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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郭良原先生18万字的长篇回忆录《开始——我的前六十年》即将出版。这是一部作者前六十年人生经历实录，亦是作者深沉思考、激扬文字的情怀之作。展现了不平静的时代里，一个文化人成长、求学、创作，以及记者、编辑生涯的辛苦遭逢、喜怒哀乐，让人想起六十年前问世的李六如三卷本著述《六十年的变迁》。按古代纪年法，六十为一轮回，时代不同了，个体命运与家国荣辱总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历史仍会用生命血肉昭示轮回的意义。本公号自今日始，每周一期连载该回忆录，敬请关注。
【连载之一】
开始
——我的前六十年
文/郭良原
或开始牙牙学语，或开始入学读书，或开始情窦初开，或开始走向社会，或开始经风面雨，或开始成家立业，或开始生儿育女，或开始著书立说，或开始含饴弄孙，或开始回忆人生。生也开始，死也开始；成也开始，败也开始；苦也开始，乐也开始...... 从今天开始，自然的规律将我送入了退休者的行列，我不再拥有工作证，也不再为责任和效益担忧。青山不老，夕阳胜金，鬓未霜，路还长，没有事业可负责了，那么就为自己负点责吧。 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既非达官名流，亦无传世功绩，照理根本不用撰写什么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但人生六十年，多多少少有些经历，有些事儿，有些认知，有些教训，将其写下来，对自己，是回望；对后代，是告知。既无意于出版，更无意于传承。
第一节 死马当活马医，终于熬过了出生后催命的第七天，活了下来 1955年12月8日（农历乙未年十月二十五）夜，午时，我出生在江汉平原腹地——湖北省天门县张港区白果树村的一个农户家庭。 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种田人，父亲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母亲有大哥二哥和一个妹妹。 我应该是有一个哥和一个姐的，但他们都在生下来不满7天就夭折了。 父母因此视我为他们的命根子，生怕我也像前两个孩子一样不满7天就离他们而去。母亲成天把我抱在怀里，就连父亲要抱抱也不让。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六天也过去了，父亲和母亲提心吊胆地等着第七天的到来，各自在心里暗暗地祈祷着他们的宝贝儿子能安然过七。 真个就是命。第七天，从早晨开始就下雨，到下午更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茅草屋顶不住凄风苦雨的扑打，屋子里四面进风，屋顶上到处漏雨。母亲在床上把我搂在怀里，盖着的被子上三四个盆子接着不断滴落的雨水，父亲一面手忙脚乱地堵风接漏，一面为母亲掖着被子，嘴里不时地骂着：“这狗日的天气！” 突然，随着母亲的一声尖叫，在堂屋里接漏的父亲手里的一只盆子掉在了地上。 父亲轻轻掀开被子，看见母亲怀里的我眼睛闭着，小脸通红。父亲用他那粗糙的手探了探我的鼻息，又摸了摸我的额头，顿时慌了，“不好，伢在发烧！” 母亲哇的一声哭了。前面两个孩子，就是在第七天里发高烧死去的。 父亲赶忙找来一条毛巾浸透凉水，拧干后敷在我的额头上。随后又把凉水盆放到母亲够得着的地方，对母亲说，“过一会就给伢换换凉毛巾，我去请医生。” 乡下没有医院，唯一的一个儿科医生（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医生是个女的，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父老都叫她兰桂先生）在十几里外的瓦屋台。父亲披了件蓑衣，戴了顶斗笠，一头扎进了风雨中。 一个时辰后，父亲跌跌撞撞地回来了，头上没有斗笠，浑身上下淋得透湿，直打哆嗦。顾不得换衣服，父亲忙到房间看我的情况，母亲说，还是老样子，不吃奶，还在烧。母亲又问医生怎么没来，父亲的眼里满是无助和绝望，说雨太大，医生不来，给开了点药。