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山：童年记忆

天门山鸿渐风 2023-04-30

请点击左上方“鸿渐风”关注我们

【鸿渐文献】

童年记忆

天门山

我的一生中，离幸福最近的只有童年，也可以说，我有一个堪称幸福的童年。

一、出生

我的出生跟别人有些不一样，这是由于我父母的悲惨命运造成的。

我没有见到过我的祖父母，一是因为我出生晚，二是那时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他们刚过60岁就去世了。但我知道一点的是，祖父那辈并不很穷。祖父会裁缝手艺，应该还有几亩土地，因为解放初期农村土地改革时，我们家的成份为中农。他们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时祖父带着我的父亲和叔父外出给人家做衣服。那时候市场上没有成品服装卖，人们穿的衣服全是手工缝制的。乡下人家一般都是把自家织的土布染好后拿到裁缝师傅家去做衣服，更多的则是在冬季农闲时把裁缝师傅接到家里做好一家人四季的服装。城里的人穿的衣服大都是买好布料后送到裁缝铺里做。他们虽然不如地主富农，但也不像贫农雇农那么贫苦。祖父留给父亲的应该是一个在当时农村属于中等水平、能自给自足的殷实家产。

但这样的家庭照样也有悲剧发生。

我的母亲出生在辛亥年，父亲比母亲小一岁，他们婚后最初几年应该也是幸福的，但几年之后，厄运接踵而至。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父母的孩子接连夭折。有一年，由于全家感染了“痢症”，在十三天的时间里，父母的五个孩子一下子走了三个，他们中最大的八岁，最小的三岁多，只剩下一个儿子（老大）和一个排行第七的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父母由于病痛和悲伤，连埋葬自己孩子的气力都没有了。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算最大的打击，一是因为那个时代由于贫穷和落后，孩子夭折是很平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哪家不死孩子的。二是毕竟还有一儿一女，他们的希望还在。致命的打击，是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成人，并且婚期都已定的时候，不明原因地上吊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父亲一下子精神分裂，乱打乱砸，胡言乱语，被人用铁链子锁住。母亲眼泪哭干，不省人事。

残酷的现实使父母认识到在这个家里孩子是无法养活的，再这样下去，他们就没有任何希望了。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必须搬走！因此,1946年冬，父亲托人在县城里租了一间房子，一家三口搬到城里，开了一个裁缝铺，靠给城里人做衣服谋生。

1949年9月17日（农历己丑年闰七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出生了。我不是出生在乡下自己的祖屋里，而是出生在城里父母租住的别人的房子里，这就是我的出生跟其他兄弟姊妹不一样的地方。这一年，我妈妈三十八岁了。

我的出生地在县城东关庙附近一个叫大巷子的地方，一般人都叫东门大巷子。说是大巷子，其实也不大。从主街道上伸出一条支街，门对门住着将近二十户人家，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高一点的房子里面有一层用木板搭成的楼，但没有楼梯供人走上去，而是用木梯爬上去。巷道两米来宽，中间铺一溜条石，坡度逐渐降低还有点弧形。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上街时还到我们住过的那户人家喝过水。那家的屋基有点高，门口有好几级砖砌的台阶。巷道尽头有一条小河，叫广沟子，过了小河，就是天门那时候有点名气的古迹——文昌阁。文昌阁在我的印象里有点像古城墙的一个箭楼。后来那里成了县里的粮食储运站，城里的人都到那里买米。再后来那里建了一座粮油加工厂和一座米面厂，我们上初中时学校还组织去参观并要求写了作文，而旧时的文昌阁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我的出生无疑给父母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骄傲。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中年得子，而且是在失去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后迎来了我。听说为我取名字很是费神，最后决定叫“落星”，其意不言自明。后来又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俗气，当父亲的一个在当时比较新潮的堂弟到家做客时，父亲请他给我取个名字，他说，这好办，现在毛主席来了，成立了新中国，就叫“毛字”好了。后来父亲一般写着“毛志”，小时候也有人叫我“毛头”。等有了弟弟后，弟弟叫小毛，大家就叫我“大毛”或“大毛字”。

二、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中央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完成土地改革，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改运动，就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没地或少地的贫农和雇农，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一般不动。

