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原：开始 —我的前六十年（长篇连载之三）

Original 郭良原鸿渐风 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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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之三】

开始

——我的前六十年

文/郭良原

第四章回乡务农

第一节我还不到18岁，身子骨也很单薄，队里给我评了5分，就是说干一天农活只能记5分工分；对窑场的感情越来越深，不为我是个“窑狗子”自卑；懵了，彻底懵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收到这么一个调令，脑子里一片空白

1973年2月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我出生的那个村里，也就是联合大队第二生产队。

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中，大学早已停止招生。

联合大队的高中毕业生大约有十七八人，各自回到了自己所属的生产队。

大队的党支部已恢复正常运作，一切大小事情由党支部说了算。我们回乡的时候，联合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郭光池，按郭氏辈份，我们良字辈的要管他叫“爹”，我们那地方称祖父辈为“爹”，我也就叫他“光池爹”。

光池爹到区里去开会时我见过他，因为我在张港中学小有名气，也算是为联合大队争了光，因此光池爹知道我，但也仅仅就是知道而已。

村里一下子回来这么多高中毕业生，应该说对村里是大有益处的。但在70年代的乡下，还根本谈不上文化教育或者是人才积累，我们都只能和乡亲父老们一样下田务农。

但总归是家里有人好办事，回乡不到一个月，就有两个同学进了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一个同学进了大队合作医疗站做赤脚医生，还有几个分别通过家里的关系进了公社和区里的棉花采购站和轧花厂。我家没人也没任何关系，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跟着父母亲下地干农活。那时劳动讲工分制，年终按工分总数分红。身强体壮的男劳力干一天农活是10分工分，最低的只有3分4分，属于身体有病的人或者是孕妇再或者是身有残疾的人。我还不到18岁，身子骨也很单薄，队里给我评了5分，就是说我干一天农活只能记5分工分。我和大人一样下地干活，男劳力们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不会就请人教。每天累得一塌糊涂，回家往床上一躺就再动也不想动。父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也没办法改变我不下地的命运。

6月初的一天，光池爹到我们队检查生产，见到我一身臭汗地正在杀虫，叫住我，问受得了吗？我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说还行。他也没再说什么，就走开了。

又过了几天，队长交给我一张盖着大队党支部红印章的通知，说大队安排你到窑场去做工，在队里记工分，每天8分。我想应该是光池爹——支部书记发了话。

回到家告诉父母，可他们却不让我去窑场。说虽然到窑场去做工每天记8分工分，比在队里劳动多3分，但窑场扳砖做瓦装窑烧窑出窑都是重体力活，我还小，会伤身体的，伤了身体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我不干，我说我快满18岁了，算大人了，别人能做我一样能做，多点工分就是多点收入。父母没办法，不得不同意了。

第二天，我揣着那张通知，到大队办的窑场去报到。

窑场位于第五生产队，离家两里多路。我到那里的时候，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像火一样地烤着地面上的一切。一群汉子们正光着上身在整泥。所谓整泥就是将粘性很强的黄泥土挖出来，泼上水，待泥土松软后，人在泥土堆里用脚将泥踩熟。那是很累的一桩活儿，黄泥土超强的粘性，让人很难拔出脚。汉子们围成一圈，轮番在泥土堆里踩下去拔出脚再踩下去，汗水从他们古铜色的脸上和背脊上往下淌，有人的两条腿都已深深地陷在黄泥中，直到大腿处。我走到他们旁边，问场长在吗？没有人认识我，因为我们小队没有人在窑场。听到我问话，汉子们都停下了劳作，也算是借机喘口气休息休息。一个黑脸汉子扬起头问道：“你找场长什么事？”我说：“大队让我来场里做工。”边说边掏出了那张通知。有人马上接着我的话问道：“鸡巴长毛了没有啊？这么小，到窑场来干什么？”我脸涨得红红的，又气又恼地大声说道：“你流氓！”一群汉子全都哈哈大笑，黑脸汉子也笑了。接着他说，“那你跟我来吧。”我问，“你就是良杰哥？”他笑了，汉子们又都笑了。我这样问，是出门前父亲告诉过我，场长是我们郭姓的人，叫郭良杰，是一队的，当兵回来的，让我叫他良杰哥。后来我知道了，他是我的发小郭良伦的二哥。