说完，父亲从胸口掏出一个中草药药包，包扎的纸已湿透，赶忙到厨房给我熬药汤去了。 药汤灌下去半个时辰，我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眼看着天黑了下来，父母急得双双大哭起来。 有人敲门。一个声音在门外响起：“尧哥，怎么了？是孩子有什么事吗？” 父亲小名双宝，大名明尧。“明”是他们那一辈人的辈份字。 父亲听到声音，开了门，是住在隔壁的明香兄弟。明香兄弟上过抗美援朝战场，因伤复员回村，当时在村里做干部。 父亲哭着向明香兄弟讲了我的情况。依风俗，明香叔是不可以进房间查看我的病情的，他又问父亲请了医生没有。父亲告诉了他风雨太大，兰桂先生不肯来。 明香叔知道我父母前两个孩子都没能养活的情况，更理解我父母此刻的焦急和无助，略微思考了一下，对父亲说，“这样，我去请医生，你好生看着孩子。” 父亲知道明香叔比他的面子要大，他紧紧抓着明香叔的手，就像溺水待毙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一样，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却不知道说什么。
又一个时辰后，明香叔带着医生来到了我们家的茅草屋。 医生查看了我的情况后，出来把明香叔叫到一旁，低声说着什么。明香叔说，“把孩子他爸叫过来一起说吧。” 父亲这才知道了我的情况危险到了什么程度，照这样下去，等不到天亮，我的小命就不保了，眼泪刷地又涌了出来，只知道说：“天啊！叫我和他妈怎么活啊！” 明香叔镇定地对医生说，“这样吧，我当家了，死马当活马医，兰桂先生只管下药，孩子死了不与你相干！” 明香叔立即吩咐父亲送兰桂先生回医院并去拿药，他就坐在堂屋里等着父亲回来并给母亲壮胆。 父亲拿药回来已是夜里快10点钟了，按照医生嘱咐，立马熬好汤药，摊得温热时，灌我喝了下去。父亲告诉明香叔，兰桂先生说了，就这服药，半个时辰喂一次，3次后孩子还是没反应，那就......”父亲说不下去了，明香叔也听明白了。 第三次汤药灌下去后不一会，迷糊中的父亲和明香叔听到母亲惊喜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伢在动！”紧接着，母亲又叫道：“伢含奶了。” 我就这样熬过了出生后催命的第七天，活了下来。父亲为我起了个乳名：社员。 因为那年正好是农村合作社由初级社向高级社升级的高潮时期。
第二节 1959年，此生记忆中永远忘不了的一个年份 穷人的孩子天照应，这是我听得懂人话后常听母亲说的一句话。而母亲的这句话是针对我而言的。 父母亲是真穷，父亲独自一人，母亲虽说有哥哥妹妹，但应该是极少顾及她的，不然她不会这么说。关于母亲，我在没成为作家之前就已写过她，那是在大学二年级时，我给学校校报写的一篇投稿文章，题目是《母亲》。因为这篇文章，还在中文系学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总之，经过了生死攸关的熬七，母亲更是把我当成了她的心尖尖，她从不让父亲抱我看护我，怕父亲的粗心给我带来伤害。我两岁时，母亲不能再守着我了，由于农村合作社已升级为高级社，原归农民个人所有的的土地、耕畜、农具等折价归集体所有，全社作为劳动的基本组织单位，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大家一起下田、一起劳作，吃饭也在社里办的食堂。所以，母亲必须下地干活，本来日子就难过，靠父亲一个人干活养活一家三口就更难了。于是，母亲为我找了同村一个她信得过的老婆婆，把我交给她照料，早上送过去，晚上收工后接回家。 就这样，我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1959年，父母亲有了一个女儿，我有了一个妹妹。 1959年，我此生记忆中永远忘不了的一个年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前出生的乡下人都应该对那个年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妹妹是农历己亥年三月二十八出生的，换算公历应该是1959年4月下旬。此时，人民公社建立，下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大集体”正式走向历史舞台。