老家有一个做吹糖人生意的，每天下午收摊后就把吹糖人的担子放在我们家里，省得第二天又挑到街上。而每次来的时候，都带来了乡下的一些新闻，并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父母赶快回去，否则土地就可能被分掉了。开始我父亲还不以为然，因为他还有一个叔父一家和一个表弟一家也在城里做衣服，他们没有回家的打算。但说的多了以后，母亲就有些动心了：要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仅有的几亩地不知是祖上几辈子省吃俭用花了多少心血才置业来的，要是就这样没了怎能甘心。母亲决定回家后，就不停地在父亲面前唠叨，父亲架不住母亲的唠叨，可能也觉得要是万一不回去，土地和房子都没有了怎么办，再三权衡，他们决定还是回到乡下。而一旦决定回家，就得赶快行动。于是1951年初夏也就是我一岁零十个月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从城里回到了乡下。

搬家很简单，一是因为东西不多，二是我们家也住在县河边。父亲叫了一条船送我们回家。我们家住在村子的东边，船从西向东行驶，到村头再拐一个弯就到了，而母亲却要求船夫在村子的西头就停下来让我们下船。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缝纫机——那是他在城里花10块大洋买的一台德国制造的二手货，这台缝纫机伴随了他一生。另一头是一口大水缸，里面装着少量生活用品。七岁的姐姐提着一个包袱，妈妈抱着她的宝贝儿子。大家一道从村西走到村东，让大家围观又白又胖的我，这是我们一家回来了，我们又有儿子了。

这个决定却使他们后悔了半辈子，每当生活向村里人宣布：中出现艰难困苦和遇到坎坷时，特别是看到城里人生活越来越好，农村人生活越来越苦的时候，父亲就责怪母亲当初不该眼光短浅，一个劲地闹着要回家。母亲只好一声不吭地默默忍受父亲的指责，有时她也埋怨那个吹糖人的不该那么一个劲地鼓动。

三、家乡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天门市，地处湖北中部、江汉平原北部，因境内西北有天门山而得名，2002年我学会上网后，就取网名为“天门山”。

天门境内的天门河被誉为天门的母亲河，它从我家门口经过，对我童年以至青少年的生活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天门河是长江流域的一支古河流，发源于大洪山脉，在天门市拖市乡谢家岭入境，由西向东流经天门市内腹地，至净潭分南、中两支流，分别流入汉川的新河口和吕家巷，注入叼汊湖。

天门河出县城向东两公里左右后拐了一个弯折向南方，湾的南边叫大河嘴子，北边叫小河嘴子，这里有一条叫谌桥河的支流，大家都叫它小河。小时候母亲带我到外婆家，就是在小河口叫上送货的小木船，坐船十几里后在一个叫沙滩口的地方下船，再步行三四里就到外婆家了。小河的东边、大河嘴子的对面有一个叫杨林口的小集镇。据相关资料记载，杨林的地名起源于明朝，明朝万历年间，杨林年年遭遇水灾，为治理水患，当时居住在附近的杨姓和林姓的人家捐资筑堤围垸，堤修好后，人们就将这里称为杨林，也叫杨林口。它就是我们过去的乡公所、以后的人民公社、现在的办事处所在地，也是我上了六年小学的地方。

天门河南行两公里左右经过王家湾、吴家潭、刘家台、朱家垸、付家台后又拐向东方，一公里左右再向东南方向流去。在这个拐弯的地方有一个比以上几个村庄都要大的村子，叫张家嘴。村子里当时三十六户人家有三十五户姓张，只有住在村子最东边的一户人家姓邓，其妻也是张家的。村子按照居住地分为几块，堤外靠河边住的几户人家叫前头湾，堤内住的叫后头湾。后头湾第一家原来是村里大地主的房子，人们都叫大屋，也叫四户头，大屋的大门很厚，门上有铁环，两边墙上画着水墨画，门槛是青石的，房子的柱子都立在圆形的青石墩子上，屋脊上有砖雕的小狮子和喜鹊，厅堂的门和窗户都是雕花的，房子很大，中间有一个天井，土改时分给了四户贫雇农，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四户人家分拆后各自做了房子。后头湾住的人最多，有十五户，可以算是全村的中心，因此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最多的地方。河的拐弯处堤内住的前后两排六户人家叫拐湾，离拐湾不到五十米有一片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小桑树林，经过这片桑树林，有一个高一米多的土台子，上面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家再向东经过一个小水塘又有两户人家叫邓家台。整个村就我们住的这个台子没有名字，一般都叫桑园边的，后来一个有文化的人起了个名字叫二户台，因为这里就住着我们和叔父两家人。但这个名字一直没有叫开，而桑园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桑园与河滩