黑脸汉子把我带进了一间简陋的工棚，那就是场长办公室。

这时，他才回答我：“我就是你良杰哥。以后也别叫我场长，我和他们一样，都是窑狗子。”

良杰哥收起了我递给他的通知，说，这里很累的，你刚下学，受得了吗？

我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他说，那就留下吧，今天就算了，回家去吧，也给你记工分，从明天起到窑场来做工。

我成了联合大队窑场的一分子。次日我按时赶到窑场，良杰哥把所有人叫到一起，说我是窑场年龄最小的，也是文化水平最高的，让大家多关照我。同时宣布我的工位，跟郑师傅提瓦桶,边说边把郑师傅介绍给我。我走到郑师傅面前，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郑师傅”。

窑场是一个集体，十七八号人，全是男性。场长负责全场日常事务。一个大师傅，姓彭，负责全场业务；大师傅下有砖师傅、瓦师傅；再往下就是砖工，提瓦工；还有一个炊事员，大伙管他叫“烧火佬”。

窑是那种形同一只倒立的陀螺的窑，下面大上面小，当地人称之为“陀螺窑”。整个生产流程为:整泥——做砖做瓦——晾晒上垛——装窑——烧窑——出窑码堆，全为手工劳作。窑工们将做好晒干的砖坯瓦坯装进窑肚子里用柴火烧上一个星期，冷却后再将烧好的砖瓦搬出来，卖给周边村子里的人家建造屋舍。

我初来乍到，啥也不懂，便老老实实地跟着郑师傅，学提瓦桶。

郑师傅是一个极有涵养的人，个子很高，很瘦，说话也是慢声细语的。还有一个瓦师傅，带着另一个叫社官的提瓦工。两个瓦师傅在同一间草棚里做瓦，我和社官则在草棚外面。郑师傅让我先向社官学怎样提瓦桶。社官先我进窑场，我去时他已提了一年的瓦桶了。社官和我同年，大我几个月，我跟在他后面看他如何操作。他的师傅将草棚里瓦泥垛上的湿泥用钢丝弓划下一长条，往社官放在可旋转瓦台的瓦桶上一围，使瓦刀三下五除二地擀平抹匀后，再将一把特制的定好尺度的小刀靠在桶壁上，将瓦台一转，桶壁上方多余的泥巴掉落，瓦坯做成。社官则赶紧将师傅做好的瓦桶提下，把手中的另一个瓦桶放上瓦台，然后快步走向5米开外的晒场，把桶上的瓦坯卸下来放在太阳下晒。瓦桶是可以伸缩的，瓦桶缩，由四片瓦泥组成的一个圆形瓦坯则立于晒场，社官再将空瓦桶套上瓦衣沾上沙，提回放在草棚里的瓦台上，取下师傅已做好的又一个瓦桶走向晒场。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提来提去。社官告诉我，他现在一天可提200多个瓦桶，最多的一天提了250个。上十个来回后，社官让我学着提瓦桶，并跟着我到晒场看我卸瓦坯，套瓦衣。我第一次操作，以为很简单，可瓦桶提到晒场后，我学着社官的样将瓦桶收缩，没想到瓦桶刚一取出，地上的瓦坯立马就倒了。我既惭愧又懊恼，社官说，没关系，再提，同时手把手地教我。倒掉多次后，虽说动作缓慢，但我终于能使瓦坯立在晒场上了。社官憨憨地笑了，郑师傅则把我叫回了他的瓦台前。