由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再加上遭遇天灾，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祸害中华大地了。 家里本来就一贫如洗，加上母亲身体又不好，屋漏偏逢连阴雨，妹妹遭殃了。 妹妹生下来，母亲就没有奶水，家里连熬米糊的粮食都没有。在我年幼的记忆里，我天天吃的就是菜蕻，传言外地已经有人饿死了。 妹妹饿得整天哭，母亲无奈，只好一次次地把乳头塞进她的嘴里，妹妹狠命地吸吮后又吐出来继续哭。母亲的乳房已经干瘪，有几次被妹妹吸出了血丝。 母亲心里疼，一只没瞎的眼里淌着泪水，望着坐在一边叹气的父亲说，“她爸，去找干部求求，到食堂里给伢弄点吃的吧。” 那时的朱场乡改为朱场人民公社，白果树村改为合力生产大队，我们家属于第二生产队。生产队的食堂还在，只是为了保证不饿死人才留下的，其实也就是每顿一斤米十斤水熬成稀得不能再稀的米汤照顾孤寡老人和五保户。父亲没办法，为了女儿能活命，他只好收敛起他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去找队里管事的干部求情。 兴许应了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古理，妹妹终于得到了每顿一小碗米汤的特殊照顾。 当父亲从罐子里往一只小碗里倒出那不多的米汤交给母亲，母亲一口一口喂进妹妹的嘴里时，我就蹲在一旁，眼巴巴地瞅着。 母亲看看我，叹口气，接着用汤匙舀出米汤，伸到我面前要我喝，我起身跑掉了。我知道，那是属于妹妹的，我是哥哥，我不能吃妹妹的东西。 只是每顿妹妹喝完米汤后，我会从母亲手里接过那只小碗，伸出食指，在碗沿边来回转动，再把手指放进嘴里，将几颗残留的米粒吃下去。 母亲常常含着泪对父亲和来家里探望她和妹妹的乡邻们说，“我的社员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正如再粗糙的食品，也能填饱肚子一样，男孩子再贫穷的童年，也会有快乐。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乡下，我的童年不可能有幼儿园，也不知道什么叫玩具。但天性使然，我们一帮大小差不多的孩子们总能聚在一起，寻求属于我们自己的好玩的事儿，也许那就叫快乐。列举数例如下： 其一，一年四季，我们会将大人们抽完烟扔掉的的软香烟盒捡起来拆开，将印有图案的烟盒纸折成一个个三角形，我们管那叫“撇撇”。然后，带着自己的“撇撇”去和别的小伙伴玩一种“扳撇撇”的游戏，通常是两个孩子捉对玩，也可以三四个孩子一起玩。先把自己的“撇撇”平放在地面上，分先后用自己的“撇撇”你一下我一下地去扳别人的“撇撇”，把别人的扳翻了，你就赢了，那个被扳翻的“撇撇”就归自己所有了。烟盒纸有高低之分，价钱贵的就高，得用两个价钱便宜的烟盒纸换。赢得越多的孩子名气就越大，赢得最多的则被封为“司令”，依次有“军长”“师长”“旅长”“团长》......”之分。可今天你是“军长”，明天也许就输成“排长”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乐此不疲，输光了，就在村子里的各个角落路边去寻找大人扔的空烟盒。更有一些孩子会动脑筋，将家里鸡窝里的鸡蛋偷出来，将自己的烟盒纸正反涂上蛋清晒干，再折成“撇撇”投入战斗。那样的“撇撇”因蛋清的作用烟盒纸会变硬，不容易被扳翻。记得有一天我赢到了“司令”的位置，自己用10个“撇撇”的本，赢了五十多个“撇撇”，高兴得不得了，晚上兴奋得不睡觉，坐在床上一个个地数着欣赏着自己的战利品，结果屁股蛋子上被父亲扇了一巴掌，才钻进被窝睡去。 其二，冬天里，我们会将农户菜园篱笆上和茅坑围栏上被虫子蛀成一截截的小树枝弄下来作为自己的资本。小树枝约两寸长，两头被冬眠的虫子蛀出的丝绒所堵塞，虫子就在小树枝中间，这东西我们管它叫“蛀架”。开春后，小伙伴们两三人或三五人一起玩一种“打蛀架”的游戏。参与玩的孩子每人一次出一个“蛀架”，成一排竖立在地面上，孩子们站在近5米开外的地方，先后将手中光滑的陶瓷片掷向“蛀架”排，打倒的就是赢的，归自己所有，被打倒的“蛀架”是谁的，谁就要再补上一个。陶瓷片是有讲究的，背面一定要光滑，越光滑越能在地面上滑行，才有可能打倒“蛀架”。