小时候，我们家养过蚕，因为蚕丝可以卖钱。房子旁边这片桑园的近十棵桑树和屋后四五棵桑树的叶子就是蚕的食料。记得父亲把布满蚕种的一张黄色的硬纸揣在怀里，大概一两天就见纸上爬满了像蚂蚁一样的小黑点。先是用个簸箕喂这些小生命，很快就得用芦席了。然后随着蚕不断长大，芦席越用越多，桑叶需要量也越来越大。最后把芦席铺在用木条做的长方形的架子上，架子的四角拴上麻绳，然后一层一层串起来吊在屋梁上。芦席大约长一米五宽一米，一般吊有四五层，把堂屋的空间几乎全占了。人要站到高木凳子上撒桑叶，夜间也要喂一两次。每当夜里醒来，蚕吃桑叶沙沙的声音总让人有屋外淅淅沥沥下雨了的错觉。等到蚕要做茧时，就把麦草窝成一个个锥形的小草垛，密密麻麻插在苇杆编的帘子上，将成熟的蚕一条条放到草垛上，帘子竖着靠在墙边，这时候人在家里走动都得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没几天茧就做好了，白花花的蚕茧把几个大箩筐装的满满的。

最高兴的要数缫丝了。一是可以看热闹，在家门口的台子架上一口大锅，烧上热水，缫丝师傅转动缫丝车，蚕茧的丝就被抽出来缠绕在滚筒上，蚕丝绞完后，蚕蛹从锅底捞出来。大人们听从师傅的指挥忙忙碌碌，一群孩子在热气腾腾的场地里转来转去，就像在观看一场精彩的表演。二是可以改善生活。蚕蛹由于蛋白质十分丰富，炒熟后作为一道菜很好吃。缫丝的那几天，每餐都有这道菜。从养蚕用的陈旧的木架子和屋后几棵老桑树可以推测我们家养蚕的历史一定不短。

蚕蛹只可以吃几天，而桑园的桑葚却可以吃上一两个月。春夏之交是桑葚成熟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活跃的时候。我们把桑葚叫“桑枣子”，把个大肉厚的桑葚叫做“牛妈桑枣子”，意思是像母牛的奶头一样大。紫红色和褐红色的桑葚酸酸甜甜的，吃到嘴里有点像吃草莓的感觉。桑园的桑树比屋后的桑树要年轻一些，因此桑葚既多又大。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爬到桑树上吃个够。而每年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嘴巴和大便都是黑黝黝的。

后来，农业合作化，再后来人民公社，土地归了集体，那片桑树林就变成农田了，我们再也吃不到桑枣子了。再往后就成了生产队的禾场，夏天用来打麦子，秋天用来晒棉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集体经济解体，禾场没有用了。五户人家在这块地上盖了一排房子，这样我们的二户台就和拐湾的几户人家连成一片了。

我们家门口就是河堤，下台坡不到二十米就是堤脚，堤的高度在堤内只有五六米，翻过河堤下坡十米左右就是河滩，河滩上一片树林，走过这片树林就到了河边。河堤、河滩和河边消耗了我不少童年时光。

我们经常在堤坡上追逐打闹，那时候自行车很稀罕，看到堤上有骑自行车的经过，就在后面一边“溜机蹬”、“溜机蹬”地大声叫喊一边拼命追赶，直到跑不动为止。我们还把长一米多的长板凳的翻过来，把板凳面贴在河堤坡上，上面坐上两三个人，坐前面的把板凳脚当方向盘，像滑雪橇一样从堤坡的草皮上滑下去，有时还开展比赛，看谁先滑到堤脚边。河滩上就更好玩了，因为有一片树林，我们比爬树，抓知了，掏鸟窝，看大人们追兔子、抓刺猬。