慢慢地，我的动作熟练了，节奏也加快了。一个月后，我就不用郑师傅做好瓦坯后站在那儿等我了；两个月后，我就敢和社官比赛谁快谁多了。一天开会，良杰哥在会上表扬了我。

做砖做瓦的活必须在晴天里干，且太阳越大越好，那样砖坯瓦坯当天就可晒干上垛，所以整个夏天是砖工和瓦工的黄金时期。天刚刚亮，我们就到了窑场，开始争分夺秒的劳作。江汉平原的夏天，太阳火一样的毒，两个瓦师傅在草棚里不会晒太阳，而我和社官则整天在太阳和高温下烘烤，身上的衣服从来就没干过，后来我们索性光了上身，就穿着一条大裤衩提瓦桶。几天下来，我的整个上身和裤衩以下的部位全被晒脱了皮，钻心地痛。社官已经熬过了一个夏天，他没事。晚上回到家，母亲看到我身上的皮一片片剥落，心疼不已，让我别去窑场了。我说，没事，晒过这个夏天，明年就好了。再后来，晒够了，皮肤开始变得又黑又亮，我也习惯了。

窑场的活有分工也有合作，每到装窑、烧窑、出窑的时候，全场人员都得上。装窑、烧窑和出窑那简直就不是人干的活儿，之所以乡亲们管窑场的人叫“窑狗子”，就是指的装窑、烧窑和出窑。装窑就是把晒干后的砖坯和瓦坯搬进窑里，装窑是有讲究的，疏密度要掌握好，通火道要留够位，必须得大师傅在窑里坐镇指挥，其余人等则负责搬运。烧窑更是严谨，来不得半点马虎，场长和大师傅是日里夜里守在窑场。装窑完成后，大师傅亲自点火。点火前得将窑场四周仔细检查一遍，发现有红色的东西哪怕是一小张红纸片和一小截红布条，都得清除干净，另外还要阻止女性靠近，大师傅说这是他师傅的师傅立下的规矩，不然烧出来的砖和瓦就不是青色或者软不拉几的。大师傅点火时，我们一干窑狗子成两排并立窑孔前，先跟着大师傅一起双掌合拢祭拜窑祖鲁班大师，然后屏住呼吸，大师傅则划燃一根火柴，点燃引火物，投进火门，首班值烧的人则迅速将柴火塞进火门，烧窑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如果大师傅一根火柴点不燃引火物，是绝不能再划第二根火柴的，必须重新择日点火。一窑成品砖瓦，得用柴火烧一个星期，烧窑人分成多班轮流值烧。其间又分先烧斩火和后烧熬火，斩火四天，熬火三天，斩火是大火猛烧，熬火是温火慢烧。烧完熬火后，全体人员得挑水上窑顶灌水，那叫灭火、出青，然后封好窑顶。三天后开顶散温，再三天后，窑内温度基本冷却，全员上阵出窑。比起装窑和烧窑，出窑更是苦不堪言。人进窑孔里，得弯着腰从窑门钻进去，弯着腰在窑内搬砖瓦，再弯着腰从窑门钻出来，虽说窑内温度已基本冷却，但余温仍在，人一进去就是一身汗，再加上窑内烟灰弥漫，几番进出，除了牙齿是白色外，整个人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黑鬼。汗灰混合，人鬼不像，腰酸背痛，遍体瘙痒。通常是出完窑后，大家伙顾不得一切，扒下身上的衣物，一个个黑乎乎赤裸裸，“扑通、扑通”地就往窑旁边的池塘里跳。

这时候，烧火佬就会扯起嗓门喊：“快上来吧，牛肉萝卜煮好了！”那是规矩，每次出完窑后要加餐的。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从池塘里爬上来，有的穿了衣服，有的一条裤衩，更有的还光着屁股。管他呢，加餐是大事。于是，大家端起酒碗，先敬大师傅，再敬场长，之后便开始山吃海喝起来。每次都有人喝倒，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