于是孩子们到处找那种表面上过铀的陶瓷片，更有甚者竟将自己家里腌菜用的坛子或者水缸给打破，打磨出一块得心应手的陶瓷片作为工具，因此跑不了会挨上家长的一顿胖揍。疼过了，照常参战。赢到的“蛀架”很珍贵，因为砸碎“蛀架”，里面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虫子，那小虫子放到火上慢慢烤，待听到“砰”的一声后，那就说明小虫子被烤焦烤熟了，可以吃了。那烤熟的小虫子焦黄焦黄，腹部裂开，其味香酥无比。 其三，同样是在冬天，天寒地冻，没啥活动好玩，几个鼻涕佬会聚在一起，想办法快乐。年龄稍大的孩子出主意，玩钻夜壶和尿罐。冬天夜里冷，乡亲们尿急是不会起床到外面茅坑去撒尿的，都是披上衣服，将床底下的夜壶或者尿罐拎起来，跪在床上解决。次日早上再将夜壶或者尿罐里的尿提出去倒在茅坑里，顺手将壶和罐放在茅坑边上晾着。我们这些家伙白日里就会就会趁大人们下地干活去后，挨家挨户地给夜壶和尿罐底部钻洞，当然自己家的不会钻。钻洞的工具要么是铁钉，要么是小刀，因为洞不能钻得太大，洞太大容易被发现。有时一个洞要钻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一不怕臭，二不怕冷，就躲在被围起来的茅坑里面吭哧吭哧地钻，钻好后将壶罐按原样摆放在原处，再换另一家继续开钻。等到第二天，我们早早地就起床观赏我们的胜利成果了。呵呵，果不其然，不是张三家晾出了床单，就是李四家晒出了被褥，我们就躲一旁偷偷地笑。后来遭罪的家里知道是我们这几个小子干的好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这几家没晾晒床单和被褥，于是寻上门来，向我们的父母投诉，父母哭笑不得，我们则免不了会受一顿皮肉之痛。 至于三五成群地出动，今天溜进东家的菜园里偷黄瓜，明天爬到西家的枣树上摘枣子，那是常事。 总之，怎么快乐，我们就怎么玩。就这样，我们都长大了，该上学了。
1962年，我满了6岁。3月初的一个早上，我背着母亲给我缝的书包，跟在母亲的身后，到离家不远的合力民办小学去报到。 地上还有雪未化完，一路上，我高兴地在雪地里跳着跑，跑着跳，母亲说，别把鞋弄湿了，脚会冷的。我不在乎，我高兴。先前看到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们上学放学，我就会生出好多羡慕。现在终于轮到我也上学了，父母亲高兴，我更高兴。 到了学校，母亲为我报名，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师对母亲说，这孩子名字叫得不好，现在大家都是公社社员，那不都成了你的儿子啊。母亲便请那老师给我改个学名，老师想了想说，他是良字辈，就叫良元吧。社员的员不好，改成元月的元。元者，始也，首也。母亲反正也听不懂，老师说好就是好。 于是，我在人世间拥有了这样一个正式的姓名：郭良元。 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诉我，老师姓韩，叫韩元义，是小时候照料过我的那个老婆婆的男人，解放前做过私塾先生，学问很大。 学校就两个年级，一年级和二年级。一个年级两个班，我被分在一年级一班。 上学一个星期后，父母亲再叫我的小名“社员”时，我就不答应了。我告诉他们，我有学名了，我叫良元。父母亲不习惯，总是叫我社员，多次不答应后，他们终于改口叫我良元了。 不用父母催促，每天早上我都会早早地醒来，起床洗好脸，吃过母亲做的早餐，也就是稀饭和酱萝卜，背上书包自己上学去。妹妹已经三岁了，有时总闹着要我带她到学校去玩，我不同意，她就哭。我走出家门，她就跟在我后面，母亲只好把又哭又闹的妹妹牵回家，告诉她再过三年她就可以上学了，妹妹也不知道三年有多久，就高兴地跟着母亲回家了。 在学校我很用心学习，韩老师既教我们语文，又教我们算术，我的作业本上总是他用红笔打的勾和写下的100分。 有一次，韩老师点名坐在后排的一个同学到黑板上做算术题，也就是几加几很简单的题，可那个同学磨磨蹭蹭地好半天不上讲台，我知道他不会做，于是在他走过我身边时就小声告诉了他得数。没想到当那个同学在黑板上写下得数后，韩老师并没有让他回座位，而是把我也点起来，让我也上讲台站着。韩老师问我，知道为什么把你点上来吗？我明白是我偷偷告诉同学得数了，低着头不出声。只听得韩老师一声喝：把手伸出来！