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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之五】
开始
第一节 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陷入了矛盾和思考之中；只要你能考上，我和你爸再苦再累也供你4年；您要不同意我报考，我会向上级举报您；在数学考卷上方的空白处，写下4个字：“无能为力”；真没想到，被第三志愿学校录取了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国上下欢欣鼓舞，一片沸腾。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停止10年后终于恢复了，虽说其间有过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但第一，招生质量严重低下；第二，名额也十分有限，全国城乡积压了无以数计可以考入大学深造的青年才俊。恢复高考，无异于为这些人开通了一条通过自己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陷入了矛盾和思考之中。报考还是不报考，成了最初几天我日夜纠缠不清的问题。报考吧，我已经是国家干部，吃着商品粮，有固定的工资，为多少农村青年所羡慕。一旦考上，我会失去这已有的一切，回到从前。大学4年不可能带薪学习，因为有规定得满5年工龄者才可以带薪上大学，我不够带薪条件，如此，我还得靠父母下地种田养我供给我4年；不报考吧，心里着实不愿意，我从心底里是想上大学的，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记得小时候随父亲去粮店买米，父亲不识字，错将油票当成了粮票，被营业员好一阵奚落，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好好读书，绝不放弃能够读书的任何机会。虽说当了国家干部，但我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远远不够，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不提高文化水平终究成不了大器。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了通过考试上大学的机会，放弃报考会遗憾终身。回到家征求父母的意见，父亲坚决反对报考，理由是现在我就在工作，工作又不是不好，白白浪费4年时间不说，还得要家里供养，划不来。母亲到底有从小就远离家乡，在外国人办的纱厂里做过童工的经历，到过大地方，见过大场面，她不同意父亲的意见，支持我报考。她告诉我，读书没什么不好，能上大学为什么不上，只要你能考上，我和你爸再苦再累也供你4年。家里的事一般都是母亲做主，父亲也就不再坚持他的意见了。可又一个反对者出现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公社党委书记易德谦。按组织原则，一个在编的国家干部想要离开工作岗位，即便是辞职，也是需要向组织上提出申请的。当我向德谦书记提出申请并陈述了我想报考大学的理由后，德谦书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才说出了4个字：“我不同意！”这是德谦书记在我的问题上第二次说出这同样的4个字。1976年底征兵时，我就报名应征，体检关过了，独生儿子的关也过了，接兵部队首长甚至到了我家做我父母的工作，要把我带走，最后也是德谦书记不同意放我走，我的军人梦因而破灭。其实我知道，德谦书记是在为我着想，或者说是在为张港的工作着想。我更知道，他看重我，想培养我，想让我在仕途上有更大的发展。这情我当然会领，但报考大学是我人生的一大追求，我不能轻易放弃。我和德谦书记较上劲了。你可以不同意我参军，但不能不同意我报考大学。那些天，只要一见到德谦书记，我就缠着他软磨硬泡，给他说我爸妈都同意了供养我4年，说我家祖祖辈辈吃够了没文化的苦，说我也不一定就能考上，考不上我还跟着他工作，考上了读完大学还申请回来跟着他工作，等等等等，可德谦书记就是不松口。我主意已定，说什么也得让他同意我报考。没办法，我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我说，中央有规定，任何单位、任何领导不得以任何理由拦阻高考报名者报考，否则追究责任，给予纪律处分。您要不同意我报考，我会向上级举报您。其实我也只是听说并没亲眼见过这条规定，但却凑效了。德谦书记听我这样说，知道我已铁了心，只好代表公社党委同意我报考了。已经有消息说是12月考试，准备和复习的时间不多了，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公社党委同意报考，我不可能再请假复习功课。我仍然在坚持工作，只是利用晚上和星期天休息的时间翻看一直保存着的高中课本。我只能报考文科，理科方面本身就学得不好，再加上离开学校已有四五年，可以说是完全荒芜。我把复习重点放在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上，数学基本不管，至于物理、化学，文科生不考，外语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也就用不着操心。我当然希望能考上，但心里也做好了考不上的准备。我们属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当年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编采系，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是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2月10日上午，我和众多报考者一起，提前来到了设于张港中学的考场。