窑场很苦，但窑工们很团结，也很快乐。谁家有了难处，只要大伙知道了，都会伸出援手。一个窑工因病去世，他家里穷，没能力操办丧事，场长牵头，全体窑工出份子，为这个窑工组织了追悼会，并包办了丧事。良杰哥经常告诉大家，窑场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这个家里的一员，我们要爱这个家，每个人都要有“场兴我荣，场衰我耻”的主人公精神。窑场是一个整体，窑工们谁也不愿意为这个整体丢人，谁也不愿意被这个整体抛弃。附近村子里的人经常打窑场的主意，不是顺手拿走几块砖，就是趁夜色抱走一捆柴，窑工们知道后，自发地组织起来轮流值班，守护场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刚进窑场时，我自以为自己是高中毕业生，比他们读的书多，比他们文化高，认为他们粗鲁，野蛮，落后，怎么也不能和他们融到一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随着对他们日复一日的了解，我认可了他们，接受了他们，自觉地和他们打成了一片。从喊他们“流氓”到和他们一起“流氓”，从认为他们“可耻”到和他们一样“可耻”，他们把我，不，是我自己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窑狗子”。

窑场全是男性，烧窑期间，遇到晚上挑水上窑顶时，一帮男人个个都会脱得一丝不挂，裸体干活。刚开始我非常不适应，最少也得穿上条底裤。后来我也适应了，和他们一样赤条条地挑水上窑顶。夜色中，马灯下，一个个赤身裸体的汉子肩挑百十斤的水担接踵而上，任腿间的阳物左摇右晃，好不威武！休息的空档，汉子们各自将自己的阳物盘弄雄起，然后互相用麦草丈量，比谁长谁短，以此取乐，排遣疲劳。

在窑场，除了干活，除了和窑工们一起苦乐相依外，我还坚持着学习文化知识。离窑场不远就是大队的民办小学，下雨天不能干活或者工间休息时，我常常会到小学去，找学校的郭兆君老师、胡先泽老师借书看或者和他们一起练字。他们俩都比我大，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我很尊敬他们。有一次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如获至宝，读过后好想据为己有，但又不能不还。家里穷，买不起书，再说当年即便有钱也买不到那样的书，没办法时笨办法就出来了，我就抄。白天有空抄，晚上回到家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硬是将那本《唐诗三百首》连诗带注释完整地抄了下来，才把书还给他们。还书的时候，我给他们看了我抄写并装订成册的《唐诗三百首》,兆君老师和先泽老师从此对我刮目相看。

半年来，我对窑场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不为我是个“窑狗子”自卑。我做好了窑场存在一天我就和它共处一天的准备，哪天窑场不在了，我会心甘情愿地回到我的生产队，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和父母一样种地的农民。我相信凭我在窑场的摸爬滚打，我能做好一个农民该做的一切，并用我的双手和能力养活我自己并赡养父母和照顾妹妹。

谁能想到呢？我自己首先就没有想到，场长良杰哥、大师傅、郑师傅和所有窑工谁也没想到。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窑场正在临时开会，人都在。大队派人送来一纸调令，调令上盖有朱场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印章，内容为：联合大队党支部，经公社党委研究同意，决定调你大队郭良原同志到洪湖防洪排涝工程朱场营部工作，请通知本人于某月某日前执此调令到公社报到。

我懵了，彻底懵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收到这么一个调令，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窑场则是一片欢呼声。良杰哥大声说，“好啊，我们窑狗子终于也有人出息了！”并立马告诉烧火佬：“晚上加餐，谁也不许走，为我们的良原兄弟送行！”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被窑工们用碗敬，不，是灌醉了。

就因为这次醉，此后的人生，我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二节那年月哪见过那么多钱啊，都是10元一张的票子，每天经手上万元，数钱时手都在发抖；3年后，吴营长说了一句话：“带你的时候，我就看好你。”