我们在河边看运货的帆船来来往往，看小纤夫赤着脚光着屁股和他们的父兄一起弯腰弓背拉纤；看渔民在船上用网打鱼，每当看见捞起大鱼，我们比打鱼的还兴奋。我们特别喜欢看鹭鸶潜到水下叼鱼，鹭鸶船由两只宽不过一尺长不过五尺两头翘的小木船连在一起，上面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在水上非常轻巧灵活。鹭鸶的主人把鹭鸶的脖子用绳子扎住，然后把鹭鸶赶下水去，当鹭鸶叼到鱼露出水面，主人就用竹竿挑起鹭鸶，然后抓住它的脖子，让鹭鸶把鱼吐进船舱。我们还用碎瓦片比赛打撇撇，看谁的瓦片在水面上漂得远，产生的涟漪多。

县河的小客轮上自拖市下到汉口，停靠沿途各乡镇，每天都有一上一下两班船从门前经过。因为河道在我们村头和村尾都有弯道，所以不论上水还是下水来船都会鸣笛，这时候我们就会跑到河边等着看轮船。有时还和轮船上的旅客互相叫喊甚至对骂，因为轮船推开的波浪会把岸边的水冲得十分浑浊，如果这时候有人挑水或是洗衣服就要等好长时间。

1954年，这条河给我留下了两个深刻的记忆：初夏时节，由于长时间下雨，加之上游来水，河水猛涨，黄色的水面上漂浮着大量的树枝、水草和死猪死狗，有时还可见房屋的架子和尸体朝下游迅速流去。堤内田地里的水没法排出去，庄稼全部淹没在水里。河水漫过河滩，一直涨到堤边上，离堤面只有五十厘米左右的样子，女人们直接蹲在堤上在河里洗衣服。河面一下子好像宽了许多，对面的村庄也好像离得很远了。另一件事是这一年冬天特别冷，河里的冰结得很厚，上面可以走人。我亲眼看到娶亲的人们抬着花轿和嫁妆，吹吹打打从河的对岸走过来。

记得1967年离开家时，门前的河水仍然清澈见底，河面船来船往，河底水草飘飘，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我们在这条河里洗菜、洗衣服、游泳、潜水、打水仗，在河里划船、钓鱼，摸河蚌改善生活，捞水草养猪……不知从哪天开始，河里没有了打鱼船和客轮的汽笛声了；又不知从哪天开始，河里的水不能吃了；也不知从哪天开始，河水浑浊了、发臭了。

家乡小河美丽的容颜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失了。

五、开心的童年

从城里回到乡下后，我们家有房有地，加上父亲还给人做衣服，所以家境不错，一家四口过得还算富足。

我是父母的第九个孩子，又是唯一的儿子，因此，父母对我十分娇宠。穿着打扮记不清了，家里是做衣服的穿的应该不会差。但吃的还记得一些，那时候门前经常有提着篮子叫卖食品的路过，只要我想吃，父亲基本上都会买。最早的记忆就是有一次父亲买了一个锅盔，先给我吃了一半，剩下的半个藏到搁剩饭剩菜的吊篮上面。当时屋梁上面有一个燕子窝，燕子常常衔着小虫从外面飞来喂它们的孩子们。当我又要吃锅盔的时候，父亲就说吃完了没有了.闹得厉害了，父亲就从吊篮上取下剩下的半个锅盔，骗我说这是燕子刚才叼来的。家里还给我买过鱼肝油，是那种褐色的扁瓶子，上面画着一条大鲨鱼，一瓶大概300毫升左右。母亲还把桂圆干和红枣用小瓦罐在灶膛里煨好后给我吃。小时候家里给我买过一瓶奶粉，装奶粉的是那种广口瓶，一瓶大概500克，商标上有一头花奶牛。奶粉吃完后，这个瓶子我们用了好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上面没有中文，后来我学了俄语，才知道那可能是从苏联进口的。解放初期，国内物资匮乏，有很多从苏联进口的商品。上面我吃的这些营养品，绝大部分乡下的孩子不仅没有见过，有的甚至都没听说过。

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就更有趣了。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也不可能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去玩，大自然就成了我们的乐园。