离开这里5年多了，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曾回过这里，但这次再回这里，感觉很不一样。5年前，我在这里度过了高中岁月，5年后，我又重新回到这里，以这里的高中毕业生身份进行高考，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也告诉她：张港中学，我的母校，你的学生绝不会让你失望！我看到了我的同事，公社人民武装部的部长郭光兴，他佩带手枪，领着武装部的干事和一些临时抽调来的持枪民兵在考场外负责警戒、维持秩序。他见到我，很严肃地对我说，良原，你怎么这么傻啊，放着干部不当，考什么大学，让书记为难。他是公社党委委员，肯定知道我和德谦书记的较劲。我笑着说，只当是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呢。连着两天，政治、语文、数学、史地，依次考试，一共4门。果然，第二天上午数学考卷发下来后，我看了一眼就懵了，啥也不会，似曾学过的一些东西也忘得一干二净了，两眼一摸黑。考卷发下来十多分钟了，我还坐在那里望着考卷发愣。负责考场巡视的光兴部长走到我身边，看看我面前的考卷，看看我，脸上显出难以觉察的笑意，我也向他报之以苦笑。我心一横，当着光兴部长的面，在考卷上填下了我的姓名“郭良原”3个字，接着在考卷上方的空白处写下了4个字：“无能为力”，起身，交卷了。下午考完史地后，我回到了公社机关我的小房间里，拉过被子就躺下了。
第二天，公社同事们见了我就打趣：哈，无能为力！我知道，一定是光兴部长将我的数学考试情况在机关里传开了。管他呢，考不上我也不后悔。但我知道，考不上，德谦书记肯定会很高兴。我照常做我通讯干事该做的工作，嘴上说不想录取通知书的事，但心里还是想的。甚至还偷偷地叮嘱过张港邮局的局长，如有我的录取通知，请他第一时间告诉我。但我明白，自己数学考试交了白卷，想要被录取无异于白日做梦了。还真是没想到，1978年2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县里参加县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会，宣传部办公室突然有人喊我接电话，那时没有手机，我也不知道是谁来的电话，怎么会打到县委宣传部找我。刚拿起话筒，就传来张港邮局局长激动和兴奋的声音：郭干事，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打公社电话，说你在县委宣传部开会，我就打到这里了。我压住心头的惊喜，低声问是哪个学校。局长告诉我：华中师范学院。哈哈，我被第三志愿学校录取了。但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分数是多少。现在哪一届高考不公布分数呢？但，77级，大部分地方就是没有公布分数。数学考了零分能被录取，那只能说明我其他几科的分数相对很高吧，不然，何以能达到录取分数线呢。有数据显示，1977级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录取27.3万，录取比例为4.8%。而文科生占全部学生中的8.9%，换算成千分比，应该是1千考生里录取4个文科生。由于参考人员多，当时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无法供应，以致动用待印《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应急。
第二节 公社党委在机关食堂举行盛大的欢送宴会；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最终签字同意为我转组织关系后，说了一句话：“你会后悔的”；1978年3月上旬的一天，来到设在本省京山县孙桥公社境内的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
我被我填报的第三志愿学校——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从邮局局长手中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立刻报告了德谦书记。德谦书记说，恭喜你，考上了就去读吧。消息传开，公社机关的同事们惊讶得不敢相信，都在说，狗日的郭良原，数学考了零分，居然还是被录取了。也有人说，这家伙脑子进水了，啥都丢了去读个师范，4年后出来还是当个中学老师，活见鬼。我不在乎，华中师范学院也是大学，也是我自己想读的大学。她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6所重点师范院校之一，我高中的数学老师魏学仁和物理老师薛化莊就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只不过他们读的是理科，我读的是文科，而且是我最喜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愿意！我是最想读北京广播学院的，因了在县广播站实习和帮助工作，因了接待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我非常仰慕记者职业，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但遗憾的是没有被这所学校录取。但终归还是被录取了，我没有给我的母校张港中学丢脸，我通过了检验，我证明了自己！公社党委在机关食堂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从中午12点开席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为我高兴的和为我遗憾的领导和同事们纷纷向我敬酒，表示祝贺。和当年离开窑场一样，也是用碗喝酒，不一样的是，那天喝了那么多酒，我居然没有醉。