文革前公社一级，是县的下一级政府，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当时全国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但党的委员会仍然存在。公社有党委书记、副书记，革委会有主任、副主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按照调令上的时间，我提前一天赶到朱场公社报到。接待我的同志把我带到了公社分管水利的主任办公室。主任接过我的调令，招呼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是先绪向我推荐你的，先绪是我大儿子，我叫吴良弼。这时我才知道了为什么调我的原因。吴先绪是我高中的同学，一、二年级我们都在一个班，我们俩很要好，他很喜欢我的字，还经常学我的字。他父亲要带队上洪湖防洪排涝工程，需要一个工地政工员兼会计，他就向他父亲推荐了我，他父亲就向公社党委推荐了我。吴主任随后又交待我，政工员的活其实不是主要的，我主要的工作是做会计，负责工地上的资金往来。

吴主任让我回家做好准备，3天后到公社集中，一起开赴洪湖防洪排涝工程工地。

12月上旬的某一天，准确日子记不清了，湖北省洪湖防洪排涝工程天门县指挥部张港团朱场营的营部人员在营长吴良弼的率领下，出发前往洪湖。我既紧张不安又兴奋不已，人生第一次出远门，肩上还有重任，可不能辜负同学和他父亲的一片厚望；同时，我终于能见世面，经风雨了，保不准这次外出对我今后的人生都会带来重大的转折，机会难得。12月的湖北，天已经很冷了，可我的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热热的。

两天后，我们到了洪湖县沙口区，团部和营部都设在这里。

洪湖防洪排涝工程是当年湖北省组织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省里设总指挥部。当时的荆州地区各县都出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力参加施工，光我们朱场营就是1000多人。工程报酬是每个劳力每天10元钱，现金结算，当天到人。营部没设出纳，由我一肩挑。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到银行取出现金，晚上按每个连队（生产大队）报上来的人员名单发给连队会计，并记好账签好章，当天没发完的现金由我自己保管。那年月我哪见过那么多钱啊，都是十元一张的票子，每天经手上万元，数钱时手都发抖。刚开始的几天，吴主任安排营部的司号员陪我上银行取款，发钱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帮我看管记账和缓解我的紧张，以防出错。稍后，见我上手了，他就放心地让我独挡一面地工作了，但依然不忘叮咛我要用心，要细心。除了工地大账外，我还要负责营部的伙食、宣传和必需物品等日常开支的小账，我不敢有丝毫的马虎，每天都得把账和钱对得分毫不差才上床睡觉。

当然，政工员的活也是要干的。我得上工地感受水利大军战天斗地的气氛，得自己动手搭树宣传栏，还得下到连队去搜集先进材料、好人好事写成宣传稿，抄写在大张的白纸上，然后送到工地现场，张贴在宣传栏上。虽说也累，但比起在冰天雪地挥汗挖土掏泥的乡亲们来说，我的累就是小菜一碟了。

我浑身上下都鼓胀着青春的活力和干劲，我歇不下来。白日里，我忙完自己该忙的活外，就在营部里到处找事做，不是帮炊事员淘米洗菜，就是帮房东大娘干家务。炊事员王大叔特别喜欢我，不是怕我饿着，就是担心我冻着。我要是出去办事误了餐，回到营部他总会单独为我一个人热饭做菜，而且每每都要给我的饭里放一勺子炼熟的猪油，让我拌饭吃。房东大娘更是把我当成她亲儿子，隔三差五就做点好菜喊我去吃。她要她两个女儿叫我哥，还让大女儿带着我坐着她家的渔船去湖里捕鱼回来给我改善伙食。营部的司号员和水工员嫉妒得不行，但也只是嫉妒而已，谁让他们都比我大呢。

那一年的春节是在工地上过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春节。我想父母，想妹妹，想家。可谁不想回家过年呢？谁都想。但工地指挥部、团部三令五申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战斗化的春节，春节期间任何人不得借故离开工地，更不得不经批准私自回家。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吴营长的小舅子自以为有靠山，私自回家了。吴营长知道后，立马派人追赶拦截，带回工地后，吴营长当着他小舅子的面，宣布扣除其10天的工地报酬以示惩处，让我执行。我深受震动，全营深受震动，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敢动私自回家过年的念头了。