春天风和日丽，大人们下地去了，我们一群孩子不是在房子周围你追我赶地疯跑，就是在堤坡的草皮上滚来滚去。农历惊蛰，传说冬眠的动物这天都要苏醒，傍晚，小孩子们两人一对，一人一头扛着挑水的竹扁担，用扁担上的木钩一边敲打扁担，一边随着敲打的节奏大声喊着“惊蛰敲（kao1）梆，克马过江！惊蛰打鼓，克马晒屁股！”在村子前后转来转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迎来万物复苏。

夏天我们在野外捉蜻蜓、抓蝴蝶和捕知了。捉蜻蜓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捉，就是小心翼翼靠近蜻蜓，不让它发现后面有人，然后屏住呼吸用拇指和食指突然捏住蜻蜓的尾巴，这种方法成功率只有一半，而且还有风险，就是那些大且凶的身长超过十厘米的老虎蜻蜓会回过头来咬你一口，这一口足以让只有几岁的孩子痛得流泪。另一种方法就是把一根长两米左右的麻杆的一头劈开十厘米左右，然后撑开成一个三角形，天刚亮就找一些有蜘蛛网的地方，把蜘蛛网厚厚地缠绕在麻杆头上的三角形上，用它去粘蜻蜓，此种方法成功率可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没有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要早起去抢新鲜的和粘性大的蜘蛛网的缘故。我们把捉来的蜻蜓的翅膀掐掉一半，让它飞不起来，然后装进小篾篓里，并抓来好多白色的小蛾子喂它们。抓蝴蝶的方法差不多，只是男孩子一般不喜欢抓蝴蝶，有时抓到好看的蝴蝶就送给女孩子。捕知了的难度要大多了，不过也难不倒我们，因为我们会爬树。我们并不是什么知了都捕，而是专捕那些个头大叫声响亮的黑色的『牛屎知了』和叫声婉转好听的『绿壳知了』，而这两种知了一般都停歇在比较高的地方。特别是绿壳知了，数量少不说，还特别精明，稍有动静就飞走了，所以我们常常用捕获绿壳知了的多少来比谁的本事更大。

夏天太阳毒辣,大人们不许我们在太阳大的时候出去玩.但越是太阳大的时候蜻蜓出来的越多，知了叫得越欢，经不起诱惑的我们还是偷偷地跑出去。大太阳暴晒的结果就是头上不断地长出脓包。当头上的脓包成熟后，父亲就将破碗的瓷片敲打出有一个角很尖的三角形，在我午间熟睡的时候，用尖锐的瓷片刺破我头上的脓包，然后趁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迅速用两个大拇指狠劲一挤，脓血一起流出来，痛得我哇哇大叫。待嚎啕大哭变为啜泣后，父亲就给挤掉脓血的包块贴上三角形的黑膏药，然后妈妈就把我背在背上，一边哼着“背背坨，换酒喝，酒冷了，我不喝，还是要我的背背坨。”一边在门口的堤上走来走去。有的时候就把准备好了的水果糖果塞给我。那几年，每年夏天都要长一头脓包，常常左边的好了，右边又有了，前面的一个好了，后面又长出两个。而且往往好了伤疤甚至伤疤还没有好就忘了痛，没几天我的身影又会出现在河滩堤坡田间地头。

夏天的晚上，一家人洗完澡后，躺在竹床上和用两条长板凳加一扇房门（房门可以卸下来）搭的铺上乘凉，父亲给我和姐姐指认北斗星，母亲哄着弟弟。房子旁边的小水塘里青蛙呱呱叫着，水面上萤火虫飞来飞去。我们将捉来的萤火虫放进空墨水瓶里，看萤火虫的屁股一闪一闪地发着光。半夜过后，父亲就把我们叫醒，要我们回屋子里睡，说下半夜寒气重，不能在露天睡通宵。