我不敢不伸。韩老师抓起讲台上的一根竹尺，狠狠地打在我伸出的手心上。边打边问：就你会算！还多不多嘴了？好疼啊！我忍着没哭，回答韩老师：再不多嘴了。这是我平生挨的第一次打，是韩老师打的。父母亲从不舍得打我，但韩老师打了我。放学回家后我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打得好！你要长记性。 父母亲还是一样要下地干活，白天，妹妹还是交给曾经照料过我的那个老婆婆照料。下午放学了，父母还在地里没回家，我就去老婆婆家把妹妹接回来，一边做家庭作业一边带妹妹。有时放学早，我还会上地里帮父母干活，父母不让，我就趴在田埂上把当天的作业做完了。 二年级时，换了一个老师，叫刘伯银。韩老师向刘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刘老师让我当了班长。
第二节 母亲总是用她的善良和爱心，以她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滋润着我幼小无邪的心田，指引着我人生的方向 我感谢我的母亲李安宁。是她，在我一个小小少年的心里，树起了一个榜样，一座丰碑。 母亲和父亲同年，都是1919年生人。母亲从小就没了父母，9岁时就离开家到汉口一家外国人办的纱厂做童工。生活的艰辛使她过早地懂得了生活，也给了她面对生活的勇气和能力。一次大病之后，她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她以一只眼睛看世道看人生，顽强地活着。也许是童工生涯造就了她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从我懂事起，我就没见过她在贫穷的日子面前唉声叹气。父亲动不动就怨天尤人，母亲不，她用她的忍耐和坚强激励着父亲并一同和生活进行着较量，养育着我和妹妹，再苦再累也不会让我和妹妹受委屈。没钱给我们兄妹买新衣服，她就亲手在油灯下给我们兄妹一针一线地做衣服。她的眼睛不好使，多少次我看见她的手指被针扎出一滴滴红红的血。我穿过一件母亲用各种旧布给我拼凑起来的衣衫，尽管布料不一，颜色有别，但我穿在身上却是那样的合体和熨贴。我少年时代春秋的布鞋冬天的棉靴都是母亲亲手做的，从纺线到纳底，千针万线，母亲总是那样的不辞辛劳，那样的锲而不舍。有一年快过年了，母亲给我做好了一双新棉靴，我等不得年到，就穿出去在小伙伴面前显摆，也不管刚下过雨，地上湿，结果回到家靴底都湿透了。母亲只是叹了口气，脱下我脚上的棉靴，放在火坛上烘。她有事要忙，再三叮嘱我好生照看，别烤糊了。我坐不住也静不了心，不是跑开就是心不在靴，结果等母亲闻到糊味过来查看，两只棉靴的靴底已经被烤得焦黄，手一搓就是一堆粉末。母亲哭了，我也怕了。但母亲没有责备我，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伢啊，要知道艰难辛苦。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说，妈，我错了。母亲说，知道错就好。母亲连着几个晚上没怎么睡觉，赶着重新纳了一双靴底，换了上去。年到了，我又穿上了新棉靴。 母亲总是用她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一些今天看来是做人的道理。邻居家有一棵桃树的树枝长出了界，枝桠伸到我们家这边了。枝上挂满熟了的桃子，红红的，伸手可摘，很是诱人。我们家没桃树，我和妹妹总是盯着桃子看。母亲知道我们馋嘴，但严词告诫我和妹妹，不许动树枝上的桃子，因为那不是我们家的，好孩子不能随便动别人的东西！我和妹妹再馋，也没有摘过一个桃子。但有一天，母亲喊我和妹妹吃桃子，我们那个高兴啊。可母亲端出来的盆子里，装的却是有一些破烂不整的桃子和一些大一点小一点的桃肉。母亲告诉我和妹妹，这是从地上捡来的。原来母亲把邻居树枝上那些被鸟啄过和虫蛀过掉在地上的烂桃捡起来，洗干净，剜出烂掉的部分，保留还好的部分给我和妹妹解馋。妹妹立刻就吃了起来，但我吃不下去，虽说年龄不大，但我已朦朦胧胧懂得了母亲的心。 母亲不识字，但她温文贤良，知性达理，通晓人情世故，深得乡人爱戴。夏夜闷热，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屋子外面的禾场上乘凉，母亲一面给我和妹妹摇着扇子，一面给我们讲故事。