4个月后的1974年4月，我们完成了工程任务，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家时，我手上还有30万元工程款存在当地银行，那时候没有转账一说，吴营长让我取出来带回去再存起来。妈呀！上世纪70年代，30万现金，让我一个不到19岁的小青年带在身上，真亏他吴营长敢想！可营长说了就是命令，我只有执行。我把30万现金装在一个蛇皮袋子里，分秒不离地硬是带回去以自己的姓名存起来了。后来母亲知道了，吓得不轻，三番五次地让我找吴营长把这钱交出去，说那是颗大炸弹，别让它把我给炸死了，把这个家炸没了。我也找过吴营长，但工程上的事不是说收尾就收尾的，那30万就在银行里存着，其间分文未动。直到3年后，从上到下开始清工程账，才算交了出去。

当3年后我和吴营长成为同事同在朱场公社革委会工作时，吴营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带你的时候，我就看好你。”

第三节做生产队会计4个月后，接任联合大队团支部书记

洪湖防洪洪排涝工程结束返家时，吴营长曾代表公社宣布，营部所有人员回家后休息一个星期，记在工程上领报酬，一个星期后原来干嘛还干嘛。按理我应该回到窑场，继续做我的“窑狗子”。

或许是公社都能看重我的原因，还没等一个星期休息完，大队党支部书记光池爹和贫协（贫下中农协会）许主任就找到我，和我谈话，让我接任我们二生产队会计。我不知道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第一，队里有会计，我知道的，姓罗，是郭姓的一个上门女婿；第二，不知道父母亲同不同意。见我犹豫，光池爹说，这是大队党支部对你的信任，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果然不同意，理由是搞不好会赔的，家里穷得叮当响，拿什么赔啊？我把父母的意见如实告诉了光池爹，没想到他却和许主任一起到了我们家。那年月大队书记和贫协主任能同时到一个枯老（方言：啥也没有）百姓家是好大一件事，父母紧张得不得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原来光池爹和许主任是来做我父母的工作的。他们告诉我父母，良原这孩子我们看好，洪湖工地上那么大的场面他都能干，生产队会计也一样能干好。并给我父母吃定心丸：你们放心让他干吧，大队党支部给他撑腰！

就这样，我接手了联合大队第二生产队会计的工作。至于为什么要我的前任罗会计离开会计岗位，当时我是不清楚的。

在大队会计何治才的监督下，我和罗会计办了交接手续。

在洪湖工程工地上，我虽说也叫会计，但业务很单纯，基本上就是取钱发钱，收支往来并不复杂；生产队会计则完全不同，全队三十多户人家，150多人，300多亩地，生产队所有的集体财产，全年农业收入，日常分粮分物，年终决算分红，上交提留预支，账面收支平衡，等等，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错。更要命的是涉及到家家户户的生计，要做到公平、公正、透明，可真不是闹着玩的。交接手续办完后，面对那一本本账薄，我是一筹莫展。好在有大会计（乡亲们对大队会计的称呼），刚接手的那几天，何会计天天和我在一起，教我熟悉账目，如何建账做账。慢慢地有了些认识，理清了头绪，我就干上了，那是在1974年5月。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由于何会计的扶帮带和我自己的用心努力，很快我的会计业务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队每个月初要组织全体生产队会计集中检查上个月的账目并学习业务，分管财经的大队长和大队会计都要到场，我做的第一次月账就受到了大会计的表扬。

会计是生产队队委会的成员之一，生产队队委会由队长、会计、贫农组长、妇女队长、民兵排长组成，会计是不用下地干活的，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我的前任罗会计就从来没下地干过活。当我的会计业务做得得心应手后，我会下地和乡亲们一起干活，很多时候是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在家里做账。乡亲们都很喜欢我，说我没忘本。