小时候冬天特别寒冷，由于房子是单砖挂墙，十分简陋，北风一吹，倒灌进来，跟外面没有区别。地面总是潮湿的，显得格外阴冷。大雪一连下几天，雪花从瓦缝里钻进屋里，每天早上父亲从楼板上和房子里要扫几撮箕雪倒在门口，时间长了，门口堆成一座小山，挡住了孩子们观看堤上风光的视线。地上的雪足有一两尺厚，没有办法到河里挑水，只得用干净的雪加热化水。手脚冻僵了，就用火钵子取暖。火钵子是陶土烧制的，上面有一个弧形的把，其形状与圆花篮相似。火钵子按容积分有大中小三种，大的有三条把，可用来烤棉尿布和湿衣服。火钵子以没有上釉的土红色和上了釉的褐色居多。还有一种比较精致的，不仅釉上得光滑，而且还有凸起的花鸟虫鱼图案，这种火钵子比较贵，一般是家境比较好的人家才有，并且大都是女孩子使用。妈妈把火钵子里面装满可燃的树叶谷壳等渣滓并用她的小脚踩压结实，然后把灶膛里燃烧的渣滓盖在上面，再按压一次，使其与待燃烧的渣滓紧密结合，用渣滓慢慢燃烧产生的热量来取暖。火钵子一般用来烤冻僵的手和脚，有时在睡觉前用来暖被窝。要想火钵子烧得好，就要适时将燃烧过的灰烬顺着内壁按压到最下层，使正在燃烧的红通通的渣滓显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热量大且烟味小，否则不是熏得流眼泪就是干脆熄火了。

有时候我们还会吃火锅。火锅炉是一个圆形的铸铁炉，有点像古代的鼎。下面有三只脚，上面有三片像树叶一样张开的支架，中间炉膛用来烧火，炉膛下面几根耙齿则是让灰烬往下掉落的。父亲将小铁锅放在炉子上，然后把烧开的汤倒进锅里，再将白菜豆腐放进去煮熟。燃料则是劈开的干树枝。虽然吃得有滋有味浑身发热，但总是搞得烟雾缭绕，满桌灰尘。父亲兴致很高，母亲则不以为然。天寒地冻的时候，父亲把豆腐块放到房檐上冻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吃冻豆腐火锅了。

我们还堆雪人，在堤坡上滑雪，在水塘的冰上行走。还把水塘里的冰块拖上来，敲个洞后用绳子穿起来比谁的冰块大，尽管手脸冻得通红，但一点儿也不觉得冷。

今日杨林口附近的天门河（文友飞鱼提供）

六、儿时的游戏

村里和我同一年出生的男孩子只有一个，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玩的也最多。同一年出生的女孩子有好几个，加上大一两岁和小一两岁可以在一起玩的男女孩子，全村就有二十多个。我们有经常在一起玩的相对固定的圈子和偶尔在一起玩的临时团队，常玩的游戏有以下这些:

躲抹蒙（捉迷藏）--几个人用划拳的方式确定一人找大家藏，找的人只要发现一个，这局就结束了，下一局由被发现的那个人担任找的角色。当负责找人的人去找躲藏的人的时候，躲藏的人趁机陆续回到出发地，当躲藏的人没有被发现而全部回到了出发的地方，这一局也算结束，找人的人因为一个人都没有发现而继续担任找人的角色。这种游戏人数不限，往往开始时人不多，玩的过程中不断有新人加进来，过一段时间后，又渐渐有人要回家，人员逐渐减少，直到有一个家长大声叫喊自家的孩子提醒该回家了才散伙。

那时候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也有少数草盖的屋顶和泥巴糊的墙。那时似乎没有小偷坏人，邻里之间也很信任。白天大人们都下地去了，家里只有小孩和老人，有的家里甚至没有人，但都不用锁门的。我们可以这家进那家出，随便躲在别人家的卧室门背后甚至钻进被子里，让同伴找不着。

室外捉迷藏的游戏一般在皓月当空的晚上。姐姐带我到孩子多的后头湾，她到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家里玩，我就和伙伴们在禾场上捉迷藏。我们躲藏在草垛里、树背后、巷道里，一般不会跑到别人的家里，因为晚上家里都有人，人家会嫌吵闹。一次，一个小伙伴躲在茅厕里，不小心掉下去了，好在他是踩空了滑下去的而不是倒下去的，加上茅厕不是很深，只是下半身糊满了粪便，臭哄哄的。我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赶紧把他拉上来，送到他的家门口，然后一溜烟地逃跑了。有时玩的时间长了，父亲就会站在屋后的台子上朝后头湾“毛字”、“毛字”地大声喊叫，只要一听到父亲的叫喊，我们就马上回家，这时候父亲就会说衣服都汗湿了也不晓得回家，母亲就说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在叫卖“毛字”。