母亲说，太阳和月亮和你们一样，你们是两兄妹，太阳和月亮是两姐妹，月亮是姐姐，太阳是妹妹。两姐妹长得都很漂亮，地上的人们经常偷看她们。太阳妹妹害羞，不喜欢被人看，但没办法。月亮姐姐就把妈妈王母娘娘给她防身的一包金针给了太阳妹妹，并告诉妹妹说，再有人偷看你，你就用针扎他们的眼睛。从此，地上的人们再也不敢偷看太阳妹妹了，月亮姐姐因为没有了金针的保护，所以人们就可以随便看她了。讲完，母亲望着我说，良元，你是哥哥，你要向月亮姐姐学习，什么时候都要像她那样保护你妹妹。我使劲点了点头，我知道母亲尽管只有一只眼睛了，但我相信她能看见。 母亲的为人是有口皆碑的，乡里乡亲的有什么难处，只要她知道，她总会尽力去帮。我和妹妹的小玩伴到家里来玩，家里只要有什么吃的东西，母亲都会分给他们吃。村里的老老小小都很喜欢她，敬重她。我大一点，她对我要求特别严，印象最深的就是从不允许我说谎。一旦发现我说谎，她不会打我，而是端个小板凳坐在那里，让我站在她面前听她讲为什么不能说谎，小孩子为什么不能养成说谎的习惯。她就那么反来复去地讲，我就你们站在那里反来复去地听，直到我认错并保证今后再不说谎，她才会放我离开。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没有给我讲过什么大道理，再说她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总是用她的善良和爱心，以她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滋润着我幼小无邪的心田，指引着我人生的方向。
第三节 这种正直和刚强。而这种正直和刚强，也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血液和骨髓，支撑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到如今 中国的乡村，从来讲的是宗族房头，我所在的合力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也是如此。虽说全队三十多户人家全姓郭，且同宗同族，但依然有房头之分。所谓房头，就是家族分支。在家族的发展史中，有3个字尤为重要：宗、支、房。宗指宗派，一个地方姓氏的起始，地域可大可小，可以大到一个姓氏的受姓始祖，可以小到一个自然分支的伊始；支就是支派，宗派后面的分支，一个老祖宗的子嗣，在发展中，所拥有的各自变化；支派的后面，才是房头，意思跟支派差不多，分支更小而已。日常家族事务中，房头又最为重要。宗、支相对范围较大，已经变成了传承中的渊源延续，一般事情，不会兴师动众；而房头，平时挨得最近，也是最有人情气息的家族氛围。房头是先人们对嗣出的一种区分，类同于一种标记或记号。大树顶上的分枝，怎么看都好像一个模样，想要分出细微差别，还真是不容易；子孙后代，若没有合理的区分，久而久之，也会像树梢上的枝叶，无法分辨。所以先人们就用到了这个方法，而且是很好很实用的方法。房，有住房、房屋的意思，每家每户，都有房可居，不管是草房木棚，有人居住，就有了生气。有人，就好做事情，就会有将来。俗话说，一房灯火一房亮，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弟兄几个，分门立户，那就成了几个房头，房头的次序，完全按照兄弟的排行而定，老大就是大房，老幺就是末房，兄弟仨就有3个房头，若有弟兄五六个，那就有五六个房头。 父亲这脉房头，到他这辈就只剩下他一人在世，到我这辈，也只有一个男丁，故势单力薄，在队里说不起话，撑不起腰，经常受房头多的家人无理欺负。父亲以他倔强的性格和被压抑被轻视所激发出的不满和大家大户们进行着以卵击石般的对抗，即便常常是以吃亏和失败收场，但他仍然顽强地抵御并抗争着。母亲劝过他，让他忍。父亲不。我长大成人后，我才明白，父亲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他的唯一的儿子能在这大家大户的挤压下站住脚，抬起头，直起腰，不再被人欺负。有一次，为了屋界上的一棵小树，那是我父亲亲手栽下的，可邻居的大户人家硬说是他们栽的，要霸为己有。父亲当然不干，争吵中，父亲拿起铁锹就要挖了那棵树。大户人家的子侄多，群起攻之，把父亲逼在巷子里拳打脚踢。父亲寡不敌众，被打倒在地。