在做生产队会计4个月后，大队党支部研究并报公社团委同意，我接任了联合大队团支部书记。

我可是连团都没入过啊。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农村没那么多讲究。

团支部书记属于大队干部，半脱产。光池爹代表大队党支部和我谈话，让我把团支部的工作抓起来，抓好，把青年们团结在一起，为联合大队做贡献。

生产队会计一时还没人接手，我一边开始抓团支部的工作，一边兼着做生产队的会计。两个月后，我离开了会计岗位，做起了专职团支部书记。

联合大队有12个生产小队，男女青年大约300多人，共青团员约为50人上下。如何开展团的工作，如何将全体青年团结起来为大队做贡献，我是动过脑筋的。我向党支部提出，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排练乡亲们喜闻乐见的小节目，活跃乡亲们的文化生活。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宣传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我们请了一个有文艺特长的老师做导演，我兼宣传队队长。我在初中和高中都参加过学校宣传队，有实践经验也有创作能力，又是大队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从各个生产队挑选来的宣传队员都服我的领导。我给队里写了很多表现农村生活的小节目，有诗朗诵、对口词、快板书、还有独幕剧等，和导演一起带着队员们排练。一台节目成型后，我们就在大队部搭好舞台，定好日子，点燃汽灯或者马灯夜壶灯，为乡亲们演出。有时，我也带着宣传队到下面生产队去演出。过一段时间，又一台新节目成型，同样如此。一时间，乡亲们纷纷叫好，宣传队名声大振，队员们士气昂扬，很多团员青年要求加入宣传队。

到了年底，公社团委组织全社文艺会演，我们大队宣传队一举夺得了两个第一名3个第二名。当我把5张奖状交给大队党支部时，支部委员们高兴得不得了，说联合大队有史以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奖状，纷纷向我表示道喜和祝贺。光池爹一激动，让我把全体宣传队员集中起来开会，他要讲话。并表态会后请大伙加餐，算是党支部慰问大家。

第四节 1975年2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两个月后，任联合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乡亲们还是那句话，说我没忘本

1975年2月5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天，离我20岁生日还有10个月零3天。

此前的1月上旬，公社召开整党大会，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会期3天，安排住宿。我在团支部书记任上已经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党员们那种敢于刺刀见红、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让我的思想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大会第三天下午，党支部书记光池爹给我一份卷着的材料，让我尽快填写好给他，他要在散会前交给公社党委。我打开一看，材料第一页上的5个大字映入眼帘：入党志愿书。

这是真的吗？再看一眼，是真的！还是那5个大字：入党志愿书。

我紧紧地握着光池爹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有连声说道：谢谢！谢谢！

认认真真地填写好入党志愿书后，交给了光池爹。

散会回到家，我没有将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情况告诉父母。我知道，只是填了入党志愿书，能不能批准还不知道，我要等到真正入了党再告诉他们。

2月5日，光池爹通知我，随他一起到公社去开会，但没告诉我开什么会。到了公社，我看见了会场正中悬挂着红底黄字的横幅：新党员宣誓大会。横幅下方正中是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时，光池爹才告诉我，今天新党员宣誓，有你，还要你代表新党员发言。

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地激动，一瞬间我想到了3年前对班主任老师说过的话：我不入团一样会入党，不信你走着瞧！

公社党委书记喻学良主持宣誓大会，分管组织的党委副书记公布了本批被批准入党的新党员名单。随着点名声，我们二十多个新党员一个个走上主席台，分排站立，面对党旗，举起右手，跟着领誓人庄严地宣誓。念完誓词，我庄严地喊出了我的姓名：郭良原！

接下来，新党员代表发言。我又一次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主席台，面对领导和参加会议的党员，以一个农民之子的质朴和纯真，以一个血性男儿的阳光与活力，袒露了我对党的认识、追求和热爱。

当我走回座位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双双惊喜和满意的眼睛。

回过头去看，40多年前我的入党动机是端正的。贫苦的家庭，没文化但善良朴实的父母给了我最基本的启蒙和教育。在我成人的路上，父母尽管他们知道不能在我成长的路上给我什么帮助，但他们总是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在我走向社会后，我见到了身边一些最底层的共产党员，从我知道的合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苏和春、到后来的联合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光池、窑场场长郭良杰、大队会计何治才、公社水利主任吴良弼，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勤勤恳恳地为百姓在谋福利，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做人的人生方向。我申请入党，并没有想过入党做官，出人头地，而是实实在在地听从父母的嘱咐，实实在在地想着多为乡亲们做点事。