没想到，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公社党委的介绍信到天门县委组织部转组织关系时，却又遇到了麻烦。组织部办事人员告诉我，转移组织关系必须经分管部长签字同意才行。于是，我找到了县委组织部分管组织工作的副部长李德山同志。德山部长接待了我，但不同意为我转组织关系。德山部长面容清瘦，温文儒雅，说话慢条斯理，我在县里开会时见过他，是一个很受人敬重的老领导。他是河南偃师人，但在天门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天门的情况非常了解。我问德山部长为什么不同意为我转组织关系，德山部长就是不正面回答，只是劝我再好好考虑考虑。我告诉了他我为什么要上大学，告诉了他我乡下父母的态度，还告诉了他为申请报考和德谦书记的较劲，只有一个目的，请他高抬贵手，为我放行。可无论怎么说，德山部长就是不同意。我真急了，一闪念，我差点就掉头而去了，不要这组织关系还不行吗？可最终我还是冷静下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不能放弃我的组织关系。于是又继续磨，由说变成求，只差泪下。德山部长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小郭同志，不是我不给你转组织关系，我是怕你今后会后悔啊！我知道德山部长也是在关心我，作为分管干部和组织工作的副部长，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我挑明了告诉他，哪怕我大学毕业后还是回到张港做一个中学老师，我也不后悔，我就想读书，请他成全我。话说到这个份上，德山部长只好签字同意。签完字后，他依然还是那句话：“你会后悔的！”临上大学前，我到联合大队窑场，看望了当年曾经一起劳作过的“窑狗子”们并向他们告辞。老师傅离开了，场长、郑师傅和多半同事还在，他们瞒着我凑份子备了一桌酒菜，为我饯行。1978年3月上旬的一天，在亲朋好友的送别声中，我从公社车站坐班车到县城，再转县际班车到了设在本省京山县孙桥公社境内的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入学须知上白纸黑字写着，由于校舍建设，我们必须在那里读完一年级上学期后才能转回位于省城武汉的学院本部继续学习。
第三节 梭罗河畔的学习艰苦而又紧张；老师们或严谨、或细腻、或深厚的讲授给学生以如饮琼浆般的享受和滋润；开学后不久，任京山分院团委宣传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学都在地方建立了分院，美其名曰“开门办学”，是当年为适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需要设立的，京山分院也是华中师范学院多个分院中的一个。恢复高考后的华中师范学院第一届――77级文科类政治、中文、历史三个系的数百名学子集中在这里，开始了大学之旅的第一个学期。京山分院位于京山县孙桥公社，离京山县城约10公里，出分院大门就是通往县城的公路，周边自然环境优美，教室和宿舍周围是相当大的一片梨园 。我们 入 校 的 时 候 ，正 是 春 暖 花 开 时 节，满 目 梨 花 胜 雪，遍 地草 木 青 翠 ,一条名为梭罗河的小河从分院旁边蜿蜒流过，河水清清幽幽，让人看着就爱。到校之初，我去看梨花，就听到有不认识的同学对着梨园动情地吟诵“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把我给惊得目瞪口呆，真是藏龙卧虎啊，我知道句出唐朝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可同学中还有多少人能知道，我就说不清了。中文系当时分为6个班，224个学生，我被分在7706班，全班36人，女生7人，年龄最大的三十好几，最小的16岁。班主任老师是刘兴策，班长是熊清元。年级政治辅导员是邹祖健老师，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开朗热情。我们到校后两天的时间，他就能叫出绝大多数学生的姓名，而且还能说出每个人的特长、来自什么地方、家里有些什么人……1978年3月12日，京山分院为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俗称77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77级大学生年龄结构很有特点，既有饱经风霜的“老三届”，也有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小年轻”；有的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则连恋爱都没谈过，23岁的我在其中算是中间份子。
梭罗河畔的学习是艰苦而又紧张的，由于“文革”的耽误，我们失去了好几年的学习机会。重新回到教室，没有人不是全神贯注，没有人不是争分夺秒，今天显得很俗气的标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学问在乎点滴勤，我辈更要惜秒阴”在当时是时尚口号。我们第一学期开设的课程有现代汉语、写作、毛泽东诗词和古典诗词赏析、文学名著欣赏、文艺理论等，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好多知识都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接触，不下苦功不行。每天清早，太阳还没升起，我们就已在树林中或者草地上开始了朝读，不是背英语单词，就是读唐诗宋词；上午下午都在教室里上课；吃完晚饭后，大家都会上图书馆读书或者在教室里晚自习。间或也组织集体劳动，或者插秧、或者割麦子。7706班比起其他5个班，显得有些沉闷，活力不够，大多数同学夫子味较重，不像其他几个班意气风发、充满青春气息。系里组织的文艺活动上很难见到6班同学的身影。但在文史积淀和学有所成上，6班却是独占鳌头。有人能背诵整本《新华字典》；有人能侃侃而谈俄罗斯“三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人熟知唐诗宋词的格律；有人通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有人能辨析“颜体”和“柳体”的精神内涵；有人早已在中央级报刊上发表过文章。
