学小组，老师严格要求，学生努力学习，人人争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只是在毕业前一个月才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临近毕业，我们的课程全部上完了，学校没有组织毕业考试就给我们发了毕业证书。升学考试被“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代替。所谓的推荐选拔，实际上就是老师事先与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可以被推荐上的学生通好气，然后组织大家投票，被推荐上的大约有一半，这样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基本上都推荐上了，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学习再好也没能推荐上。在校三年，由于贯彻“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我们全班同学不论家庭出身如何，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要表现好照样加入共青团，担任班干部，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受“血统论”的影响，在推荐选拔时搞“唯成分论”，伤害了一些同学。由于形势的发展，不久那些被高中、中专录取的新生和落榜生一起，又回到原来的学校“返校闹革命”，使推荐选拔的结果失去了意义。再后来农村的学生回家当了农民、城镇的孩子下乡成为知青，从此大家各奔东西，踏上了人生坎坷路。

                 2018年9月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附：

三年级下学期入学通知单

一年级下学期成绩通知单

【本期责任编辑：翻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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