我刚好放学回家看到了这一幕，忍无可忍中，我丢下书包，扑上去一口咬住了压在父亲身上的那个大人的胳膊，那人疼得嗷嗷直叫，用另一只手打我，打死我也不松口，他几个比我还大的子侄站在一旁傻了眼，他们没见过我这样的不顾死活，怕了。最后还是父亲叫我松口我才松了口。父亲起身为我捡起书包，领我回到家，我赶忙到厨房打来水，给父亲洗脸上的血。父亲说，咬得好！母亲从外面回来知道后，骂父亲不管我的死活。我小大人一样对母亲说，他们再敢欺负爸，我还要咬！不过至此，这家人再也没有欺负过我们家了。父亲是那种从不惹事的老实人，但他不会任人欺压和侮辱，他有他的自尊，他有他的人格。“人穷，不能穷志气；家穷，不能穷骨气。”这是我少年时常听他对我讲的一句话。他把他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不识字，也不善言谈，平常闷声不语的，只是默默地干着公家的活和忙着自家的事。兴许是知道我肯用功，对我的学习也从不过问。但长本事的事儿，他从来都是鼓励我去学去干。父亲烟瘾很大，他当年抽的都是7分钱一盒的“经济”牌烟，可为了让我学会“打鼓泅”（方言，即游泳），他会舍得出两块钱买一条“圆球”牌的烟送人，让人教我“打鼓泅”，自己则坐在池塘边上，看人把我一次次往深水里丢。即便后来母亲知道了劈头盖脑地骂他，他也只是憨憨地笑。父亲还是个喜欢认死理的人，他认准的事儿，就得去做，他认准的理儿，旁人就别想改变他。上面说人民公社好，他偏说不好，其理是公社好怎么会吃不饱肚子；干部说按计划大集体种地好，他偏说不好，其理是种的不是自己的地，只会出工不出力。为此，小队和大队的干部也就总和他过不去，因为他常说这样一些与上面精神相背的话，常让干部们头疼。因此他也没少挨批评批判和被扣工分，他不管，照说他的话，照讲他的理。干部们拿他没办法，有人就出主意要给他扣上一顶坏份子的帽子，拉他出去游村批斗。有一天，大队民兵连长带着几个小年轻带着绳子来捆他，父亲从屋里操起一把挖地用的镢头，一副拼命的样子，吓得那几个人丢下绳子就跑了。那时我还小，吓得躲在母亲怀里直哭。事后，父亲不顾母亲的责骂，告诉我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父亲的身上，有着中国最底层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正直和刚强。而这种正直和刚强，也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少年的血液和骨髓，并支撑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到了如今。
第四节 在牵起王老师脖子上绳子的那一刻，耳边响起了王老师那熟悉的声音：“牵着我吧，别怕。你依然是我最喜欢的学生！”1964年春，我该上小学三年级了。可合力民办小学只有一、二年级，三年级必须转到离家两里地远的郭咀公办小学去，父母担心我年纪小，路上不安全，让我在合力小学继续再读二年级。1965年春，我到了郭咀小学，开始三年级以后的小学生活。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今天，我还能准确地叫出当时郭咀小学的校长、教导主任和我的三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姓名。校长欧阳代彪，教导主任王怀德，三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周秋阳。公办小学很正规，开设有语文、数学、图画、音乐、体育、思想品德等课程。在学校里我很用功学习，各科任老师都很喜欢我。村里和我同时转到郭咀小学的孩子有4人，金关、良军、贵洲、兆龙，都姓郭，都比我大。他们都很关照我，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一块上学和一块回家。但他们有时也欺负我，尤其是当老师在班上表扬我后，他们要么不理我，要么撇下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只好一个人孤单单地上学和回家。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一晃到了四年级。