宣誓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将入党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母亲流泪了，眼泪从她那只未失明的眼里流下来的时候，我也流泪了。长那么大，我很少见过母亲流泪，家里再贫穷，日子再窘迫，母亲也没流过泪。但我入党她流泪了，我知道，那是母亲收获儿子回报后的泪水，那是母亲为儿子走上正路高兴的泪水。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哽咽着对我说的一句话：“妈放心了，好好干吧。”

我入党的那时候没有预备期，一宣誓就是正式党员。入党后，我继续做团支部书记，光池爹经常带着我到各个生产队去熟悉情况，检查生产。我不是支部委员，但大队党支部的会议，光池爹总会通知我列席参加，并让我在支部会上汇报共青团的情况，要其他大队干部、支部委员支持我的工作。

我没有辜负党支部对我的期望和重托，我尽其所能地做好团支部的工作，经常和青年们谈心，鼓励他们在生产上积极劳动，热爱集体；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团组织靠拢。在我任团支部书记的那一段时间，先后发展了20多名青年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4月，经大队党支部上报朱场公社党委同意，我被任命为联合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党支部分工，我分管妇女和共青团工作。

经我推荐，第十一生产队团小组组长樊孝如接任了团支部书记。

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尤其是妇女工作，支部没有人愿意管，虽说大队有妇女主任，但得有一名副书记分管。那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活儿。那年月妇女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计划生育，经常看到执法者用手扶拖拉机把育龄妇女强行拉到公社卫生院去结扎的事儿，对逃避计划生育的，不是罚款就是拆房子，双方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事也时有发生。让我一个还没结婚甚至连女姓手都没拉过的男青年去管计划生育，也不知道党支部抑或光池爹是咋考虑的。锻炼我，让年轻干部冲在前，挑重担？还是考验我，看看究竟有没有选对人？

管他呢，让我干我就干！

我还真就走马上任，去抓计划生育工作了。没想到第一次上阵就给弄了个灰头土脸。

一天，我和大队妇女主任一起带着合作医疗站的人到一个生产队去做一个老大难对象的结扎工作。此人已生了5个孩子还要坚持生，妇女主任知道厉害，把我推在前面，说这是新上任的大队副书记。没想到挺着个大肚子的孕妇开口就是：“还副书记？问问他知不知道女人的东西长啥样？屁股头的黄都没落（乡间俗语：意即小屁孩，还没长大），跑来要我去结扎，要不要脸啊？”我当时脸红得像关公，不知道说啥，只有落荒而逃。回大队部后，妇女主任告诉了光池爹，光池爹哈哈大笑，说，好好好，让他知道当干部也不容易。话虽如此，工作还得做。后来我又三番五次地上门去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将这个孕妇和她男人的工作做通了，送到卫生院引了产并做了结扎。光池爹知道后说，狗日的良原行！

当了副书记，在生产队里的乡亲们看来，联合大队除了光池爹就是我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光池书记年纪大了，组织上在培养我，联合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位置，迟早是我的。当年把我父亲逼在巷子里拳打脚踢的邻居担心我报复他们，找到父亲，向父亲赔不是，并央求父亲让我高抬贵手，看在都姓郭的份上，不计他们的过，放他们一马。父亲告诉我时，我对父亲说，那是你们大人之间的事，与我做小的无关。告诉他们，别再仗势欺人，好好干活就好。乡亲们也大多以为我会从此瞧不起他们。可我还是先前的我，我依然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良元（良原），有时候我还会回到队里和乡亲们一起劳动，该叫叔的依然叫叔，该叫婶的依然叫婶，乡亲们还是那句话，说我没忘本。

(每周末连载）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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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原：开始-我的前六十年（长篇连载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