当时的中文系也就只有77级一个年级，有些课以班为单位上小课，有些课则以年级为单位上大课。毛泽东诗词和古典诗词赏析就是上大课，这门课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老师闹的一次笑话。授课的老师系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任教，一口河南腔。他给我们赏析毛泽东诗词时，常常会用到“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两个成语，我们背后都管他叫“天衣无缝”。有一次，他给我们讲李清照的词《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兴许是他讲解得过于投入，也兴许是他本身就没有弄懂，以至于赏析最后两句时，他竟然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吟诵成了“帘卷西风，黄花比人瘦”，还附加评说，“写得何等的好啊！”台下发出了笑声和议论声，他误将笑声和议论声理解成了同学们对他的欣赏，接着又吟诵一次“帘卷西风，黄花比人瘦”，这下好了，满堂哄笑，他才醒过神来，脸红得像什么一样。
刘兴策老师的写作、郑远志老师的现代汉语和王先霈老师的文艺理论是我最爱听的三门课。三位老师都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拔尖人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是叫得响的人物，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授课时刘老师的严谨、郑老师的细腻、王老师的深厚给学生们以如饮琼浆般的享受和滋润。正是由于他们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引领，我才萌发了此后矢志不移的文学创作之念。开学后不久，分院组建学生会、团委，我被选到分院团委任宣传委员，历史系学生黄高健（已故）任组织委员，政治系一个女生任文艺委员。团委书记是专职的分院干部，我们叫他余老师。团委有一间办公室，课余的时间，我们会在那里集中，要么商量团组织的工作，要么复习所学的功课。我们组织了分院“五四青年节文艺演出”“诗歌书法大赛”等活动，在全体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4个月很快过去，暑假之后，我们3个系的77级学生将返回学院本部。
第四节 桂子山，我来了；寻找罗岚；任中文系77级团总支书记；学习之余，我也开始了文学创作大学一年级暑假，我回到了家，回到了父母身边。
这个暑假，有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一天，我上县委组织部看望德山部长，德山部长问我，还记得你转组织关系时我对你说过的话吗？我说记得。德山部长又问：上大学后悔吗？我还是那句话，不后悔。德山部长没说什么，从机要室里取出一份卷宗，从里面拿出一张纸递给我，说你看看吧，当初我不能给你看。我接过来，看到的是中共荆州地委组织部1978年3月发出的任命书，任命郭良原同志为共青团天门县委书记。我看着那纸任命，好长时间没说话。德山部长告诉我，你来转组织关系的前两天，任命书才到县里，县委还没来得及宣布任命，你就要转组织关系，当时我是不能告诉你实情的，那违反了组织纪律，所以我才不同意给你转。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告诉你了。我问你，你现在还是不后悔吗？我望着德山部长关爱的眼睛，说了3个字：不后悔！德山部长拍了拍我的肩，说，好样的，安心读书吧！
1978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由张港码头乘轮船沿汉江直下武汉。
曾和我一起在“张港新闻”里播音的女知识青年的家长接待了我，次日，又送我到了华中师范学院。从学校的大门望进去，那叫一个壮观，一条宽阔的水泥路通向前方很远处，路两旁是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硕大的叶片下是一片浓荫。门内不远处，全院各个系的迎新招牌依次排开，“欢迎77级文科三系同学返回总院”“欢迎78级新同学”的标语让人激动。
中文系家在武汉或先到的同学在那里迎接并引领我们，走在通往文科宿舍区的路上，我目不暇接地四处观看着我神往已久的桂花树。再过些时日，金色的桂花就要开了，一种骄傲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啊！桂子山，我来了！
华中师范学院是武汉地区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坐落于武昌南湖之滨的桂子山上，是一所渊源流长的高等学府。校园以满山的桂花树而闻名遐迩，每年中秋前后，桂花绽放，香飘满园，而形成了其独有的特色。在京山分院学习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从没到过武汉从没到过桂子山的同学对这里充满了迷恋和向往。桂子山，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占断花中声誉，香与韵、两清洁”“浓香最无著处，渐冷香、风露成霏”，读过不少古人描写桂花的诗词，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桂花树呢。我多么期望尽快见到“天香云外飘”的桂花啊！