我人生中一个最重要，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出现了。王以廷，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我对语文知识的热爱和痴迷或者说后来走上文学之路和书法之路，完全起源于他。王以廷老师知识渊博，上课时常常能撇开课本，给学生们讲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和文人故事，他充满激情的讲述让我们如痴如醉。他的板书写得非常漂亮，学校里的大标语和大会横幅都出自他手。他抓起一把排刷，在装满墨汁的大碗里蘸上墨汁，就能在墙上写出一个个硕大的标准的魏碑字和美术字。那时的我，对他是无以复加的崇拜。我开始找他讲过的文学经典来读，无奈那时的农村很少有那些文学书籍，好不容易找到了两本，一本是《晋阳秋》，一本是《青春之歌》。两本都是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也不管读不读得懂，能不能理解，我全部读完了，还抄下了一些自认为精彩和深刻的句子和段落，那是我接触最早的文学启蒙。记得小学阶段我还读过《红岩》《红旗谱》《红旗插上大门岛》3部长篇，并常常在同学们面前自鸣得意，说自己读过“三红”。再后来，到了五年级，还是王老师教语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接着，贫宣队进驻并接管了学校。学生们也渐渐知道了王老师的一些情况，他是右派份子，父亲逃台，有海外关系等等，学校里也有领导和老师警告我们不要盲目崇拜他。还真有同学给吓住了，见了他不叫老师，也不好好听他讲课。我不管，他有本事，我喜欢他，崇拜他。我暗暗地学他写字，他在黑板上写，我就在练习本上写。放学回家在油灯下写时，父亲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学王老师写字。父亲说，好，好好写。王老师很喜欢我，经常在班上讲我的作文，夸我的字，说我是棵好苗子。 学校里进驻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在“造反有理”的蛊惑下，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学生们动不动被集中在操场上听忆苦思甜报告，或是拉出去参加外面的批斗大会。那时小学没有六年级，五年级就是小学毕业班，因此五年级学生更是首当其冲。王老师原本就是右派份子，再加上他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性格，学校里很多人早就想整他。这下好了，贫宣队立马就拿他示众，给他做了好几顶蔑扎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分别写着“右派份子”“台湾特务”“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并组织学生对他进行批斗，先是在校内，进而在他脖子上套上绳子拉出去游街。贫宣队把牵王老师脖子上的绳子的任务交给平时王老师最喜欢的我和另外两个学生，并严正地告诉我们这是政治任务，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谁要不牵，谁就不能毕业，就升不了初中。我好难受，我是真不想牵我喜欢和崇拜的王老师游街。晚上回到家，我一句话也不说，父母亲问我怎么了，我哭了。知道原因后，父亲骂了，这狗日的们造个什么反啊？害人啊！母亲摸着我的头说，还是牵吧，你王老师不会怪你的。第二天，四五年级学生集中游斗王老师，我违心地牵了王老师脖子上的绳子。我不敢抬头迎视王老师的目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在牵起王老师脖子上绳子的那一刻，我的耳边响起了王老师那熟悉的声音：“牵着我吧，别怕。你依然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眼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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