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竟陵：回不去的学生时代（上）

Original 老竟陵鸿渐风 2023-04-30

【“竟陵中学回忆录”系列之二】

【编者按】本系列的首篇文章（周长浩：《我的中学生涯：天门四中（1956--1959)》）发表后，在公号互动群引起非常大的轰动，许多人幸福、激动地回忆起当年的人、当年的事、当年的景，甚至当年小伙伴被遗忘了几十年的小名！为给大家当年和今天的幸福“加点儿油”，本期推出网友老竟陵充满乡音俗话、近乎口述史般的回忆，供大家一睹为快。同时，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请及时在公号“留言”处提出。非常感谢！

回不去的学生时代（上）：天中/四中/城中（1960-1964）

老竟陵

1960年，参加完小升初的升学考试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去了汉口姐姐家。心里很不踏实啊：我没有学校了，我把学校弄丢了！

在焦心的等待中，等来了同学国海和本泽的报喜信：说我们三人同时被天门中学录取！和妈妈及哥姐们分享快乐的同时，我决定马上回天门，哪怕是我一人回去也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摸到新华路长途车站的，反正第二天我就回了天门。

心急火燎的我马上约国海、本泽去了天门中学，报名后就和一批新同学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开始了我正儿八经的中学生活。

大概一个月时间，学校通知一年级新生转到初中部新校区。太扫兴了，在天中既没分班，又没进过教室，连老师都不认得，就这么鬼混唐朝在兴奋中度过了中学时代的头一个月！（天中80周年校庆花名册中有我们63届的名字）

新校区当时称为天门四中，座落在樊关口通俱乐部广场的巷子里，这里有个朝南的小门，进门有块空地，放着一个乒乓球台，球台后是原先供菩萨的殿堂。因厨房就在大殿东南角，学生们都喜欢在这里玩。

校区正大门在东边，面对俱乐部广场，进门左右两边都有一排教室，正对东大门也有一大排教室。通过学校公示栏，我知道自己被分在一年级（3）班，刚好在东大门右手第一间。班主任张宝中，大约三十出头。班长叫徐章烈，学习委员付文良、劳动委员熊元清……还任命了哪些“班官”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也捞到个一官半职--文体委员。

从天中转来的这批劳动大军，还没正式上两天课，就要开赴更远的劳动战场--长寿。三年自然灾害，学生必须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们就背起行李，跟着校领导和老师开始了这次小长征！走了多少路，不清楚，糊涂跟着糊涂走--糊涂了一路。一到终点站，生产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住处。我们住在一家堂屋里，堂屋半边铺着稻草，我们将带来的行李两个人一搭伙，一个垫、一个盖还亲热些。我和班长徐章烈讲伙，做事说话间天也黑了，睡下后意尤没尽的同学不少还在交头接耳说个不停。张老师提醒大家快睡，明天早起还要干活。

我虽然迷迷糊糊睡了，但睡不经觉（gāo），整个人忽冷忽热，清早大家起床，徐章烈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自已不知怎么昏昏沉沉的，徐章烈说：你晚上烧了一夜，当然不舒服。他当即对张老师说我病了，烧了一夜，应该送回去看病，张老师要求我坚持下去。说完安排大家去割谷，也没设法给我弄点退烧的药。就这么昏昏沉沉每天白天割谷、晚上发烧，一直坚持了近半个月，学校终于通知我们回去。刚来时每个同学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十多天大家就被整下了铺，一个个象霜打的茄子--全怏了。我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回家这兴奋剂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天没亮就打起背包上路了。张老师跑得比谁都快，一眨眼就不见了。可怜我们这些小孩子凭着感觉，走走停停。我掉队了，徐章烈始终陪着我，走到花台我真走不动了，就叫徐章烈先走，我休息一会。在我的坚持下，他就先走了。这时天还没亮，我迷迷糊糊中在一家门前的青石板门槛睡着了。当有人叫醒我时已大天四亮了，问清路后急忙重新赶路。一路跌跌绊绊总算到了家，洗了个热水澡，也是年轻，抵抗得了，精神也好多了。但毕竟烧了半月，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人也烧糊涂了，浑身翻滚（烫），家里马上将我送到医院，问烧了几天，我说大约半月，诊断结果为伤寒，是感冒拖成的，必须住院治疗。办好住院手续，妈妈去学校给我请了假。