跳房子--在屋前的空地上用树枝或瓦片画出飞机形状的房子，一般由九块方格组成。从下往上每个方格内写一个数字，最上面的一格写个 “天”字，意即“天空”。在离第一格五十厘米左右的位置，画一条线做为起跳点。参加者先通过划拳决出游戏次序，第一个人将瓦片扔在第一格内，随即开始单脚跳，在两格横排并列处用双脚跳，跳至第七、八格时，双脚同时跃起向后转身再单脚往回跳，跳至第二格时弯腰捡起在第一格的瓦片，再由第二格跃到第一格外。然后将瓦片扔在第二格，最后站在第三格里拾起瓦片并跳跃至第一格再跳出。以此类推，跳完第八格后，可将瓦片扔向“天空”，再从第一格依次跳到七、八格时向后跳转双脚落地，然后弯下腰用手向后摸瓦片，摸到后跳回起跳点。接着，背对房子扔瓦片叫着“买田”，瓦片落到的哪个格子里那个格子就成为跳房子人的田了，当他再跳到自己的田里时便可双脚落地休息一下。在玩的过程中，瓦片扔不进格子内或扔过线、脚踩线、在自己房子之外的格内双脚落地都属于违规，一旦违规就改由下一个人开始跳。游戏最后，谁买的田最多谁就获胜。

我们还到朱家垸的河边挖来黄色的硬胶泥，用黄泥巴做汽车、坦克和手枪。用树杈和橡皮筋做弹弓，用来打麻雀。做的比较危险的玩具就是用长二十厘米、内径五毫米左右的竹筒做的气枪。气枪的子弹是将废纸捻成一个结实的小球，用筷子把纸球尽量塞到竹筒的一端但不掉出来，然后再做一个纸球，用筷子将纸球推进去，由于第一个纸球把竹筒的一头密封了，第二个纸球进去后就成了一个气密室，在用力把第二个纸球推进时，里面的气压就将第一个纸球顶出去。如果纸球做的很结实，密封就更好，纸球射出去就更有力。一天晚上，我们一帮人去找另一个伙伴玩，当门一敲开，我一边说“不许动！”，一边就将子弹推出去，没想到开门的是这个伙伴的弟弟，只听“叭”的一声，子弹打在他的头上，痛得他哇哇直叫，我们在他母亲的骂声中仓皇逃跑。第二天我看到他弟弟一边的眉骨上有一块乌青，当时觉得好像没什么，长大以后想起这件事都后怕。要是他弟弟长高一厘米或是我的竹筒稍微拿低一点，那就要闯大祸了。

我们将红薯藤的叶子去掉，将红薯藤一根根连接起来当作电话线，从我们家的后门口一直连到后头湾，足有一百多米长，用来“打电话”。我还自己做幻灯片，用手电筒放幻灯。其方法就是把姐姐课本上的一些动物剪下来，贴在一些小玻璃片上，把手电筒装进一个长方形的纸盒里，纸盒一头开一个洞，把玻璃瓶片靠在洞口边上，打开手电筒，图画的影子就投影到白色的墙上。这时候，我身边往往簇拥着一群小伙伴。听到旁边的大人们说“毛字真聪明”，别提有多得意了。我们还玩打玻璃弹珠，打纸撇撇，还有就是吃石子和踢毽子，前两项都是男孩子玩，后两项多是女孩子玩。

所有玩具中，除了玻璃弹珠需要购买外，其余都是自己制作的。撇撇是用烟盒子和废纸折叠的，石子是自己敲打的，毽子则是用铜钱和公鸡的花羽毛扎成的。

1957年夏天过后，我要上学了。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结束了。开心的童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接下来的将是深重苦难。

2017年2月于浙江台州绿城玫瑰园

（责编：糊汤粉）

（本文首刊于《澳洲雪梨子》微信公众号）

作者往期文章链接：

天门山：勘探队的故事

“突出政治”时的城关中学（1963-1966）

天门山：童年的年味（系列之一）

天门山：“五七”农场二三事

回忆恩师毛汉生：城关/竟陵中学（1963-1986）

天门山：我的被盗经历（下）