中文系学生住桂子山西区学生宿舍5栋，每间宿舍里摆放有4张高低木床，住7个人，空出来的一个床位就放大家的行李。年级辅导员邹祖健老师早就在宿舍里等着同学们了，我到的时候，他正帮着同学们搬行李，一脸的汗水。见我到了，他拉我走到一边，对我说，有个难题，你得帮着解决一下。我点了点头，邹老师告诉我，一楼卫生间对面的房间，因为潮湿和异味扑鼻，同学们都不愿意住，你是党员，你带个头吧。我又点了点头，接着就把行李搬进去了。很快开学了，开学的第一节课，中文系77级全体学生集中在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大教室里，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和好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和我们见面了。那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置身在了知识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年级下学期的课程有了新的内容，除了在京山分院开设的课程外，古代汉语、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也相继开课，我们全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投入到全新的学习生活之中。
到桂子山后，就有一个心愿一直在折磨着我，那就是寻找罗岚。
我一直没有忘记罗岚。不是她，我就不可能上高中，也就不可能考上大学。我已身在武汉，罗岚就是从这里下乡的，我必须找到她，向她表示我积压在心多年没能表示的感谢。
我找到罗岚父亲当年所在的单位武汉市建筑设计院，打听他的父亲，结果是此人早已调离。追问调至何处，回答不知道。那时刚到武汉，没有想到也没有勇气去找人事部门。
大学期间师生合影,第三排左三为作者
开学不久，我被推选为中文系77级团总支书记。
其时，正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发轫之初。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继刘心武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班主任》后，1978年8月11日，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一举成名。随后，一大批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如《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纷纷涌现。这些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漓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文革”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叫好和追捧。伤痕文学的出现和轰动，像春雷一样炸开了多年的冰冻，全国思想解放运动随之风起云涌。自然而然，身处大学校园的华中师范学院77级中文系学生们坐不住了，他们中间很多就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有不少“老三届”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卢新华能写，他们也能写。于是，他们中间一些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在课余也开始了文学创作，有写小说的，有写电影剧本的，更多的是写诗。受此影响，中文系77级各班都成立了文学社，不定期地在宿舍墙壁和食堂墙壁上张贴墙报，内容多为诗词。年级学生会推波助澜，更是创办了油印版文学刊物《桂子山》，定期刊发同学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学院学生会同样不甘示弱，也创办了铅印版文学刊物《摇篮》，我参加了《摇篮》的编辑工作，而《摇篮》这个刊名，也是我给起的。
学习之余，我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以写诗歌和散文为主。同时，我和外系的几个诗歌爱好者一起成立了一个跨系诗社，我给诗社起名为“吟”。我们在文科食堂的开水房开辟了一块墙壁，作为“吟”诗刊向世界发言的平台。“吟”诗刊先后办了十多期，成为当年学院文科区的一道风景，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停办了。1987年，大学毕业5年后，我还写过一首怀念“吟”诗刊的诗《致一面灰褐色的墙》：
那时候的大学校园，到处弥漫着现代新诗的气息，我们这些所谓的校园诗人可谓是被人仰慕，风头出尽。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大多并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诗是什么，要么在那里不关痛痒地风花雪月，要么在那里强说愁似地无病呻吟，还自鸣得意地孤芳自赏，目空一切。受“伤痕文学”的影响，我的思想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对国家深切的爱和对社会现实强烈的不满，使我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烙印。（每周末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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