徐章烈和小学同学要去医院看我，我妈妈说伤寨传染性大，阻止了他们。大约20天后，我出了院，医生嘱咐回去后好好休息，禁这禁哪，都记不得了。禁风是肯定的，整个患病期间，我没理过发。千注意、万小心，还是反复进了医院，就这么反反复复，差不多一个学期过去了！徐章烈每天将我在学校的饭菜送到我家（每一钵饭上面都盖有一层深绿色的菜叶子，苦得很，三年自然灾害，大家也只是为填饱肚子），这种同学之间的友谊胜过亲情，虽然我们同班只半个学期，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坚持了六十多年！这次病后几十年，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做恶梦：梦见在无数稻草垛子中，怎么也走不出来；再就是做考试紧张的梦。

上学后我和徐章烈就不同班了，他被二班班主朱学义老师强要过去了，到二班去任了班长，我们班由张大灿任班长，我什么也不是了。开学后第一次考试我的作文得了全班第一名，张老师在班上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给予了肯定。但其他数、理、化、外等的成绩是一蹋糊涂：俄语、理、化交了白卷，数学大概30分不到。开学搞劳动，紧接着又病了住院，一环扣一环，还没缓过神来，就拿学都没学的东西给你考，能指望考出个花来？还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参加了考试。

这还不算，更大的坎来了，等着大家跨吧！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学校宣布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有少数学生要离开学校，原因是自然灾害、国家粮食供应不足，号召大办农业、增收粮食，减少城市吃闲饭的人口，压缩办学规模，动员家在农村、成绩不好、年龄偏大的学生回乡务农。我当时也不十分了解，是后来听老师和家里大人讲的。反正是有一些学生没有书读了，走哪些人、走后如何安排，都不知道，我这个成绩不好的可能在劫难逃了。但公布下放学生名单时，居然没有我，被点了名的学生有的在捅娘骂老子，有的在埋怨班主任，更多的是眼雨汃煞在各人的课桌前收拾东西。尽管大家相处时间不长，但即将要分开还是心里酸酸的！他们走后，一排四张桌子八个人的教室只剩下一排五个人了，后来将拆了班的学生重新补充组成了完整的班。

这时班主任张宝中来找我了；这次下放你也看到了，离校的基本是些不听话、学习成绩又不好的（完全是忽悠人的话！），按成绩不好你也应该在下放之列，学校在研究时考虑你比较听话，小学时一直是班干部，成绩不好也是有原因的，故没下放你。还说了些诸如希望你今后努力学习、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之类的鼓励之言，但他忽视了我是一个跌倒了没有志气爬起来的人！

果不其然，我留级了，从63届变成了64届，我成了两届生（直到现在这两届不管是什么聚会，都会通知我），彻底成了个坏孩子。尽管留了级，学习也没从头来，还是原地踏步免强及格，但俄语始终没翻梢。俄语老师是郑近贵，他不喜欢我，我不答理他。要知道，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是不能主动去和老师套近乎的，我不想别人轻视我。

1962年天门四中迁到北门儒学改成的学校，正式改名为天门城关中学。我留级后的班主任是雷代勋，他也教我们物理，化学老师何瑞华、几何老师陶芳荣、语文老师刘先觉、地理老师陈士碌、历史老师万超、数学老师王可达和张季兰、俄语老师郑近贵、体育老师谢选明和程树德、政治老师杨祥君..... 。我以后跟这些老师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我是个不听话的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